编按：伞后一年，论断成败或许尚早，却是检讨经验的时机。一场历时79天的大型社会运动，值得端详反思的地方不胜枚举，近日各界亦陆续开展不同方向的检讨，从运动策略、沟通机制、应否退场、和平还是勇武抗争，到占领者与市民关系、警民关系、公民社会的后续发展等等。借此时机，端传媒邀请了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序言书室创办人李达宁、《信报》前总编辑练乙铮、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议题聚焦讨论，希望透过文字交锋，令彼此论点得以充分辩证，深化检讨。

雨伞运动是香港人的光荣，绝非戏言。运动期间，香港人展现了前所未见亟欲参与改变的气魄、意志及意愿，伞运前恐怕世上无人能想像得到：香港人竟然如此坚毅不屈。然而，运动中后期，“公民抗命，无畏无惧”以外，多了“以武制暴”的路线提倡，也在后来被多番诠释，与建国大梦、武力革命等路线被视为理念相通的倡议。陈健民教授《革命的诱惑》一文提出了革命论在香港的种种限制，30年的民主运动，在北京8．31的大闸前似乎无路可进，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检视所谓革命呢？以武制暴此际是否可以为人民充权（empowerment）？公民抗命又是否穷途末路？伞起伞落之后，革命又是否唯一出路？

以武制暴的出现，确实是雨伞运动中后期面临种种政府策略拖延、警暴不止、内部焦虑下的反弹。部分抗争者认为在警察暴力面前，必须“还拖”（还手），施予颜色。“以武制暴”，似乎是面对政权警察联手，抗争者无计可施下被逼出来的产物。其时十一月旺角山东街清场后，屡屡可感受到抗争者与警察互相仇视的气氛。抗争者为了保护自己及其他人，提出我们必须“以武制暴”，制止警察的暴力。但在部分抗争者而言此一为己为战友的良善立心，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都被忧虑此倡议将破坏和平运动的言论所淹没。后来光复行动，踢箧阻吓大陆游客／水货客就被视作为勇武有效的例子，在社会中为人争论一番，例如认为勇武如果只是威吓他人，只会令人却步，难以扩大支持阵营，换来一翻左右胶港猪的标签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