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陳永政:無力回天的脆弱教授學者

我在香港大學身任講師時,曾遇上一位的士司機風趣地告訴我,我的月薪還不如他呢。

刊登於 2015-10-11

2015年10月9日,香港大學學生會與多個團體以「堅守院校自主,不容黑手介入」為主題,在港大舉行集會。會方稱有約4000人參與晚會。
攝:盧翊銘/端傳媒
2015年10月9日,香港大學學生會與多個團體以「堅守院校自主,不容黑手介入」為主題,在港大舉行集會。會方稱有約4000人參與晚會。 攝:盧翊銘/端傳媒

香港大學副校任命風波,終於演變成校委會與師生之間的信任全面決裂,10月9日,超過4000名師生校友於香港大學集會以示對校委會的不信任與不滿,這不但是香港大學立校以來第一次,就連香港高等教育有史以來都未見先例。然而在這眾志成城的一夜,一直站在前線的人文學院院長Timothy O’Leary卻發出近乎求救的呼聲,他向已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呼籲:請不要棄助理教授們於不顧,不要放棄這所百年老校“ Don’t leave these assistant professors alone, don’t abandon this university。”其實這點求救的聲音,更需向廣大市民發出:不論你身在何職,請救救高等教育,不要讓教授學者們孤軍作戰,不要置捍衛大學自主於不顧。因為若沒有社會大眾的支持,單靠教授學者,學術界的赤化一定阻止不了。本文我希望闡述教授在現行制度中,其實是多麽的脆弱。

對,我們其實很脆弱。「教授」一般讓人的印象往往是生活穩定,養尊處優,但其實這只適用於小部分已取得終身教職(tenure)的「副教授」或「正教授」。理論上,除非這些教授嚴重失德,否則院校不可解僱他們,用意就是要保護學術自由,不讓權貴因某些學者的研究做成不便,就逼大學解僱他們。

一失教職,十數年努力盡廢

然而,年輕學者在成為「助理教授」之後,不會自動得到終身教職,而要取得終身教職並不容易,他們必須要在六年內,在研究上取得過人成績,這包括要從政府手上取得研究經費(為部門拿到錢是功績一件),其間要全職教學,還要兼顧各種行政工作。老實說,一個為tenure作準備的教授要關心社會公義,多做一點,本來就非常困難。其間萬一得罪高層,或得罪同事,或因為一些離奇原因無法從政府手上取得研究經費,那基本上就很難獲得終身教職了。如果拿不到tenure,結果又如何呢?制度規定,必須離職。突然間,失業了。這些年輕學者為了取得教職,除了大學四年,還得經歷六至九年研究院訓練,投入資金數以十萬甚至百萬計,家境不好,又拿不到獎學金的,搞不好畢業時還一身債務,其間家人伴侶一直忍受着自己毫無經濟能力,就只望自己終有取得教職的一日。試想想這些年輕學者,面對着強權的不公義,想着要發起捍衛「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抗爭時,他們能不心生恐懼、投鼠忌器、生怕抗爭失敗後被秋後算帳嗎?一失教職,十數年努力前功盡廢,這是非常現實的難處。

而且有些教職員的聘用條件,甚至無「取得終身教職」一項,他們是「合約制講師」,教學工作量是副教授的一倍,但薪金大概只有副教授的一半。我在香港大學身任講師時,曾遇上一位的士司機風趣地告訴我,我的月薪還不如他呢。這些講師每半年續約,收入往往比一個中學教師還不穩定。一個隨時可以被開除,又手停口停的人要發起如「罷課罷教」般的抗爭,有多困難,可想而知。

終身教職教授亦非無所畏懼

於是,我們可以明白Timothy O’Leary 為什麼會呼籲已取得終身教職的教授別棄一眾助理教授及講師不顧。因為稍為有條件發起抗爭的,除了一向不太願意出手的大學高層,就只剩下有終身教職的教授了。然而,他們亦非無所畏懼,如果一個部門的教授得罪大學高層,或得罪政府,非但該教授在申請研究經費或升遷時可以受到報復,甚至整個部門都可以跟着遭殃。陳文敏事件之所以引起大專教學界如斯恐懼,其一原因就是我們相信,陳文敏雖然無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但卻因為無政治打壓下屬戴耀廷而遭到報復。這種連坐法般的報復可以很容易做成寒蟬效應,就算一位教授自己毋懼打壓,不望升職,不擔心權貴隨時「抽秤」自己小節上的錯誤,指摘他有違一些不存在的標準,他於情於理亦會擔心同事,害怕「累街坊」。因此,即使是有終身教職的教授,亦非無所畏懼的。

勇氣是在恐懼中堅持做正確的事

「懼怕」並不等於「放棄」,畢竟「勇氣」不是「無懼」,而是在「恐懼」中,堅持做正確的事。

「教授」,從來是個很脆弱的存在,我們所依仗的,除了自己的良心與勇氣,就只有尊重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制度與傳統。這些制度與傳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攻擊,而在前線頂着攻擊的教授,相信無一個真的無畏無懼。然而,「懼怕」並不等於「放棄」,畢竟「勇氣」不是「無懼」,而是在「恐懼」中,堅持做正確的事。10月6日的靜默遊行,和10月9日的集會,一眾教職員頂住了內心的恐懼走了出來。我相信他們決意捍衛香港大學,以至整個學術界的自主。然而單靠我們一班教授,失敗將接近必然。學術界的最後希望,是在社會大眾的支持下頂住政權的壓力。如果香港的市民大眾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在一個學術受權貴操控、學者不敢為是非對錯發聲、思想言論不再自由的社會中成長,我希望稍為修改O’Leary教授的用字,而向香港市民求救:請不要棄這些教授於不顧,不要放棄這所百年老校,不要放棄我們香港自由的未來。

Don’t leave these professors alone. Don’t abandon this university. Don’t abandon the future of a free Hong Kong.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