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北京切除”舆论走到尾声，一场新社会工程悄然展开

从11月底开始，北京大兴区的一场火灾与随之而来的消防整治行动，演变成了全城动员的“北京切除”。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内城到外城，整治、腾空公寓、驱逐“低端人口”、拆除建筑、恢复“古都风貌”的行动日夜不停上演。遇到舆论强烈反弹之后，清理行动略有放缓，但不过是放慢了速度继续推进，就在这几天，仍然有不少新的拆迁驱逐视频流传出来，部分城中村村民或外来人口针对驱逐和拆迁的抗议事件也偶有发生。

在中文互联网上，尤其是在海外互联网上的声音，基本上是一边倒谴责、质疑一刀切的政策。人们讨论：快递、服务行业的“低端人口”离开了，北京的都市生活如何继续？就连往日积极拥抱“中国梦”的年轻城市中产也有不少人感到义愤。而许多人——主要是北京居民，则参与到了记录与救助的行动中。

然而，无论开始时的社会舆论声势如何，在政府改变手腕，变得更有耐心，时间逐渐过去之后，人们对驱逐和拆迁的关注也慢慢让位给了日常生活。这意味着，除非再遇到什么突发情况而再次吸引眼球，“北京切除”作为2017年的一桩公共事件已经接近尾声。这时，值得我们追问的是：关于“北京切除”，我们的讨论是否到位了？“北京切除”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什么？而经历了“切除”的社会，又会向何处去？

“北京切除”：新社会工程的预演

在很多自由派，或墙外围观者看来，“北京切除”无非就是2012年以来逐步升级的威权主义治理方式的又一例证，又或是1949年以来一连串暴力政府行为的再次上演，或者是一场疯狂的运动式治理——“头疼砍头”。但这么理解“北京切除”，也许会忽略其背后的脉络与趋势。疾风骤雨般的政府行为，不仅仅是一时狂热可以解释。

《端传媒》在近日刊登的一篇长篇报导，提到了“切除”背后的“暴力士绅化”，即用暴力驱除城市贫民，将原有的城市空间变成中产及其之上阶级的空间。具体到“北京切除”的案例中，北京原先的低端产业，人口及其之上附着的一整套政商利益网络因此将“一铺清袋”，为之后更“高级”的产业留出足够的空间。在“切除”之后沸沸扬扬的中文报导中，这篇报导点出了清理运动背后的土地、城市空间和阶级关系。

不过，这样的分析，未免太着意强调政府正在随心所欲地“全面设计”，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在这种顶层设计背后，政府逻辑并不仅仅只有一种“计划”思维，北京的政府行动，也不仅仅是一地的政治力量所左右。

我们不妨把视野拉回今年年初。

4月1日，中央政府宣布在河北建设雄安新区，这个新区被赋予了一系列“千年使命”，整治环境——依托白洋淀的水系，改变原先河北“环境无可救药”的局面；解决“大城市病”——从头规划一座“明日的都市”，扭转中国大城市拥堵、杂乱，缺少科学规划的状况；平衡北京与周边发展——将北京的产业、人口疏解到雄安新区，消灭因为北京“吸血”功能而存在的“环北京绝对贫困带”；打击楼市——用住房租赁这种类似香港公屋或新加坡组屋的模式，颠覆原有根植在土地财税之上的高楼价，也缓解楼价背后衍生的缺乏流动性、固化的阶级版图。

将雄安的规划理解为一座“模范未来都市”，我们便可以得到这样一条线索：雄安的建设和北京的瘦身，是一体两面的“互补”状态——用北京的“切除”加速雄安的建设，用雄安吸收、缓解北京“切除”的震荡。但这种理想化的进程，必然面临现实的施行问题。

从雄安新区开始建设时，我们便注意到这样一个矛盾：无论这张未来的“大蓝图”画得多好，北京现在都是一座具有极强吸引力的大都市。要怎样才能把人吸引到雄安去？这背后的问题又是：北京留住这么多人，背后有这么复杂的、经营多年的政商网络关系，对执行者而言，如何才能打破这些盘根错节的保护，把勾连在一起的企业、部门搬迁出去，又该如何说服在其中拥有庞大利益的地方政府？

于是，具体到北京各个区县的地方政府，必然在清理人口上面临这样的一种拉扯：一方面要按照上头的规划和指标清除“多余”的人口，另一方面则会面临双重障碍：清除原先的人口和产业意味着丧失许多收入来源，而原先人口─产业之间已经形成的盘根错节关系，难以在一时半晌之间改变——这次被清拆的新建村原先计划在年内拆除，但直到火灾之前清拆工作都极为不顺利，由此可见基层政府的纠结。

针对第一重障碍，中央和地方之间，打算以新的改革政策做出利益补偿：驱赶外来人口之后，北京正在试着将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的村民集体所有土地也纳入开发规划，安排了“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改革试点。《端传媒》的文章中提到，这一改革是为了将农村土地开发入市。但我们更需要看到，这一改革正是为方便处理地方上的利益关系而做出的安排。

首先，新的改革不同于原先的土地国有化─拍卖模式，即仍然坚持农村土地由村集体所有。但是，其中的经营权并不再以村集体为单位，而是收归地方政府设立的与村民合股的公司，再拍卖给公司开发，收取租金。这样做有四重好处：不用改变“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不再像国有化土地那样花费大笔拆迁经费补偿给村民；通过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在新的开发升级中“拿大头”，弥补因清理这些土地上的产业而损失的税基；而对于北京市来说，这也意味着突然释放了大量闲置土地入市或成为储备，足以打击高企的房价。

因此，在“北京切除”背后，隐含着这样一条总体线索——快速而彻底的清除将快速斩断原先的各种基层利益关系，为新的开发和规划让路，而同时推进的改革，则为地方政府的利益“兜底”，避免地方上丧失推动政策的意愿。而北京一地的种种运动，则是为了和雄安等地的改革相互补。一场大火似乎“盘活”了整盘棋，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市委施压做的消防安全检查会被如此执行——地方有意愿，而更上层也乐见这其中“狠下心办大事”的时机。

换而言之，“北京切除”，只是更大规模社会工程的第一场预演。之后的戏肉，恐怕将陆续有来。

从隔离到重构的中国阶级图景

前几日，评论人梁文道发表了一篇评论，讨论为何在“北京切除”中，应该为穷人和底层辩护的中国新左派没有反应。文中写到：“为什么在北京清除‘低端人口’这件事情爆发出来之后，所有激烈表态反对的知识分子，都是被认为属于自由派的那一群人，但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新左派出来公开说过一句话。”

梁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叫好。不过，梁对中国左派的理解有些不妥之处。

经过2010年之后的各种公共观点板块重组，中国1990年代以来新左派 v.s. 自由派的知识版图，多少已经不同以往。同时批判政府和资本的左派，与主张自由主义但也要求节制资本的新自由派的出现，正在改变以往截然二分的政治光谱。这样的光谱复杂性，也反映在“北京切除”引发的社会行动中——比如以体制边缘身份和劳工议题获得大量关注的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在清理行动中也遭遇了几次风波，不少社会人士表达了关注或是到场支持，其中既有带有阶级论述的“毛左”，也有持公民社会的理想自由派。这在过去，似乎是不大可以想像的。

因而，梁对左翼的评论，多少有些沉浸在旧日经验中，今天也仅仅对一群仍然持有国家主义观点的“左派”有效。不过，“北京切除”完全可能在未来触发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迁，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左翼对此若无反应，倒的确是既不敏锐也缺乏同社会的有机联系了。

自1989年以来，中共的统治方式建立在“绩效合法性”的基础上——即经济发展带动所有人同时改善生活，以此作为统治被拥护的基础。这一分析或多或少忽略了阶级维度，以阶级论之，绩效合法性意味着用经济发展消除阶级冲突，一方面是允许阶级上升流动，另一方面是所有阶级同时改善生活，让阶级间的剥削和不平等变得能够容忍。

但到如今，以经济发展所带动的这种稳定模式，恐怕已经走到尾声——中国社会见证了日益固化的阶级分野——实现社会流动变得更难，无论是蓝领白领，再“白手起家”都变得不太可能。大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与服务他们的流动人口、中低收入阶级日益分隔开来。这必然导致某种变化，不仅仅是说中国政府自身的官员考核标准已经由GDP决定论变为了其他模式，也意味着政府在各个阶级之间“走钢丝”的平衡模式不再适用。当下的种种问题，从环境到经济供需，要想解决，都无法再平衡各阶级的利益。

实际上，从前两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已经多少说明这种问题。学者张跃然曾经给《端》投书，提到供给侧改革的阶级维度。其观点是，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中产阶级消费品的供给，是一套压制劳工与贫困阶级需求、巩固中产阶级生活的政策。这一分析也适用于今天的“北京切除”。

在今天的“切除”中，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的城市空间分化被一再提及。事实上，就算没有“北京切除”，这座城市的折叠也早已存在。清理行动只是让之前不可见的折叠，在一瞬间高密度地暴露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而已——原先，无论是城区还是市郊，北京都是一个被公寓楼、老式赫鲁晓夫楼、地下室、平房、窝棚与城中村分割成种种杂居的空间的都市。许多打工者、城市服务业人士居住的公寓楼地下室，其出入口与地上公寓也分置两处，地上居民与地下居民，可以长年不相往来。

清除项目非常激进地尝试消灭这些本来就不在中产视野中的“低端”阶级，彻底地改变了北京的都市景观。尽管有很多人认为其结果将是北京的服务业、快递、餐饮业等部门价格飞涨，中产阶级也随之遭殃。但从空间上来说，驱逐与清理的直接视觉效果，是城市空间大大地“中产化”了，而坐食地租的有房产的城市人，也成为人心惶惶的北风中最大的受益者。

更何况，政府猛然间意识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问题。近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视察慰问“低端人口”时，便选择了快递、物业等行业，还在官方宣传中制造了一个新词——“生活性服务业劳动者”。这个词中的“生活”，显然指的不是为了低端人口们自己的生活，而是城市人——城市中产的生活。这意味着在“切除”的余波中，政府开始一分为二处理问题——凡是对中产阶级生活造成影响的清理，政府便尽力去补救；而凡是不对中产生活造成影响的清理，政府就按照既定计划去处理。更长远来看，政府通过清拆获得更多存量土地，或在清拆出的土地上建设租赁用房，既能压低楼价令城市中产更易购置物业，也可以将城市服务业成本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内，到头来中产阶级不一定真的会有损失，反而很可能是潜在的得益者。我们也不要忽略——近来几大件争议重重的政策：“北京切除”、“亮出天际线”和“煤改气”，都旨在控制城市环境，而对城市环境最有需要的，莫过于中产阶级。

谈及城市中的阶级分化，很多人会援引秦晖关于“城市需要贫民窟”的论断。自由派反复提及这一论点，旨在主张放开土地买卖，实现流动自由，但其实，除了得不到城市户口之外，北京“切除”之前的“折叠”现实，已经和全球大多数地方的城市世界没有区别——贫民和中产在同一城市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而另一方面，就算“切除”之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也依然会容纳穷人，只不过更加赤裸裸地将后者的身份定义为了“生活性服务业劳动者”。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上，中国的新左派和自由派一向争论不休。自由派认为要彻底开放迁徙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让穷人进入城市建造贫民窟；而新左派则主张维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让农民不彻底失去土地，不会彻底无产化。然而“切除”恰恰反映出，政府既不会按照自由派的思路彻底私有化，也不会真正追求城市财富的再分配——土地是要买卖的，但是不会完全自由，农民不会完全失去土地，但土地的收益仍然将向政府和资本倾斜。在这样的政经脉络之下，“北京切除”恐怕是一个苦涩的新思考起点——旧的争论框架，在“新常态”的政经结构面前，就快失效了。

尾声：“切除”之后？

如果不看思想而观乎行动，那么“北京切除”倒是令人欣慰——无论是中国的左翼还是自由派人群，都少有地展现出了不同形式的社会参与。 尽管行动都小心翼翼，怕超出了政府的容忍范围，尽管所有人的判断都跟不上事件的速度，但公民社会的行动在鲜有组织者的情况下令人惊讶地开展起来，并至少在舆论上起到了不错的效果。至少政府需要回应这些舆论，才有了北京市政府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当然，在这其中，中国这几年最流行、最火热、最吸引眼球的学院新力量——“文化左派”们，仍然在歌舞升平地举办活动，贩卖豆瓣课程，甘愿当“VR左派”，没有尝试介入实践；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自由派要么鼓吹“经济危机带来驱逐”论，要么延续已有的“独裁政治”批评框架，完全无法回应真正的问题。

事实上，在十九大习核心明显全胜巩固权力之后，无论左右派人士都对改变现实抱有悲观态度——毕竟体制在控制舆论、管控社会上前所未有如此自信，和体制本身不同的观点要形成舆论、影响政策，也因此变得极为困难。

也许令不少人觉得沮丧的另一现状是，受剥夺阶级在现实中是最失去声音、最原子化、最“一团散沙”的一群。在被驱逐之后，他们所寄望最多的，是尽快拿回工资，拿回房租押金，然后离开，或是寻找下一份工作。他们的韧性令人惊奇，却也意味着，种种认为被剥夺者会自发团结的理论，恐怕只是凭空幻想罢了。

但这样的种种悲观也许忽略了一点：“北京切除”这样的运动式施政，恰恰反映出了体制本身需要改变，而且非常迫切地寻求改变——尽管这种改变和知识界、左右社会力量所期待的都有所不同，尽管这种改变可能是为了寻求更稳固的维稳方式，但它毕竟会让一些原先固化的领域运动起来，而这种变化将很可能在未来型塑和之前十年相当不同的政治空间——悲观与乐观其实并没有多少意义，如何理解和判断随时变化的形势，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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