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22日），加拿大媒体指美国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而就在上周，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4天内接受3家内地及海外媒体采访，公开谈及华为事件。在采访中，任正非公开表示自己“不支持自主创新这个词”，并且用直白的语言指出，一味追求国产化没有意义（“什么都要自己做，除了农民，其他人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讯科技企业，华为在中美贸易战以来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从产品不断被禁，到CFO被捕，再到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剧情跌宕起伏。任正非此番表态主要还是向美国示好、和中国的官方产业政策拉开一点距离；但其对“自主创新”，这个中国自胡锦涛时代就开始采用的产业政策目标的正面否定，还是稍稍令人有一些意外。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一度风光无限的“中国制造2025”在中国的官方宣传中突然销声匿迹，不少中国国内媒体收到禁令，不准再使用“中国制造2025”的表述。政府最高级别科技规划会议也全然不提“中国制造2025”，显然不是巧合。
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2025”就已经取消了。作为一项关键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牵涉到一大批政府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制定产业技术标准，发改委负责审批投资，财政部负责提供补贴，地方政府提供配套政策，此外还有行业协会和央企国企负责建立示范项目，大量的资金已经投入，大量的企业已经在运营，中国的产业政策如同已经启动向前的列车，要停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美国当然不会仅仅因为中国不再宣传就放松了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压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8年11月更新了“301调查”报告，其中提到虽然中国不再宣传“中国制造2025”，但实际行动并没有改变，相反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加强。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到底有什么问题？美国为什么那么反对中国的产业政策？
垂直产业政策和横向产业政策
市场经济体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各式各样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在一些舆论环境里，产业政策常常给人以“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膝跳反射。这其实大可不必，在经济学意义上，几乎一切与产业发展相关的政府政策，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出口退税，都可以算作产业政策。这和意识形态无关：市场经济体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各式各样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以发展工业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又可以分为“垂直”和“横向”两种。按照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归纳，垂直产业政策是指使用政策、制度和行政干预等手段，选择性地促进某些产业的生产、投资、研发和产业改组，同时抑制其他产业的同类活动，又称为“选择性产业政策”，或者“硬性产业政策”。在实践中，这种垂直产业政策往往体现为政府向指定产业提供大量补贴，并促进产业上下游整合，“做大做强”个别龙头企业或者是形成寡头垄断，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
而横向产业政策则通常是指，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通过向社会提供信息，弥补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外部性问题，属于“软性产业政策”。一些论者还会将建设基础、提高公共研发投入、改善营商环境等内容加入到横向产业政策的范畴。
任正非嘴里的“什么都要自己做”就是“垂直产业政策”的产物。中国制造2025之所以引发西方的强烈反弹，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规划中包含了大量与“市场占有率”、“对外依存度”、以及“自主知识产权”相关的指标，如国务院2015年印发的政策纲领文件《中国制造2025》要求，“到2025年自主知识产权高端装备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明显下降”；而作为政策实施配套方案的《中国制造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则在相应领域列出了具体的市场占有率指标，如5G通信：“国产移动通信设备、移动终端、移动终端芯片分别具有满足国内市场80%、80%、40%的供应能力，分别具有满足国际市场40%、45%、20%的供给能力”。
鼓励本国产业向高科技领域进军本身无可厚非，但以国家级政策（辅以实际激励手段）划定具体的市场占有率目标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落实，这无异于政府资助本国企业去垄断国际市场，逾越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也就违背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原则。
鼓励本国产业向高科技领域进军本身无可厚非，但以国家级政策（辅以实际激励手段）划定具体的市场占有率目标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除此之外，这样的“进口替代”政策极有可能进一步扭曲国际贸易，造成中国的对外货物贸易长期不平衡（进口被人为的压抑了），从而引发贸易伙伴的普遍抗议（如中美贸易战）。同时对于 “自主知识产权”的强调，则让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偏向执行保护主义政策、鼓励技术转移，甚至默许非法获得知识产权的行为。
对于中国企业和经济来说，这样的产业政策也不意味着政府的无条件撑腰：划定“重点产业”是一个非常武断和不透明的过程（所有人都承认已经产能过剩的钢铁业一直到2017年还是政府补贴的大户）。这样的政府规划缺乏技术上的合理性，也非常容易成为利益集团游说乃至“监管俘获”的对象，成为权力寻租和腐败的温床。
“国产化”的历史和现实
“自给自足”的思维源自于中国长期的国际孤立。历史上的西方对华禁运和苏联“撤走专家”事件造成了中国人对于“自主”的某种执念。而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放下这种执念，承认中国无法、也不应该什么东西都自己造。
1985年，中国第一家合资轿车厂，中德合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上海大众）成立投产。大众桑塔纳随后成为中国最成功的汽车品牌之一，但其国产化率一度只有2.7%——本地的工厂只能造收音机和天线等一些小部件。当时对于合资有大量的反对声音（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指出外资太“轻松”，赚了中国消费者的钱，核心技术也不留下。
事实证明，中国如果没有对外开放，而是继续“闭门造车”，那么中国的汽车工业就不可能取得之后的发展。同时，作为产业链长、技术密集的工业，汽车对上下游相关产业的拉动，以及其技术的外溢效应，写在许多其他行业的“账本”上，光用“国产化率”衡量，将严重低估这些正面效应。对国产化的追求走到极端，就会变成闭关锁国——今日朝鲜各种物产“国产化率”极高，但恐怕不是什么令人艳羡的对象。
中国今天的创新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正是因为没有追求“国产化”而是看重“本地化”。
中国今天的创新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正是因为没有追求“国产化”而是看重“本地化”。同样都是在中国境内生产，国产化不仅仅强调生产者所在地，更强调生产者的国籍归属（乃至暗含的政治效忠），这第一鼓励排外，第二对于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来说，也不构成任何改善本地治理的激励。本地化则不同，外资带来资本和技术的同时，对地方政府形成了正面激励：地方政府需要互相竞争营商条件，才能吸引投资者到本地生产经营（张五常的“县域竞争”理论）。2016年，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外资（含港澳台）贡献了中国的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出口的近80%，这些企业虽然不算是“国产”，但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在本地纳税、创造了就业、投资科研设施、培训了中国的技术人员、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所有本土企业一样，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创新进步。
所谓“技术自主”更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概念。英国数学家图灵是计算机科学之父，但计算机并不是“英国的技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参与者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多个国家，其成果不会也不可能由某一个国家专享。今天许多科技企业都是上市公司，理论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投资者都可以成为其股东，其创新成果也就因此很难单纯定义为某国“国产”。如果片面地将创新等同于“国产化”，并不能达到创新的目的，反而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后果：追求表面的国产化将带来低效的重复投资，知识产权纠纷，乃至国际贸易不平衡等严重问题。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1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个半导体元件在当年要经过平均4万公里的运输，穿越4次国境之后，才会成为某个成品的一部分。创新的逻辑是资源配置的优化，而任何以国境为红线的科技隔离政策，都会破坏这种优化。
创新的逻辑是资源配置的优化，而任何以国境为红线的科技隔离政策，都会破坏这种优化。
拜错师傅的中国产业政策
市场不可能脱离政府单独运行，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都承认“市场失灵”是存在的。比如市场往往存在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仅仅依靠市场自发行动，无法达到资源分配的最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就是市场失灵的解药。在具体产业问题上，一个 “全知全能”的政府对市场“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干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并无现实意义。
在历史上，日本可谓是垂直产业政策的鼻祖。由日本通商产业省主导的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从一开始，就带有一个经济学上非常可疑的“防止过度竞争”倾向，试图通过政府窗口指导的方式，促成重点行业（如汽车）的上下游整合，“做大做强”国内企业，以便与欧美竞争；但事实上，这样的垂直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日本立法机关、私营企业、反垄断审查机关的强大阻力，因此虽然通产省最初制定了以垄断为目的的“全日本汽车企业整合为一家”的政策，但依然没能阻挡七家日本汽车企业的出现（这是市场规律的自然结果）。而激烈的竞争环境，也成为了日本汽车工业日后称雄世界的重要基础。
中国找到了洋和尚，却没有选对经，1989年发布的第一份正式产业政策法规，基本上就是因垄断后果太严重而被日本国会否决的《特定产业振兴法》翻版！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将日本视为产业政策的榜样。根据经济学家吴敬琏回忆，1987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最高决策层起草了一份题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的报告，建议引进日本等东亚国家在战后采用的产业政策。此时的日本，对于产业政策的反思已经开始，小宫隆太郎领衔的日本经济学家们在1983年出版了《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对于日本在60年代实行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特别是其压抑竞争的倾向，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而此时的中国，找到了洋和尚，却没有选对经，1989年发布的第一份正式产业政策法规《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基本上就是因垄断后果太严重而被日本国会否决的《特定产业振兴法》翻版！
当然，日本私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对于政府政策的“反抗”在中国是难以想像的，日本更不存在亦政亦商、大小通吃的国有企业。因此中国走上“选择性产业政策”的道路，不是什么偶然的误会，而是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和对“大政府”的政治偏好。
研发：基础研究短板
中国的产业政策的确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推动某些产业的产能。但从长期来说，要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科技含量，研发投入是不可或缺的。作为科技后发者，中国可以在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和经验，在流程、商业模式、或者是具体应用上稍加改善，便可以进行成本低、收益高的渐进式创新。渐进式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创新形式，但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目标是达到“领先水平”的话，那就必须要改变当前的研发投入结构。中国2017年的总研发（R&D）经费是1.75万亿人民币，总量在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研发强度（占GDP之比）也排到世界前列（OECD数据）。但中国的研发投入重点是将基础科学的成果转化为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只占到约5%。而美国的基础研究占总研发支出的比重则达到17%。考虑到美国的研发总投入约为中国的两倍多，不难看出美国基础研究投入远远超过中国。
基础研究，简单来说就是不带有预设应用目的探索性研究。与应用和实验性科研不同，基础研究风险非常大，很有可能是高投入而低产出甚至完全失败。但是基础研究往往是所有应用的基础，例如如果没有基础物理，就不会有今天的航天技术应用；没有基础数学，也就不会有计算机应用；但想要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并不是把钱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那么简单。
中国当前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政府行为，因此具有官僚政治的激励特点：厌恶风险，追求行动-结果的确定性。
中国当前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政府行为，因此具有官僚政治的激励特点：厌恶风险，追求行动-结果的确定性。一个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导致他更容易拨款给那些“已经知道怎么做，肯定能够出成果”的科研项目，而不是那些探索性质的项目，这就和基础研究的高风险特性产生了内在的矛盾。外加中国的高校科研体系仍然相对落后，导致公共科研项目的成果，并不一定真正能成为“公共”知识，因而政府主导的研发活动效率较低。
科技民族主义全球回潮，但“自己什么都造”不是解决方案
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大环境下，科技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视野：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说明了科技很难永远维持“非政治”或“中立”，纯粹的经济理性已经难以说服政策制定者回到完全开放的态度上来了。贸易战以来，美国反复通过施压中国科技企业，以寻求政治谈判杠杆，也变向鼓励了中国的一些“科技民族主义”思潮——这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说实话在全世界来说也暂时缺乏完美的解决方案。然而，中国必须看到，反市场经济的产业政策并不能促进创新或者是发展经济，“自己什么都造”肯定是错误的应对方法。
（杨路，自由撰稿人）
参考书目：
Komiya, R., Okuno, M., & Suzumura, K. (Eds.). 1988. Industrial Policy of Japan. Cambridge: Academic Press.
吴敬琏、八田达夫、陈清泰：《反思产业政策》，《比较》，总第87辑（2015），页260-267。
纠正：「上汽大众」，不是「上海大众」。
作为一个在读医学基础类的研究生，对于本文最后面基础研究的现状描述颇有感触，翻阅去年我们学校科学研究的资助情况，临床（也就是应用类）所能够审批下来的国自然比基础学院多太多，而且金额上也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记得一个历史老师曾经说到过科学和技术的区别，前者是不为什么而做的，比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二人也许知道这些理论未来会改变世界，但是他们并不为了从中获利。而后者就比如造纸术，火药等的发明，目的性明确，称作技术。
中国现在真真的在关注技术，毕竟没有「用」的东西，要来有什么用呢？
任正非得话让我想起了我爹的思维习惯——什么都想自己干，不会做的时候还是一个人死磕，而且还会生气，也不求助别人。联想到他的农村家庭背景，我认为任总的话非常正确。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思维习惯，认同“要一个人完成所有的事情”的方法论，但这样很容易让自己狭隘，进步缓慢。这果然是落后的小农思维，值得警醒啊。
「自主創新」在中國碰到的最大問題，就是這個國家一直都在箝制國民的思想自由啊。你只能看黨允許你看到的，你只能說黨允許你說的，你只能做黨沒說不能做的。在大腦習慣僵化的思考模式之後，就懶得去針對眼前的問題做有邏輯的思辯，懶得去更動前人留下的各種沈痾。沒有一個自由的社會，是不可能會有靈活的思考的，更別提要創新了。
我每年都會去參加春秋兩季在廣州的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每次看到設計優良的產品，往往清一色都是仿自國外的，而中國國內自行設計的商品，則看起來永遠像是八零年代的國產科幻電影裡會出現的怪異儀器。
你不自己做，人家会给吗？
受启发，好文！
「中国制造2025」对高新产业制定的市场占有率标准——国内(80%.80%.40%)。简单来说就是只留给外企20%的生存空间，同时由于国产供给多了而产生了对于「自给自足」的设想，等同于不再依赖进口，少买甚至不买(科技民粹主义已等同于政治正确）外国商品或服务。
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会使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即使2018年已经是这样)
让任正非矛盾的地方，大概是因为，一方面华为仍然需要拓宽国际市场，不能与国际社会交恶(但美国先行一步抓了孟)，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华为针对此事件的立场“被代表”了(外交部)，引起主流国家的联合杯葛；另一方面，华为代表中国科技产业的最高水平，但不是「自己什么都做」，证明其仍然需要国际顶尖科研技术的支持(也可理解成是美国所谓的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才能保持发展势头，中兴是前车之鉴，嘴上说没事，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包括资本市场。
＠君士坦布丁 我們都同意自主創新對國家的重要（不單是中國），但這和中國政府『自主創新』大行補助的產業政策，略有差別。
問題從來都不在於中國發展新進科技，而在中國打著市場經濟的旗號，享受市場經濟的國際規則福利，實質上卻施行與市場經濟大相逕庭的政策。於是我們其他玩家，只好敦請中國，或改行市場經濟，或承認自己非屬市場經濟，停止享受相應福利，如此而已。
@NO_COMMENTS 哎呀感情這位是小寫 no_comments 兄臺穢土轉生？
即便不講價值觀，國際博奕是為無限期的動態賽局，忽視對手的轉向訊號，想必不是太高明的策略。
另，莫小覷”正當性”的重要，美國的影響力泰半源於其制定國際規則時，為自己冠上的價值觀優勢。中國可以像國家一樣在美國規則框架下爭取最大利益、建構子框架，也可以大喊規則不公（憑良心說，確實對美國不公平的有利），自己建立規則。
但國際現實告訴我們，這套作法正在讓中國被其他重要貿易夥伴排擠，你確定這真的是中國的最佳策略嗎？
@Everus 韓國的資源全力傾注在三星和 LG 上的代價在今日韓國的教育制度、社會系統問題、裙帶資本主義上皆有眉角可循。若僅單從戰略眼光來看，籌碼全壓單注的風險也不必多提吧？各家研究機構各有估算三星集團佔韓國的經濟比重，數字多怵目驚心。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作者很中肯细致地写了一篇很优秀的文章，但是我还是希望提出一些我的观点。中国之所以选择自主创新，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从政经角度来看，利润不是白来的，掌握高科技的国家才是在国际贸易链中收益最大的国家，单纯考我们提供人力，中国不能也永远不会真正积累够足够的资本进行赶超，成为发达国家，只会像一个有一个国家那样被西方榨干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然后让当地经济停滞在国际贸易链末端。选择自主创新自然有着一系列大政府的弊病，但是这才是中国真正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
拿今天的产业现状跟洋务运动后做个对比，就知道日本学者那套术语适不适合用于当代中国了。
我当然也不赞成经济一定要拿意识形态划分，但是把中国定位于市场经济国家，是属于定位错误。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处里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偏差，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敢保证自己的政策永远正确吧，都是在试错的道路上一直探索着，政策的制定都是以现有国情为基础实现，国家之间利益没有友情，所以别人怎么说你，那都是处于自私得考虑，何必太当回事呢，自己只需一直反思对错并加以修改即可
清晰明了，阅读体验很好
其实都是被当年的巴统和后来的瓦森纳协定逼出来的思维方式
好文章，釐清了中國製造2025是因為其內含政府推動寡頭或壟斷干擾市場競爭機制而遭貿易夥伴抵制，而非產業政策本身。
但講到垂直整合，韓國應該才是最經典的案例吧。文中講到政府鼓勵的垂直整合的種種不利之處，但韓國的三星和LG卻也是垂直整合但卻是世界級的強且大，充滿競爭力的企業。是否不同產業對垂直整合的適用性不一呢？
任正非的话就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未必当真，华为就是产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什么都自己做反映的是中国政府内心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对抗而非融入，这应该是经济因素之外，招致强烈抵触的原因。
很好的文章，多謝，意猶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