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许章润：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兼论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

【编者按】本文为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为纪念自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而作。文中从历史宏观脉络起笔，厘清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世界格局中所处位置，并直接回应了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因本文关乎重大公共利益，我们特别设置全文免费阅读，欢迎转发、参与并讨论。

现代早期以还，地中海文明一马当先，大西洋文明继起，再第次扩张至太平洋文明体系，终于将全球裹挟一体，造成了这一叫做“世界体系”的现代秩序框架。其中，仅就“二战”以来全球秩序观察，其之依然未脱雅尔塔体系，缠绕于霸权秩序与条约秩序，说明世界体系一旦形成，非时代根本有变，否则不足言变。凡此秩序体系，历经三、四百年，渐次砥砺成型，全球伸展，遂为典范，伴随着世界性文明大转型而来，框含起现代世界及其政经安排。它不仅意味着一整套现代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特别是全新的政经安排，而且也是一种文明典范，构成了现代世界的义理结构，铺展出文明论意义上的全球景观，从而，形成了具有全球同构性的世界历史发展脉络及其核心治理结构。晚近三、四个世纪里，笼统全球文明走向与政经实践的，其基本框架，其结果形态，即此世界体系也。

中国的三波“改革开放”，绵延一个半世纪，就发生在这一世界体系之中，跌宕逶迤于自大西洋体系向太平洋体系的扩张之际，并煎熬于此刻印太格局雏形初现时节。因而，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及其“改革开放”，必须回到世界体系中去，在全球史中返身回视中国，方能获致完整印象。其间，以“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为主轴的“双元革命”，贯穿始终，蔚为经纬，而以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特别是正在中国上演的最后一役，演绎着“历史不终结”的恢弘壮剧，并必将为此长程历史作最后的收束。

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及其“改革开放”，必须回到世界体系中去，在全球史中返身回视中国，方能获致完整印象。

一、八大问题、转型四系与双元革命

十六世纪晚期、十七世纪初期以还，伴随着荷兰的现代进程与英国革命，世界不期然间逐步迈入这个叫做“现代”的时代，而有一个现代秩序、现代文明与现代世界的发生论。其间，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两岸扩展，再推及全球，递次出现而解决、对于现代世界的创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概莫八大问题，而以八场政治革命的方式完成，启动和迎应的是近代世界性文明大转型，最终形成了上述双元革命格局。两个国家版本，搭伴联袂，前后脚来到人世，演绎出人类群体生活治理体系的两个世代，而二位一体，于提炼国家理性与民族理想之际，弘扬公民理性与公民理想，基本底定了这个叫做现代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由此造成完整的现代秩序和世界体系。这是全球范围内最为宏大的人间景观，蔚为三、四百年来最为重大的地球事件。

凡此八大问题，或者八大案例，依其顺序，概莫“英国问题”、“美国问题”、“法国问题”、“德国问题”、“西班牙问题”、“俄国问题”和“中国问题”。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转型，规模既宏，进程跌宕，自成一脉。其中，“英国革命”开启现代端绪，主要讲述的是古今之变。“美国革命”以自由人的选择自由和自做主宰的人权，于撕裂甚或摧毁母邦大英帝国之际，而另立新国。“法国问题”及其“大革命”，源自从路易十六开始的改革，却因旧制度不恪重负，导致最终崩盘。此后德、俄转型，另有跌宕，至为惨烈。除此之外，还有一脉典范，不妨名曰“西班牙问题”，包括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智利，或许还可算上韩国与中国的台岛，乃至于今日的缅甸，所讲述的是独裁者在专政最后时光逆转历史，或者，顺应历史，亲自主导了民主进程，实现和平过渡。像智利的皮诺切特、希腊的帕潘德里欧、西班牙的大独裁者弗朗哥，以及中华民国政体下的蒋二世，都是这号人物，例属这一类型，不妨统称为“西班牙革命”。

上述八大案例，归纳起来，实为四个系列，可谓“转型四系”，或者，“革命四型”。此即英美一系的“英美型”，德意日一系的“德国型”，法俄中一系统归“法国型”，以及“西班牙型”。凡此四系，庶几乎描摹出这个风云跌宕大时代的完整图景。非洲大陆与拉美诸族，超愈一个世纪的变革转型，生聚教训，不出上述四型笼统。

这一、两百年里，中国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中国问题”，一个世界体系背景下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问题”，既是构成此刻这个世界体系和世界历史本身最为核心的元典性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近代大转型最为典型而复杂的案例。在此，近代中国的大转型是中国历史逻辑自身演绎的必然结果，接续策应的则为地中海文明与大西洋文明的历史进程，而汇入并推展为太平洋文明时代的宏大格局，并有望于未来以中国文明的在境性思考为此普世大转型收束，收归于下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役。

“中国问题”统归于“法俄中”一系，就在于其政治革命的狂飙突进，不仅时段延绵，而且惨烈异常，尤以俄中为烈。另一方面，就转型半途跌宕而后“重启改革”而言，则与德日一系分享了历史进程“断而后续”的特殊性。德国于“1871”奠定国家形制，却不幸搅合于两次“大战”，实为歧出，直待“1945”和“1990”，方始接续，重新出发。故而，1945年后的日本是回到明治再出发，德国则回到魏玛、回到俾斯麦，一如“1978”的中国回到“1911”，回到“1945”，甚至于回到“1860”，采取的都是“向后倒退向前进”这一曲折进路。同时，中国已然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中经辛亥光荣革命，而后内战酷烈，却又类似于英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再者，放眼大中华，则台岛转型启动于独裁者晚年基于无可奈何的自觉，循沿的仿佛是西班牙一系的轨迹。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问题”及其大转型的超级复杂性，由此而有下文将要论述的“最后一役”的复合性质。

二、五场战役

在此浩瀚进程中，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哲学逐渐成长，并因其抉发人性，张扬理想，对于“自由在于分享公共权力”这一人类合众群居的根本问题做出了有效体制安排，遂应时顺势，其势汹涌，其力澎湃，历经五场战役，终于塑造出了这个现代人世，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合理而可欲的人间秩序。

第一场战役，“古今之变”，行进于英法革命与美利坚建国进程，抽绎出自由主义的人性观念，提炼出关于惬意人生的基本理念，铺展开来了立宪民主的内政框架，特别是宪政安排的政治技艺，于古今之变中作育新型人世。由此奠立了“民主国家—自由立国”的思想和政治基础，而以其人道意义与政治典范性，引领这个世界走入真正现代。关于“现代中国”的道德憧憬和政治想像，包括已然落地台岛的政制实践，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笼统，均为这一西潮汹涌拍岸的飞溅浪花，也是世界性民主大潮的华夏善果。

第二场战役，“海陆之战”，表现为“一战”的惨烈起落。当其时，英法自由放任式经济体系与普鲁士组织化国家主义短兵相接，势不相容，遂一决高下。某种意义上，就帝国争锋来看，这是发生在陆上容克贵族式帝国主义与海洋霸权国家之间的博弈，蔚为海陆之争，也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殊死较量。就其帝国之战的性质而言，将“一战”称为帝国主义内部的一场混战，而“春秋无义战”，也有道理。但是，战后四大帝国解体，魏玛共和诞生，从而得谓自由主义的胜利，却也是事实。否则，后果更且不堪。不过，自由主义的惨胜，成果有限，而埋下第三、四场战役的隐患。

第三场战役，“文野之别”，以“二战”为主战场，并间歇延宕至1970年代中后期。这场反法西斯与抗击纳粹之战，捍卫的是历经忧患方始建立的自由民主政治，所要超克的是现代性的野蛮性，终于以再度重申人权和自由的至高无上告终，并建立了沿用至今的全球秩序、世界体系及其基本规范。至于1970年代中期西、葡诸国与东亚部分地区相继从右翼极权纷转为立宪民主政体，则为其余脉，于时隔三十年后，轰然回响，而大厦倾矣。若说教训，则“二战”的最大败笔在于，为了击败法西斯和纳粹，乃与苏俄合作，以至于养痈遗患，灭小贼而肥大寇，不得已后来以冷战终结，这才人间晴晚，天道好还。战后差不多半个地球的苦难，数千万人死于左翼极权暴政，远超“二战”本身，皆源于此。

第四场战役，同样是“文野之别”，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冷战”，发生在左翼极权国家与自由民主联盟两大阵营，以前者的彻底崩溃而告终。其所再度撬动的现代世界的文野之争，以自由民主政体的人道对抗全面专政的暴蛮，并终于赢得胜利，再次证明了自由主义所迎应抉发的人性善良之不可凌辱。曾几何时，苏俄式嗜血极权政体，凭借“人为的辩证法”，施行全民人身强制，厉行书报检查，于说明和论证自认铁律的历史辩证法之际，用大墙和铁牢来印证。亿万众生，无名无姓，分纳于敌我阶级的框格之中，随其起舞，成为这出闹剧的缤纷道具和通向虚幻历史愿景长旅上的道道枕木。铁桶之内，不仅“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不行，就连“内心的流亡”也不准，文明遂在一夜之间溃退。因此，冷战结果以共产极权的一夜崩溃结束，不仅是自由保卫战的胜利，也是文明的凯旋，更是人性不屈的颂歌。邓公南巡发生于1992这个时间节点，此为所谓“大环境”的重要因素。而此后以局部让利于民和有限容忍市民生活的方式获得政制回旋余地，乃至于反不学好，却渐次发展成为“大数据极权主义”，同样在于以苏为鉴，取其偏也。近年来左派文人以“学习型”状述其政，说对了一半，就在于只学有利于专政保存之术，而了无皈依人道普世大道的向善之德。若论晚近危害华夏最烈者，莫若苏俄与日寇，如陈寅恪先生当年之预言，证诸青史，不予欺也。

第五场战役，也是最后一役，正发生于此刻的中国，以华夏为舞台，综含上述诸战特质，并叠加上“中西之争”。首先，在内政层面，它是中国近代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指向民主中国与宪政中华，与曾经的“日耳曼-斯拉夫式”野蛮性的对决，已见诸港台民主法治的局部善果，而势亦必铺展为华夏秩序。当下胶着，野蛮性再度发作，遂令举国焦灼。其次，就世界体系来看，它是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与中国式“大数据极权主义”和“威权资本主义”的决战。后者以党国统驭，君临天下，绝对垄断一切权力，对于国民财富进行无度汲取，奉钳口政策为维稳第一要务，造成了“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军政一体、经政一体和君师一体”的窒息局面。而五位一体，笼罩全民，其势愈炽，长此以往，将了无希望。故而，较诸前此四场战役，这场最后一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合性质。说白了，就是华夏文明不甘曾经的日耳曼-斯拉夫式蛮力，而回归文明传统与普世大道的奋力反抗。若说“惊涛骇浪”，莫此为甚，其能阻挡耶！

中国式“大数据极权主义”和“威权资本主义”，以党国统驭，君临天下，绝对垄断一切权力，对于国民财富进行无度汲取，奉钳口政策为维稳第一要务，造成了“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军政一体、经政一体和君师一体”的窒息局面。

至于为何说此乃最后一役，就在于它发生在文野之别这一秩序之中，而以进入世界历史为前提。就此而言，当今世界其他尚未进入民主政治境界甚至有待建构民族国家诸族，必先进入世界历史，然后才能登堂入室，在文野之别的砥砺前行中，再成高阶民主治理之国。而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不可见于可见未来，故尔另当别论。可以预期，一旦“最后一役”结束，世界上最大的极权国家终于完成现代大转型，必影响风从，带来多米诺骨效应，整个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诸族诸国，将会随之大变，世界现代历史进入收束时段，而有待未来再接再厉，开启第二期现代文明也。

三、最后一役的复合性质

惟此最后一战，叠加了前此四战的各种要素，展现出“古今之变、文野之别、海陆之战与中西之争”的综合特质。凡此四重关系，牵连纠结，加剧了华夏大转型最后临门一脚的空前难度，也是其迟迟未能毕竟其役的原因所在。

首先，当下发生于中国的这场战役，接续的是晚清启动的古今之变，恰与第一场战役若合符契。其他转型诸族，同遭此厄，有喜有悲。俗常所谓“反封建”，实指以民权共和取替帝制一统，既见诸英法革命，亦为清末民初的中国革命主旋律。经此一役，王朝政治与朝代国家不复存在，代之以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升级版之民主共和。至于美利坚立国之挣脱宗主统辖，类似于近代中国之反抗列强，而延展于下述中西之争，却因当日中国文明的中世形态，而不妨统归于古今之变。刻下中国政制既是列宁式党国之“五位一体”，已如上述，同时却又延续了王朝政制，奉行的是“某某代”这一道统观念，特别是“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的王朝政治。故而，“反封建”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依旧有效，演示的仍为古今之变。

其次，此刻正在进行的这场战役，还具有海陆之战的意味，表现为组织化的国家威权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歧，而类如“一战”之际的英德关系。只不过，以所有者缺位为主要特征的党国资本，将极权与资本两相配合，你侬我侬，远较当年的容克贵族政体有权有势。与此同时，从政治地理学而言，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之国，而传统上为欧亚大陆东端的陆上强国，此刻为了突破海疆岛链，伸展海权，还真的就遭逢到了一场印太战略格局中的海陆之争，使得政经形态竞争与地缘利益分配搅合一体，尚须细加辨析，分别应对，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这场最后一役，根本而言，还是一场文野之战，其所面对的是全能型“五位一体”大数据极权主义，一种滥觞自华夏传统中刻薄酷烈的法家文化偏锋，叠加上苏俄全能主义极权政治这一西方文明现代性的野蛮性，两相结合而成的怪胎。

再次，这场最后一役，根本而言，还是一场文野之战，其所面对的是全能型“五位一体”大数据极权主义，一种滥觞自华夏传统中刻薄酷烈的法家文化偏锋，叠加上苏俄全能主义极权政治这一西方文明现代性的野蛮性，两相结合而成的怪胎。就前者言，所需启动的是中国文明的理性中庸的文教传统，以求超克；就后者看，非调动自由理念和民主政治不足以击溃之。置身二十世纪以还的当今世界，这一极权政制作恶多端，展现出最为邪恶的强势，是现代世界中真正的暴蛮。时至今日，其残存于齐烟九点及其周边，抱残守缺，负隅顽抗，看似得意，实则已呈颓势矣。

最后，毋庸讳言，此刻正在上演的尚有中西之争，表现为中美博弈，而内里则牵连全球权势转移与世界文明消长。晚近中国的成长，得力于亿万国民节俭勤劳，借力于全球产业体系，引用的是欧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成果，而在多个领域逐渐迎头赶上，逐渐展现出可能改变近代世界权势格局的态势，这才引发了四邻阵阵不安与某种烦躁。抉其隐忧，就在于一个大数据共产极权国家崛起，有如异数，令人联想到曾经的苏俄红色帝国，则势必时时提防，处处设限。如此作业之时，误解和曲解难免，对立与对抗加剧，已到摊牌时刻。此为自保本性使然，要在双方妥善沟通。尤其是海洋航行自由之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于先发国族抑或新兴强国，不言而喻，均无不同，更成焦点所在，其来有自。在此可以提示的一点是，可以想像，纵便未来中国完成立宪民主转型，亦非等于完全排除此类权势争锋和文明误解，但民主国族的价值同一性，“自己人”认同，必有助于化解，乃至于彻底消解紧张。虽说民主国家无战争并非万能保票，但“二战”后民主国家从无战争的七十年历史，对此早已提供正解。只要能避免战争，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就是胜利，双方的共同胜利。在此，吾国非能置身世界历史之外，更且早已深嵌于这个世界体系，为何不能择善而从，而非要固守僵化党国体制，自树为敌呢？！

以“战役”命名这场主要体现为文野较量的四重博弈，只是修辞譬喻，恰在追求和平，一种将“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落地华夏的和平进程。

综上所述，最后一役的综合性，决定它的复杂艰难及其世界文明史意义。同时，说到这里可以看出，以“战役”命名这场主要体现为文野较量的四重博弈，只是修辞譬喻，恰在追求和平，一种将“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落地华夏的和平进程。不仅是结果的和平属性，也在于手段的和平选择。此为自由理念与专政暴蛮的区别所在，而期期于以自由立国导向永久和平矣。

四、重申四个观念

对于上述五场战役，特别是最后一战的世界性地缘政治意味和全球文明史意义，而首先是对于劳生息死于这方水土之上亿万斯民的生存论意义，吾人须有清醒认识，切不可掉以轻心，自不待言。而应对之道，不是以陈旧意识形态和过渡政体来顽抗，更不能为了保住一党一派的专政私利，以亿万苍生的身家性命做人质，将中国当成了予取予夺的殖民地。毋宁，须于“低头致意”中，走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大道，也就是中国的繁荣文明之道。而当下所能做的，还是不外立足世界体系，循沿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重启“改革开放”。所谓和平，则和平在此，而不得已亦且在此。

始自1978年三中全会的这波“改革开放”，已于五年前终止。此后不进则退，倒行逆施，却又仿佛藕断丝连，挂羊头卖狗肉，大家遂于忐忑中保有一丝流连，在忧恐中彷徨四顾，而多少依然期待奇迹发生，企望或许会有柳暗花明，哪怕只是一丝一毫。逮至“四十年庆祝大会”落幕，号曰“庆祝”，实为葬礼，正式宣告“改革开放”彻底结束，大家这才明白，路已堵死，不再期待当轴会有任何把历史往前推进一步的实质性举措了。

逮至“四十年庆祝大会”落幕，号曰“庆祝”，实为葬礼，正式宣告“改革开放”彻底结束。

放眼大历史，此为逆流，不足为虑，终亦必雨过天晴；置身当下，则可能延宕数载，不仅让一两代人报废，更可能令华夏大转型再次失去历史时机，葬送已然超愈一个半世纪建设“现代中国”的落落大业。另一方面，当下世界体系正在进行重大调整重组，时不我待，一旦贻误，则伊于胡底。怎么办？在此，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只能循沿“改革开放”这一和平路径，积蓄重启改革的时机和力量。为此，必须重申下列四大观念，再次呼唤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

首先，回归“现代化”这一基本共识，恪守“建设现代中国”这一基本底线，而且，明确中国尚未实现现代化这一严峻现实。如同前此两波，这波“改革开放”源于中国置身现代，却瞠乎其后这一冷酷现实，而于追求现代化中起步。左右分歧，朝野异志，独于现代化并无异议，正说明其为共识所在，也是迫于国族生存压力的不得不然。至于究竟何为现代化（性），怎样才算是现代化（性），其为单数抑或复数，凡此仿佛老掉牙而实则依旧悬而未决的理论性作业，其实早有答案，那就是不管何种现代化（性）方案，均不能少了政治民主化。因此，纵便尚存理论争议，也不妨在试错中走一步看一步，日进一寸，逐步前行。毕竟，直至今日，一个依旧冷酷的现实是，虽经一个半世纪的奋斗，中国还是一个半现代之国。不惟尚存前现代之广大乡镇，致令中国因为城乡悬隔而危乎殆哉，而且，政经转型均在途中，人文兴盛有待作育，恰需接力，恪尽前程。至于现代化之肯定、一定和必定指向政治民主化，也就是所谓的“第五个现代化”，中国躲避不了，逃避不得，也对抗不得，何所其能耶？当此之际，半途而止，不进则退，亦必将前功尽弃，君能万岁独善乎？

直至今日，一个依旧冷酷的现实是，虽经一个半世纪的奋斗，中国还是一个半现代之国。

在此，所谓“用几十年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实为昧于事实、毫无历史意识的痴人说梦。君不见，始自洋务自强运动的现代追求，延展为清末变法、北洋新政和民国经济建设的接续努力，再经晚近奋斗，一百六十多年里，前赴后继，劳心劳力，更有数千万人横尸沟壑，这才蔚然有成，粲然大观。切断历史，抹煞前贤的积劳积慧，而独自骄矜，如同对岸老美傥论“我们重建了中国”，同为贪天之功，恬不知耻，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因此，笔者在此不吝笔墨还要提示，也是人人熟知而未必真知的，就是中国今日必须正视自己并非全然现代之国这一尴尬现实，毋宁，尚须于未来几十年里，继续这一现代事业，才能完成现代化进程，也才真正有望过上安稳日子。那时节，你想玩弄什么前现代后现代的迷彩套路，就使劲儿尽管嗨吧。但是，先走完这一进程，这段路不走完，半道歇火，朋友，随时就是回头路，而必龙椅再现，定于一尊矣。

其次，也就因此，必须明确中国尚处转型时段，所谓“将改革进行到底”不是别的，而是指必须恪尽这一大转型，最终走出转型时段，进入常态政治，建立常态国家。一天走不出，一天尚未完成这一进程，就一天难言这模式那模式，更不可能津津于“大功告成”的自我“庆祝”。此亦非他，不过就是笔者在“低头致意，天地无边”中所言，以行政调整和事务性变革，冒充“改革开放”意义上的大转型，来搪塞糊弄举国深化改革要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毋宁，虚与委蛇也。在此“第三波改革开放”的意义上，“将改革进行到底”意味着不可能“改革永远在路上”，而必有终点，请你向全体国民讲清道明“时间表”与“路线图”。而终点就是建立“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现代中国，把选票交还到每个公民手中。这几年国人不满日甚，正在于此类虚招繁多，早已让人生厌，进而在将改革污名化之际，令大家一起失望而揪心。因而，明确中国尚处转型时段定位，意味着一切尚未成为定局，惟以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为准，赶紧破局前行。就此而言，启动政治改革，还政于民，开始立宪民主政治，是必交考卷，再拖下去将会更加被动。

再次，融入世界的世界体系观念，不仅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理性，也是一种全球史的文明观念。它不仅意味着与世界的和平共处，而且，面对世界高阶文明，须有择善而从的胸襟气度，借由文明由高向低的自然流向来充实提澌自身，并于渐臻佳境后输出反哺。此非惟近世历史所揭示，实为“自古以来”文明作育的一般性。回首三波改革开放，均为循此思路而来，而善莫大焉。诚然，刻下的国际社会依旧是一个自助体，所谓的世界体系交织着霸权秩序与条约秩序，只能以文野之别、价值判别和利益趋归这三大认识为主轴，确定主次轻重，划分中心与边缘，以明确中国的自我定位，而首先和绝对的标准乃是文野之别。其实，就晚近这波“改革开放”而言，内政上不过是向世俗人生的生存常识回归，放弃“人为”辩证法的蛊惑，国际政治层面则为对于普世人类正道的低头致意。也就因此，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可谓不高尚，但却必须以基于文野之别的“人类价值共同体”作前提，为内核，定皈依。否则，方向、目的和准则迥异，何来同甘苦共命运，谁跟你共同一体？

正是在此，今日中美两国均表现出各自的双重人格。美国对内奉行洛克主义，行公民之道，“人待人如上帝”，意味着绝不能诉诸战争与革命，因为无论是革命还是战争，都离不开暴力，一旦动武，就意味着政治无效，政治与共同体一同被放逐。而对外则毫不掩饰霍布斯主义，凭霸权之力，“人待人如财狼”，就在于“城墙之外无政治”这一希腊传统，至老美这儿发育蹈扬为“政治止于水边”这一政治定义，而厉行敌我之别。因而，美国的问题在于必须学会律己宽人，将“国家性”贯通于“世界性”，而对政治统一体进行软化，对于国际关系的自助体系性质善予中和。另一方面，就当今国朝而言，于世界论坛倡言命运共同体，强调法治与平等，自由贸易与人权保障亦且朗朗上口，而对内却钳口屏声，压根儿不承认政治乃合众群居的和平哲学，因而必须以分享公共权力的方式缔造自由、方能邦国永固这一立国之道，根子在于这个政权厉行专政，而与民主自由为敌，将亿万人民当作党国的人质。如此反差，如同笔者将于本系列第三篇论文“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中所言，它造成了“连自己的国民也不善待，还能指望它善待世界吗？”这一彻底的尴尬。

中国必须明了，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鉴于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口和幅员，虽非超级大国，却具有全球影响力，也同样丧失了纯粹内政的可能性。

最后，中国必须明了，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鉴于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口和幅员，虽非超级大国，却具有全球影响力，也同样丧失了纯粹内政的可能性。在国家政治、国家间政治和全球政治三重视野着眼，凡此大国秉具全球影响力，其内政治理具有全球示范性，由此造成了内政的国际化，反而致令主权受损，实为大国的必要代价。如阿甘本所论，这一悖论源自世界警察与主权者的关系，就是说，作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并非世界警察，因而，不仅无权宣布例外状态，特别是根本没有借机将自己当作例外状态本身这一主权，而且，因其特殊位格，其主权行使反而失去了纯粹内政性。既然大国的任何一项内政举措，均不免深度牵连他国，搅动国际风云，因而，均不得不考量其外溢效应，也无法以“内政”和“不得干涉内政”自我辩解。时至今日，隔洋相望，中美各有困境，而似乎都忘了大国位格及其悖论对于自己的要求。以此为戒，则中国不能深陷过去的革命话语和第三世界反抗者的角色，继续沿用以应对当今世界，而需明白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格，锤炼出坦荡从容的国家理性，有理讲理，依法论法，借力打力。但是，这一切取决于全民意志及其立法者表达，而不能仅仅出乎党派立场，更非定夺于内廷私议，恰须于权变之间，当变则变，该守才守。至于标准厘定，分寸拿捏，则牵涉到下列论题。

五、“该不该”与“能不能”，必须交由全民讨论

“庆祝大会”定调，“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笔者对此深表赞同。此间正需展现政治的决断性质，而事关历史进程与亿万国民福祉，并必将牵动五洲风云。惟须补充说明的是，正因为事关国族命运和小民身家，则何为“该与不该”，怎样才算“能还是不能”，就绝非一党一派说了算，更非独操于宫闱政治暗箱作业之手。相反，必须诉诸公共理性，经由全民讨论，凝聚全民意志，进而登堂入室，锤炼而成国族意志，这才有望万众一心往前奔。这是守法者就是立法者、人民才是主权者这一共和国立国之道的基础规范，也是其基本伦理。否则，以此“庆祝”四十年，借此向亿万国民摊牌，划定底线，等于是在恫吓天下，非惟“庆祝”，毋宁，是在为五年前就已终止的“改革开放”补办葬礼，直接羞辱全民心智和心志，不仅否决了人民的主权者与立法者位格，从而等于承认此为僭主政制，而且，于造成逆流而动的大众印象之际，锁闭了一切对话窗口，也就等于是在自寻绝路。

何为“该与不该”，怎样才算“能还是不能”，就绝非一党一派说了算，更非独操于宫闱政治暗箱作业之手。

还有，“该与不该”、“能还是不能”的标准——姑且不论所谓“能”者是指“可能性”之有无多寡，还是指“能力”之有无高下——不是别的，就是法治秩序之内，自由平等的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亿万人安宁生计、保有私产与心灵自主、免于冻馁和恐惧的自由。至于什么主义或者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等等，其本身并非目的，乃为手段，悉以实现上述目的为取舍标准。否则，要这个“国家治理”以及劳烦亿万纳税人天天流血流汗供养的国家本身，更不用说什么主义，这些个劳什子，干吗？！再说了，倘若所谓“不能”是指“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则羞辱之际，等于开启了忤逆全民意志的一场内战之门，背离了政治乃合众群居的和平哲学这一真义，真正危乎殆哉。

是的，年中高官曾经放言，年底中央将会“放大招”，出台更多“超出意料”的“改革开放”利好政策。言犹在耳，万众翘首以待，不料时限既到，善良心愿等来的虽非晴天霹雳，却是一盆冷水，则期望必将转为失望，而于信心崩盘之际彻底绝望。实际上，最后的一点期待与期盼，连同那叫做信心的心气儿，已于今日随“一锤定音”而烟消云散。置此时节，合作意愿既失，则剩下来的唯有更加离心离德，乃至于对抗政治登场，三十多年里好不容易渐次培育的和平、理性与中道的改革路径及其共识遂将不复存在，实则意味着全体国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底线荡然，一切危殆矣。故而，“超越改革开放”的呼声必将渐起，虽压抑而难钳矣。

接续本节起始的意思，笔者在此预先发言，想说的是，“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普世道路，围绕着“以文明立国，以自由立国”展开，是吾国自求多福的惟一大道。否则，沉湎于万年党国专政幻梦，而且，如笔者下篇文字所述，乃至于造成了中国渐为奠立于“大数据极权主义”基础之上的“红色帝国”这一国际印象，招致四面为敌，只能是绝路一条。

沉湎于万年党国专政幻梦，乃至于造成了中国渐为奠立于“大数据极权主义”基础之上的“红色帝国”这一国际印象，招致四面为敌，只能是绝路一条。

四十年前曾有“真理标准”讨论，开启一线生路。今日再遭“该不该”与“能不能”之问，则当轴可有雅量，先就此网开一面，让亿万国民当一回家，做一回主，七嘴八舌先议议，然后再说“改不改”及其“该不该”与“能不能”。而国中贤达，峨冠博带，明眸皓齿，为家国天下计，尚欲踊跃置喙，以险中求存、危中生机，力免徒使后人复哀后人耶？

处士横议，说了未必白说，白说还是要说。否则，一个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将会降临华夏——不，是正在降临并已经降临，则大家一起遭难，玩完儿，夫复何言！

2018年12月18-20日 定稿于清华无斋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