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负到零的中国抗议：如果转折点没有来，是因为现在才是开始

仅仅一个周末，乌鲁木齐某大楼因封控导致火灾救援不及致10人死亡事件，已经在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武汉、成都等多个城市引发市民上街抗议活动，并有过半省的当地高校大学生组织同学进行各种针对封控的抗议，情势扩散非常迅猛。

过去对中国民众的认知一般是缺乏政治行动的意识、条件和经验，虽然三年防疫令人疲惫，民怨也见积累，但这样形式的爆发，出乎所有人意料。相关信息不断被删，网络上形成信息接力；所有抗议活动也必然要遭遇国家机器，但这并未形成对民众的阻吓。人们惊讶地看到两天内民意沸腾，而个别当地也以局部解封的措施来回应民意。

起初各地还是中国特色的策略性标语如“为人民服务”，随后是南京传媒学院大学生“国家要为这一切负责”的反击，到26日的上海深夜，一场悼念活动升级成抗议中，是“不要独裁要自由”、“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直白。这恰恰回应着一个月前、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一日，北京四通桥上的抗议者“不要封控要自由”、“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控诉。

对生活失落的不满也在这场抗议里。“中国电影已死”的口号出现，疫情加审查导致电影行业生态没落扭曲，电影院陆续倒闭，今年九成以上的电影是主旋律电影。另外，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也是三年多来更大面积的管控及污染的信息环境下少见的表态，过去几年，“谣言”几乎要成为靠近真相的唯一方式。

从两年前的李文亮，到今年的四月之声，疫情中惊人的悲剧一再发生，但所有人都没想到，四通桥惊世骇俗地打破一潭死水，一个月后乌鲁木齐事件则像打开了中国。喊着相似的口号，星火处都是四通桥，形成反复加强的回音效果。

从反对核酸到反对暴政，呐喊和团结这次有用？以及，方向呢？

从负数到零的公民反对运动

在悼念乌鲁木齐遇难者的哀伤和针对清零政策的不满之中，中国的公民运动至少完成了从负到零的重现。

抗议封控潮发生的背景，正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国家提出似乎暗示开放趋势的“20条”后、地方应对的无所适从期。

不是不存在对中国抗疫政策的微词：李文亮、上海四月之声、瑞丽封锁、贵州大巴倾覆等等，但网络表述多集中在苦难上，可以说从未形成真正的运动。除李文亮明确表达“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以外，一种政治性的反对一直都不存在。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普遍接受政府作为保护者的角色，政府以最经典的“利维坦”模式作为家长、庇护者，并通过经济绩效维护自身合法性地位。中国人愿意接受在蛋糕不断做大的前提下，在自我照顾的责任上多让渡一些权利维护安全，以换取经济收益的保证。这一文革后的基本政治共识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执政党最核心的口号，在“六·四”事件造成政治改革动力和政治信任归零后，毫无疑问地成为几乎仅有的合法性来源。

三年后，经济衰退已经不是近在咫尺的威胁而是正在发生的震荡，绩效合法性在短短几年内完全变成了基于安全的合法性，“动态清零”几乎成为了真正的基本国策，反对它就是想让中国人死。习近平将其提高到“算政治账”和“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水平，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政策的本质是政治而非科学的。人民高于一切，就意味着定义谁是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权力；生命高于一切，就意味着活着的权利高于一切权利。“生存权”被指认为第一人权，而非“不自由毋宁死”。保障绝大多数人都能活着，成为了政府的基本要义。

这是最赤裸、最经典的生命政治：政府保障你的活着，而你除了活着以外一无所有，所有人本质上都是集中营中的“赤裸生命”，每一点生物性以外的需求都是可取消的。而这也是所有抗疫政策的核心争议：哪一种生命更重要？活着，还是生活？

以四通桥为序，政治性抗议活动死灰复燃，也公开地将反对核酸、反对清零提到了反对暴政的政治水平。这实际上正是算政治账的抗疫政策注定要走向的结果，政治性的不满会与对防疫政策结果的不满相互捆绑，成为彼此的催化剂。

与此同时，再度大规模爆发的冬季疫情也造成多地封锁，而二十大后的二十条释放了放开和封锁并举的空间，在地方形成了政策方向上的混乱。一方面有石家庄左右横跳的休克疗法，另一方面有已经爆发的各大城市通过封锁“攻坚”。其中就包括郑州，而正是郑州富士康在继续运作和遵守防疫要求之间进退失据造成了大量工人难民并形成国际关注，推高了对防疫政策改变的讨论，甚至是打出了大规模暴力抵抗封锁政策的第一“棍”。

到乌鲁木齐火灾前，其实多地都已经有零星冲击封锁，但是乌鲁木齐火灾当中遇难的孩子、“开门”的嘶喊引爆了舆论，超长的封锁时间带来的民生凋敝（瑞丽）、求而不得的生命安全（贵州大巴）、自由的丧失（上海四月之声）全部叠加在一起，希望变成了绝望，合法变成了不合法。当“动态清零”即不能带来安全，也无法保证绩效，作为实质上的基本国策必然成为政治不满的靶子。

在习近平强化党权的方针下，公民自发的反对运动偃旗息鼓已久，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党政机构落入基层，权力的毛细血管无限延伸，可以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不只是归零而是倒退到了负数。在悼念乌鲁木齐遇难者的哀伤和针对清零政策的不满之中，中国的公民运动至少完成了从负到零的重现。之所以是零，是因为现在才是新的开始。

运动的膨胀与边界

最意外也最重要的是从南广开始的大学呼应和白纸抗议，明确地提出了高于解封的联系，真正具备成为政治运动的潜力。

长期以来，习近平都喜欢用“既要又要”来包圆，毫不顾两个要求的内部张力，放任自己的下属在两可之间展现忠诚，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选择更严厉、更彻底的部分来体现政治站位。

这种张力在20条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政策释放的空间中迸发，在官员和民间都留下了足够大的活动空间，形成了极其罕见的各地政府提出完全相反政策的奇观。最宏观地推测，这种动荡与混乱甚至可能是被允许的，既是李克强作为看守总理的最后一点防火墙价值，也是习近平在大局已定后自信有加的表现——十年的无往不利让他很可能相信，无论这半年乱成什么样，他最后都能亲自解决。

民间运动的急速扩大很容易用托克维尔解释法——“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但是也不得不强调，反抗的确来自于压迫最深重的地方：恰恰就是新疆的长期封锁和之前更长期的戒严，酝酿了广泛的社会不满，也推动了新疆本地的线下抗议，甚至是涌向市政府直接施压，更激励了合肥、兰州、其它城市的冲击。火灾小区门口阻拦进入的地桩，很可能是这些年为了强化反恐安全而在乌鲁木齐普遍存在的众多地桩之一，是新疆作为集中营政治巅峰的一个注脚。

此后流传的各民族语言版本的互助信息表现出了真正的“石榴籽”团结，更强化了乌鲁木齐作为一个标志，即便伤痕累累，人们依然可以选择，选择善、选择改变、选择不再忍受。官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完全无法平息不满，因为他们只想通过解释火灾平息舆情，而无法解答对政策的不满。这个思路有一个意外的好处：作为安全事故的火灾往往是因为个人责任，所以官方无意中告诉了大众，在封锁一切的时代政府也不会包办一切，到头来还是需要加强自救能力，而很快人们会意识到，自己的确有能力加强自救能力——自发反抗封锁。与以往的线上愤怒都不一样，这次的愤怒必须在线下实现，而且看起来有希望实现。

北京则出现了以小区业主自发抗议转运和封门的运动，更有天通苑“儿子是软肋”作为导火索引发的对社区居委会统揽防疫政策权力的抗议，还有所谓法学硕士的“普法”等等。北京囿于首都的特殊地位，也恰是干部、高知等人群的集中地，居委会不是行政机关却又是行政权力渗透社区的最终执行人和责任人，本就处于两面夹击之中，这种非暴力的基层冲击在北京已经说得上是最激进的夺权行动。

但不得不说，多地之间的联系并不足够明晰，多米诺式的范围扩大并不能形成针对动态清零政策本身的运动，而是很容易停留在自己解封就行。这种性质不变的话，意味着只有全国大多数的城市都出现类似运动才可能产生更高面向的压力，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城市都没有遭遇过直接冲击经济民生的严厉封锁，这就意味着运动的诉求只会留在解封而不会外溢，难言遗产。

反封锁运动的主要诉求和动机都在于民生、经济，而这实际上并不是解封能马上解决的，甚至很可能也是解封无法解决的，那么到时候这种单一诉求的结果还能是什么呢？在放开以后还能有什么运动，是反过来抗议政府放开，还是恢复沉默？运动需要延续存在，要么寻求一个在地层面更有力的身份动员机制，要么就只能在更高层次寻求更宏观的联系，卷入更多诉求。

因此最意外也最重要的是从南广开始的大学呼应和白纸抗议，明确地提出了高于解封的联系，真正具备成为政治运动的潜力。在纪念乌鲁木齐遇难者的自发集会上，出现了祭奠“中国电影”的灵位，实际上是在哀悼“生活”的消逝，反对以生命为由的剥夺——活着本身不能成为活着的支柱，随时可能被剥夺一切也是一种死亡。同时在大学校园内出现的“内容违规”和白纸抗议，完全打开了抗议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没有内容，所以可以是任何内容，这是最彻底的言论自由。

几乎同时的很多大学也都采取了类似的形式类似的联系。客观而言，学生们之所以能如此同仇敌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零三年摧毁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所有想象，也物理上把他们囚禁在学校当中。他们并不一定明白，他们的勇敢为一场随时会沦为形式的运动赋予了意义，但是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手中的烛光与白纸照亮了黑夜。

学生开始的，绝不能止于学生。从大学抗议开始，上海首先出现了“乌鲁木齐中路”的悼念，与学生们喊出的“这个国家要付出代价”的口号相通，他们也喊出了种种不可想象的针对国家的口号，而上海喊出的“解封新疆”标志着各地诉求串联的可能性，此后甚至连北京的亮马河都出现类似形式。种种迹象虽然极其微弱，但已经能够称得上星星之火。

要知道这是2022年的中国，这仅仅在半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过去十年间习近平实权控制的领土上能明确把“反抗”当作口号的恐怕只有——2019年的香港。遗憾的是，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被困在信息茧房里的各地都没有想起对方原本是可团结的对象，这也是新时代两岸三地生活逐渐割裂的一个结果。

可以说，某种对新时代政治不满转折点如果还未来到，也的确比过去十年都要近。无论是国内的各位，还是海外各位，需要对防疫政策转向、大规模政治弹压等等事件做好准备，形势大过人。

给算政治账的动态清零再算政治账

运动不可能提供总解决方案，但是正如主席所说，不能只算经济账。

在习近平的前两个任期，他更多地在向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话语试水，试图通过向模糊的“人民”靠拢，并进一步收紧舆论控制来重塑共产党形象，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放缓，客观上也刺激他寻求新的合法性支撑。在“核心矛盾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取消了经济增长的优先性后，包括“中国梦”、“扶贫攻坚”等等口号与运动都在为建立新合法性服务，乃至二十大的“规范财富积累制度”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乞灵于社会主义式的再分配改革，以避免在蛋糕做不大的情况下丧失更多支持，而收紧社会控制和意识形态的日趋保守化则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等等对“伟大斗争”的需要所正名。

习近平强调改革攻坚受阻而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反腐的紧急状态，不惜以破坏来之不易的常态化政治运作体制为代价，不断用新的运动延长、强化自己的统治，以实现在个人任期内最终完成不知后果如何的中共合法性全面重建。

但这都是在Covid之前。经过初期的混乱后，习近平最终选择重复自己的非典经验，让社会运转完全让步于生命保全。没错，早期封城的确是科学性的选择，但别忘了最开始政府是为了开两会而拒绝承认防疫必要性的，李文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主动站出来。政治问题从最开始就超过了流行病学的科学性。此后封城清零带来的短暂成功在奥密克戎的冲击下再度终结，政府转而用原始株在武汉、德尔塔在欧美肆虐时的种种“人间地狱”景象、“长Covid”的各种后遗症等等信息给广大民众奠定的心理恐惧，回避更公开、科学的讨论，而以“政治账”作为最终定性。

2020年初的武汉封城期间的民生断供和民间自救在其它城市反复上演，唯独没有重现的是医院挤兑，以医院无法正常运作为代价，正是“生命至上”逻辑命门所在。但从根本上说，无论是经济萎缩造成的物质不足，还是资源再分配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还是医疗资源不足，都绝无可能在运动的浪潮中、或是在放开的经济恢复中得到解决，但是即便如此，“不肯放开”只能说是一种借口，因为准备永远不可能完全，只能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妄想自己能够在开放前做好所有准备。开放就是没有既定章程、顺序，就是要试错，这在以往的中国基层政府非常多见，而现在政府以自己没有准备为理由拒绝改变，是近十年来养成的全能政府、官僚主义的惯性思维。

当然，在社会上普遍存在恐惧且没有足够公卫资源应对爆发的条件下，难以在短期内伴随大规模感染的前提下恢复和正常条件同水平的经济生产和消费，而这也就取消了放开的经济意义。但这个不可能三角不是渴望解封的城市中产造成的，自然也不是“自由主义解封派”能解决的。

更深一点说，以某种程度上试图共存的富士康为例，作为外资企业和经济支柱，且有持续组织极大的生产规模的严格管理能力，在动态清零体系下是政府最可靠的代理和伙伴——现在没有哪个地方政府现在能拍着胸脯说，能在不依靠外界支援的情况下能同时管好数十万人的生产和防疫，何况这是富士康——台资企业，更不是发个函就能接管的地方。富士康之所以能既要运作又要闭环，是因为富士康在政治账和经济账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所以在一个试图维持动态清零和经济生产的的社会体制中，一方面富士康通过简化流调（同线、同宿）和隔离来维持表面上的对工人健康负责，另一方面它又得对工厂以外的动态清零负责，避免变成一个外溢的爆发中心，还得对自己的利润（和政府的经济目标）负责而维持正常生产秩序——当然就指向了闭环强迫劳动，形成这一局面的指挥棒当然是妄图既要又要的“台蛙”、“资本家”，而不是允许他们这么做的政府。政府目的是好的，是资本家执行得有问题。然后在事态已经得到国际关注后，富士康允许脱环，工人用脚投票选择逃离工厂回乡隔离，说明了这种模式有多不得人心。

富士康工人要么选择继续被强迫劳动要么变成难民——现在甚至变成难民的选择都丰富了一倍，不但能自愿在流水线上感染成为新式患者难民，还能“选择”脱环步行逃难变成传统难民，在现在的条件下，这可能是很多人未来都要面临的选择。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增加准备，而不是我们不能放开。运动的下一步，或许是联系那些不满的其他人，只有更广大的同盟关系，才能更有弹性地面对更多的批评和压迫。

运动不可能提供总解决方案，但是正如主席所说，不能只算经济账，症结在于政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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