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林超英：商业主义霸道下的大学困局

香港大学理学院最近宣布下学年取消“天文”和“数学／物理”两个主修课程，引起强烈反弹，原因之一是理学院院长说：Students have simply voted with their feet。

这个说法让人想起超级市场的经营方式，货架上畅销的货物会加货和移到显眼位置，滞销的货物则会停售，决定纯以争取最大金钱利益为依归，不用管货物是什么东西，以及货物具有什么社会意义。院长的说法等同认为：大学是商业机构，理学院是超级市场，课程是货物，学生是顾客，反映数十年来大学教育界在香港社会重商大势的压迫和薰陶下，商业主义占据了大学高层的思维，使他们忘记了大学的本质，忘记了教育的本分。

伟大大学的社会责任

大学的根本社会责任是守护、承传和弘扬人类社会的知识和智慧，让知识服务人群，为大众的美好生活作出贡献。英国的剑桥、牛津，美国的哈佛、耶鲁，中国的北京、清华，都在历史的长河里交出成绩，为时代开出思路，引领社会面对转变，协同构建宜居的社会环境，帮助解决人民安居乐业的问题，因此成为世界尊崇的学府。在这些大学的运作中，主要的考虑因素是学术价值和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而不会是某个时刻仍然处于朦胧时期和有待教育的学生的选择。

过去数年，香港大学的校长在多个场合向旧生表示，要把香港大学办成“伟大的大学”（a great university），令人对未来颇有冀盼，期望港大拿出远见、世界视野、胸襟和气魄，立足学术，放眼人间，干一番事业，积累功业，成为东亚的剑桥或哈佛。可惜现实里我们见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香港的大学包括香港大学，资助主要来自公帑，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发放，办学无可避免受到教资会的节制。1993年起，教资会历任主席是梁锦松、郑维健、林李翘如、史美伦、郑维新和唐家成。梁和林李是银行界，另外四位都与金融证券界有密切关系，因此商业思维，尤其讲钱的倾向，对大学有很大的影响。教资会治大学如治公司，讲成果（outcomes），讲关键表现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总之要量化，讲数字。大学的崇高目标无法量化，无法在商业运作体系里表达，结果渐渐湮没在教资会和大学之间的文山会海之中。大学里弥漫讲“钱”、讲“效率”、讲“争取资源”的气氛，学生多寡决定众多学系和课程的命运，教授变了写资助申请书的机器，大学甚至要开班教教授撰写申请书！

冷门学科的学术意义

如今守护和承传知识渐渐变成陌生的概念，大学变成商业运作，念兹在兹的是“争取资源”、“提高效率”。经过多年发酵，教资会和大学高层错误地把学生数目视为业绩，形成“学生少”是低效率的观念。多间大学的冷门学系，无论对学术或对人类有多重要，都要面对撤科、撤系的压力，今次香港大学理学院撤“天文”和“数学／物理”主修，只是冰山一角而己。

院长就撤消主修课程说得很白：“本系不能负担学生很少的主修或课程，我们必须高效率地运用资金，我认为教授小众课程效率太低，浪费时间，教师的时间应该用在提高教育较多学生的质素。” （The Faculty cannot afford to mount majors or courses that have small numbers of students,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use the funds provided to us efficiently and teaching niche programmes is I am afraid too inefficient and results in a waste of academic time that is better spent in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larger numbers of students.）但是对被撤主修课程的学术意义则只字不提。

“数学／物理”这个主修课程，跟一般的“数学”或“物理”主修不同，焦点在理论物理学，这个主修是物理学的皇牌，因为物理学理论的突破，往往联系到新的数学范畴，如相对论和黎曼几何学、粒子物理和纤维丛理论及稍后的弦论等，为此专门组织两科紧密配合的主修课程是必要的，以便创造条件给高能力同学走到近代物理学的前缘，为未来的物理学培育人才，这个主修课程是香港大学走向“伟大的大学”的构成部分。

至于“天文”主修课程，范围覆盖物理学研究的两端，即是极大的宇宙和极小的粒子，是物理学最古老但又充满活力的一支。由于太空观测科技突飞猛进，现在是天文学大步向前的时机，“伟大的大学”岂可置身事外？事实上，北京大学甚至设有独立的天文系，香港大学此刻撤科自残，等于主动从“伟大的大学”名单缺席。

大学的顾客不是学生

谈了两个主修课程的学术价值，让我们回到学生“用脚选举”的问题。我们必须认清大学究竟为谁而设？大学是知识的守护者和承传者，是为社会而设的。大学的教学工作，是从中学接收学生，透过课程授予知识，以多元的学习机会丰富他们的阅历，培育学生成为才德兼备的成年人，毕业后输送给社会，让他们以知识和德行参与社会生活，协作建设宜居的生活环境。社会是接收大学工作成果的群体，因此社会才是大学的顾客，学生不是。

大学提供什么课程，应视乎社会的需要，要成为“伟大的大学”，则“社会”是全球人类，不再限于香港一地居民，因此课程对全球人类的学术意义成为主要考虑。有些课程因为其特殊性或高要求，例如哲学和今次牵涉的主修课程，学生数目少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它们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大学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坚持提供课程。大学必须认清学生不是顾客，大学的存在不能依附在学生的喜好之上，更绝对不应以“学生少”或“学生以脚投了票”为由，取消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课程，反而应该多做工作，教育学生认识这些课程的重大意义和提升相关的教学和支援，促进更多学生报读才对。

讲到底，今次撤销课程事件反映香港社会给商业主义牵着鼻子走的现实，大学的决定是在这个现实下的潜意识反应，至于有关课程学生少，则反映一般学生受“向钱看”社会氛围的影响，失去了对自然世界的兴趣。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知道，香港的长远未来全赖我们把握好科技创意，大学是做好这件事的关键，但是商业主义的长期霸道，令各大学陷于短视，沉迷于“效率”、“资源”，丢掉学术观和世界观；学生也同样短视，视大学如职业学校，但求毕业和“揾钱”，这些都是很坏的征兆，长此以往，香港只会逐步沉沦。

撤科事小，背后的意义事大，商业主义霸道一日不除，大学困局难逃，香港命运难说。

（林超英，前香港天文台台长、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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