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人类命运不共同

我绝对不是一名国际法专家。在2023年10月之前，我甚至都算不上是一名国际政治的热心读者。成长于21世纪，全球化的速度像闪电划过云层的声音一样惊扰著我的耳膜。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想当然地假设人类生活在某种类似于“地球村”的共同体中，平稳的世界秩序轨道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我们可以在此之上自由地沟通、交流，我们伸手就可以触及彼此。如果有什么灾难发生，那么一定是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某种可怕的误解而非蓄意的谋害。这是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已经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远远地甩在身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我们每天通过各种媒介注视著他人的面孔，摧毁他人的也必将摧毁我们。我想象我们无法、也并不情愿日复一日踩著他人的苦难生活下去。

荒谬的是，在2025年春的某个下午，我在图书馆里卷入了与一名政治学学者之间的争论。她拥有著俄罗斯/以色列双重国籍，目前正就读于北美的一所精英大学政治学系。我凭借自己有限的知识向她颇为费力地论证为什么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持续了一年多的种族灭绝战争同时违反了国际法、人权和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她像教育幼儿园小孩子一样向我耐心地解释道：

“听著。在我们政治学里，你所引用的这一切都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那之前，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就是弱肉强食。很不幸的是，这就是现在发生在乌克兰或者加沙的事情，这就是俄国和以色列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些国家有力量，所以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而我是这些国家的公民，如果他们做的事情是对我有利的，我又为什么要反对自己的国家？”

我反问她： “根据这样一套马基雅维利式的规则，并没有客观存在的秩序来规范我们的具体行为。那么现在我们有著不同的政治利益和观点，这是不是意味著我们已经是敌人了？我们是不是根本没有继续对话的必要？而我的政治行动显然已经破坏了你的国家的利益，那么如果你能做到不被惩罚的话，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杀了我？”

我很庆幸她（或许是出于对我们之间脆弱的友谊的考量）并没有回答这个假设性的问题。我疑心如果足够坦诚的话，她将给出的答案可能更接近是而非不是。

那场对话像噩梦一样困扰著我。每天打开新闻，我都越发担心可能她在某些方面是完全正确的：在绝对的权力不平等的现实下，拥有权力的人并不需要遵守任何规则。地球村和人类共同体是一场谎言——或者至少是无意义的空话。在这个共同体里每个群体仍旧或多或少地延续著他们古老的劳动分工，有些负责享受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果实，有些负责被压迫、摧毁、成为我们引以为豪的文明的燃料。我们的命运仍旧紧密相连，但可能是以一种坏的方式。

当然，今天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们显然比我的这位对话者要更聪明一点，并不会把这么血腥的定律赤裸裸地摆在台面上当成既定事实。相反，他们像是一个极权系统里的警察或者是精神病院里的医生，总是能对下位者们随时甩出各种不切实际的承诺。与此同时，他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撒谎、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而弱者一旦提出令人不快的问题或是做出挣扎就免不了一番毒打。

再没有例子比以色列对加沙记者明目张胆的暗杀更说明这一问题。2025年8月10日，以色列定点轰炸了医院边的记者营帐，杀死了半岛电台的记者Anas Al-Sharif和他的三名同事；在此之前，作为加沙的代表性发声者，Al-Sharif长期受到来自以色列军队“要么闭嘴要么死”的威胁，而在以色列正式发动军事占领加沙的计划前夕，他们决定杀死这位以色列暴行的重要见证者。

自从开战以来，以色列已经谋杀了两百多名在加沙的记者，大多数时候他们都闪烁其词，给出些“这是连带伤害”、“附近有恐怖分子”、“我们不是故意破坏国际法的”之类之类的搪塞。而这一次他们光荣地宣称这是他们有意的军事行动——他们声称Al-Sharif是哈马斯的一名高级指挥官。

正如政治分析家Mouin Rabbani在和英国记者Owen Jones的对话中所说，以色列对此给出的“证据”极其粗糙且自相矛盾，但以色列并不是想要通过这些证据去说服任何人——相信他们的人不需要这些证据也会马首是瞻，而这些证据本身显然是劣质的谎言。他们只是借用自己在国际舞台上行之有效的国家地位把自己的谎言变成“中立的”主流媒体必须要认真对待的“官方说法”和“尚待验证的潜在真相”，而等媒体把他们泼天洒出的谎言一一验证完、尝试使他们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几个月已经过去，人们也已经忘了Al-Sharif的死。

而以色列呢？它的忠实盟友美国在联合国内部握著一票否决权、甚至愿意为其制裁国际法院的专员。以色列根本不需要对任何事情负责。当以色列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用中国义乌产的碎纸机粉碎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和联合国只能两手一摊，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们则在力所能及之处流下几滴纯洁的泪水——这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

这么说来，我们确实经常像幼儿园里的小孩子一样紧紧攥著那张帝国们写在卫生纸上的空头支票、忍气吞声，天真地相信著或许我们只要足够忍气吞声、足够听话，这张支票有朝一日就还能部分兑现。压迫者们并不宣称他们的承诺无效，而只是堂而皇之地背叛承诺并阻止任何人将其指出。而我们对这场谎言相信了太久、投入了太多，以至于没有发觉自己已经成为了谎言的一部分。谎言已经成为了我们唯一的语言。

从两个国家到一个国家到没有国家

我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从某种关于人类共同体的幻想中醒悟的人。

直到2020年以前，美国犹太学者、记者Peter Beinart一直都是自由主义锡安主义运动在以色列之外的嘹亮的发言人。在锡安主义（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这一分支的理想中，以色列应该是一个符合国际价值观、遵守国际法的自由民主国家，因而不应该参与到对于巴勒斯坦人的压迫中。他们支持两国方案、提倡在作为犹太国家的以色列国旁边安装联合国的决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作为历史巴勒斯坦地区内的阿拉伯人的家园，同时反对左翼对于以色列国本身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至上的犹太国家合法性的攻击。

而在2020年，Beinart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名为“我不再相信一个犹太国家”的评论，呼吁改变以色列国的民族主义性质、允许在以色列建国和扩张过程中被驱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回归、建立一个多民族的民主国家，并自此正式与锡安主义运动决裂。据他自己所说，改变他的重要经历是亲自前往西岸、见证了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基础设施（定居点、隔离墙、检查站⋯⋯）已经彻底将西岸割裂成碎片且在军事上控制了整个西岸——巴勒斯坦已经在现实中成为了以色列国社会经济系统的一部分，而巴勒斯坦人仍旧生活在种族隔离与压迫之下。

或许由于他的读者主要是西方左翼和分布在全球的离散犹太人社群，Beinart长期以来对于一国方案的全部论据就根植于一个“共同体”假设：如果巴勒斯坦人的日子不好过，那么以色列犹太人的日子也必然不会好过。当然，他谴责任何伤害犹太社群的行为，坚决反对哈马斯的武装分支在2023年10月7日发起的对以色列的袭击，但在他2025年的著作《在加沙的毁灭之后做一个犹太人：一段反思》中，他试图向读者们证明那场血腥的袭击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哈马斯的领导人中许多是早年在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中丧失了亲人的小孩；加沙的高失业率和高心理疾病率使得加沙青年成为武装团体的理想后备军；加沙武装力量的武器许多就来自于以色列投到加沙土地上的哑弹和武器残留。

换言之，他以自己的方式重述了反殖民主义理论家法农的名言：“在被殖民民众内部爆发出来的暴力，和殖民体制所施展的暴力成正比。”哈马斯的暴力是以色列的暴力的镜像。因此，Beinart接著论证道，如果作为压迫者的以色列人想要安全，他们就需要放弃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在一个多民族民主国家的范畴内使得巴勒斯坦人先获得安全，因为两个民族的命运是如此息息相关，仇恨的火焰会反过头来烧到自己的身上。

这真的可能吗？

截止我写作时的2025年8月21日，加沙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62000人。如果你是一个有著50个在世亲属的加沙人，有将近80%的概率你的亲属中已经有一人遭到杀害，且有近20%的概率死者是你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

想像那个抚养你长大的老人死于无人机的轰炸，想象你姊妹的十岁孩子在食物分发点附近被以色列狙击手击穿头部，想象新生儿因缺乏食物死在你的面前。这足以彻底改变你吗？

Mohammed Zraiy，“一个民主国家倡议”（one demorcratic state initiative）在加沙的协调员，在8月18日的一条Instagram贴文中写道：“加沙的每个人，即使是那些已经习惯了大灾难（Nakba）的人，都已经变得更加极端了。他们所说的话并不是一种连贯的政治意识，而是愤怒、仇恨和一种对于复仇的强烈欲望，即想要看到每个以色列人受苦。这就是种族灭绝的必然结果。之后加沙人或许会寻求减少和以色列之间冲突的方案，但两百万人心中仍有余烬在燃烧。我的表兄弟和他的妻子被一发坦克炮弹炸死了。他们十四岁的儿子Ahmad告诉我：我想把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了。这是一句残酷、极端的话，我平时对类似的极端主义非常敏感——我会十分生气并且把说这种话的人大骂一顿——这次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口。我能对这个正在帮医护人员收集他母亲的遗骸的小孩——他的母亲在厨房做饭时被坦克炮弹杀死了——说些什么呢？”

答案是呼之欲出的。在这次种族灭绝的尝试之后，幸存的加沙人不会想与以色列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如此规模的暴力不会制造出纯洁高尚的圣人，如此规模的罪恶永远不会得到原谅。

故事更加显而易见的另一半是，以色列社会与其政府从来没有认真尝试过给予巴勒斯坦人安全：从前不会，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这个八月，内塔尼亚胡不顾全世界人的愤怒、宣布了全部占领加沙的军事计划；以色列财政部长Bezalel Smotrich批准了新的大规模西岸定居殖民计划，将西岸现存的巴勒斯坦领土从中隔成两半，彻底破坏了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可能。如果说为了停止仇恨的循环只有和解这一途是某种现代人的常识，那么还有另一种被我们斥责为野蛮、前现代的常识（我们只是假装漫长的人类文明在道德方面是螺旋上升的、已将绝对的野蛮从所有人的心中删除了）——恐吓、驱逐，甚至是彻底的屠戮。这就是以色列眼下所遵循的剧本。

2025年5月，Beinart在哈佛神学院的新书分享会中承认：“我可能完全错了。”他提到特朗普上台之后曾一度提出将所有加沙人全都强行驱离、在加沙建立“特朗普海滩”的“美好愿景”。出乎他意料的是，不仅以色列的右翼政府开始吹捧这一宣言，即使在以色列所谓的自由派“左翼”政客的发言中，大家也对此并不排斥、甚至对特朗普的“独特创意”表示赞许。他想到白人殖民者在美洲大陆上定居时对于原住民的残酷屠杀，并从根本上使得可以被称之为一独立“民族”的原住民不复存在。

他终于意识到这是以色列正在实施的计划：种族灭绝。（当然，他自己没有用Genocide这个词。）这一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此前想破头也想不到的是，在2020年代，人类已经有了飞机、互联网、区块链、比特币、自贸区、电信诈骗、疯马秀、筋膜枪，但大规模屠戮相邻民族并使其在物理上消失仍然是一种能被摆在台面上的“解决”冲突的方案。

Peter Beinart是个好人，但和许多其他好人一样，他被时代前进的列车远远地甩在身后了。

人类命运共同吗？

在纳粹德国将死之时，希姆勒和其他纳粹头子给出了一项提案，希望建立一个“调解委员会”来对纳粹暴行的犹太死者和幸存者们进行补偿——许多当时的德国民众似乎也对这个点子颇为欢迎。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将这一词汇称为“令人发指的陈词滥调（Outrageous Cliche）”：“这个捏造出来的常用词汇全然罔顾了人们在其中生活了十二年的现实。”

“人类命运共同体”难道不也是一种类似的陈词滥调吗？是的，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命运是共同的。但是以什么方式共同呢？剥削、压迫、战争、甚至是屠杀，难道不都是将人类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方式吗？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命运更加密不可分。以色列每天都在从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中获利，儅巴勒斯坦彻底消失，以色列就能获得巴勒斯坦人曾经拥有的一切——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我的命运里没有你最好”式的“命运共同体”。难道许多社群、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不也处在类似的“命运共同体”之中吗？

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是投机者的遮羞布和假装中立的政治托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给出了一种对于灾难的官僚主义阐释，好像任何人类之间的问题都能够通过穿著西装的各种合作组织官僚之间的协商得到妥善解决。他们坐在五颜六色、画满星星的旗帜下会谈，讨论如何分割领土、买卖资源、交换囚犯、重组债务、领导人会议的频率、新闻发言稿的措辞、人造饥荒的规模与烈度。

在这些官僚话语的背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荣誉成员们都在做什么呢？如果有人想起来问的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会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人的领土主权。与此同时，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肖军正从未公开对以色列在西岸与加沙的暴行说过半句坏话，仿佛他的全部工作就是到访以色列的科技园和贸易港，并且在以色列报纸上发布名为《中国的发展可以引领中以合作新时代》之类的文章。

2024年，中国是以色列的第一大出口商、第三大进口商，向以色列出口货物高达191亿美元——美国和德国这些以色列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们连中国的一个零头都赶不上。以色列用以屠杀加沙民众的主要无人机品牌是大疆和道通——一个是中国品牌，另一个也是中国品牌。中国品牌便宜、好用、畅销世界，流离失所的加沙巴勒斯坦人在废墟中的流动市场上买到的袜子和洗衣粉产自中国，盘旋于他们头顶的杀人机器也产自中国。这难道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写照吗？

人类命运共同体仅仅关乎于一个想象中的人类。这个人类的命运是进步的、欣欣向荣的，这个人类的未来取决于科技、经济和贸易（其中往往没有文化），取决于人类的火车有多快、GDP数字有多大、火箭飞得有多高。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里，毁灭与建设同样是经济，屠杀与糊口同样是贸易。如果以色列从中国这里买无人机毁灭了加沙，又从中国这里买钢筋水泥、进口劳动力将加沙重建成了特朗普海滩，那么中国就可以挣两倍的钱、双倍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里，具体的个人的命运属于抽象的哲学领域，这种不产生经济价值的过度思考将随著中国和美国一起裁撤大学资金的浪潮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是的，我们这些作者们正从芬芳的垃圾堆深处向你们喊话）。如果有幸生活在2025年的世界，汉娜·阿伦特会失业，罗尔斯会在纽约时报上怒发十条评论文章、然后携家带口移民加拿大，马丁·布伯会被以色列政府怒斥为被反犹主义洗脑的犹太叛徒。

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里，许多人、许多语言、许多土地、许多文化正成为历史的剩余，他们的命运可以被电视综艺节目用“远方的哭声”一词轻而易举地概括，而感到手无缚鸡之力的第一世界年轻人们正日复一日地用夜店、大麻和Instagram Reels荡涤自己愧疚的心灵。

零的共同体

2025年6月9日，我随我的朋友艾莉一起去拜访了约旦河西岸Masafer Yatta的巴勒斯坦村庄Umm al-Khair：整个村庄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被挟持在两块以色列定居点的中间。村庄里的所有人都住在临时搭建的三夹板房里，因为以色列军队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他们的建筑，但他们仍旧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

Umm al-Khair是个奇怪的地方。踏进村子的那一刻，在路边玩脚踏车的小孩们纷纷跑上来同我握手，向我介绍他们的名字；几个英国犹太女生正坐在一户人家门口和牙牙学语的稚童一起唱歌；采收鼠尾草的年轻人们从另一边的田地里向我挥手，叫我去喝茶；纹著两条大花臂的意大利人刚刚睡醒，端著咖啡在村子里游荡；住在对面定居点的以色列人在Umm al-Khair村边的路口来来回回地开著大功率拖拉机发出巨大的噪音，故意把尾气和灰尘扬进村子的田地里。

从十年前，这个村庄就开始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来当地做客。这些来访的外国人里有职业的国际社会活动家和记者，有利用假期或者探亲的时间来短暂停留的以色列犹太人，也有我这种莫名其妙的、和朋友一起来转转的陌生人。人们一起喝茶、聊天，教小孩子念书，也有的人会在当地人家里住上几个月，和巴勒斯坦人一起守夜——隔壁定居点的以色列人会在半夜用钳子破坏篱笆，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作物和牲畜。

那天晚上，我在艾莉的朋友家里吃了晚饭。那位朋友叫Awdah Hathaleen，是村子里的英语老师和反占领活动家，那天晚上他正在巴勒斯坦与约旦边境排队等待出关、前往美国做一系列关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与抗争的演讲，所以我没能见到他。在回耶路撒冷的车上，艾莉告诉我，Awdah是个好笑的家伙，我也是个好笑的家伙，所以我们有一天肯定能成为朋友。

7月28日，Awdah在Umm al-Khair被一名前来骚扰居民的定居者开枪射杀，所以我们最终没能成为朋友。

无论如何，当我试图为某种真诚的人类共同体找到些许线索，我总会想起在Umm al-Khair的那个晚上，Awdah的妻子为所有人做了两大锅鸡肉焖饭，来自地中海、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不同城市的各种肤色的人们坐在这个约旦河西岸的村庄里一起吃饭聊天，抵御鸡肉饭免遭周围可爱的流浪猫们的袭击。在一百米远的地方，以色列定居点的豪宅里正播放著震天响的音乐，一栋造了一半的瞭望塔上闪著红色的探照灯、远远地俯视著我们。那天晚上，我在笔记里写道：“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乌托邦就在现在，在殖民者暴力的阴影下，在辛劳工作和共同抗争所生成的爱与关怀里，在今天和难以承受的明天的短暂间隙中。”

坐在那张饭桌上的人的命运绝不共同。我仅仅停留了半天。有些人会住上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所有人最终都会离开。我们会回到加利福尼亚、纽约、伦敦——那些远在以色列定居者和军队枪口之外的地方。我们会自由地呼吸和生活，每天在温暖的房屋中醒来、不带一丝恐惧地睡去。而巴勒斯坦人则将永远留在这里。他们没有权利、没有国籍、没有基础设施和GDP，仅有的是每天都在被夺走的家园和无法被夺走的对故土的爱。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唯一的离开方式就是通过死亡，就像Awdah那样。

在Beinart编辑的《犹太思潮（Jewish Currents）》给Awdah Hathaleen的悼词里，两位犹太作家写道：

“Awdah常提醒我们贝都因人的咖啡传统：第一杯被称为“al-haif”，是给客人的一杯，象征礼貌的款待；第二杯是“al-dhaif”，代表享受与友善的伙伴情谊；第三杯是“al-kaif”，是为了品味咖啡本身的味道而喝的一杯；而第四杯则是“al-saif”，也就是“剑之杯”。如果你喝到第四杯咖啡，就意味著你有义务与你的主人一同战斗，对抗任何意图伤害他们的势力——这种待客之道转化了“客人”与“主人”的身份，通过形成一个防卫与团结的单位，巧妙地颠覆了这些分类。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早已喝过了第四杯咖啡，并将继续与我们的主人一同为未来的抗争而奋斗，准备好与Masafer Yatta的人民并肩对抗即将到来的袭击。”

在那个巴勒斯坦的傍晚、那个极其狭小的时间和空间里，我无比确信，共同体是存在著的，而且不由任何外在的身份或是秩序强加给我们、不依赖任何宣言与谎言。如果那一刻以色列定居点里有人拿著枪冲出来，我们会手牵著手迎著枪口走上前去。如果他们要杀死那个巴勒斯坦人，他们要先杀死那个美国人、英国人、以色列人和大陆人。在我们的命运远非共同的时候，我们会在友谊与抗争中连结起来；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待任何共同体的概念，那么我们就需要时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暴力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并且牢牢握住我们可以信任的另一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