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晚十一点半，我们几个女权传播组织“新媒体女性网络”的成员，与暨南大学学生小卉，正在和她的友人小姜面谈。这时她们突然接到广州越秀区东山派出所的电话。警方要求她们俩去警署重新进行笔录。
6个小时之前，小姜在新浪微博@喵喵小卉发布图片形式的长文，叙述了27日小卉去南方日报开具实习证明之后，被实习指导老师、南方日报记者成某带往宾馆钟点房（疑似）性侵的经历。这个帖子，短短几个小时转遍社交媒介，已经成为警方需要应急处理的案件。当小卉问为什么需要连夜笔录的时候，警察的回答是：如果证据尽快收集好，就可以连夜抓人了。
我们在警署等候的时候，有一扇办公室的门打开，几位神情严肃的中年男子，行色匆匆地被派出所警察恭送出门。第二天我才意识到，因为时间吻合，那可能就是南方日报社主动将成某送往警方接受调查的经手者。果然，29日深夜，警方通报成某被刑拘。
警方态度突然变得积极，并且成立了专案组，当然跟姑娘们的网贴在社交网络上引起的巨大支持有关。社交媒体确实带来了传统公私领域界限的模糊化；性、婚姻、家庭关系和家庭暴力，是其中长盛不衰的话题。在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和网络论坛时代，压倒性的男性视角，在社交媒体，越来越受到愤怒的年轻女孩们的挑战。她们为女权议题辩论时的专注投入，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也反映出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中国这一代年轻人中间，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男性，这些女孩辩才无碍，并且对性别歧视无法容忍。
这一次，女权微博们用不同的故事和论述，发出同样的声音：“反对谴责受害者；她没能表示反对，不等于她同意”。
“不愿意却不敢拒绝”
于我而言，案情很简单，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根据我们的了解，小卉去报社开实习证明，意外遇见实习指导老师成某，她之前觉得成某一向认为自己很“土”，对自己不会有什么印象，没想到成某不仅记得她，还恭维她成熟漂亮。之后成某要求与小卉去咖啡馆“聊聊”，短暂地“指导新闻业务”之后，开始向她示爱。之后则要求她把身份证交出，用小卉的身份证开了钟点房之后，就强行与之发生了性关系。
之后，成某微信转账给小卉两千元，小卉认为事已至此，只能自认倒霉，“算了”。她对自己感到困惑：自己分明是不愿意的，也对成某没有亲密关系意义上的好感，那么这旅馆三十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算什么呢？她自责自己不够强硬，但当时怎么也没有联想到“强奸”。
因为，在她的观念中，强奸是发生在月黑风高夜，陌生人通过施加暴力施行的。
前同事吴倩和陈显玲在我的朋友圈留言：“我翻了翻当年黄波案的报道，实在太像了。”“我也觉得特别相似，无论是精神关系还是对女孩的描述。”2011年，我调查发生在广州周边各处大学城的、成功学培训师黄波性侵多名女大学生的案子，吴倩是我的编辑，显玲则是共同作者。
是的，这些女孩都不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并无暴力，事前杂糅了酒精、洗脑仪式、甜言蜜语和软硬兼施的性关系，到底是什么。她们自己终究并不愿意，但也并未成功反抗。另两位被成某性骚扰的女实习生的叙述表明，跟黄波案一样，施加在所有受害者身上的套路都是大同小异的，无非替对方“职业规划”，表明自己能够为对方“提供资源”，并且利用自己作为行业“前辈”的影响力，和对方不敢违拗自己的心理。
小卉之所以进入那间旅馆房间，可能出自不谙世事的好奇。因为这位在她眼里一直很“严肃正派”和“很厉害”的前辈，为何突然“追求”自己？她也不敢让对方铩羽而归没面子，因此想“好好谈”。
这种夹杂着敬畏和信任的“好好谈”情境中，发生的性侵不少，我所了解的，包括2009年案发的宋山木案（性侵多人，认定1人，判徒刑4年半），被害人在辞职前被作为公司CEO的加害人带往其公司一套公寓谈话；2011年的心理培训师忻正一案（性侵1人，证据不足），忻利用为遭遇性侵的受害人作“心理治疗”的机会，告诉她发生性关系是治疗的一部分；2009年东莞美容品直销培训师芦禹安案（认定9人，判徒刑11年），加害人以“指导销售、练胆”的名义命令被害人脱衣同眠，然后实施性侵；以及黄波案（性侵多人，三人报案，未能立案），加害人以心理咨询、单独提携指导以及职业规划的名义，控制对方实施猥亵和强奸。
舆论的尖锐分歧
在新闻圈，舆论分裂为两个部分。
在各种南方新闻人和前南方新闻人的微信群组和朋友圈里，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不到三十岁的成某在他工作过的媒体中，留下过新闻敲诈、新闻造假等斑斑劣迹；但不知何故，他并没有受到过相应的惩处。当南方报社当年培养的大多数骨干主动或被迫离开，从前在《南方都市报》深圳部有新闻敲诈既往的成某，反而得以进入党报《南方日报》工作，并且获得提拔，成为广州新闻主任助理。
这一点也跟宋山木和黄波类似——他们总是极为幸运，过往的违法犯罪记录，并未妨碍他们今天混得风生水起，也让他们狂妄地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成的操守记录，导致南方系几乎无一人为其辩护，相反，有不少人在社交媒体和集团的调查中“补刀”。
但是，各种全国性记者群的讨论，更能体现日暮途穷的新闻业，对性侵害事件的主流/男流（Mainstream/Manstream）意识。以男记者为主，他们讨论被性侵的女生是否有过性经验；讨论女生本来愿意，为何又要反悔，是否是构陷对方；有人提出“给钱和认识就不算强奸”……
当然，这类观点在记者群中也面对激烈反对；有人分析说，一些搅混水的人来自圈内人尽皆知的新闻敲诈媒体，也许跟成某是同好，或者有某些利益勾连。而女记者，除了少量对女孩“怒其不争”的责备之外，纷纷以自己实习和职业生涯中遭遇的性骚扰为例，解释受害女孩的处境，怒斥为成某辩护的言论。
报业如今在中国大陆一蹶不振，纸媒记者这个职业，已经不再有十年前相对高的收入水准、职业前景和道德光环。然而，那些让人不免要缅怀的旧时光中，除了新闻理想、专业主义这些光鲜的名词，还有人人视若无睹的阴暗面——譬如，“睡实习生”——当新闻理想和专业主义逐渐成为禁忌或者需要被遗忘，剩下的——如南方评论人宋志标所言，“只剩下性侵实习生、报送投名状，这类‘软软的磨蹭’了”。
媒体人的父权文化
跟当下中国一样，报业工作环境中，对于性骚扰的态度是暧昧的，并未因其倡导社会改良，而对这有任何警醒。一方面，严重的性骚扰会引起同侪的私下批评，但没有制度性的处理途径，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对性别化的工作环境安之若素或无可奈何。
互相拿对方女同事和实习生的绯闻开玩笑，评鉴女实习生和女同事的外貌，各种黄色段子在酒桌上往还，是报业圈子男性主导的工作文化的一部分。这些玩笑看起来没有什么害处；但日常上演的文化脚本，让男性基于性欲对女性同僚的凝视和想象，成为非正式工作文化中的一部分──这些粘合剂是有毒的。跟女性成员一样，报业圈子里面的女实习生，作为最“新鲜”的女性，总是要承担一些消遣性的功能。譬如，一家曾经非常“铁肩担道义”的编辑部，也曾经有奇葩的潜规则——女实习生需要交代自己是什么星座，好跟男老师配对。
每家报社都有类似的故事。你会听到窃窃私语，某人加个夜班，就在办公室把女实习生“办了”；你还会听说某管理层在办公室“办”女下属，被上司撞见。尽管在同侪中，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但当事人颇为自得，也从未有组织上的追究和共同体的谴责。某家报社曾因为女员工的性侵投诉，将一位中层去职；但去职的程序很有意思——行政总监在场宣布说，被处罚者并未做错什么，只是为了消除受害者抗议造成的公众影响而已。
女记者们撑起新闻半边天，但对男性主导的新闻话语和圈子文化，除了背后吐槽，和上文中这样策略性的抵抗，也别无办法。这终究不是新闻业的特例。记者睡女实习生，和导师睡女研究生，企业家睡女下属，官员睡各色人等一样，都是我们早已习惯的现实的一部分。性侵害和性骚扰开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场域，这里发生着不公平和不自愿的交换，以对另一群人身体和性的控制，实现对男性成功的终极奖赏。
在其荣景年代，矢志充当社会看门狗、进行社会改良的新闻业，对自身工作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病态毫无作为。这当然影响了其业务表现。新闻业社会进步的蓝图，并未包括女权议程；甚至，以自由派的南方体系而言，某些时候甚至让人意外地走向了女权的反面——譬如，2005年《妇女权利保障法》加入反性骚扰条款时，当时有着全国声誉的《南方都市报》评论部，发表文章《无厘头的性骚扰立法》；又如，南方周末近年前后两位评论员李铁和陈斌，一再以发表反女权和恐同言论为己任，而编辑委员会对外界反对声音没有回应。
司法追责的阻力
没有激烈反抗性侵的小卉，在好友小姜的支持下报警，如果这个案子得以定罪，将在中国性侵害司法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比起境外近期发生的争议案例，中国的职场和教育性侵害有自己的脉络。那就是，法律的定义并非狭窄（因为在强奸的定义中，除了“暴力”、“胁迫”还有“其他手段”这样的兜底条款），但失之宽泛，并未像对岸的台湾一样，对权力和监护关系中的性侵进行充分的描述和法律界定。而司法系统的男性意识主导，对权力控制关系中个体的处境缺乏体察，让在熟人和权力关系中的性侵害案件侦办起诉和审理变得相当棘手。
在性侵的处理上，警方检方最佳的表现，仍然是父权式的，是“社会父亲”保护“清纯女儿”，这自然导致办案中的男权立场：被害人首先要证明自己极尽清纯——不是“仙人跳”（色情敲诈），不是卖淫，不是报复和构陷，甚至还得是家庭背景好，不缺钱，并且平时作风“正派”。
一位检查官告诉过我，检方内部文件规定过，受害人既往生活作风与案情无关，但是，这些年，我目睹的受害者，都在报案中遇到了这样的贞洁审查，譬如，警方怀疑一位受害者为钱报案，直接说：“你家这么穷，你干嘛还要出来读这个书？”因此，非常讽刺地，一些性侵者因此会“遴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受害者，因为不管受害者是否情愿，只要事后给钱，对方就会被怀疑“性交易”。宋山木就一再如此诋毁受害者，成某对小卉也是如法炮制。近年来各种性侵幼女的案例，更是百十来块钱，一点小礼物就有“交易”。
在前述案例中，加害者都跟成某一样，并不讳言，会主动承认性关系发生；警方无法处理的，是这种加害人利用跟被害人之间身份地位和人生阅历的鸿沟，在权力和专业控制关系下发生的性侵害，是否对应刑法对强奸定义中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未能反抗，是否意味着“自愿”？
譬如，在黄波案中，当事人用“导师”、“上司”和“心理咨询师”的混合身份，配合心理咨询、培训洗脑和各种“生涯规划”承诺的手段实施的性侵；又如，从香港来广州做“家庭排列”“心理培训师”忻正一，在治疗因性侵而导致严重心理问题的女咨客时，哄骗其性侵害是治疗的一部分，女咨客深信不疑，直到精神状态恶化，家人询问，才得知真相。在这两个案例中，警方的裁定，都认为学生和女咨客是“自愿”。
唯一让人惊喜的意外，是2011年，东莞法院在并没有生理证据（加害人承认发生性关系）的前提下，以强奸9人的罪名，判处芦禹安11年徒刑。而事实上，芦禹安案，几乎就是黄波案的翻版——以培训“练胆”、“生涯规划”和“心理咨询”实施性侵。司法系统对这类案件态度的不稳定，可见一斑。
时代的暗影：权力与恐惧
我能够理解小卉对成某不敢抗命的心态。在她不多的几次跟随成某工作的机会中，她总是觉得成某无所不能——成不仅仅展示自己的新闻突破能力，还吹嘘自己的人脉网络——深信不疑的不仅是小卉，还包括另外两位被其性骚扰的女实习生。也许跟国外的案例最不一样的，当代中国的性侵案件中，无所不在的是权力的影子。每次当受害者对我表达她们的害怕——她们的害怕甚至并非主要来自被侵犯的经验，更多地是来自与加害人日常相处得到的信息。而且，非常诡异的，即便是在抗争和报警之后，受害者都觉得加害人是无所不能的。
在受害者心目中，无论成某、宋山木还是黄波，他们都跟“公安”、“武警”、“区委书记座上宾”之类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他们有很多头衔，能办好大的事；他们有能力在体力上加害受害者，并且还有能力报复。不止一名女实习生都认为，成某非常厉害，手眼通天，她们的原话是：“还是个委员什么”、“认识好多大领导”、“有很深的背景”……这个时候，我眼前闪过的，是电影《小时代》对时尚杂志主编的仰角拍摄，以及对他的贴身女秘书和中南海式的专属红色电话机的渲染，这些浮夸的“霸道总裁”虚构，与人们置身其中的日常，共同建构了这些年轻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
然而，你很难说她们是错的。无论是名下没有房产，只有一辆桑塔纳轿车，总是租借高级轿车炫耀的皮包公司老板黄波，还是做低端培训业的宋山木，或者是科级党报记者成某，在这个时代，确实有极大的空间腾挪，违法而免责的。宋山木案二审之前，山木公司确实公关到了不少主流媒体，发表专访，力陈宋的无辜；他们聘请了北京著名的“捞人律师”，携巨资试图游说法学家出具有利于宋的法律意见。《南方都市报》发表大学城危险导师调查的时候，黄确实能够找到与报社相关的各色人等游说撤稿；而曾经因强奸女下属未遂而被审判的他，不仅得到枉法判决的缓刑，事实上还并未按规定执行。成某在新闻敲诈劣迹败露之后，仍然可以进入党报，成为部门主任助理。
这些相互不认识的个人，更像是寄生在同一个母体之上，在这个时代庞大的政经结构中，他们用财力赎买权力，或者用官方或准官方身份吸纳新的财源，浮夸财势是他们重要的再生产模式——他们以此操控弱者，然后又让这种操控服务于自己——宋山木与黄波都试图以性侵来稳定女孩们对公司的服务。至于成某，从目前报社内流出的消息，他属于记者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将新闻视为交易的杠杆，通过在政商之间或明或暗的网络牟利。他们并不是什么大枭雄，让人悲哀和恐惧的是，他们是具体而微的威权控制者，并且是实力日强的“社会中坚”。
近年官商两界“嫖宿”幼女的“习俗”越演越烈，职场和教育性侵害的频密发生，新权势阶级的崛起，伴随着对阶级和性别双重弱势人群的碾压——这既是权势的生产方式，也是消费方式。终究，女权议程无法自外于社会整体权力格局的分布。2014年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性侵女研究生的事件中，女权社群要求教育部建立校园性侵害防范机制，建设性别友善校园环境；这一次，她们再次向南方日报社和中国记协提出，建立工作场所性侵害机制。如果这个庞大的机器不改变其运作法则，局部的改进是否于事无补？或者，像行动者愿意相信的那样，众多局部的些微改善，终将推动时代变革的巨轮？
芦禹安案的二审判决书有这样一段话：“多名被害人与上诉人既无恋情、也无利益纠葛，没有任芦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基础，而上诉人正是明知此事，才采取欺骗手段逐步削弱、麻痺被害人的反抗意志，可见，上诉人的奸淫行为根本违背妇女意志，其所谓被害人系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辩解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害人在此状态下反抗不强烈乃至放弃反抗都不能被视为‘同意’发生性关系，上诉人趁机奸淫妇女，都是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奸淫妇女的行为，其行为构成强奸罪，上诉人的无罪辩护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如果类似的论断能在小卉案中重现，那会是让人欣慰的——那意味着中国司法体系进一步承认，自由主义假设的人人皆拥有的自由意志，在存在各种社会等差的情境下，并不能均等地实现；法律要实质性地保护人们说不的权利，并主动改变对女性和底层人群的文化偏见。这将是对人格权保护的深刻进步。
（李思磐，新媒体女性网络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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