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发表了《解读港人“人心背离”之谜》一文，对香港人国民身份认同的长期趋势表达了个人看法。我主要的观点是：
第一，香港人最近的“本土转向”，其实集中在青年人中间，年纪较大的港人并没有同样的显著趋势。
第二，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在千禧年代中期其实有上升趋势，只是在后来“转势”反复下挫，直至近两年见“历史低位”。
第三，从长期数据可见（图一），转折点在2008年。由2004年开年，29岁或以下青年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拾级而上，由2004年上半年的28.5%，慢慢升至2008年4月的41.5%。然而，在2008年10月份的调查开始，就不断创新低，直至2012年10月跌破10%，在2013年初短期反弹之后，2015年再回头返回10%左右。
必须说明，“2008年转折点”之说并非我独创，其他研究者（如中文大学新传学院的研究团队）也有类似的观察。但文章发表后，还是有朋友对“究竟2008年是否关键一年”有疑惑。因为和之前2003年的SARS，以及后来2009年的“反高铁”运动、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2014年的“占中”运动相比，2008年是相对风平浪静的一年，甚至可说是无关痛痒。因此在这里我希望以更多的数据，来说明2008年在中港关系上，为何是关键的转折点。
“08年转折点”非单一调查误差
首先，我们应该要排除，结果是否由单一调查的可能误差造成？除了中大亚太研究所的调查之外，最少还有两个研究单位进行类似研究。其中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方法和我们一样，都是一年两次，每次大约1000名成年受访者。我们在4月、10月进行，他们则是6月、12月调查，对象都是18岁以上成年能操广东话人士。（注一）
港大调查的回应选项比中大的复杂，除“香港人”或“中国人”之外，还有“中国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国人”两项。然后“香港人”和“中国香港人”、“中国人”和“香港中国人”等选项又会分别合并为“广义香港人”及“广义中国人”来进行分析。
如图二所见，调查结果中，广义中国人在回归初期大起大落，2001年后稳步上升，2002年开始又见在30%至40%中间上落。但到了2008年6月的高位之后，就掉头向下。中年或以上人士的中国认同一向都比年轻人为高，但在2008年之后，虽然不同年龄都有下跌趋势，但相距却越见扩大。青年人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的百分比，由2008年6月的41.2%，低见2013年12月的11.8%，其后也在10%至20%中间徘徊。
由此可见，2008年是关键一年，并非单一调查方法或某种问题的提问方式造成。
这种长期追踪式调查，虽然比一些单次调查来得粗糙，但胜在能让我们掌握长期趋势。建制人士曾批评此类“认同”调查“不科学”和“无事生非”，但也幸好有这些调查，我们才有机会分析究竟香港人心为何“转向”。
诚然，调查数据会有短期波动，如中大系列中，中国身份在2006年两次调查中曾有短期下挫，而在2008年上半年后，经过两次调查下跌之后，也曾在2009年10月反弹。不过，2004年至2008年的上升，和2008年后的“裂口”下跌趋势，也是相当明显。
除了身份认同调查，其实我们还有其他长期调查系列，可以“旁证”2008年是“转折点”。其中一个是香港电台电视部《铿锵集》委托中大亚太研究所进行的“市民对回归后香港现状及前景评价”调查。调查由2001年开始已进行15次，每年的5至6月进行（除了2008年在7月进行），每次成功访问约1000人。
手头上并没有按年龄分类的结果，但我们可以用其中一条问题（“对回归以来北京中央政府有否落实一国两制”），来量度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一般观感。
从图三可清楚见到，由2004年的39%开始，回答“有”落实的比例上升至2007年的50.3%，在2008年回落至46.5%，但在2009年以后就开始大跌。要注意2008年调查于7月初进行，正好在中大两次身份认同调查（4月与10月）中间。因此，如果中国认同在年中掉头向下的话，2008年在港台调查中并非高位，可能与此有关。
港台调查中另一条问题问及“对回归以来北京中央政府的印象”，也很有意思。此问题在回归10周年加进调查，第一次（2007年）的结果是58.2%受访者认为对中央政府印象“好了”（图三），而只有4.3%觉得“差了”。2008年的数据更“亮丽”，有更多港人（66.2%）对中央政府感觉良好，只有极少数（4.6%）感觉不好。但之后就转势向下，到2015年（回归18周年），只有20.9%说“好了”，但却有36.2%说“差了”。由此可见，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观感，似亦在2008年后，也有大幅转变。
最后一个可以让我们观察到港人对中央政府印象的，是亚太所另一项长期“香港政府民望调查”。调查由1997年9月开始，每月一次访问约七百多名成年人士。调查中有一条问题，问及市民是否“满意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也可算是量度中港关系的一项指标。
从图四可见，回答满意的比例，一向也是年轻人较低，但在2008年5月也是达到最高点的52.8%，和中年或以上人士的54.2%相去不远。当然每月一次的调查，样本数也较少，短期波动可能较大。要知道2008年5月调查适逢“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可能会推高港人对中央观感，但2008年是走势向下的一年，也似乎是无可置疑。
本文所引用的民调数据，调查方法大同小异，以固网电话随机抽样进行，当然都有相同方法学上问题。但我认为，这类研究，能坚持长期进行，都有其参考价值。本文的角度是，从数据出发，再比较不同数据系列和来源，来论证2008年的关键意义，并作初步解释。
港人并非“天然独”
回顾过去十多年间港人认同感的起落，有一点很清楚，港人并非是“天然独”，完全不是“必然”地抗拒中国。港人的身份认同，尤其是年轻人，会有相当的波动，并受当时重大事件、中央对港政策，甚至媒体所影响。
香港人虽然大多是炎黄子孙，与内地华人共同分享中华文化，但因为在殖民时期与内地区隔，而且社会政治制度，以至文化习俗都出现相当差异。因此港人有点本土意识，毫不出奇。在2004至08年间，港人在多重有利因素之下，加强了对中国的认同，只不过是在2008年后，环境因素逆转，再在社会运动推波助澜之下，香港年轻人遂出现本土的转向。
确认2008年是重要转捩点一年，其实非常重要，就像侦探查案一样，案发时间，往往关键的证据。首先，如果2008年是人心逆转的时刻，有些一向认为是重要的“可疑人物”，就有可能洗脱嫌疑。这里我想到三个例子：
错怪了的本土转向因素
首先是新高中学制和通识。新学制在2009年开始推行，当年才有首届中四学生修读。而且中大和港大认同调查的对象都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受访时都应已完成中学教育，除极少数（每年不出数千人）可能在预科念过高级补充程度（AS-Level） 通识科外，都未曾修读该科目。通识科“教坏”青年人，令他们背离中国，明显不是事实。
第二，互联网或网上新媒体的影响，在今天可能是为本土意识推波助澜的重要背景，但我们不要忘记，2008年不但没有网媒，连脸书都还未在港流行。大部分青年人的中国讯息，当时还是主要从主流媒体，尤其是相对保守、中庸的电子媒体如电视取得。因此香港的“本土转向”，并不能算到互联网或社交网络的帐上。
第三就是自由行、水货客横行的问题，在2008年都还未成为社会焦点。扩大自由行（一签多行）也只是2009年才实行，因此说自由行是本土意识的触媒，虽然在现在看来理所当然，也肯定对后来本土思潮有推波助澜作用，但当时也未必是重要因素。
身份认同的波动，不可能是单一因素造成，但近年的“本土转向”却必然事出有因。例如，互联网对当代青年的思想，有莫大影响，不过，将青年转向本土归因互联网，却无疑把传讯息的人误认为讯息的来源。互联网可以将讯息放大、热炒，但能被炒热的讯息，却必然和当时社会上的脉搏有共鸣。“别有用心”之人可能通过互联网来影响一小撮人，来散布一些极端思想，但能令社会上一大部分人改变想法，却不会是把一段视频、一篇文章放到社交网站这么简单的事情。
大型社运将本土推上高峰
自由行和水货客虽然不是人心转向的触媒，却肯定是推波助澜的重要动力。然而，个人觉得把香港这股本土风暴推上现在这个高峰点的，还要是2008年后的几次大型社会运动。一方面，本土意识的兴起，令一些中港矛盾变成这些社会动员的主调。另一方面，这些社会运动中大型、持续的动员，也放大、加强、巩固了本土意识在年轻人当中的传播力量。
首先是2009年底的反高铁运动。在是次运动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高铁被很多参与者看成是陆港融合所带来的高昂代价的象征，因为要深化内地和香港的社会、经济融合，才需要花这么多钱来兴建这条铁路；
第二，在动员过程中，“80后”成为了参与者建构的身份， 把年轻人推到了抗争的中心。要知道回归后，在此之前的社会运动，虽然年轻人从来都没有缺席，但却不是组织的核心。但这一大批二三十岁的“80后”年轻人，却吹响了回归后公民社会向社会、政治以至一国两制的矛盾反击的号角。自此之后，年轻人更取代了以往泛民、支联会的人事脉络，成为了后来抗争的主力；
第三，到了高铁争议的后期，在立法会内外的拉锯，和功能组别议员的表现，更令一次本来是公共建设的政策争议，变成对议会选举，甚至对政制的控诉。
反国教、占中将本土与青年扣连
2012年的反国教科运动，当然也象征了年轻一代对中国的抗拒。但如果没有政府粗糙的方法来推动国民教育的话，相信也未必会出现这比反高铁更大型的运动。更重要的是，这场风波造就了学民思潮以及多位青年领袖。自此，本土和青年就似乎变成一体两面的存在。
后来的“占中”当然有全民抗争的味道，“双学”（学民和学联）取代了“占中三子”的领导地位，却是最有象征意义的。而人大“8．31”决议对政制改革的“落闸”，也令占中发展成一场青年对抗中央“干预”和“封杀”香港政制发展的运动。近两个月的抗争，令“本土”香港成为青年在抗争运动的主要想像，当然香港政府，以及警方，也被描绘成中央统治香港的工具，变成了青年抗争者的对立面。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社会运动是因也是果。反高铁运动在2009年底爆发，但在之前，香港年轻人的身份认同已经有转向趋势，因此单指社会运动改变港人心态，也似乎无视了年轻人社会心态转变的深层次因素。
我无意否定任何解释，但在这里希望提出一个比较少人谈及的假设：
毋庸置疑，香港从回归以后，大力在学校推动各种形式的国民教育，也在社会上不断宣传爱国意识。因此，在港人心目中，“中国”的分量比殖民时代重了很多。在回归后首个10年，可以见到港人，“甚至”是年轻人，中国认同都比殖民时代有所加强。
青年愈关注中国，愈感受骗
一个例子是对解放军的观感。有一项大型跨国比较调查，曾问及本港中二学生对解放军是否信任。在1999年有23.3%回应“有时”，8.4%是“时常”。到了2009年，同系列调查发现相同回应分别上升至37%和11.8%。换算成由1（最低）至4（最高）分的话，则由2.06，上升至2.81。正因为回归后国民教育的力度很猛，也颇有成效，令年轻一代普遍对中国的印象不错，更重要的是和接受殖民地教育的上一代比较，他们更关心、留意有关中国的讯息。
不过，历史往往是“辩证”地前进，社会在这段时间，却很可惜地只是片面地宣传中国光明进步的一面，而没有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可以知道、理解、接受中国其他面向的分析框架。就正如性问题一样，“成年人”对一些禁忌越避而不谈，年轻人越好奇。而当我们不能控制、封锁资讯的时候，他们就更加会主动搜寻（如色情网站）。
在中国问题上，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国民教育当中，只有光明的中国，而没有阴暗面，当他们接触到“另一面”的中国时，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除了感到受骗之外，还会觉得混乱，而不知如何解读在他们面前充满矛盾的讯息。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殖民时代成长的港人，反而会有较为稳定的中国认同感，因为我们大都有一个以往“落后”中国的印象，来和现在比较。
如果结合中大亚太所的每月“香港政府民望调查”结果，与当年和内地香港关系有关的重大事件（图五） ，我们可以尝试再现当年的情况，理解为何2008年是重要的转折点。
08年汶川地震的影响
踏入2008年，满意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百分比节节上升，到了汶川地震后，港人无论老少，罕有地意见一致，都有过半满意中央政策。在当年5月19至21日，震灾爆发后不久，亚太所进行了一次市民对震灾态度调查，其中有几项结果颇有意思。
首先，大地震把港人注意力聚焦到内地，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表示“几关注”（34.6%）及“非常关注”（64.6%）该次四川大地震的消息，84.6%更表示已经捐款。其次，85.1%受访者满意中央政府处理地震救灾方面的表现，更有高达88.7% 的受访者满意解放军在救灾上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调查同时显示，有72.3%的受访者表示信任中央政府，远较表示不信任的受访者（2.2%）为高。此外，绝大多数受访者（88.9%）承认该次四川大地震增加了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但到了6月民望调查时，有关震灾中伤亡原因和救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又令年轻人和其他年龄层分道扬镳，由52.8%急跌至35.7%，反而较年长人士仍然高企在53.3%。
在中国效应影响下，就算当年的“六四”晚会，参加人数也达回归后高峰。到了9月（24至26日），可能受当时奥运和“神七”效应影响，年轻人对中央观感又来个“小阳春”反弹至37.3%，而那时其实全球金融海啸已经爆发。“毒奶粉”事件虽然在9月中首次为港人所知，但要到了9月底10月初，大量奶类食品（尤其是几样名牌零食）被验出含三聚氰胺，才广泛为港人关注。更矛盾的可能是中国在奥运首次夺得最多金牌，和神舟七号升空之后，立刻又爆出了毒奶粉事件。当时就有评论指出，“体育大国”和“航天大国”却不能令下一代健康成长，是如何的讽刺。
唱好无助青年直面复杂中国
对年轻人来说，2008年的中国是充满矛盾的一年。一条能证明当年的青年人是如何关注中国，又如何被矛盾轰炸的资料，是学友社举办的“中学生眼中的2008年十大新闻”结果。超过八万名学生投票，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以同样75%的得票率并列头两位，奥巴马当选第三（60%），金融海啸只是第四（59%）。奥运中飞人刘翔因伤退出也拿了第五（53%），神七成功载人升空（51%）也只是仅以1%得票之差排第七，在陈冠希裸照事件之后。主办单位也指出，当年连同“陈水扁贪腐案”，共有五则两岸新闻，较往年为多。“这反映学生开始关注两岸时事，可见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有所提升，愿意更了解国家现况。”
因此，吊诡的地方就是正因为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全方位大幅报导内地和两岸新闻，而青年人又愿意接收相关讯息，因此在香港资讯自由流通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只知道中国好的一面，而必然会接触到中国作为发展中社会的种种不足。正因我们没有“准备”让青年人去理解中国的种种不足，当他们接触到内地的阴暗面，取得一个负面印象，再加上互联网的兴起，和几次社会运动的诠释，中国在一些青年人心目中，甚至就变成了“邪恶帝国”。
归根究柢，其中一个主因，可能正正就是我们回归后的国民教育，并没有为青年人注入抗体，来直面中国发展的复杂性。再加上年轻人渴望见到现实与价值观一致，而不善于妥协，当面对充满矛盾而复杂的中国时，他们便未必能理解、接受。
实证证明，2008年并非无关痛痒，反而是关键一年。最后，我希望重申，肯定了2008年的转折位置，我们才可以进行有意义的解释性分析，也可让我们初步验证了一些流行的说法。进行这些长期研究，除了一年、一季或一月的转变之外，也能让研究者厘清长期趋势，或结构式的矛盾。上面我提出的也只是一些假说，也有待大家验证，批评和补充。
历史的讽刺是，在2007年或2008年，相信香港没有人可以预视本土思潮其后的发展。民意调查者的研究和提问，绝对不是“寻衅滋事”，无中生有，反而是希望提供多一些从证据出发的资讯，让公众更能明白社会的发展，也让从政者有机会能更好掌握时代、民意的脉搏，来为香港筹谋。
（赵永佳，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联席所长、社会学系教授）
注一： 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自1996年每两年进行一次香港人的身份与国家认同调查，但手上并没有按年龄分析的数据可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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