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断有“五毛”攻击我“汉奸”、“卖国”。对于这些涉嫌诽谤的人身攻击，我自然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但仍有必要表明个人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而这个问题不只限于我这样的个案，而是中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普遍问题。按常人的想像，自由主义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似乎对领土主权不那么在意，只要人民有自由、社会有法治就行了。虽然后面这句话没有错，自由主义确实把人的权利和尊严看得比土地本身更重要，但前面这句是对（至少我这个版本的）自由主义的曲解，而这种曲解也给各种貌似“爱国”的“五毛”攻击提供了口实。

大国更有利保障人民自由权利

事实恰好相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仅重视领土主权，而且希望国土越大越好。理由自然和专制君主对土地和财富的贪得无厌不一样。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希望建立泱泱大国，恰恰是因为大国更有利于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不是说小国就一定保护不了自由，而是小国的利益和观念结构都比较单一，因而更容易出现少数人或多数人的暴政。相比之下，大国人多地广，利益结构十分复杂，语言文化、风格习俗也会更加多元化，人民的视野更加宽阔，性情会更加包容。如果能够保障充分的地方自治，还有多种治理模式可供攀比、竞争、选择。

孟德斯鸠断言，像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只能搞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对于这样的国家，民主政治的代价太高。中国数千年历史似乎也印证了孟德斯鸠“大国专制、小国民主”的铁律，但即便是专制，大国专制和小国专制仍然有程度之别。虽然在孟德斯鸠那个年代，大国只适合专制统治，但是和小国相比，大国对于彻头彻尾的专制来说也是难度很大的挑战。尤其在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传统社会，高度的中央集权在大国是不可行的。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在理论上至高无上、无边无际，但不管皇帝愿不愿意，“皇权不下县”都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地方乡绅自治是中央集权面对大国现实所不得不做出的制度性妥协。当然，地方也可能出十恶不赦的“土皇帝”，但地方又不是一个绝对的“独立王国”，地方自治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皇权约束。百姓受了冤屈，至少还可以上访告状。大国专制的不彻底性为传统中国保留了有限的地方多元和社会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