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头角的迷你仓大火令两名消防员殉职，及多名消防员受伤，相信不少人的脑海均会出现一连串的问号，质疑这场火灾是否可以及早预防，消防员的牺牲是否可以避免？市民真正担心的绝非消防员的失职，而是他们的决定是否受到政治和利益干预，使消防员最终白白牺牲。
要了解以上的道理，我们可以先回顾另一场灾难，就是1986年的美国穿梭机挑战者号（Challenger）大爆炸。当时，挑战者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地起飞只不过73秒，便在空中发生爆炸及解体，机上的七名太空人当场死亡，当中包括了一名平民太空人──中学女教师Christa McAuliffe。整个过程更是全程电视直播，可以说是一场“完美”的恐怖灾难。
当时，穿梭机（台湾称太空梭）被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结晶，亦是美国国力的象征，连当时的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儿童节目也取名为《430穿梭机》，所以这一次灾难举世震惊。不论政府或学术机构事后也做了很多的相关的调查和研究，最终所得出的结果同样震惊世界，改写了日后灾难研究的方向和看法。
美国穿梭机挑战者号的教训
众多研究的共同结论，就是爆炸并非纯属意外，而是人为，亦即是完全可以避免。当然，这里“人为”的意思，并非指爆炸是由恐怖分子刻意策动的袭击，而是由失效的制度带来的结果。更具体来说，是由政治考虑凌驾专业判断所产生出来的恶果。
穿梭机挑战者号大爆炸的表面真相及技术原因，当然是机件失灵，主要是在早上天气太冻的情况下，和燃料箱相关的组件失效。但真正使人吃惊及震撼的真相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工程师一早已知问题所在，在得知起飞的早上的天气预测时，更曾极力阻止挑战者号按照原定计划升空，希望可以避免爆炸惨剧发生，可惜政府官员并没有理会。
在有关穿梭机挑战书号大爆炸的学术研究中，其中一篇广受重视的文章是由 Romzek 和 Dubnick 合著、在著名公共行政学期刊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发表的《公共部门的问责：穿梭机惨剧的教训》（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 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两位作者指出，穿梭机是否应按原定的计划起飞，本应按照安全至上的原则，而最终的决定权，亦应放在代表专业知识的工程师身上。可惜，当时的穿梭机发射已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也握在由总统委任、代表政治问责的非专业官员身上。
当时的政治问责官员的判断是，若果穿梭机不能如期升空，总统里根的政府将负上沉重的政治代价。由于当时仍然是美国与苏联两国的太空科技及军事竞赛的年代，所以穿梭机能够如期升空，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及总统的威望甚为重要。
而且，这次穿梭机任务载有平民女教师，也说明了这次并非一般的平凡任务，而是改善美国太空计划公众形象的大公关任务。因为美国的太空计划甚为昂贵，为了平息公众，特别是纳税人的不满，政府决定派平民坐穿梭机上太空，以建立人人将来均有机会上太空的希望，使到公众继续愿意支持发展太空计划的庞大开支。在这政治的计算下，政治问责的官员决定来一场政治赌博，可惜最终输了，而七名太空人便白白成为了这场赌博的牺牲品。
必须检讨决策过程及制度
虽然今次迷你仓大火所造成的消防员死伤原因，仍有侍调查，但很多市民，包括了消防员自己的质疑，正正是忧虑这次救火过程，出现了穿梭机挑战者号大爆炸事件中，政治问责凌驾专业判断的情况。他们很想知道，在整个灭火的决策过程中，有没有政治问责的官员曾经参与，或给予“意见”及压力？消防员的生命，会不会在经过一轮政府的成本效益分析后，被认为是可以被牺牲的（expendable），至少可以用来作政治筹码，来博一博赌一铺（赌一把）？赢就可以增加政府的威信，但万一输了，便是牺牲了消防员及市民的生命。
除了政治问责外，既得及有组织利益（vested and organized interests）也常常是引致可预防的惨剧的元凶。简单来说，为什么我们的建筑物有这么多的火警陷阱，多年来政府也没有立法监管，是真的一时疏忽，还是又是另一重政治利益的考虑？
很多惨剧的悲哀之处，并非在于多少人命的消失，而是惨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有的牺牲也是无必要的。只可惜，人类永远也是要不断重复以往的错误，而要避免惨剧重现的唯一方法，便是调查必须要更全面及更有深度，不能只针对技术原因，也要检讨整个决策的过程和制度。
（黄伟豪，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参考资料：
Romzek, Barbara, and Melvin Dubnick. (1987)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 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47, No. 3: 22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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