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比较政治学家亚当·舍沃斯基：我并不确定，有多少东西值得惋惜

【编注】：就职于纽约大学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家亚当·舍沃斯基，目前正在个人网站上持续更新疫情期间他对不同政治体制的比较观察，谈及制度、市场、技术、全球化等各层面的反思。舍沃斯基教授年届80，他经历过二战、智利政变、911等全球史上重要的历史政治事件，带有历史记忆的疫情反思也成为纵深观察的重要参考。

关于民主制度与威权制度、中美体制、中欧体制、地方政治等的分析，相信将成为疫情后重要的制度观察。我们仅将本文作为其中一条思考的线索。端传媒获作者授权进行了部分文章的翻译和节录。更多舍沃斯基教授的疫情反思，可关注他的个人网站。

第一反应

我这里所写下的，不外乎是对当前事件的一些杂感，以及对其长期影响所做的推测。显然，这可以被视为幽居病（cabin fever）的产物：隔绝了所有的物理接触，那么人和人也只能通过思想来互相联结。随着这灾难不断发展，我的写作也将持续。

一点个人的注记：再过两个月，我就要年满80岁了。在这80年里，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地狱。我出生在华沙。我四岁的时候，德国人在那座城市一幢接一幢地烧毁房屋，并将其中的居民驱赶出去。在不断落下的炸弹之间，我的祖母，母亲和我徒步了15公里，才抵达一处临时设置的集中营。一整个礼拜的时间，我们都预感自己要被处决。但最后，德国人决定将女人和小孩塞进牛车，在一个深夜扔在了某处田野之中。战争结束之后，饥荒来了。我人生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八岁那年，当我母亲发现，自己没钱坐电车去领取自己当月薪水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枚失踪的硬币。我经历过共产主义，经历过美国的越战时期。1973年9月11日，当智利发生政变的时候，我正在那里，险些未能逃离。当另一场悲剧于9月11日发生之时，我则身处纽约。我以为，我已经尝遍了各种可以想像的痛苦。但我从没想到，我的80岁生日，会是跟太太两个人关在家里度过，连我的女儿和外孙女都不能出席。与此同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几百万人身患重病，数以万计的人垂死挣扎。

我也不认为其他人想到过。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忽视了关于社会接触的警告。其原因之一，就是怀疑。如果你认为某些事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你从没想过某些事是可能的——更新信念，并相应地调整行动，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不能用我们用以研究信念改变的标准模型来分析。即使我们改变了心意——就像特朗普最近所做的那样——信念的更新也是缓慢的，没来由的乐观主义会伫留心头。即使我们最终意识到了危险，我们的大多数行为也是基于习惯，而不会每次都进行理性的决策。如果这么多年来，你每天早上都买一份《队报》去同一家咖啡馆阅读，甚至不用点单，侍者就知道你想要什么；那么，改变习惯会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才需要被国家强迫着来改变自己的习惯，无论我们的信念是否已经不同。我很好奇这种做法在长期会有怎样的政治影响：如果这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中国就是我们的未来；如果失败了，那我们将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动乱之中。

我并不确定，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为之惋惜。纽约市长白思豪一直未能下定决心关闭公立学校。（编注：3月16日白思豪宣布关闭公立学校，作者此处应指在此之前。）一个原因是十分之一的学生，大概11万4千人，无家可归，食物的来源只有学校午饭。多年以前，在这座城市里，我曾不经意间听到了两个有钱人的谈话。一个问另一个：你有多少套房子？另一个说：十四套，其中一套是家族产业。原则上来说，我不反对一个人拥有十四套房子，但这不应该发生在一个11万4千名学生无家可归的城市之中。

说得抽象一点，我不那么在乎平等，但这繁华之中的贫困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这让我愤怒，无比地愤怒。如果我真相信革命是有用的，如果我没有见识过革命的后果，这甚至会让我成为一名革命者。所以，这只是无用的，无力的愤怒。我也对自己愤怒：至少，我本可以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提供住所。这让我对那个十四套住宅的拥有者感到愤怒，对那些被他收买了的政客感到愤怒。这让我对代议制产生了疑惑：他们到底代表了谁呢？我们将“民粹主义”视为对代议制的威胁。但这种悲叹却是不合逻辑，而且表里不一的：你不能一边感慨持续的不平等，一边又捍卫使其得以延续的制度。如果这个制度真是有代表性的，那么纽约市就不应该有孩子无家可归。

作为美国自由主义的吹鼓手，《纽约时报》曾花了一整个版面来谴责中国政府为了控制疫情蔓延而采取的严厉措施。但现在，同样的措施已经被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德国所采用。纽约市也将在几天之内——如果不是几小时之内的话——步它们的后尘。当人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所有有能力的政府都会做同样的事情。中国人民做出了痛苦的妥协——为了拯救他们自己，同时也为了拯救我们。他们是如此地遵守纪律而又团结一致。我曾经的学生从北京给我寄了一盒口罩，我为此而深深感动。看起来，现在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控制，但纽约时报仍然在花几个版面来抱怨中国的信息不透明。这跟特朗普有什么区别，跟鲍里斯·约翰逊又有什么区别？

对于即将到来的事情，美国毫无准备，欧洲国家也没有做得更好。如果我们真的做好了准备，我们本可以避免这场疫病的最坏情况。我不确定我完全理解传染病模型背后的数学。但假如我们可以对每一个人都进行检测，那接下来我们就能够识别那些被感染的人，把他们隔离一段日子，然后迅速消除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哪怕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是易感者。被证实获得了免疫力的人，就可以回去工作。显然，这种情境假设检测很少出现假阴性——我不清楚这出现的概率有多大。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没准备好，也几乎没法对所有人进行检测。所以我们需要依靠无差别的物理隔离，并承受极高的感染率。

隔离是很无聊的。我无法专注于我通常做的事情。思考除了病毒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此刻都显得没那么重要。出于习惯，我每天都会查看足球网站。但现在比赛没有了，唯一的新闻就是球员感染了病毒。物理距离增加的一个副作用是社交的增长——一种新形式的社交。我邮件和 Zoom 里的联系人数量在飞速上升。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在问候彼此。我们和家人朋友在线共度欢乐时光，每个人都在隔离，每个人都端着一杯酒。但，这并不是什么替代品。有些事情，诸如围坐桌旁、触碰、握手和亲吻，是无法被取代的。然而，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和其他人，这是不得不付出的小小代价。

这并不是我们唯一付出的代价。对死亡的恐惧战胜了对失去自由的顾虑。我们被禁止去做那些我们自认为有权利做的事情：在街上漫步、去博物馆或者餐厅，而大多数人自愿接受了这些限制。我们也自愿地放弃了，至少暂时放弃了，我们选择政府的权利，或者说——民主。路易斯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已经推迟了初选。英国将市政选举延期一年。由於伦敦市长是首相的坚定反对者，这看起来并不像是政党利益驱动的决策。担心被指责为“搞政变”的马克龙坚持举行了第一轮市政选举。但现在反对党也一致支持推迟第二轮选举。在美国，人们最害怕的是特朗普会借此机会推迟总统大选。已经有文章指出，他可以在宪法范围之内做到这点。与此同时，美国多个州和世界多个国家的议会已经休会。法国政府正在向议会寻求紧急权力，以便借由行政命令来应对危机。权力已经集中在了行政分支。

我最近听了三位总统的演说⋯⋯其中，马克龙演讲的一个段落让我的呼吸几近停顿：

“我亲爱的同胞们，总有一天，我们会从目前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并质疑我们的世界这么多年来习以为常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缺陷已然暴露无遗，并对民主制度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挑战。这场疫情向我们揭示了，不与收入、职业、福利状况挂钩的免费医疗服务，并非成本或负担，而是珍贵的财富，是厄运来袭时不可或缺的资产。这场疫情向我们揭示了，有一些产品和服务不能交予市场规律进行分配。将我们的食物、国防，以及保护环境的能力交付他人，乃是疯狂之举。”

这段话几乎是1938年，瑞典社民党阁员Bertil Ohlin演讲的翻版：

“医疗服务的成本，乃是对最具价值之生产工具——人民自身，所进行的投资。其他形式的‘消费’，诸如食物、衣服、娱乐，亦是如此。这一点在近年来已是愈发明白。当前的潮流，是向着‘消费国有化’这一方向迈进。”

我很难想到马克龙从哪里学到了这些。我总以为他骨子里是个新自由主义者，但这里出现的却是最纯粹、最原始的社会民主主义。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形式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被社会民主主义者抛弃了。这是为了安抚左翼而玩弄的政治伎俩吗？还是他真的这么认为？

马克龙演讲中的另一部分同样令人深省。他拒斥了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要求财政赤字不超过GDP份额3%的理想主义法则。在宣布保护个人收入和增加医疗支出的时候，他重复了三次“quoi qui’l en co’te”，不计成本。甚至默克尔也说了类似的话。这条法则阻碍了政府实行反周期政策，因而常常成为欧洲人民抗议的主要目标。曾经有政府通过会计上的伎俩绕过了它，但法则本身仍是有约束力的。这会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终结吗？我们终于受够了新自由主义吗？我们会回到“凯恩斯式福利国家”的老路上吗？或者说，这只是面对危机的恐慌反应？

欧洲不再会是过去三十年里的那个欧洲了。但此次危机对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将弥漫至整个世界。特朗普在既无协商又无合作的情况下，单方面对欧洲国家实施的旅行禁令，标志着“西方”的解体。这个词本身是冷战的产物，用以跟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相区分。跨大西洋联盟以及其实体化，北约，被认为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之上。西方是“自由世界”，主张自由主义和民主。这一地理名称跟相应的政治名称并不完美匹配：拉丁美洲出现过好几个残酷的军事独裁政权，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亦然。但为了对抗共产主义，连里根总统都不得不表示对智利军政府的反对。

1989年曾经标志了西方的胜利。而从特朗普总统身上，欧洲人不得不学到的一点是，美国现在是个靠不住的盟友。在尝试过跟特朗普逢场作戏之后，马克龙成为了欧洲领导人中也许是第一个意识到，欧洲不能再在经济和军事上依赖美国的人。他转向普京求援，但欧洲还有一个选项是中国。欧洲将不得不采取一些复杂的策略，以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寻求平衡。但欧盟笨拙的决策机制以及英国的退出，不由得让人们对欧洲持续执行任何策略的能力心生疑问。到最后很可能会是一团乱麻。

信息与行动

我一直在阅读有关各国政府在疫情初期如何加以应对的文章。我没有发现不同政体之间的区别。中国和美国都主动地压制了信息。法国并没有这么做。但由于所有聪明脑袋都坚信这只是一场流感，他们还是走错了路。在所有我留心关注的国家之中，只有阿根廷政府完全披露了它所知的一切，并提前做好了应对。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已经从疫情更为严重的国家那里吸取了教训。

但有一件事情是十分可疑的。那些最疯狂的领导人都是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博索纳洛、洛佩兹·奥布拉多、卡钦斯基、卢卡申科。

这仅仅是由我的案例选择而导致的偶然吗？还是说其中蕴含着因果规律？在和罗兆天（编注：教授的中国籍博士生）合作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民粹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均衡：领导人可以凭借追随者的支持来削弱民主制度，而无论领导人做什么，追随者都会心满意足。其关键在于，领导人能够说服追随者从正面看待问题，去相信当前一切都好，至少未来会变好。真正的机制是这样吗？民粹主义领导人是不是无法承担任何微小差错的后果？

有一些政策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包括检测被感染者，将所有可用资源投入于发展救治能力，以及为抗病毒药、免疫力检测和疫苗的研究提供激励。真正困难的取舍，是一方面要保护民众免于致命的感染，另一方面则要维持经济活动。当前最可信的估计显示，极端情况下，如果经济活动照常进行，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一年之内，疫情会感染全球百分之四十到七十的人口，死亡人数会在三千二百万和五千二百万之间。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如果没有人工作，那我们会死于食物和基本服务的匮乏。

这是政治家们面临的抉择，而他们的选择各有不同。约翰逊一开始不情愿限制经济活动，但很快转到了另一个方向。特朗普看起来犹豫不决，但最近暗示他愿意牺牲人命来阻止股票市场崩盘。所有国家都关闭了学校和空中的边境。但到3月22日为止，各国在保持社交距离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有很大区别：从无所作为（根据BBC新闻西语新闻，这包括尼加拉瓜、古巴，以及令人意想不到的——乌拉圭），到实行宵禁，再到关闭所有非必要服务和生产单位，最后是对老年人有特殊限制的隔离。看起来，策略的选择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大部分政治家（除了了不起的阿尔伯托·费尔南德斯之外）都疲于应对当下，而并非未雨绸缪。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传染病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爆炸式地增长。哪些人隐藏了信息，哪些人没有？对于政客的担保和普通人的离世，舆论作何反应？人们那时候是自愿接受了对基本自由的限制，还是仅仅服从政府的指令？政治家听取了哪些人的建议，是政治顾问，科学家，医生，还是经济学家？从这些思考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的是，这次疫情将会对知识分子们产生出病态的魅力。

操纵还是幻觉？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政客所说的话。我们时常会怀疑他们又掩盖了坏消息，夸大了好消息。何况，我们希望他们撒谎，希望他们能把未来描绘得比我们所期望的还要美好。正如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中一句口号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许诺”。想像一个政治家说出“事情越来越糟，我们无能为力”这样的话，那他/她肯定一票也赢不了。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均衡：我们希望政客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希望他们撒谎，所以他们才撒谎。但是，政客们传达虚假信息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他们并非试图操纵我们，只是确实抱有虚妄的信念。

让我们先假定武汉市和中央政府确实不知道病毒能够人传人，再来看一下法国。

法国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武汉有人正在死去。事实上，早在1月3日，中国外交部就告知了各国政府武汉出现神秘疾病的消息。人们那时不知道的，是病毒是否会传播到中国以外，以及它到底有多么危险。截止到3月7号，全世界总共有87500起已知的感染病例，但其中80000起是在中国。法国当时已经有130人感染，2人死亡，政府也采取了初步的温和措施来遏制疫情：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人，以及跟他们有过接触的人，都被隔离了起来。但同时政府也发布公告称，“一切尽在掌握”，没有担心的必要。到3月12日，情况已经非常严峻。那一天，新成立的科学委员会告知总统，如果放任不管，病毒会感染过半人口，成千上万的人会死去。“我们之前不掌握这一情报”，总统的一位顾问说，“最开始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应对一场大流感。”到了傍晚，总统宣布实行隔离以及其他的一些措施。

巴西总统博索纳洛也一直在传播新冠病毒只是一场“小流感（grinpezinha）”的说法。但是，无论是直接接触过动物的人才会被感染，还是新冠病毒只是流感的变体，这些想法都并非毫无根据。事后意识到的错误，在不确定的结果揭晓之前，未必就显得那么疯狂。

然而，有一些对于危机的反应，着实比较令人难以理解。我不知道特朗普在想什么。看看他说过的话吧：1月22日，当美国只有一例感染者时，特朗普保证说：“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它（病毒）。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病人。我们已经控制了情况。一切都会好的”。2月10日，他说：“看起来到四月份，你们知道，理论上，天气热起来的时候，病毒会奇迹般地消失的。”2月28日，他说：“它会消失的。总有一天，像个奇迹那样，它会消失的。”3月10日，当有615人感染，22人死亡的时候，他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会干得很棒。病毒会消失的，保持冷静，它会消失的。”

有些政治领袖的疯狂更加主动。尼加拉瓜的副总统，也是总统夫人，在3月14日组织了对抗病毒的“公民游行”。公民可以为了诸般理由走上街头；但游行对抗病毒，实在和旅鼠出行无异。即便“团结起来的人民不会被打败”，抑制病毒的药方还是让人们尽可能地分散开来。

我们能不能分辨，哪些政治家确实知道得更多，但试图去操纵我们的信念，哪些政治家则是在欺骗自己呢？重要的证据之一是审查：在一些国家，公开有关病毒的信息将受到法律惩处，这其中有阿尔及利亚、匈牙利、土耳其和委内瑞拉。政客们满心只想安抚民心，避免恐慌，因而确实可能会一厢情愿。但他们也可能是有意为之，自己只公布好消息，坏消息留给其他人去说。习将处理危机的职位让渡给了李克强，特朗普和博索纳洛则交给了州长。但如果他们真的相信病毒高度传染且可能致命，还会召集和参加公众活动、旅行，以及游行吗？我愿意相信，习、特朗普、博索纳洛和约翰逊这几位先生，确实低估了病毒对自己和对其他人的威胁。

但为什么有些人低估了威胁，有些人却没有呢？这一区别看起来跟政体无关。中国和法国都很晚才意识到危机，而台湾和越南都在获悉了武汉的情况之后就及时行动。沉浸于妄想的领导人里，的确有不少人对民主制度不屑一顾：从习到卢卡申科，再到马杜罗、特朗普、博索纳洛、奥特加和约翰逊。但这份名单也包括了对民主有坚定信心的那些人，其中有马克龙和佩德罗·桑切斯。这份名单不包括维克多·奥尔班——他抓住时机，给民主制度来了致命一击。

的确，我们也许会预期那些“滑坡国家”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会利用危机来统领全军，宣布紧急状态，并废除所有政治制度。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包括普京在内，都放弃了承担责任，只是尽可能地按兵不动。也许更加系统性的分析能显示一些可识别的规律。但此刻，我只感到疑惑。

我们价值观的脆弱性

当中国采取激进手段来遏制2019冠状病毒的蔓延时，国际社会几乎异口同声地谴责这些做法是威权主义、残酷、有侵略性和专制的。它们确实是的：强制隔离、人脸识别摄像头的广泛使用、地理信息定位、通过微信监测行动和消费、在社交媒体上压制信息——无法想像民主国家也会采用这些措施。法国《世界报》的报导说，截止到3月6日，“在法国采取中国这样一个非民主国家强加于其人民的严厉限制措施，毫无疑问是‘不可想像的’。”但十天之后，法国政府就宣布了限制令。

我们所珍视的自由价值，不仅仅包括自由的行动，也包括自由参加集会和宗教仪式，以及保护个人隐私免遭国家侵犯。我们的民主价值则包括了通过选举选择政府的自由，以及借由民选代表和司法体系来控制政府行为的自由。我们从此次危机中的限制措施里可以学到的是，当死亡逼近时，这些价值让步了。这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含义深远。生存是必须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奢侈品。帕特里克·亨利的感慨——“不自由，毋宁死！”看起来反倒像异常之举。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全世界十亿人口被禁足家中，大多数人都自愿接受，认为这是避免自己或他人的死亡所必需的。只有美国和巴西的一些福音教徒，才坚持把自身的组织利益置于公众安全之上；甚至波兰天主教会都拒绝教众参加复活节弥撒。在好几个国家里，人们自愿接受了对自身活动的地理信息定位。各个政党都对推迟即将到来的选举表示支持。议会将权力授予行政分支，不再开展协商。司法听证也都暂时搁置。

考虑到我们现在已知的事实，从以上的观察中所能得出的至多是一个假说，还需要系统性的证据来加以验证。我们应当预期，民主国家在限制自由的时候会更加犹豫；相对于威权国家，它们在面对同等程度的危险时，会更晚采取限制自由的措施。正如 David Runciman 观察到的那样：“民主政府从来不擅长做出艰难的决定。提前行动——在问题变得急迫之前就解决它——也从来不是民主的强项。我们会等到别无选择的时候再去适应情况。这意味着，在面对类似疫情的时候，民主国家往往会起步更晚，只不过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善于追赶。”但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那些由政体、制度、政治环境和领导人个人特质导致的差别，会在死神逼近之时迅速消失。甚至那些反复宣称疫情会奇迹般消失的领导人，比如特朗普总统，都转而采取了跟中国相同的措施。

我们也会预期，一些民选领导人会更倾向于采取“极权主义”措施。在危机开始之前，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然在侵蚀民主的根基，这包括马杜罗、奥特加、博索纳洛、特朗普、奥尔班、卡钦斯基、洛佩兹·奥布拉多、穆迪和埃尔多安。但令人吃惊的是，并非所有人都选择借此机会给予民主制度致命一击；事实上，这个名单里，只有奥尔班这么干了。大多数人则选择尽可能地按兵不动。

不采取严厉举措的一个理由，是这会让经济活动陷于瘫痪。我们的确面临着权衡取舍。对此最好的总结，来自墨西哥城游客中心里的一位彩票贩子：“是啊，我很害怕，但至少2019冠状病毒能靠药物治疗，饿肚子可不行。“左翼政府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担心经济瘫痪会威胁弱势群体的生存；右翼政府则害怕影响大公司盈利。在过去十几年里，高盛系（鲍尔森、加特纳、努钦）执掌着美国经济，他们有理由关心股票指数胜过其他一切。或许我们也应该预期，行动的迟缓程度跟政府的意识形态有关。也有可能某些国家最终会更快地放松对隔离的限制。但这些区别都跟自由价值无关，只是出于纯粹的经济考虑。

获得了紧急权力的政府纷纷保证，这种权力会是暂时的，有限制的，适宜当前情况的。因此，法国司法部长 Nicole Belloubet 才会强调，允许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治国的3月23日法案，唯一目的就是“对抗肺炎疫情造成的后果。其他任何基本权利，以及民主生活所必需的制约，都不受影响。表达、沟通、传播信息和批判的自由都一如既往。”（世界报，2020年4月1日）

我们会忍不住去猜测，当前这些限制会有怎样的长期影响。生活在震惊之中的我们，想要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世界各地的报纸专栏里都充斥着预言家，从名流到经济学家再到哲学家。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水晶球来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事。中国、新加坡、韩国和以色列都已经在使用追踪设备。一组欧洲的科学家，PEPPPT，于4月1号宣布，他们当前正在开发能让卫生部门追踪被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应用。MIT也在进行类似的开发。面对危险，人们愿意接受这样的监视。在中国的浙江省，90%的居民都加入了可以监控他们日常行动的阿里健康码系统。甚至极为看重隐私的法国人也愿意让步。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80%的受访者声称他们会安装这样的应用。此类尝试将会永久地成为政府武器库的一部分。政府也许未必会使用它们，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它们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