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曲蕃夫：特雷莎·梅访华与褪色的中英“黄金时代”

1月31日上午，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乘坐专机飞抵武汉，开启了她接任首相后首次对华专程工作访问。三天两夜的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凑，特雷莎·梅当日马不停蹄地在武汉参加了若干活动后，下午就飞赴北京，当晚就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并参加了两国政府首脑的联合记者会。第二天白天会见了习近平后，特雷莎·梅一行又转飞上海，于2月2日匆匆结束行程返回英国。

本次访问可谓是一次迟到了许久的行程。在过去一年中，笔者从各种渠道不断听说中国政府有意邀请特雷莎·梅访华的消息，但是中英双方一直难以敲定她的访华时机。中国外交部门最担心的，莫过于过去一年英国政坛不断爆发的不稳定因素：英国脱欧谈判缓慢前行，前景至今一片混沌；特雷莎·梅去年提前大选的算盘失败，保守党丢失了议会过半数优势席位。而且她本人在保守党内的地位不断传出危机，这让中国政府在邀请她访华一事上变得愈加谨慎，毕竟对方国内的政坛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一直是中方开展外交的先决条件，北京不会愿意和一个时刻面临下台风险的英国首相进行深入交流。

反观英国方面，当下一切外交工作的重心都在于脱欧谈判，虽然英国一直通过多种渠道，表达对于脱欧之后中英更广泛合作关系的向往，但是北京的远水显然解不了布鲁塞尔的近渴，被脱欧议题纠缠了一年多的特雷莎·梅实在也分不出精力对中英关系进行什么实质上的谋划布局。特雷莎·梅此次访华，更像是打卡上班一样的例行公事，而自2015年习近平访英所建立起的所谓“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也正慢慢褪去光芒。

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前世今生

自从2010年卡梅伦带领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中英关系经历了一个相当戏剧化的过山车走势。2010年11月，刚刚就任首相、意气风发的卡梅伦就率团访华，随后中国总理温家宝回访英国。但2012年，年轻气盛的卡梅伦无视北京再三警告，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点燃了北京的怒火，中英政治和商业领域的合作被冻结了近两年。受到国内商界巨大压力的卡梅伦尽管在2013年12月再次获得了访华许可，却在北京遭到了中方的各种冷遇。

不过随着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力愈加稳固，中国开始积极寻求大国外交的突破，中英关系的低潮期在2015年习近平访英时宣告结束。那次访问中，“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一跃成为了两国官方和媒体挂在嘴边的新概念。尽管英国媒体上仍充斥着诸如“中国钢铁倾销”和“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等批评声音，但是中国对英投资依旧达到了一个崭新高度。中资企业一度在伦敦的商业和住宅地产领域大杀四方，金融、贸易合作不断深入，两国间的直航航线成倍数开通。而中英合作建设欣克利角C核电站，更是开启了中国国营企业投资西方核项目的先河。

然而，2016年夏天，英国公投脱欧，卡梅伦黯然下台，特雷莎·梅执政后整个国家的战略重点全面转向了脱欧立法和谈判的工作。此时对于英国而言，发展中英关系变成了一张“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尽管英方一直宣称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对于脱欧后的英国尤其重要，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也不断用“退欧后的英国可以与中国签署自贸协议”向欧盟方面施压，但两国双边贸易额却自脱欧以来不断下滑，若干个中国对英投资项目由于中国近年严控外汇流出而被迫流产；两国在欣克利角C核电站项目上的合作，也曾一度被特雷莎·梅紧急叫停。

从中共建政至今，英国在发展对华关系上长期奉行着一套实用主义的哲学。总结过去十年来的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两国关系尽管时有起伏，但基本会回复到一个稳态，过分亲近或长期疏远都不符合英国的外交利益。但是，脱欧公投后的英国，进入了一种战略上的弱势状态，而且这种战略弱势可能还会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直到英国找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新的定位为止。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锐实力”的输出，却让北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强势地位。因此，当下的中英关系也出现了微妙变化。

“一带一路合作”：中英难以同路

自从中国提出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开始，在全球各个角落推销这个宏大的外交和贸易构想，就成了中国外交系统最重要的工作日程。早在中国牵头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亚投行）之时，英国就率先宣布加入其中，随后欧盟各国纷纷响应，这让北京欣喜，视为外交重大胜利，也让当时正苦心经营TPP（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的奥巴马政府瞠目。不过，英国对于亚投行的上位政策——“一带一路”，却一直持有相当谨慎的态度。

本次特雷莎·梅访华，中方在会谈以及随后的新闻通稿中多次提到了“一带一路”政策，并表示“本次访问中英两国间签署的90亿英镑的合作协议中，有不少都涉及到了“一带一路”的建设领域”。中方想拉上英方、共同为“一带一路”倡议背书的倾向十分明显。

不过英方显然在这件事上拒绝跟随北京的舞步。唐宁街10号发布的新闻稿中可以看出，首相没有答应中方希望英国签署一份支持“一带一路”政策的谅解备忘录的要求。英国政府对于以书面形式为“一带一路”背书并无兴趣，这让中方从去年圣诞节就开始的对特雷莎·梅的游说工作宣告失败。

联想到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同样拒绝了书面支持“一带一路”政策，目前除了东南亚、南亚、非洲和东欧的几个小国之外，该政策在欧美大国间全面遭到冷遇，北京的外交努力显著受挫。也有中国外交官员对英方表示不解，并表示英国拒绝背书“一带一路”将会伤害中英“黄金时代”的互信互助。

那么，为何眼下正处于空前战略收缩期的英国一再拒绝战略强势地位的中国的要求？笔者看来原因大致有如下三点。

首先，英国作为在亚欧航线沿线有着重大战略和商业利益的国家，它对于这条深入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一路”有着天然警惕。打开世界地图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有大量的英联邦国家。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一直到东非的肯尼亚，都是英国的前殖民地。尽管时至今日英国早已无法从政治外交上控制它们，但英国的影响力、以及英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从地缘政治上看，中英两国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规划线路，其竞争远大于合作。中国在沿岸国家的影响力增强，难免伴随着英国在战略博弈中的进一步弱势，这是作为世界上最老牌海权国家的英国所难以轻易接受的。

其次，“一带一路”在执行层面存在着极大的不透明度，这也就是特雷莎·梅一直强调的英国需要确保其”符合国际标准”的要义。这与英国对于亚投行的支持相当不同，因为亚投行本质上只是一个大型政府间基础设施建设基金项目，英国作为最先加入的玩家，对于其规则有相当的监督权，足可保证亚投行运作过程中的透明程度，使其不会简单沦为北京的傀儡。而对于“一带一路”这样昭示着北京全面战略扩张态势的项目，任何国家都难以对其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施加什么影响。

尽管中方一再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但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上月发表的报告指出，近九成的“一带一路”承建商是中国企业，来自当地企业的不足一成。报告亦指出由于中国支持的一带一路项目起始阶段透明度偏低，加上中国企业得到国家支持，外国企业一般难以加入竞争，亦导致了贸易不平等的情况。而欧盟内首个书面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匈牙利，最近也因为中国企业建设的连接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铁路，而遭到欧盟质疑是否按照欧盟法律的规定进行了公平竞标程序。当“中国模式”被输出海外时，这种法治和规则上的碰撞已经不断发生。

最后，当下已决心离开欧盟的英国的外交政策重点，无可避免地再次倒向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布莱尔执政的十年间，英美通过共同参加反恐战争，深化了两国军事战略同盟的关系，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陷入泥潭，而对萨达姆政权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控始终未能找到证据，英国国内对于布莱尔最初参战的决定大加挞伐。即使在退休之后，布莱尔依然背负着“战犯”和“布什小跟班”的恶名。两年前出炉的伊战《奇尔科特报告》几乎将布莱尔的声誉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于是，无论是布朗还是卡梅伦执政期间，英国都有意和美国保持着一定距离。奥巴马政府在亚太、俄罗斯以及中东的全面战略收缩态势，也使得英美在过去几年里缺乏一个共同的对手。

但是随着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两个脱离了旧有战略模式的老伙伴重新走到了一起。特雷莎·梅成为了特朗普当选后首个前往白宫访问的政府首脑，这对于宣示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两国随后不断在国际舞台上强化合作，尤其在亚太地区，英国全面跟随美国的态势又一次展现出来，在朝核和南海问题上，英国都对美国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支持。而最近特朗普将中俄两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围堵政策，这无疑影响了特雷莎·梅面对北京方面游说的态度。这次在她和李克强的联合记者会上，特雷莎·梅强调了“公平贸易”的重要性，还专门提到了“我们要努力确保公司在创新和开发新产品的同时，他们的知识产权和权利将得到充分保护，同时不受网络威胁”。这些也恰是特朗普政府对于北京诟病最深的几个重点。

被英国抛弃的香港

此次特雷莎·梅访华，恰逢香港立法会补选提名争拗再起。代表香港众志参选立法会的周庭，被选举主任裁定“没有真心拥护《基本法》和香港特区”，因而被取消参选资格。于是特雷莎·梅访华前，就有传闻说她本人承诺会在和习近平的会面中谈及香港和人权问题，捍卫“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

根据首相府的新闻稿，特雷莎·梅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确有提及香港问题，但止于“双方重申“一国两制”重要性”，并没有涉及任何具体事件。但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在特雷莎·梅访华首日的1月31日，英国外交和英联邦事务部的网站上发出了一篇名为《外交部对于香港立法会补选中周庭提名被拒绝的声明》的文件。声明中表示，英国对此事表示“关切”，认为被选举权是香港《基本法》第26条所保障的基本权利，而“香港的高度自治、自由权利均是香港人民生活方式的核心，须受到完全的尊重”。

自从雨伞运动至今，北京对于香港的自治权以及言论自由的空间进行了空前的打压。这难免激起人们的一个疑惑：英国作为香港的前宗主国，它是否还有能力和愿望，在香港现今出现的巨大政治争议上发挥一定作用？

去年是香港回归中国的20周年纪念。在纪念日前夕，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发出了一封措辞谨慎的声明，他表示，”英国在与中国的《联合声明》中立下的对于香港的承诺，在今天仍然与20年前一样有力”，“毫不怀疑香港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联合声明》保护的自由和人权”。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封近乎于例行公事的声明竟激起了中国外交部门极不寻常的反应，第二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慷语出惊人：“《中英联合声明》只是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希望英方认清现实”云云。

北京此言一出，舆论大哗。英国外交部马上跟进此事，表示《中英联合声明》现在与30多年前签署时同样有效。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是一部在联合国注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而且持续有效。作为联合签署国，英国将密切监督其实施情况。”

然而处于几个世纪以来战略最弱势地位的英国，客观上已经没有能力捍卫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执行，以及监督那一纸还“持续有效”的条约了。

前文已述，随着国际战略格局和实力的此消彼长，过去十数年间，英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从强调人权和民主，转向了强调经济合作的务实政策，同时要在对华亲近和疏远之间，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特雷莎·梅此次访华也不能例外，她既要强调战略原则，紧跟西方国家阵营，又要平衡欧美关系，展示一个独特的角色，从而将英国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尽管她口头表示“和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但事实上，她并没有主动开口刺激中方的动机。

随着以彭定康为代表的熟悉香港问题的政客和职业官员的逐渐老去，新生代英国政客对于香港问题普遍缺乏基本认识和关注度。这个问题，在未来三十年中只会更加严重。英国的政客们对香港不再抱持着老一代人那样特殊的感情，当香港民主派人士遭受打压，言论自由空间被不断收紧之时，他们很容易就遗忘掉香港“两制”的特殊地位是靠伦敦和北京签署的条约来保障的，只是简单地将香港与中国大陆视为一个共同体。而为了一个“中国统治下的城市”直接挑战北京，对他们来说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当下看来，香港问题和人权争议，不大可能脱离中国和西方在多领域竞争的大背景独立存在。要让一个处于战略弱势地位的英国，独立挑战如日中天的北京政府，也确实是勉为其难。想在香港和人权诸议题上有所突破，只能依靠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站在一起发声，否则单靠个别国家的力量，要北京在国际压力下让步是难以想像的。

本次特雷莎·梅访华，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很难被称为是一次成果丰硕的访问。尽管中英两国关系尚没有任何破局的迹象，但在特朗普对华政策友善度不断降低的大背景下，即将离开欧盟的英国必须在美、中、欧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而未来的中英关系不复两年前“黄金时代”的耀眼，从这次访问中，已经可见端倪。

（曲蕃夫，政治评论人，英国保守党华人之友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