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总统选举结果，如何决定中美关系的未來？

美国大选只剩下最后两周，特朗普和拜登的外交观念南辕北辙，谁能当选对今后四年的美中关系影响重大。因此，分析选后美中关系走向，必须同时考虑各自当选这两种情况，作一对比。

共和党的对中政策在过去四年内波澜起伏。大致上，这四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特朗普上任到2018年3月开打贸易战，双方处于试探期。特朗普虽然在诸如台湾问题上给中国下马威，但双方关系并未明显恶化。从特朗普派出小孙女用中文向中国祝贺农历新年，到2017年3月特朗普在自己庄园招待习近平，再到2017年特朗普访华，美中关系一路走高。第二阶段，2018年3月美中开打贸易战到2020年1月双方签订第一阶段贸易战协议。这个阶段，美中关系全面转折，双方主要围绕贸易战大打出手。但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后，双方本来可以进入一个和缓的阶段。第三阶段，从2020年2月至今，最早在中国武汉爆发的COVID-19疫情扩散到美国后，美中关系急转直下，恶化到自1970年代恢复接触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在多个战线向中国开火。

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如果特朗普当选，第三阶段这种严重恶化的双边关系，是否会延续下去。对此，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2020年是选举年，特朗普带头向中国开火是一种选举策略。如果选举获胜，则有望改善。特朗普是商人思路，可和中国交换利益。中国若可以给更多的好处安抚特朗普政府，美中关系可望有所改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特朗普的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会延续下去。两者之中，延续强硬政策更可能发生。

特朗普和共和党鹰派的前景

首先，疫情的负面影响让特朗普政府的对中政策过了“无法回头的点”。特朗普责备中国，固然存在推卸疫情责任和选举策略的考虑，但特朗普的这种愤怒情绪也是真确的。

从国家角度，美国死了二十多万人，特朗普可以推说不是自己的责任，可以推说自己做得还不错（否则情况会更差），但不可能不给美国人民一个交代。如果一边处处宣传是中国的责任，要向中国追责，一边在当选后对中国转变，这样自打嘴巴不符合特朗普的风格。特朗普这人虽然爱吹牛，说谎不打草稿，在小事上态度反复，但在重要的政治承诺方面看得很重，正如他常说的“promise made，promise kept”，以“守承诺”为自豪。

据报，特朗普对中国怒不可遏的转折点是中国“战狼”外交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暗示美国军人才是“传播病毒的元凶”。 此事事关美国军人的荣誉，这也是特朗普最看重的方面之一。

从个人角度，疫情让特朗普在本可稳稳赢下的总统选举中陷于苦战。此前，就连特朗普自己也染上COVID-19肺炎，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谓“国仇家恨”。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自己感染肺炎后，对中国政策就有180度的转变，积极响应美国“打压华为”，特朗普又岂会例外？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经过疫情之后，特朗普的对中态度已大转弯。他扬言“不再对贸易协议感兴趣”，“不想和习近平说话”未必只是选举语言。

其次，在“追责中国”的路线下，战略鹰派全面占据话语权。在今年六七月间，以国务卿蓬佩奥为首的战略鹰派一连发表了四篇分量非常重的演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对中共的话，美国必须不信任再核查”。美国式的人际交往中以“信”为先，一般预设对方说真话可被信任；如果“信任再核查”（如对苏联）其实已是不信任的表现了。如果预设立场从“信任”变成“不信任”，这意味着双方关系的根本转变。

这种“预设不信任”的思维的直接后果就是美中关系不但严重恶化，对话渠道还全面停顿。中国的多位高级外交官员，诸如杨洁篪、王毅、乐玉成、傅莹等纷纷释出“求和”信号。王毅提出的三个建议的第一条就是“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 。然而这些“求和信号”根本没有得到美国的回应。在贸易战时，中国舆论总爱说“能谈起来就好”，现在连“谈起来”都无法实现。这几个月，公开的唯一高层接触就是例行的检讨贸易协议执行情况的视频会议，而即便如此还一波三折才能开成。但贸易问题已在美中关系中退居二线了。一般被视为“美国友好人士”的美国驻中大使布兰斯塔德9月在《人民日报》投稿，被中国拒绝，随后布兰斯塔德解职返回美国，进一步重挫美中关系管道。

在战略鹰派势力膨胀下，美中关系自由落体式下降，冲突扩散到以前无法想像的领域（比如互相关闭领事馆，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等）。现在连原先被视为“鹰派”的贸易代表莱泽特希也被视为“软弱”，可见一斑。重要的是，如果特朗普能连任成功，那么就证明这些战略鹰派恶化美中关系的手段有效，他们都为特朗普立下大功。这样在特朗普下一任期的布局中，他们的势力只会更大。

最后，对中强硬的立场正在升级。共和党内的强硬派除了政府内部，还在国会共和党人中迅速扩散。在参议院的卢比奥、克鲁兹、科顿等的对中强硬路线已广为人知，现在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表现得更强硬。

今年五月，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主导成立中国任务小组。他们在日前（9月30日）发表了成立以来第一份报告（China Task Force Report） ，对中强硬程度令人瞩目。报告再次确认以往那种假设扩大美中经济联系的做法会促使中共发生变化的策略已宣告失败，从“六条支柱”（six pillars）各方面归纳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意识形态竞争、供应链安全、国家安全、技术、经济与能源、和竞争力，提出了超过400项政策建议。

具体的描述和建议难以逐一讨论，但报告最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在官方文件中罕见地把中国定义为“战略敌手”（Strategic Adversary）。报告这样写道：

“我们今天面对最大的世代挑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威胁。COVID-19大流行至今在全球范围杀死了一百万人，摧毁了世界经济。其结果就是美国已醒过来，正如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谈论了一段时间，认识到中共是我们的战略敌手，一直把欺骗和恶意影响散播在全世界。”

而考虑美中关系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在各自眼中的“定位”。虽然两国关系由非常多不同层面的问题和矛盾构成，但如何定位对方是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总纲。

在美国外交用语中，盟友（ally）、朋友（friend）、伙伴（partner）、对手（rival）、敌手（adversary）、和敌人（Enemy）大致对应关系从好到坏的六个级别。在共和党主导的文献中，敌人这个词一般只用在朝鲜、伊朗和恐怖分子上（民主党的文献则会把俄罗斯加上）。

美国以往定位中国，好的时候认为是“伙伴”（Partner），坏的时候是“对手”（Rival）。只有在谈论到军事、间谍等特定事务上，才会暗示中国是“敌手”，但明确把中国整体上定义为“敌对”则极为罕见（如果不是近几十年来首次）。

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中国是和美国竞争（competition）的“对手”（rival actor）（尽管暗示了中国在一些方面也是敌手）。彭斯2018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没有把中国形容为敌手。在国会的老牌委员会“美中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2019年度报告 ，以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2019年度报告中，也从未用“敌手”形容中国。白宫在2020年5月发布了《美国对中战略方针》报告（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的定位依然是“对手”。即便在蓬佩奥的“美四篇”的总结篇中也没有用“敌手”这个词定位中国（或中共）。

众议院开了这个头，这种定位上的升级很可能进一步扩散到参议院和行政系统。如果共和党继续执政，美中关系或将全面定位为“敌手”，甚至出现“敌人”相称都并非不可能。

因此，如果特朗普继续执政，美中关系在短时间内或会相对稍有缓和（这段时间自由落体太厉害了），但总体上可以预期将会持续直线式地恶化，尽管“下降斜率”会比过去几个月慢一些。

那么如果拜登上台会如何？

对民主党的对中态度，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说法是，两党的对中态度已基本一致，哪个党上台都不会大变。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民主党是“中共的同路人”甚至“中共的傀儡”。以上两种说法也均有不足之处。

认为“民主党是中共同路人”的意见主要出自保守派阵营（包括中文的保守派写手）。这种意见并非完全没有依据。拜登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一向被人质疑。拜登本人一向是全球派的支持者。拜登本人过往和中国打交道的记录以软弱著称。他一方面喜欢强调自己很懂习近平，吹嘘在2013年访问中国的经验。那是他最后一次到中国，或许也因此向没有意识到中国在这些年的急速推进。直到在去年5月的竞选初期，他还认为“中国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被普遍批评为严重低估了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的进步。此后，他才开始说自己对中国强硬。

此外，其儿子亨特·拜登最近的“硬盘门”事件如果属实，也显示了民主党权贵的子女从中国获得的利益输送。尽管事件的真确性尚不清楚，但美国政府高层子女被中国“收买”一点都不出奇，这和华尔街大公司重金雇佣中共高层的子女是一个道理。

哈里斯的年资甚浅，没有什么国际政治经验，在中国议题上没有太多表现机会。在参议员期间，她在中国问题上的表态基本随大流（如支持香港抗议者，谴责新疆政策等），很难知道她有什么鲜明的主张。

进入大选阶段，民主党很少主动谈中国问题。在拜登竞选的官网中 ，罗列了50项议程，却找不到专门的中国问题议程。经笔者的检阅，除了很空洞地把“中国的崛起”列为世界的无可避免的挑战之外，论述中国的具体议程只有重建世界领导力和气候变化两个。而前者，中国只出现四次，头三次都是在相对无关重要的议题，最后一处是有关气候政策。因此，气候议题实际上是他官网上唯一较详细讨论和中国的关系的议程（见后）。无论拜登还是哈里斯在总统和副总统辩论中，都对民主党对中国的政策避而不谈，转而指责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失败”。

当然，如果仅凭这些认定民主党对中国软弱，或许不完全客观。在选举期间，特朗普主打“中国牌”，民主党主打“疫情牌”。论对中国的强硬，民主党以往的“政绩”确实与特朗普差一大截，于是只能把重点放在特朗普的中国政策“没有用”上。主打疫情牌时候过于责备中国，无异于帮特朗普推卸责任。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美中关系全面恶化之际，这样对美中关系问题保持沉默，确实难以阻止被贴上“对中软弱的标签”。故有人判断，拜登上台后会重新“对中国软弱”也在所难免。然而，有几点必须一并分析。

首先，拜登当副总统时和现在虽然相差只有四年，但全球气氛截然不同。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现实，经过几年的“反中宣传”，“中国威胁论”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在疫情全球爆发后，世界主要西方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反感程度急速上升。即便拜登看不到，其他民主党人也看得到。因此，就算拜登曾对中国软弱，也很难相信拜登会简单重复过去对中国的软弱政策。

其次，虽然共和党逐渐沦为“特朗普党”，但民主党远远不是“拜登党”。民主党大致上分为温和建制派（或中间派、温和派、自由派）和进步派两个派系。拜登在初选中能胜出非常侥幸。如果不是奥巴马等人在初选“超级星期二”前把拜登在温和派路线中的主要对手都劝退，如果不是进步派路线的沃伦不肯退选，如果不是自由派报纸和华尔街炒作“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对经济的损害，如果不是疫情突如其来地让初选完全失焦，进步派的代表桑德斯不会轻易再次失败。

尽管如此，进步派在民主党内已不再是四年前的“新生力量”，而可和建制派平起平坐了。弗洛伊德事件再为进步派增添动力。这样，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有很多进步派的议程。可以预见，若民主党胜选，进步派会在政府中占有重要位置。因此，考虑民主党政策时不得不重视进步派的议程。同时，行动纲领因此也应被视为分析民主党政策的主要文本。

再次，中美关系涉及六个关键问题：贸易战问题、科技竞争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香港问题附带新疆西藏问题、中国对美国的“渗透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两党的立场高度相似。

在贸易问题上，美中贸易战在今年年初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临时停火，无论谁当选都必定上演“第二季”。贸易战虽以“贸易”概况，其实包括贸易、投资和科技转移（或盗窃知识产权）三个主要问题。贸易不平衡导致货物贸易赤字严重，在关键物资上极为依赖中国。投资不对等则因中国一方面大力鼓励美国制造业在中国投资（导致制造业转移），一方面对服务业投资和基础产业投资拒之门外。中国通过多种方法（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得美国科技，形成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科技转移。

相应地，特朗普团队是三派的大混合。特朗普为首的贸易赤字派强调赤字问题优先，主张高关税以支持制造业回流。华尔街派则著眼于中国对等开放市场，让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分一杯羹。战略鹰派则著眼于切断科技转移的路线。

拜登一直是全球派的支持者，主张中国开放市场，这点上与特朗普团队中的华尔街派并无不同。进步派在贸易问题上的诉求则和特朗普相差不远：他们都代表了产业工人要求制造业回流的呼声。行动纲领上多处提到中国的贸易不平等问题：“民主党将采取针对中国的进取行动（aggressive actions）”，以回击损害美国制造业利益的货币操控、倾销、不公平的补贴政策。民主党虽然反对关税政策，但强调要征收离境惩罚税（Offshoring Tax Penalty）和美国制造税务补贴（America Tax Credit）。在他们看来，此举比关税更直接有效。至于在科技转移上，民主党同样强调反对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在立场上分别不大。

在科技竞争问题上，民主党只会对加大科技投入更支持，因为特朗普政府出了名的不尊重科学。

在台湾问题上，共和党是积极亲台派，但在国会的涉台法案基本上是两党共同提出。民主党的行动纲领上甚至删掉以往提及台湾时必会强调的“美国的一中政策”，变成了民主党“将信守台湾关系法，将在符合台湾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继续支持和平解决海峡两岸问题”。

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等问题上的各种议案，两党基本一致通过。行动纲领上的表述也非常强硬。鉴于民主党传统上更注重人权问题，有理由相信民主党在这些问题上会对中国更强硬。不要忘记，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是“不干涉各国的道路选择”，他也曾肯定过中国在新疆的措施。

方法，而非立场的差别

以上分析似乎支持了“两党相差不大”的理论。然而，两党差别最大的不是具体问题上的立场，而是看待中国的战略定位和具体问题上所使用的方法。

民主党从来没有把中国视为“敌手”，不但没有明说，连暗示都非常罕见。民主党的行动纲领中强调在追求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目标时，要避免进入“新冷战陷阱”。在民主党眼里，中国最多是“竞争对手”，没有必要“夸大中国的能量”（exaggerate China’s weight）。

在一些问题上，民主党还必须和中国合作，特别是气候变化上。在拜登的官网上，气候变化是提及中国次数最多的（11次）议程。议程赞扬中国对可持续能源的投入，提出要停止中国补助煤矿产业和输出碳污染（指把碳排放的工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与中国签订双边的碳排放协议，与中国领袖一道取消对化石能源的补贴等等。在这种合作思维，中国甚至是“伙伴”。

定位的不同，令民主党下的美国不可能发展出类似共和党这样的针对中国的力度。有合作就是有求于人，就必须“交流”，就可以交换，就可以妥协，这又会重新进入中国喜欢的节奏。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立场虽然一致，但使用的方法不一样，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后果。民主党尊重规则，其同义词就是难以突破，没有共和党鹰派那种跳出“外交惯例”框框的想像力。比如，关闭中国驻美领事馆、驱逐中国有军方背景的学生学者、封杀Tiktok等，民主党政府就相当不可能做出来。当年奥巴马已要决定围堵中国，但就连中国搞个亚投行都阻止不了自己的盟友撑中国。这和蓬佩奥那种满世界跑追杀华为的劲头，以及威胁若用华为就不再进行情报合作的“惩罚手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可以想像，南海填岛如果发生在现在，美国或会直接派出军舰阻止，而不会仍由中国进行工程。同样可以想像，如果香港事件放在民主党政府，那么美国很可能不会直接中止给香港的特殊待遇（虽然国会立了法，但决定权依然在行政系统）。

不过，民主党主张高举价值观，增强领导力，巩固盟友体系，打造针对中国的国际同盟。而特朗普则对盟国诸多指责，动辄扬言退出联盟，令盟国离心离德，也失去了道德高地。特朗普对中策略更激进，但效果则未必更好。

所以，对民主党有利的是，共和党人在过去半年来，突破了无数美中交往的禁区，为以后四年奠定基础。民主党上台，既难以改变，也没有理由推翻。即便民主党会修改一些“激进”的做法，也没有理由全盘退回。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否认中国对南海“九段线”的诉求。民主党就没有理由在这个立场上后退。比如共和党在对台问题上的进展，民主党也有理由笑纳。

事实上，不少人都认为，共和党的战略鹰派是在尽可能地利用过去半年多时间，全面固化对中国的鹰派立场。造成即成事实，甚至有理由相信，假如民主党胜选，共和党的战略鹰派还会利用剩下两个月的“跛脚鸭”时期，继续“反华”。民主党不一定会喜欢这些措施，但一定会非常欢迎这些措施所带来的与中国周旋的有利空间。因此，以后两个月，如果民主党胜选，才是美中关系最危险的时期。

因此，可以预料，和共和党当选后的美中关系将持续直线下降相比，民主党上台后的对中政策，会导致美中关系是一条缓慢变化的曲线， 不会急剧恶化，但也难以很快变好。它的起点会在什么地方，完全由选后两个月内共和党战略鹰派所决定。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