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尹子轩：伦敦尚处幻梦中，“新欧盟”已蓄势待发

英国脱欧公投过去两年多，伦敦当局近日才以几乎内阁倒台的代价，算是凑出了一个统一的官方脱欧计划，准备和布鲁塞尔的谈判。虽然这个协议表面上更接近一个所谓的“软脱欧”方案，但是，该方案基本上还是坚持向布鲁塞尔讨要兼得“欧盟单一市场”以及“和欧盟脱离关系”两项近乎“无赖”的要求，在欧盟政治重心无可避免地转向如何加强欧元区改革、共同防御、以及难民分配等议题的当下，伦敦的要求，几乎是为了更边缘化联合王国在欧洲和世界影响力而写。

2019年3月，即英国启动欧盟《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两周年，如果双方仍未能达成协议、或者欧盟27国未达成延长谈判期限的协议，届时英国将会自动脱离任何和欧盟有关的国际条约，亦即所谓的“No Deal Brexit”。

拖沓许久，首相特雷莎·梅终于在2018年7月初发表“契克斯声明” （Chequers Statement），看似是在脱欧大限前统一了内阁对于脱欧的立场——但几乎在发出的同时，该声明便引起了内阁信任危机；在两名脱欧派大臣离开内阁、另加两次议会内的恶斗之后，联合王国的脱欧白皮书最终以一个更接近所谓“软脱欧”，但揉合了硬脱欧派的一些和欧盟基本原则依然有根本性抵触要求的模样出现。

换句话说，特雷莎·梅政府口中所谓的“final offer” ，除了让布鲁塞尔知道特雷莎·梅根本无法驾驭党内硬脱欧派之外，最重要的是让欧盟更进一步确认到联合王国——无论是政客还是人民——根本已经不具备继续和欧盟合作的基础。

联合王国走上脱欧和孤立之路的反面，正是欧盟成员国开始认真将欧盟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里程碑。

另一边厢，欧盟内部政治在联合王国“和稀泥”的时间里一直在演化，脱欧派两年前所述的一系列危机，并未击沉欧盟，而各成员国在处理泛欧问题的时候亦产生了新的政治动能，如因为处理移民问题所组成的德意奥“Axis of Willing”，以及荷兰等英国的传统欧洲盟友和其他北欧成员国，在和德法核心博弈期间组成的“新汉莎联盟”，正是欧盟政治已经踏入由区域性联盟所组成的“后英国时代”、重新注入活力的表现。

而新的白皮书，反映了保守党（不止硬脱欧派）依旧活在一个将欧盟当成“超级市场”般可以自由选择权利和义务的经济联盟的幻梦中，而联合王国走上脱欧和孤立之路的反面，正是欧盟成员国开始认真将欧盟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里程碑。

“里外不是人”的脱欧白皮书

英国议会最终通过并且在7月17日公布的“脱欧白皮书”，本身是基于首相特雷莎·梅在6日发表的“契克斯声明” 修订而成。声明本身作为一个谈判的开端，本应是在对于英国有益处的前提下，提供一个起码能让党内软脱欧派、硬脱欧派以及欧盟谈判专员三方都有斡旋空间的方案。但是，在党内势弱的特雷莎·梅最后通过的白皮书，却是一个几乎是为了让谈判夭折而存在的文件。

特雷莎·梅在7月6日发布的“契克斯声明”，本身主要的立足点在于将英欧将来的关系建立在一个货品自由贸易协议之上，在规管上双方共用一份“货品通用规则”，同时设立所谓的 “关税促进协议”（Facilitated Customs Arrangement），让第三方货物进入英国时由英国关税局处理，而经过英国到欧盟其他国家则由英国代理欧盟的关税政策。前者是联合王国跟随欧盟法规现况的变奏，联合王国脱欧之后有“立法权”，此权力涵盖一部分货品贸易，而并不包含占联合王国GDP达八成以上的大部分服务业出口。后者则实际即一种变相的关税联盟协定，以回避由于脱离欧盟单一市场所必然引致的北爱尔兰边界问题。

在党内势弱的特雷莎·梅最后通过的白皮书，却是一个几乎是为了让谈判夭折而存在的文件。

从特雷莎·梅的角度来说，要满足英格兰人对于“主权”的幻想，又不能让北爱尔兰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联盟的前提下，这几乎已经是不能再软的脱欧方案，可见起码软脱欧派对于脱欧谈判的主导权在谁手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但是对于硬脱欧派来说，这一协议虽然是顺了该派系里基要派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意，但是总的来说，由于联合王国依然是“规则跟随者”，这协议对于强调主权的英格兰民族主义者来说依旧是无异于叛国。

于是，紧随硬脱欧派外相鲍里斯·约翰逊和脱欧大臣戴维斯的辞职抗议，保守党内由Jacob Rees-Mogg所率领的党内欧洲研究组（European Research Group）在下议院发难，迫使特雷莎·梅放弃关税促进协议的基础条件，将政府的官方方向修订为“除非欧盟27个国家同意为英国作同样服务，英国将不代理任何欧盟关税政策”，而此一修订案亦在之后保守党软脱欧派的反扑中幸存。

这一番折腾虽然看似在西敏宫引发了特雷莎·梅又一次的下台危机，但是这一次的“茶杯里的风波”，在布鲁塞尔眼中却可以用“哭笑不得”来形容：实际上就算“契克斯协议”以原本的模样，毫无抵抗成为联合王国的官方谈判立场，这个协议仍似是一个“欧盟自助餐”，甚于一个务实的折衷方案，对于布鲁塞尔来说这不过是说明了联合王国的政客在公投两年之后依然未准备好上谈判桌而已。

首先，欧盟（及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自1957年《罗马条约》以来便尊为不可打破原则的“四项自由”，即保障货品、服务、资本以及人民自由流通的权利，这些权利固然可以单从经济层面理解，但是欧盟通过既往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整合，保障这四项自由的责任有了宪法级别的政治意味在；故此，姑且勿论特雷莎·梅政府凭什么要求选择性地在货品以及服务执行规管，还可以不再支持欧盟国籍人员出入英国的自由，要欧盟为一个早有离心的成员国打破自己原则，开一个极坏先例的可能性本来就相当低。可以说，特雷莎·梅费尽心思方产出的白皮书，对于布鲁塞尔来说，拒绝是迟早而非该否的问题。

“新欧盟”政治态势：区域同盟的合纵连横

在保守党在内斗中虚耗光阴的时候，欧元区改革、难民危机以及共同防御等三个极为重要的议题笼罩著欧陆，不但将英国脱欧一事变得看来无关痛痒，各欧盟成员国们在处理这三个议题的途中亦根据各自的利益组成了新的同盟，重塑欧盟政治的生态。

英国的脱欧闹剧，无形中警醒了欧盟内的骑墙派和疑欧派：他们在欧盟议政的层面上将不再有一个大国可以依靠，在德法核心由于外部因素刺激而重新启动欧洲经济、政治和军事整合进程的当下，欧洲各国不再有瑟缩在伦敦背后、回避表态的条件——摆脱了联合王国，欧洲终于可以直面整合的纷争，而非继续逃避。

首先，英国作为一个游离于欧洲西北、传统上右倾的大国，在离开欧盟之后，它在欧盟内的北欧小国盟友都清楚他们必须更紧密合作，才可以避免被边缘化，并有意义地影响决策。尤其在欧元区经济改革上，这些前英国盟友国家和法德核心的分歧尤为明显。

在可见的将来，欧洲经济管理决策将会由北欧组成的新“汉莎联盟”、德法连线、以及南欧各国等三方的势力博弈。

为了修正2008年欧债危机曝露了的欧元区南北债权国和负债国关系的结构性弱点，法国总统马克龙勉力游说德国，推动设立欧盟共同财政预算，以及设立欧盟共同财政部部长等堪称革命性的、让欧元区分享财政负担和风险的政策。但是比起北欧各国对于风险分担的接受程度来说，马克龙的想法太为超前；由丹麦，芬兰，荷兰，瑞典，爱尔兰，立陶宛，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所组成的新“汉莎联盟”（Hanseatic League, 取其十四世纪的前身）在三月发表了联合声明，仅支持完备欧洲银行体系联盟，以及将原本救市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扩展至一个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EMF”、作为一个永久性经济安全阀等的措施。

这个表态，和六月法德之间达成的《梅塞堡宣言》（Meseberg Declaration）中期望在2021年开始设立欧元区共同预算的提案有直接的抵触，在可见的将来，欧洲经济管理决策将会由北欧组成的新“汉莎联盟”、德法连线、以及南欧各国等三方的势力博弈，是为英国脱欧后对于欧盟内势力分布影响最明显的实例。

除此之外，欧洲各国应对难民危机所形成的局域同盟，亦无形中更边缘化了英国。欧盟执委会以及欧洲理事会在六月下旬的两次会议围绕有关移民问题的博弈，可简约至两个阵营：在难民抵达前线，急需其他成员国遵守欧盟执委会有关难民分配额度法案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和希腊；以及强调控制边境，对于移民过境问题极为强硬的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等中东欧成员国。

在奥地利总理，兼欧洲理事会新任主席库尔茨（Sebastian Kurz ）口中，柏林罗马和维亚纳之间所谓的 “有志一同轴心”（Axis of Willing） 正是这种博弈下的产物：意大利政府尽管现正由两个民粹政党联合执政，但是位处地中海难民抵达前线的罗马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天然盟友是接壤的德奥两国，正在中东欧国家阵营的反面。

波兰现由疑欧派民粹政府“法律与公正党”（PiS）执政，该党和英国保守党一向关系密切，缺少了英国影响力的背书，只会让中东欧国家更倾向于彼此同盟的关系。缺少了英国占欧盟12.85%的人口支持，在欧盟权衡人口因素计算的“资格多数表决”政制（Qualify Majority Vote）中，疑欧派将更居劣势，在欧洲议会中，波兰执政党所属、现为议会第三大党团的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党团（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在缺少英国保守党参与之后亦将大受打击。

从经济、政治到军事合作，英国脱欧的最大建树，在于释放了欧盟成员国之间合作的动能。

同样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质疑北约军事联盟的基础下，原本一向和英国这个美国在欧洲的桥梁保持友好关系的东欧国家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亦密锣紧鼓地在共同防卫上准备加强和法德的合作。欧盟在去年年底十一月新增到现有共同安全与国防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中的几个关键的政策措施，尤其是永久性防御结构合作一揽子政策（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主力支援科研的欧洲防御基金（European Defensive Fund）和欧洲防御工业发展计划（European Defen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gramme）等等一旦发展成熟，将让英国在脱欧之后更无干预欧洲事务的余地。

从经济、政治到军事合作，英国脱欧的最大建树，在于释放了欧盟成员国之间合作的动能。伦敦作为欧盟政治整合路障的日子，选择了脱欧之后将成为往事。无论任何方式的脱欧所造成经济后果，对于欧盟这个庞然大物来说仅属轻微，但是对于欧盟长远的发展，却不失为一大利好。反倒是英国，之后要多少时间、甚至有多大机会重拾欧洲以及全球影响力，硬脱欧派依然未能提供任何答案。

（尹子轩，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主任，伦敦政经学院欧盟政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