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台湾有部本土纪录片《玫瑰的战争》，是首部以“近距离注视四位遭受性骚扰女性”为题材的纪录片。当时此部纪录片的成形，乃是为了推进《两性工作平等法》（后于2008改名为《性别工作平等法》）。十多年过去，如今台湾在处理性侵害事件，究竟已进步多少？
今年6月27日，CNEX纪实频道与阅乐书店、《端传媒》合作举办“性侵之后，如何面对?”论坛。论坛中先放映有关于性侵案的纪录片《透视强暴案》（The Unspeakable Crime: Rape），并在映后由长期服务性侵害与性暴力防治的吕欣洁主持讨论，邀请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学会秘书长黄嘉韵、苦劳网记者王颢中与谈。
影片揭露，在英国平均每六分钟便有一人遭到强暴。而《透视强暴案》一片带领大家进入英国首屈一指的圣玛丽性侵害转诊中心（St Mary’s Sexual Assault Referral Centre），见证该中心的专业人员如何辅导并顾及强暴受害者的尊严，在繁琐的司法程序中逐步重整自己。
滴了墨汁的水
映后座谈中，黄嘉韵秘书长先分享自身经验。黄嘉韵本人为1999北科大校园性骚扰案当事人，该事件也出现在陈俊志导演拍摄的纪录片《玫瑰的战争》。黄的亲身经验，让她深感校园性骚扰受害者的无助，让她后来在人生规划上大转向，长期投身《性别平等教育法》的推广。她以见证人的身分，对比了“建立校园性平体制前后”的不同。
“在没有性平法的时候，在校园，如果遇到性骚扰或性侵害，你会经过刑法的检验。大家在纪录片可以看到，刑法的采证是多不容易。”黄也指出，相对于圣玛丽在体制程序上的严谨，台湾实有一段落差。
她提起十七年前的最初，她在校园内与教授讨论，教授却在进办公室后把门反锁，对他强吻并抚摸全身。黄透漏了一个之前在纪录片中没有说的细节：教授在骚扰她之后，表示愿意让她担任实验室的领导者，推荐到国外念书。黄坦承之前不敢提这点，是因为考虑社会观感，“很怕让别人觉得，是价钱谈不拢的关系。”
“第一反应不会是反抗，而是吓到了。惊吓。因为那是你熟识且信任的人。”黄回忆道，并指出，其后来处理性侵害的事件中，发现十个有九个都是惊吓，因为学校从来没有教，碰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办。就像经历车祸，大家都会先是吓到。
“我虽然惊吓，但我心里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平安地走出这个实验室。我虚以委蛇，也有反抗，最后讨论完时我还说谢谢，把门关上，然后离开。而从实验室到校门口，一两百公尺，我做吐了二十几次口水；但是，我不知道这就把证据吐掉了。这就是我从未想像在自己身上发生这种事时，最自然的反应。就像许多人在遇到伤害后，会想要洗澡，因为你觉得自己很脏”
黄嘉韵将那种感受，形容为“就像有人将墨水强行滴入水里”，如果想要好起来，就必须要稀释掉墨水的存在。而那种被伤害的经验是，无论当事人怎么清洗并稀释自己，都没有办法回到原本清水的样貌。
性平体制的意义
然而，黄嘉韵在离开办公室并打算揭开教授行为时，却受到来自校内权力阶级的一波阻力与伤害。从导师、学校主任、系所所长，乃至于辅导室师长、指导室主任、国文老师、学务长，最后到副校长，所有人都要她重述过程；可是每一次叙说，都是逼著自己再回想、重新经历一次那样的伤害，而且不管说再多，仍都面对没有证据的困境。
她甚至还得忍耐校内师长的奚落──他们指其“误会老师的担心”，责难她“会害老师妻离子散”，甚至在行政处理的过程中要求她“跟老师道歉”。直到后来她联系了妇女新知基金会，才从其工作人员那学到用录音搜集证据，并得以扭转局面。
这段经验让黄嘉韵发现，如果没有单一、独立的申诉管道，当事人会非常无力。她也因而认清，让她最愤慨的不是性骚扰本身，而是体制内的颟顸粗暴，对当事人造成的难堪。由于过程中的艰辛，让她很在意处理程序是否有公平正义，而日后也成为性别平等教育的推手。
《性平法》其中一个主要的重点，是“保密义务”与“事件处理”的管道分开。让调查归调查、辅导归辅导，双方人不可彼此进入，以免影响周遭人对事件当事人的观感。
黄嘉韵相信，有了性平法之后，一旦涉及权力结构关系时，当事人将不再需要旷日费时不断尝试各个管道，此举得以有效降低二度伤害。一部法律的重要性与存在意义，很多时候是很多个案累积起来的。如何降低双方所造成的伤害，便是法律存在的意义。
社会态度带来的伤
另一位与谈人王颢中，则先从影片中受摄者在讲述性侵经验时，表现出的“羞耻感”谈起。“除了受伤本身以外，究竟是什么行为，让我们对此有高度的羞耻感？”带著这个疑问，王颢中提到自己十年前念高中时，曾被学运社团的学姊侵犯，“在我很清楚说不要的时候，做了亲密行为… 至今我都仍在不断厘清，事件中我的反应是什么？”
王颢中指出，如同纪录片反映的：人们“如何呈现”加害者的暴力很重要。性侵事件留下的影响，除了加害者的行为本身，还有其他需要思考的因素──诸如，事发后当事人如何面对外界、面对第三人？人际关系如何纠缠？当事人怎么看世界？因为，许多伤害不仅只是来自加害者，而是旁人所带来的。
他谈起十年前的事，提到事件刚发生后，自己并不确定是什么感觉，而是经过慢慢沈淀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毕竟当年作为一个未尝禁果的高中生，面对年长女性，他不了解自己身体及欲望——“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喜欢？”
而当时社会对男性的期待—— “女性对你提出性邀约，你怎可拒绝，怎么能不主动？”也影响到他的感受。当他自觉无法满足这些社会期待，也同时感到被伤害。而当他自己没办法把感觉说清楚时，觉得无法启齿，又衍伸出另一种自厌的情绪。
王颢中认为，当社会把性看得越特殊、越珍贵，性侵所造成的被剥夺感，就会比其他伤害来得更难以复原。而为了不让自己显得更加难堪，当事人在陈述自己经验时，也会反复修正说法，改写自己的记忆。
他也提到在跟别人透露这些事的时候，感受到社会对于遭到性侵害者有某种刻板的“角色期待”，好像大家要来保护你。但那样“被呵护”的经验，却反倒造成某种错乱，仿佛当事人就必须要扮演某种脆弱角色。
针对黄嘉韵提到，用“滴入墨汁的水”对性侵经验比喻，王颢中提出了另一种角度：正因社会期待大家都是干净的水，所以当你的颜色不再干净，这就成为当事人永远的痛、永远不能康复了。然而，如果社会给大家“不同颜色的自由”，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皆得以拥有不同的经验，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会把这件事看得那么重？
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把性侵害看得那样严重，也许当事人在事发后，便不会有那样深的羞耻感与污名。当然，无论如何，这不表示滴墨水的侵犯者没有错。
复原之路从何走起？
王颢中对 “墨汁与水” 比喻的反思，引来黄嘉韵的进一步厘清。她解释，其实 “滴入墨汁的水”，比喻的不是个人的性污名，而是其在过程中，对体制、他人产生深切的不信任：
“那是对自己人性尊严与防御能力的否认。你会觉得身体不是自己的。你觉得自己走在路上，好像任何人都可以侵犯你，但你不能说出来，或你说出来也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伤害，远远大过社会的污名。因为这是对自我的否定。”
也正因为这股面对结构或权力的无助，让她自问：故事是否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发展？日后回顾性平体制的建立，则让她确信：任何一个人的努力，都不会是毫无结果的，而是可能改变体制。她强调，法律的重要，是由很多个案累积起来的。
现行法律保障当然有不足之处，例如她曾见证：即便在既有的性平体制下，仍有很多行政单位与长官会建议当事人“赶快让事情结束”，甚至质疑“为何要要求那么多？”实际上，每个人期待正义实践的方式不一样——有人认为是解聘，有人认为是道歉，有人认为需要经过诉讼与赔偿。而她强调，我们怎么看待这些要求，也会是性别刻板印象或歧视的一部分。例如，如果受害者要求赔偿一百万，大家就会耳语，你们两人是否有其他复杂的关系。
他指出，回顾受害经验，最大的伤害，是对自己自主性的否认。“你会觉得身体不是自己的。你觉得自己走在路上，好像任何人都可以侵犯你，但你不能说出来，或你说出来也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伤害远远大过社会的污名。因为这是对自我的否定。”而即便到后续处理，也仍有“很多人会动用各方资源与管道要你闭口”。
面对种种险阻，复原之路从何走起？黄嘉韵认为，当事人的复原能力，是从其每个“决定”中展现。正因在遭受性侵害的过程中，受害者是“被剥夺自由意志”的客体；所以一旦得以施展自由意志，当事人即可望“赋归”，并回到生活起点。“比方说，我打电话给妇女新知，我的力量就在那里展现。我决定提起诉讼，我必须去看待当时哭泣的自己，这些都是力量的展现”能够施展力量的关节，只在当事人身上。不论其所选择寻求提起诉讼、还是选择不要处理，都是在展现力量。
性平体制，扼杀性探索空间？
黄嘉韵谈到性平体制仍可能有保障不足；王颢中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性平体制可能过早扼杀某些模糊的情欲探索空间。他提醒，性平法除了处理性侵害，也处理“性骚扰”——而后者在人际中有一大段模糊空间。
举凡拉女性肩带、阿噜吧（编按：流行于台湾男性青少年间，将人抬起来用树干或柱子撞击胯下的游戏）、同志社群中的性探索，这些行动的意义，取决于当事人对欲望以及性倾向的理解。但在学生时代，很多人可能对自身的性倾向根本还浑浑噩噩，更说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
然而，王指出，有时候性平法会过于快速地，将行为对造双方的角色置入“加害者与被害者”、“行为人与当事人”等—— 即便这样的角色未必固定不变。例如，阿噜吧的过程中，角色会不断交换；这一秒是我受害，下一秒是你。
如果可以透过教育与锻炼，让人应对自然，最好不过。王颢中认为，我们对身体的探索应该要更早，让个体觉察自己的喜欢与不喜欢。然而在现行性平法框架下，我们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通报，反而动辄关闭了校园时期性发展的探索。
“我们甚至不用判断这是霸凌还是性侵，也不需管各角色的情况，只要通报即可！”王颢中如此形容，并追问：这会不会反而导致人们没有办法面对更大的风险？
司法途径的局限
座谈后的现场交流中，一位与会的法律系黄老师，也对循司法途径可以给予的保护打上问号。她观察到，每当发生性侵害，大家都会很快速的想要以法律的方式来解决。但她认为，循法律途径，伤害最大的还是当事人。
“第一时间，我个人认为不该把当事人推向刑事诉讼程序，而是先有社工陪伴，确认她好不好。”但这却又碰到犯罪侦防上的矛盾，因为如果第一时间没有搜集证据，之后若决定要走法律途径，要胜诉也比较困难。不过她质问：胜诉是不是就是对当事人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不是我们的支援系统，可以不要逼迫当事人选择法律？
她认为：每个犯罪人都有其独特的问题，有时在人际关系上，角色可能互换。但进入司法程序以后，人就会被贴标签，情况就被钉死了。有时候加害人有弱点，当事人也有。但一到进入司法后，可能就是敌我之分。采取对立立场，而不是尝试修复关系，对两人都不好。
对此王颢中呼应，我们无法去设想一个完美的制度，制度永远有其必须改善的空间；但反过来说，也不能设想把我们的人际冲突与社会问题，给制度解决。我们自已要有能力去解决社会的摩擦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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