猩球崛起
1979年，灵长类动物学家古德博士（Jane Goodall）发表了一篇将改变人类自我认知的论文。她和研究团队记录了1974至1978年间，在非洲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两个黑猩猩族群之间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力冲突：有组织的突袭和绑架、成年黑猩猩之间的血腥杀戮﹑对雌性黑猩猩的强暴，还有对新生幼儿的同类相食行为。古德博士在《我和贡贝黑猩猩的三十年》中，写下多年后仍会让她在午夜惊醒的恐怖画面：一只黑猩猩直接拿手去接敌人伤口中涌出的鲜血来饮；平日温和憨厚的老黑猩猩将一块巨石砸向敌人；年轻的黑猩猩把曾是自己童年偶像的，年迈孱弱的老猩猩打趴在地上奄奄一息后不愿意住手，紧追著把牠往死里打。
黑猩猩（Pan troglodytes）和人类（Homo Sapiens）在7百万年前左右才分化，是人类在灵长类中的进化最近亲，共享约98.8% 基因。这份报告吓坏了第一次完整地观察到这些近亲族群斗争的人类。1979年的人们刚经历完冷战“缓和”的70年代，美苏在1972年签署了《第一次战略武器限制协定》，并举行了一连串的峰会外交。大国之间暂时不打，冲突却输出到发展中国家：1973年以色列与埃及发生“赎罪日战争”，引爆后面的第一次中东石油危机；1974年埃塞俄比亚“非洲的最后皇帝”被推翻，新的红色恐怖政权上台，后成为非洲在冷战中最惨烈的冷战暴力之一；1975年赤柬攻入金边，波布（Pol Pot）成为国家领导人，推行极端农业乌托邦，强制城市居民撤离，数百万人被赶到农村劳改，货币、学校、宗教被废除，知识份子与少数族裔被诛灭。在往后几年间，全国最少四分一人口，包括华裔﹑越南裔﹑穆斯林等被虐杀、酷刑、处决，不然就是在饥荒与强迫劳动中死亡。
人类社会的恶意与恐怖不是新闻，世界和平不冲突，那怕只有半天，那才是新闻。但在古德博士这篇论文发表之前，人类一直想像黑猩猩是没有“黑化”的人类，以为牠们既有灵长类的聪明和创造力，但又有人类没有的与世无争﹑温厚朴实。所以发现这个纯真可爱的小堂弟原来面目狰狞，的确把时人吓出一身冷汗。《国家地理杂志》当年报道古德的发现：“令人深感不安的是，这些最初展现出非凡创造力与复杂社交能力的黑猩猩，如今却以一种方式走向‘成熟’——这种成熟让牠们与人类社会产生了惊人的相似性，那是一个充斥著战争、领土争夺与种族冲突的世界。”
人类和其他动物同住在一个星球上，在进化史里互相纠缠，动物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想像世界的出口。上世纪于欧洲出土的早期人类洞穴里，会找到满壁的动物画像，牛﹑马﹑狼等动物的生产季节对应著我们现在的一年四季，这可能是人类对时间循环最早的理解。如果人类曾经想像过，既然我们的“亲戚”天性和平，那么说不好人类之间也有一天会团结一致，那么这些幻想的确是遭受了沉重一击。
如果贡贝黑猩猩的行为展现了牠们的本质，那我们的世界的确处处充满著我们是近亲的证据：种族屠杀﹑战争，各种暴力的极端主义，威权与强人政治，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进化的痕迹深深嵌在我们的基因里，就像一早写好的命运，人类展现过的所有良善﹑爱与美好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戏子行为，一切和平进步的努力都将徒劳无功。
现在一大堆全球问题要等著大类“大团结”来解决，如果团结和合作根本是异想天开，那倒不如将我们的自私残暴“天性”发挥到极致，学习马基雅维利，彻底抛弃虚伪的道德包装，承认我们本就自私自利，不要再装作关心远方的他者是不是又惨又冷又饿，更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可以真心“利他”。
如果故事说到这里就完结，那我们应该是注定要投降的。
人人都想当alpha male
弱肉强食是我们的天性吗？
每天打开任何一家媒体，都会发现全世界的权力顶端都充满了“阿法男”（alpha males）。2025年7月，特朗普选了今年40岁，毫无外交经验的右翼网红Nick Adams 为驻马来西亚大使。Nick Adams 和 Charlie Kirk 一样，是MAGA派近年崛起的年轻新星之一，出过好几本书，大多都是在推销爱国、男性气概、反自由派的观点。
在其中一本由特朗普写推荐序的书Alpha Kings里，Adams指男性必须恢复和强化男性天然﹑传统的性别角色。例如男性虽然有保护比自己弱小的女性的责任，但也有责任纠正和教育女性，这种行为不应该被称为“男性说教”（mansplaining）；男性永远不应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因为男性天生是女性的领导者，领导者是不会道歉的。他告诫他的支持者们：“永远不要戴口罩。永远不要拿起‘Fortnite’的手掣。从打‘Fortnite’和吃去骨鸡翼开始，最后就会走到性别代名词（pronouns）和共产主义。”不能打Fortnite是因为真男人不应该沉迷打游戏机，不能吃去骨鸡翼是因为吃肉又要去骨不够“man”，真男人要吃有骨头的42安士大肉排，因为咬骨头、啃肉才显得“阳刚”，而去骨鸡翼是给女人，以及自愿和女人“平起平坐”的beta males吃的。
Nick Adams“支配与弱肉强食”的阿法男想像不限于性别角色，还是一套属于男性的竞争法则：世上就只有赢家（alpha）和输家（beta），二者的分别正是谁对弱者行使了完全的控制。在商业世界，alpha male也被视为成功的指标：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华尔街投行的Wolf of Wall Street文化，就被广泛批评为一种鼓励盲目冒险﹑弱肉强食的竞争和侵略式销售的阿法男文化，一些金融危机后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先威胁男性的“男子气慨”，再鼓励他们彼此竞争，他们就会出现好斗﹑过度冒险与短视的投机行为。更不用说的是阿法男已经成为“非自愿单身”（INCEL）极端厌女社群的核心想像：只有“高价值”的阿法男才能掠夺最多的性资源。
比较少人知道的是，alpha male的概念和“合理性”，都是人类社会从动物世界借来的。1970年代，生物学家和环境作家 L. David Mech出版了狼群研究的经典The Wolf，书中指狼群中都有一只在权力顶端的雄性狼，通过威吓和暴力打斗压下所有对牠的挑战。人类中已有的，不择手段地获取资源，强者压制弱者的想法，居然在动物界中得到了佐证，以致The Wolf一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但Mech后来通过更多研究，竟发现自己的结论大错特错：野生狼群中所谓的alpha male其实是父亲，alpha female是母亲，狼群的连系与“阶级”源自血缘与互相照料，不是弱肉强食。此前他依赖的狼群研究都是在圈养狼中进行的，十几只互相不认识没有关系的狼被迫住在 10×20 公尺的小空间里，有限资源导致必然的打架、支配与屈服。但那并不是狼的自然生态。
Mech在数十年间一直要求下架The Wolf，但到2022年出版商才承诺停止印刷。而人类依然不断在动物界寻找支配弱者的合理性。1994年，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保守派金里奇（Newt Gingrich）将荷兰灵长类学家德瓦尔（Frans de Waal）描述黑猩猩的著作《黑猩猩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列入新当选国会议员的推荐书单，并指此书是“政治操作的自然法则”，直接让书中形容黑猩猩首领的“alpha male”一词再次爆红。金里奇曾经表示，人类必须看清自己所进化而来的动物王国的真实面貌：“一个在各个层面都极度竞争、充满挑战的世界”，而残酷的竞争是“自然”的（有趣的是，在特朗普崛起后，许多人将金里奇和他直接比较，认为金里奇的“共和党革命”和特朗普的政治非常相似）。
但德瓦尔跟Mech一样，对自己令这个名词大受欢迎感到非常遗憾，认为金里奇和许多人一样误用了“alpha male”：“你不应该称一个霸凌者为alpha male，靠著自身强壮来恐吓和侮辱人的人，未必就是alpha male。”在德瓦尔的《黑猩猩政治》中，alpha male 不是单靠蛮力，而是通过政治协商来结盟、拉拢同伴、安抚下属，以维持领导地位。黑猩猩的alpha male不止不能单靠打架上位，还需要经常当社工，安慰和照顾群体里受伤的成员，甚至有研究发现alpha male 安慰社群里其他猩猩的频率远高于其他猩猩，包括alpha female。而且，成为领袖不仅意味著权力，还伴随著责任；领导族群的雄性不仅要照顾自己的亲族，还要照顾盟友和朋友的伴侣与子女，研究甚至显示这些领袖的压力水平往往特别高。更不必说，新近研究发现动物界根本不一定有alpha male，甚至连雄性主导都不是常态。
这些大概是以为当alpha male就可以每日掠夺资源的政客想像不到的。德瓦尔在后来的著作《玛玛的最后拥抱》（Mama’s Last Hug）里，还巨细无遗地描述了雄性黑猩猩在冲突后的和解行为：以“69”的姿势交缠在一起，互相舔和吸吮对方的肛门，舔完之后两只猩猩怒气全消，握手言和。在美国文化战争中高举“家庭价值”，认为同性恋不符合人类天性或太“beta male”的金里奇和Nick Adams，可能正是没有认真看科学研究，才作出自己就是alpha male的结论。Alpha male如果只需要支配弱者，那也未免太好当了。
我们都是双面人
暴力与残酷是真实的，但爱和理解他人痛苦的能力也是真实的。
非洲人早就认识黑猩猩，“chimpanzee”这个词就是来自刚果语（Kivili） 的 “kivili-chimpanzee”，意思大致是“模仿人类者”；后来这个词由17世纪欧洲的奴隶贸易商人和殖民者传进欧洲。18世纪初，世上第一个把整个动物王国分门别类的瑞典动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把包括黑猩猩在内的猿猴和人类一同归入灵长目（primate），把18世纪的欧洲人气得半死，认为林奈在“亵渎”神和人类。19世纪末，黑猩猩被西方拿来合理化殖民和种族主义，例如将非洲人比作“未进化”的猿猴。到了我们得以近距离﹑长时间观察牠们的生态之后，我们又对牠们的族群竞争模式津津乐道，并且将之当成我们“天性自私”的证据。
黑猩猩已经在我们的文化想像里游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我们的另一个亲戚却在人类起源的叙事中长期缺席。倭黑猩猩（bonobos；有说名称来自非洲班图语的“祖先”）跟黑猩猩一样，和人类在约7百万年前分化，共享98.8%基因，但牠们生活在刚果盆地偏远地区，直至20世纪才开始被现代科学发现和研究。但这些德瓦尔口中“被遗忘的猿类”（the forgotten apes）可能是人类理解自己本质的真正关键。
我在威斯康辛的动物园见过这些“亲戚”。只需要观察倭黑猩猩一阵子，你就会发现牠们“嬉皮猩猩”﹑“Make-love-not-war apes”的称号名不虚传。首先倭黑猩猩是母系社会（千万不要忘记，人类也有经历过母系社会，父系并非一定“自然”），而且不论男女老幼，只需要一个对眼就能闪电爬到对方身上摇几下（性别组合不限，所以这不是为了生殖的交配行为，而是纯粹为了“乐子”的性行为），或者开玩笑般舔几下对方的生殖器，然后一起咧嘴大笑，露出红红的牙龈，再翻滚到别的地方追逐游戏。不“淫乐”的时候，倭黑猩猩会躺在阳光下，叼著一条树枝晒太阳，或者单手支撑著头侧躺在一边，煞有介事地看著自己发白的脚掌发呆。
用人类的标准来看，牠们可能是颓废的躺平青年，但牠们几乎不打架，冲突发生的时候牠们就用身体接触来解决，用最俗的语言来说，打炮比打架有用。而且牠们不止对亲族和平友爱，对外人也是一样：如果两群黑猩猩在野外狭路相逢，最有可能的结局就是发生激烈打斗，落得像贡贝黑猩猩战争一样的结局；但如果两群倭黑猩猩在野外相遇的话，场面的确也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但不是打架，是互相抓痒，亲吻拥抱和性交。
如果黑猩猩是人类排外﹑部落主义（tribalism）﹑残酷竞争的那一面，那么倭黑猩猩就是人类把陌生人视之如己的一面。只是我们在谈论人的本质时，总是会忽略这个部分。很多人都知道xenophobic的意思是排外，因为新闻上满满是反移民政客的论述，但很多人却未必知道还有xenophilic（亲外）这个词，更不会知道照顾外人﹑陌生人并视之如己的行为，同样深嵌在我们的进化基因里，很可能同是人类的本质。
而这种行为还有更深的根源。灵长类学家德瓦尔在《人类的猿性》（The Inner Ape）里，记录了许多倭黑猩猩明显有能力感知和理解他人痛苦，并且会在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下帮助他人的证据。有一只在英国动物园的雌性倭黑猩猩Kuni，在偶然之下发现一只因撞到动物园玻璃而受伤的星椋鸟。Kuni 过去轻轻抚摸受惊的小鸟，小心翼翼地把牠提起来，再爬到树上用双腿缠住树枝，好让自己能腾出双手捧住小鸟。Kuni 温柔地把小鸟的翼拉起来察看伤势，轻轻放手尝试让小鸟飞走，只是小鸟飞不起来，拍了两下翼又掉落在河边。Kuni 于是从树上爬下来，一整天盯著躺在地上的小鸟看，帮牠赶走因好奇想来打扰的年轻倭黑猩猩。牠就这样守护了一只陌生的小鸟一整天，直到牠在傍晚恢复飞走。
另一个例子发生于威斯康辛的动物园。雄性倭黑猩猩Kidogo因心脏问题身心受创，时常无法理解和遵从饲养员指令。其他倭黑猩猩会在饲养员下迁移指令的时候会主动去搀扶牠；又会给牠带食物或帮他抓背。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可能都是令人感觉良好的Instagram短片情节，但对于研究动物道德行为的科学家，这样的行为却是同理心（empathy）极为重要的证据：倭黑猩猩有惊人的、站在他人的立场，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情绪、想法和处境的能力。帮助Kidogo的倭黑猩猩，就是又能够理解饲养员的意图，又能够理解Kidogo无法完成指令的挣扎和迷惘。而Kuni展现的，甚至是跨物种的同理心：牠知道小鸟撞到玻璃必然感受到痛楚，所以牠提起比自己体型小得多的鸟检视的时候，动作是如此细心轻柔。
这种能够理解另一个生命的处境，甚至是另一物种的生命的处境的能力，同样存在于许多哺乳类动物。而且，许多从进化角度出发的质疑，都排除不了纯粹的利他主义的可能。
而人类呢？在我下笔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开始对加沙的地面入侵，以色列外长自信地宣称加沙的“破土仪式”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要把这个地方变成特朗普和以色列合作的“地产王国”。但同一时间，包括通贝里（Greta Thunberg）及多名人道主义者在内的加沙自由船队，在6月被以色列截击绑架后再次启航，冒生命危险向加沙运送物资；加沙的医院仍有外国医护留守援助伤者，虽然加沙的学校﹑医院﹑救援站全部都是以色列的轰炸目标，这些医护很可能回不到家人身边。在各地都有因声援巴勒斯坦而被贴上“恐怖分子”标签及逮捕的人；在香港，有一位阿姨几乎每天拿著“停止屠杀”的牌子在地铁站门口默站，对她的骚扰甚至袭击都没能阻止她。
大概没有一种人比另一种人，更值得拿来当成人类本质的证据；说一个是本性，另一个不是，似乎是一种convenient cynicism，或方便的犬儒主义。事实是，人类一直都是双面人，我们的暴力与残酷是真实的，但我们的爱和对他人痛苦的感知能力，也是一样真实的。
谁需要共同体？
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与救赎不能独行，必然相随。－动物哲学家 Mary Midgely
英国环境史作家Melanie Challenger在《忘了自己是动物的人类》写道，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里，和动物的命运紧紧相连，但我们却生出了一种想要忘记自己也是动物的欲望。这种欲望可能源自一种恐惧。毕竟我们早就不是餐风露宿茹毛饮血的洞穴人，早就不用挥著火把和野兽搏斗，也不用在非洲大草原上拿著简陋的弓和矛追著自己的晚餐来跑，历史证明了我们是独特的物种，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如果要我们承认我们仍然是一只灵长类动物，和在草原上不穿衣服毛茸茸的爬树动物是亲戚，有95%的行为还是可以从我们的物种起源中找到印证，那么人类的一切成就与努力似乎都是徒劳无功。
但理解了人的动物性，不代表我们同时会停止定义自己是谁，更不代表我们一定会选择拥抱爱和同理心。在我们提出“共同体”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问的其实就是一个关于“边界”的问题：我是谁，谁是我的友人，谁是我的敌人？在知道我们有的这些可能性之间，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想建立怎样的社会？我们要如何处理无可避免的冲突和差异？
这些问题，进化生物学没有办法回答，但共同体的那些堂皇的修辞也没有办法回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官方说法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但美好生活由谁定义呢？一个住在湖南乡下的农民，跟住在上海的金融精英想像的美好生活本来就不同，更不用说住在他方，信仰﹑欲望﹑生存状态各异的70亿人了。谁的生活才是标准的美好生活制式？同样隐而不谈的，是我们如何从这么混乱的状态，到达乌托邦似的共同体。那个过程是革命﹑反抗﹑还是战争？历史上所有对同质性的追求都以暴力作为手段，如何能相信这个“共同体”幻想是例外？
更深层的问题是，这种共同体想像完全抹去了“个人”。官方定义中充满了“民族”、“国家”、“家庭”，但构成这些集体的具体个人却无处可见。如如鄂兰所言，plurality（复数性）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而是人类处境的基本事实：“如果人们没有差异，每个人都与曾经存在、正在存在或将要存在的任何其他人无所区别，那么他们就既不需要言说也不需要行动来让自己被理解。”
这正是鄂兰最警惕的倾向：消除复数性的尝试总是导向极权主义，而政治正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必要存在。那些有终极目的地，却没有政治过程的共同体神话，对我们来说最终都是幻象。在我记忆里，我遇过的，最像共同体的时刻，都是偶然﹑短暂却又无比真实的。就像这个系列的开篇里，吴海伦描述的那个巴勒斯坦的小村落：有许多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理由来到了一个地方，彼此相聚之后又将各奔东西；但如果当时有定居者冲出来，他们会为了房子的主人迎上前去。没有民族﹑没有国家，我们把这些多余的包袱拿走之后，其实还是山野间的一只倭黑猩猩，饿了就吃饱了就睡，但在他人痛苦的时候，我们会上前分担，不为甚么，不求甚么。
我常常想起Donna Haraway的说法：与麻烦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接受我们的天性令世界有战争与杀戮，但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和解与友爱的可能。接受这世界就是我们的物种制造出来的一潭浊水，但不要相信任何令浊水变成干净湖泊的神话，也不要忘记在漫长的历史里，我们多次展现过爱的包容性和可能性。我们不好也不坏。我们不需要选择任何一个共同体，是一个共同体选择了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刚好淌了同一滩浑水。我们可以拉著手一起挣扎，也可以按著对方的头一起沉沦，这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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