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贱熊》第一集于2012年上映大获好评，今年推出续集，虽然口碑不及前作，但继续以人类与有生命的玩具熊的“兄弟情”作卖点，仍然有不少捧场客。热闹情节的背后，其实是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一幅浮世绘，没有在美国生活的观众，并不容易理解其深层意义。

《贱熊》与《叮当》

《贱熊》推出以来，不少人将之与日本漫画《叮当》（又译《多啦A梦》）比较，却鲜有探讨两者的差异。《贱熊》主角 John Bennett 小时候，收到一只 Teddy Bear 作为圣诞礼物，祈愿小熊有生命、能成为可以互动的玩伴，想不到愿望成真；《叮当》主角野比大雄则是个小学生，学业成绩差，不时遭同学欺负，幸得22世纪机械猫叮当乘坐时光机到来，不时出手相助，“两人”成为玩伴。

不过，《叮当》在日本社会的象征意义，和《贱熊》的美国，几乎是恰恰相反的。《叮当》自1970年1月连载，此前日本工业高速发展，到1973年石油危机后，才录得战后首次经济负增长，自此唯有依赖不可知的更高科技，也就是《叮当》的未来世界、机械猫和法宝。日本艺术家村上隆在纽约策划日本流行文化展览时，说《叮当》“代表着1970年代的日本，由于电子技术的发达，比起个人的知识与勤勉，反而预测利用机械来解决问题，呈现各种充满着未来魅力的符号象征”。1980年代中泡沫经济爆破后，日本步入“失落的十年”，日本人寻找共鸣，却开始从叮当转移到大雄身上，有学者甚至以叮当和大雄的关系比喻美日关系，虽说比喻不伦，却多少反映日本人面对经济低迷的情感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