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席教授Asit K. Biswas月前就香港的“毒水”风波在《南华早报》撰文，直指“香港的食水管理措施比哥斯达黎加等第三世界国家更落后”，并说“只要使用更有效益的供水方法，从大陆入口的食水亦可大幅减少”。

东江水与“命运共同体”

“东江水”所以值得议论，不只是因为现在港人依赖其食水供应，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中港关系的一个重要符号──很多人常说，香港没有中国大陆的东江水，就不能生存，因此进而推论中港“不能分割”、属“命运共同体”。好些知识分子说香港社会置于中国天朝之下、愈趋强烈的“中港区隔”主张“不切实际”，大概部分理据正在于此。无独有偶，这种从食水衍生的中港“从属关系”思维，在北京对港的政治语言之中，亦非常常见。

学者李家翘有关东江水的研究值得更多港人重视，原因是他揭示了这种貌似“不能分割”与“亲密”的中港关系想像，并非自有永有，很大程度上属于地缘政治下的政治人为操作。诚如在其文章〈为何香港依赖东江水〉所指，“没有九七因素，香港很可能已拥有了供水的自主权，并继续维持它相对于中国大陆的独立自主。不错，在殖民时期的政治地理处境中，香港无法完全隔断中国大陆的介入。然而，港英殖民管治者都清楚知道，水源是香港的命脉，相对于中国大陆的自主供水权，不能轻易放弃。英国治下，会让香港完全依赖于东江水，再而把其供水权拱手委以中国共产政府吗？答案显然易见。”主权独立的新加坡，纵然当下仍有高达六成食水由邻近的马来西亚柔佛河（Johor River）供应，但在未来两年新加坡新的食水处理设施落成之后，其食水自给率便可提高至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