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林佩谕：大学校歌的转型正义

2016年5月20号第十四任中华民国总统就职典礼上，国歌领唱由排湾族古调开场，才接入国人熟悉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两种旋律的交织，让人惊艳。典礼结束时，也安排集体合唱戒严时期禁歌《美丽岛》；熟知这首旋律历史者，无不动容。

当天见证那一刻，我或许比许多人多一份感动。

因为在过去一年，我在政治大学极力争取把“新创校歌”与旧校歌并列，纳入“政大文化杯”校歌比赛指定曲。从国歌到校歌，都有许多昔日特定历史的痕迹；也召唤著现代人对这些传统的再发明，赋予新的意义。

校歌与政治意识型态

台湾现在各级学校校歌，有许多都和国歌一样，因历史因素而带著“光复我中华民族之荣耀”的意识型态。校歌承载意识形态并非偶然──从日治时期皇民化政策下灌输天皇思想，到国民党时期注入大中华意识，皆如是。

张倍纯在《异调的弦歌──台湾日治时期与国民党时期学校校歌之比较研究》指出，台湾学校校歌源于日治时期。日本受到西方的影响，体认到音乐教育的重要，并配合同化、皇民化等对台殖民政策，利用“校歌”灌输意识形态。当时许多学校校歌因此沾上日本殖民色彩，如当时的新竹高等女学校（即今日的新竹女中）的校歌唱道“我们生为天皇的子民（大御代の　御民と生くる）”；建国中学前身“台北第一中学校”歌词也有“受到天皇恩惠的光辉照耀（照らむ限りなき大君の　惠の光身にうけて）”等句。

根据赖彦甫的《校歌的地理学分析》，教育部在1966年规范“校歌传达学校之心声，校徽则为学校之标志。各校均应制定校歌与校徽，使诸生耳濡目染之余，之所兴起。”政策之下，各校也纷纷制定符合“时代精神”的校歌，包括大学。

然而，大学为一追求学术精进的教学场域，作为最终目的为追求知识、培育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真的需要一首具备特定意识形态的“歌”，去定义一个时代的历史，并作为当权者传递意识形态的工具吗？

校歌承载的“想像共同体”

2015年5月第三届政大公民论坛上，黑手那卡西乐团前主唱陈柏伟提出：当歌词被唱出来之前，准备好的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以“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为开头的政大校歌，假设了一个“人民的共同体”中的“菁英共同体”。“音乐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当其在成为一个载体传递意识形态、政治的同时，它本身就成了政治的，而不只是中介物。”

印刷技术扩大了文字作为载体的影响力，始得以承载“民族”这个想像共同体。音乐蕴含歌词，亦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校歌”的象征地位，使特定歌曲重复被演唱，亦加深其对外界的影响力。台湾的校歌在日治时期到国民党时期的大量出现与修改，就是校歌作为想像共同体载体的证明。

另一方面，从各式“非官方”校歌的发展，又可看见国民党当年创造的想像共同体，在台湾的逐渐褪色。例如民国六零年代，台湾外交情势屡屡受挫，台北第一女子高级中学（北一女）的学生唱起民歌〈小草〉有感，又因小草与北一制服颜色相近，该曲便渐演变成北一的地下校歌。

类似的地下校歌颇常见；每当歌声响起，总引起校友们对于校园的美好记忆。不过“地下”这词，总有点比官方校歌层级低了点的意味。中山女高的“第二校歌”〈快乐中山人〉则是新旧校歌“平行并存”的例外，该曲是在百年校庆时，由当时的校长邀请黄国伦谱的，现在学校正式场合都会演唱新旧两首校歌。

此外，赖彦甫的《校歌的地理学分析》也提到，台湾大学的校歌自日治时期到现在换过三首，分别确立于 1943 年（昭和 18 年）、1947 年及 1968 年。在2008年的校庆音乐会，陆续演唱这三首官方校歌和地下校歌〈望春风〉，承认不同时代的官方校歌与曾为禁歌的地下校歌，都是台湾大学历史象征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校歌并非自古皆有，也非一成不变，当权者的更迭使官方校歌更换，不同世代学子的心声创作出非官方校歌的多元，校歌绝对是丰富、与时俱进，且可以相互并存的。

举办创作校歌比赛之后的保守势力反扑

国立政治大学校歌在1940年底由教育长陈果夫作词，作曲家李抱枕谱曲，其中“实行三民主义为吾党的使命，建设中华民国是吾党的责任”两句常被批评具备党国色彩，在民主化的台湾，不免显得格格不入。

其实早在2004年，政大前校长郑瑞城就曾在任内推动修改校歌、校训，希望能将校歌中“吾党”两字去除。不过该案历经两年讨论，仍未能在校务会议上通过。

2014年九月我入学政大，加入了学生会权益部。2014年12月，我与伙伴制作了一份全校性问卷“校歌，你怎么看?”，收到2199份回应。其中有48%的人认为校内文化杯合唱比赛指定曲应为校歌，却有过半的人认为：校歌有更改或新编的需求。

当时我们觉得，既然过半同学支持校歌有更改或新编的需求，何不举办一个创作校歌比赛，广邀学生们创作校歌。即便当时校内对“更换校歌”仍无共识，至少可以把新编校歌与原校歌并列，放入校歌比赛指定曲。我们希望借此改善多年来校歌一直被批评为“（国民党） 党歌”的窘况，也盼望能促使更多对于校歌议题的思辨。

在与校方沟通过后，我们在2015上半年举办了政大创作校歌比赛。宣传期三个月，投稿期三周，共八件作品投稿，最后在六月上旬经全校投票选出第一名作品《领航》，并在9月文化杯总召会议上，由各系总召以22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创作校歌纳入校歌比赛指定曲二择一”的决议。

意外的是，9月30日那天，校方却以行政疏失等理由，否决将领航纳入比赛指定曲的决议。

许多政大学生感到愤怒与失望。有学生创作了政大悼歌，以小调演奏政大校歌。社会系学生也创作“walking on the road（行一条路）”以rap的方式改编歌曲，道出对这次校歌争议的愤怒与无奈，两部影片都在脸书的“NCCU政大学生交流版”引起众多讨论。政治系与民族系团队更先后发表罢唱声明。

12月5日文化杯当天，更有许多系以举标语、罢唱指定曲等方式表达诉求。最后总计32系中，8系罢唱指定曲，共14系在校歌比赛场上，对此争议作出不同程度（举标语、罢唱、行动剧等）的意见表达。

当初举办创作校歌的目的，并非废除现有校歌，只是期望藉比赛促使更多人思辨校歌议题。因此，我们争取的是指定曲二择一，提供一个原校歌之外的选项。后来演变成一场体制外的抗议，许多人都始料未及。

回顾 2015年这场校歌争议，有人理解为青年学子抵抗威权的行动，有人说挑战“党歌”是转型正义的实践，而也有人只是单纯想换一首好听点的指定曲。从中，我看到了我们这个世代对校歌意义的多元理解；也在后来与校方的拉扯中，看见不同世代价值观的抵触。

校园内的转型正义#3

校园内的转型正义，近年来在全球呼声四起，不只我们，各地都有学生极力与校方沟通，争取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受到更多的尊重体现。

今年三月，哈佛大学法学院院徽因为学生组织长达五个多月的示威抗议而予以拆除，理由是院徽中有图案代表奴隶制度，隐含种族歧视色彩。英国的牛津大学日前争论罗德雕像是否拆除，经咨询后，雕像所属的欧瑞尔学院（Oriel College）决定不拆，但校方将会提供雕像在此的历史脉络。

自去年秋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学生开始要求将威尔逊的名字从“威尔逊公共政策暨国际事务学院”的名称中删除，普林斯顿大学在今年四月初宣布名称不会更动。校方认为，即使身为种族隔离与歧视主义者，威尔逊仍有其可敬之处。

哈佛院徽、牛津雕像、普林斯顿院名，一个拆了、另外两个保留。校园内价值观的冲突，有的学生达成诉求，有的则不，但其中相同的是世代价值的差异与沟通，学生与校方站在对立面拼命努力，只希望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能在校园这个场域内被认可体现。

回到台湾，许多大专院校编写于戒严年代的校歌，也面临类似的挑战。我们这代学生面对早已过时的歌词，即便不修改，也希望至少能兼容新世代的创作校歌，以显多元尊重。正如《台师大、政大学生翻转校歌声明》，对校歌多元诠释的追求做出的阐述：“宪法保障大学学术及学习等相关自由，大学校歌应该保存并进一步体现自由多元的价值。大学作为一个教学场域，不应只拥有单一永久的校歌诠释。”

转型正义的其中一个重点为还原历史真相，威权时代的校歌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故废除校歌，抹去一段历史，并非转型正义的真谛。

“追求转型正义的目标是在追求社会的真正和解，让所有台湾人都记取那个时代的错误。”新总统蔡英文在就职典礼上，这么阐述转型正义；她更承诺三年内要完成转型正义调查报告书。我寻思的是：我们对转型正义的反省，是否包含大学校园里的转型正义呢？回溯全台各校的历史，分析校园内存在的政治符码，深入思考世代价值是否被充分沟通与公平体现，也许是教导学生实践转型正义的一种方式。

（林佩谕，十六届政大学生会权益部干部、2015年政大创作校歌比赛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