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徐沛然：精神疾患的污名，与以安全为名的暴力

四月四号儿童节前一周，台湾发生四岁女童遭当街杀害事件，后续各种风波仍旧回荡不已。对于该起案件，警方很快地以嫌犯往年的就医纪录，对外公布其为精神疾病患者，引起争议。一方面，警方任意揭露嫌犯的私人资料，可能违反侦查不公开的规定（注一）；另一方面，嫌犯是否仍受精神疾病影响，以及事发当时的精神状况如何，犯行是否和其疾病有关，也都还需要严谨的精神医学跟司法程序认定，并非由警方片面认定（注二）。更让人忧心的是，此举再度使台湾社会愈加陷入，对精神疾病患者的集体恐惧与排斥。

无论嫌犯是否罹患精神疾病，精神病患伤人的意象，已经深刻印在民众脑海中。各地方政府也纷纷煞有其事地回应，例如，嘉义县政府表示将加强对精神病患的“关怀机制”；宜兰县政府则要求将一级精神病患监控纳入治安会报。

为了不任意限制人身自由，现行的《精神卫生法》中规定，要有“自伤伤人之虞”，才能将疑似精神异常者强制送医。然而台北市政府却表示将套用“街友处理模式”，由警方、社工、医师和邻里长共同请“行为怪异者”“配合就医”。北市社会局长许立民更认为，现行法规中“自伤伤人之虞”的规定过于严格，吁请中央能“一定程度松绑”。行政院则表示，将加强锁定、追踪高风险精神病患，如有必要，未来也将修改相关法规。

然而，北市府所谓的“配合就医”实务上会怎么执行，值得我们担心。3月31日，政治大学校园中一位被学生称为“摇摇哥”的丁姓民众，就被北市府强行“配合就医”。学生陈金典在脸书页面中公布了当时的现场录影：即便当事人看来并未满足“自伤伤人之虞”的条件，同时也喊出“你抓我干嘛啦？”、“我犯法了吗？”、“我咁有伤人？”，以表达抗拒之意，仍被警方半强迫地推压并捆绑于担架上，送入救护车“配合就医”。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假配合，真强迫。

人权团体也于隔日召开记者会，痛批政府违法滥权，并认为此举放宽了强制就医的限制，将造成许多人被无故“扫除”出社区。

精神疾患导致犯罪？

精神疾病患者是否真的比较“危险”？不同的精神疾病、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状况彼此差异甚大。这个问题可能就像是“生病会不会死掉？”一样，过于广泛，以至于没有意义。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1994年发行的第四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中，就记载了多达297种疾患。同时，暴力行为或是犯罪，也难以简单归因于当事人的精神疾病。甚至事发当时，其精神状况是否为“发病”，都不是那么容易判定。

然而不管如何，精神病患因病情犯罪的风险，都远比一般大众的想像要来得低。

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在2014年发表了一份研究，调查了143位分别罹患思觉失调症（旧称精神分裂症）、忧郁症跟躁郁症的罪犯，涵盖了长达15年的时间，并且分析他们犯下的429起罪行。该研究发现，其中只有7.5%的犯行，跟其罹患的精神疾病直接相关。他们可能因为贫穷、失业、无家可归或是药物滥用而犯下罪行，但并未因为其精神疾病而不断犯法。虽然这份研究并未涵盖极端暴力罪犯，但仍有其参考价值。

高雄市立凯旋医院成人精神科主任周煌智，在2005年发表《精神障碍暴力犯罪之现况》一文；他引用国内外研究指出，即便部分精神疾病（例如思觉失调症患者）确实呈现较高的暴力倾向，但除了少数病情严重的需要住院治疗外 ，大多数患者在经过积极治疗后，已无攻击性。尽管如此，一些偶发个案往往被媒体夸大渲染，使得精神病患整体蒙受不公平的歧视与对待。

对于近日社会针对病患的过度反应，台湾精神医学会理事长赖德仁认为，大部份的精神病友在规律治疗下，均能保持症状稳定。他们的犯罪率与暴力行为，并不会比一般人来得高。他呼吁各界应该看到病患及家属的努力，不应继续污名精神疾病。

媒体的烙印与污名

不意外地，精神病患者在媒体上多半都呈现负面特质。学者辛格诺莱里（Signorielli, N.）曾于1989年发表论文，探讨美国电视节目中呈现的精神病患形象。他指出，在主要时段节目里，72%的精神病患被描述具有暴力倾向，其中超过五分之一的情节是杀人。而影视戏剧则经常把精神病患描绘为负面形象，例如贫穷、低智商等等。甚至不同的精神疾病，在戏剧中会被呈现得一模一样。

台湾的情形也相去不远。政大新闻所研究生王美珍曾于2004年发表论文，回顾并分析了1991年至2003年这13年间，《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对精神病患的报导内容。结果，在13种报导主题分类中，暴力犯罪的出现频率最高，占整体比例约三分之一，远超过其余主题。相较之下，较为中性的疾病知识主题，仅占整体报导8.3%。同时，有高达65.2%的报导单方面呈现精神病患的负面特质；而呈现正面特质，或正负面皆呈现的报导，加起来也仅有11％。这样的状况在媒体竞争趋于激烈，新闻取向趋于煽动的今日，恐怕只会更糟糕。

我们可以理解，媒体运作的逻辑著重于报导异常事件，特别是社会新闻多半都是负面讯息。然而，媒体报导暴力或犯罪事件时，往往轻易地将当事人的各种个人特质和事件连结。这样的连结，往往会强化读者的刻板印象。

例如，当移工（或外劳）出现在媒体版面时，十之八九不是什么好事，这和读者对移工的既有偏见相互增强，使他们认为移工是潜在的危险份子。然而事实上，根据劳动部公布的资料，以2015年为例，台湾的移工犯罪率为万分之18.4，仅为台湾人的六分之一。但是媒体报导会特别标签犯罪者的移工身份，让读者将移工与犯罪概念相连结。于是整体移工都被视为危险族群，而台湾人的犯罪则仅被当作是少数人的行为。

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透过媒体的效应，精神疾病患者的危险性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了。

女童受害，激发保护情绪

3月31日，有人在脸书“爆料公社”上表示：台南又发生女童割喉案，嫌犯已经遭警方逮捕带回永康分局。晚间，竟然出现200多人包围警局，要求警方“交出嫌犯”，“不要保护畜生”的事件。警方一再澄清此消息有误——实际上并未发生随机割喉案，也没有逮捕嫌犯；但群情激愤的民众，仍旧和警方对峙数小时，直到凌晨才陆续散去。

从本次不幸的事件，一直到台南发生的闹剧，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民众的愤怒多数来自于受害者的“女童”身份。无辜弱小的女童受害，确实激起了家父长式的保护情绪。

我们也可以从白玫瑰社会关怀协会所发起的“自己的孩子自己救，万人50换正义”游行活动，再度确认这项观察：死刑、精神疾病、药物滥用等等议题，都和对社区、对孩童的安全顾虑纠缠在一起。

这种儿少保护的逻辑，往往就是透过“排除威胁”来确保（成人所认知的）“安全与洁净”。在游民、精神病患、爱滋庇护中心等议题中，这样的逻辑运作一再出现。“排除”可以是精神意义上的作法，例如台湾近年的性别教育争议中，就有家长团体认为，教材不应正面呈现LGBT等性少数，以免“教坏小孩”。同时，“排除”也可以发生在物理空间，例如政大摇摇哥事件──透过政府将行为异常者强制送医，让他们从我们的生活空间中消失。

排除威胁，通往地狱的善意道路

近年来，精神医学界的共识是：对绝大多数精神病患来说，社区型治疗和照顾，要远远好过隔离。当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将精神病患排除与隔离，剥夺他们可能痊愈或是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时，这一群人，在精神上，在具体的生活空间中，就惨遭剥夺。这不仅是人权问题，整体社会更将为此付出相应代价。这些排除，尽管看来是安全措施，但结果也许将会适得其反，创造更多的痛苦与不安，并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安定。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透过排除各种“有危险”的人，真的能够建立起更好的社会吗？历史上的纳粹德国，就是将这种净化保护思维发展到极致的国家。他们将其认定为“危害社会的坏分子”，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跟精神病患，都送进了集中营，制度性跟系统性地将他们排除（或者屠杀），以确保一个更干净，更安全，不受污染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绝对不是美好的乌托邦，而这样残忍的社会机制，建立在大多数“正常人”跟“一般人”的认同与配合上。这种现象，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意指这种邪恶并非属于特别的坏份子所有，而是普遍地由一般人实践。

由此看来，或许真正危险的不是那些行为异常的精神病患，而是一个个貌似忠良，只希望追求安全与保护儿少的“正常人”。当人们自居正常与正义时，恰恰有可能犯下最为扭曲可怕的罪行。

（徐沛然，自由文字工作者，曾任《苦劳网》记者）

注一：台湾的检警单位在侦办重大刑案时，经常不当泄漏侦办进度或当事人资讯，使得《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形同虚设。媒体为了追逐收视率跟点阅率，想尽办法挖掘当事人的各种讯息。而民众多半认为“坏人”没有主张其权益的正当性，因而并不在意这个问题。

注二：卫生福利部迅速地发布新闻稿反驳警方说法。卫福部认为，有就医纪录不等于确诊罹患精神疾病，仍需经医师进一步鉴定，以避免污名化精神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