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楚：超越统独，从大历史视野看习马会

2015年11月3日，台北总统府网站释出惊人消息：两岸领导人将于同月7日在新加坡实现会晤，俗称习马会。当天，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对此表态含糊，很显然，大陆按既定规格和程序，有意在第二天，即4日，才由国台办领导人正式证实，并发表定调谈话。

从公布消息到实现会晤仅为短短几天，可见两岸关于此次历史性会晤的私下沟通保密程度极高，而如此迅速的公布也是精心选择，既可以事先予两岸和国际社会以心理准备，最大程度收获会晤正面效应，同时，又减少两岸内部反应时间，消解内部必然会有的反对和反弹意见。

习马会构成两岸关系历史性突破

在此框架性基础上，未来两岸官方和政治的对话机制可望加强，并在环境合适时更展开深入，这都是可以指望的未来两岸关系前景。

很有意思的是，除两岸内部一部分人，全球主要媒体大部分都不假思索地把习马会称为“历史性”（historical）的。所谓历史性，不过是指两岸政治隔绝超一甲子，目前在法理上尚互不承认，而本次会晤双方商定以平等和对等的“两岸领导人”身份和名义见面，互称先生，这无疑史无前例，体现大陆方面相当巨大的政策与理念变化。人所共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老三段论表述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1993年汪辜会谈后，因应两岸新的现实情势，江泽民时代由汪道涵提出新三段论论述，其基本表述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统属一个中国，中国的完全统一尚未实现。这一论述在大陆并未完全确立，因为其中暗含过去大陆一直反对的一国两府论述。故过去关于两岸政治接触和谈判，大陆倡言平等，而台北则强调对等，因此难以实现。

本次会晤双方商定使用“两岸领导人”的名义，这表示大陆在最高决策的层面开始正视和接受台湾作为分治政治实体的现实，新三段论成为正式政策也结束了长期迁延，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基于国共内战历史叙事的政策话语，同时颇有展现历史上所谓以大事小的姿态，这自然是政策理念方面极大的变化。在台湾方面，这则可以视作历史性收获，因为这样的定位无疑更有利于台方对等政治实体的自我定位。这给未来两岸领导人会晤及其他官方关系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这不能不说对两岸关系具有历史性意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受限最大的现实障碍即是在日渐丰富宽广的文化、商务和人员往来现实面前，由于缺少政治和官方对话管道与平台，此岸政策总在国共内战的历史叙事下空转，与两岸现实脱节太大。冷战结束垂20余年，两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东亚冷战的政治结构之中。随着两岸政经力量此消彼长的变化，以及西太平洋和全球格局中中国大陆份额的急速扩大，两岸均需要调整基本政策思维，通过适应新的现实以谋求未来关系的新政治基础，这是自然直理，也是外界瞩目两岸关系的人士所历来冀望，迁延至今，本主要是由于大陆方面的决策环境复杂，政策调整缓慢的特点所致。

可以合理前瞻，实现了两岸现任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之后，且不说领导人会晤有可能成为有先例可循的政治对话机制，在此框架性基础上，未来两岸官方和政治的对话机制可望加强，并在环境合适时更展开深入，这都是可以指望的未来两岸关系前景。更主要的是，随着超越历史和立足现实的两岸对话展开，两岸经贸，文化，社会与文化的交往会空前拓展，这方面的发展日积月累，自然会给两岸关系的未来出路提供真正意义上面向未来的全新视野。这些，也许都不是今日涉及习马会者所计划，但从大历史的视野看，比如1972年尼克松的来访，及中美、中日的和解，其历史性正面后果均大大超出当时大陆执政者的设计。

大历史自有其强大逻辑贯彻力。因此，无论从现实两岸关系的双方政策互动视角看，还是从两岸人民关系的中远程大历史视野看，本次会晤包含历史性意义，这都是可以初步断言的。

习马会体现两岸环境与认知变化

大陆对台政策中将来更多将以稳定和巩固优势下的经济等和平目标为目的，而台湾则以确保海峡和平前提下扩张经济利益为旨归，这将成为两岸互相政策的新常态。

在整整两个月前的9月3号，北京破天荒举行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阅兵过程中举世瞩目地展示空前强大新式武力，而特别引起两岸人士注意的是，在中国抗战历史功勋荣誉部队展示方面，不仅丝毫不见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旗帜与徽标，整个展示过程十分精心设计了全新的英模团队旗帜，凸显这些部队今日现代化的军容军姿，联系几年以来在抗战史学方面所谓“反历史虚无主义”，也即压制对抗战史国府与蒋介石领导的历史叙事的政策，这都微妙体现大陆方面明确的现代史认知，那就是，中共领导的中国大陆为现代中国唯一代表者，这一代表权是由今日中国总体国力背书的强势立场。这一似乎不顾及台北历史荣誉的立场也表明大陆方面对今日两岸环境和实力对比的新认知。

自上世纪中期爆发海峡危机，两岸关系跌宕超过十年，而这些年当中，正是中国大陆总体国力空前成长的时期。这一国力成长及其向军事国防武力的转化，带来两大直接的地缘战略后果。其一是，中国大陆军事上日益跃跃欲试，成为西太平洋与美国海空力量直接接触的对象，东海防空识别区和南海人工岛的摩擦和博弈可谓典型证据，这构成典型的历史上常见的新兴强国崛起态势，对西太乃至全球秩序构成潜在挑战；其二是，因为这种国际权力消涨的变化，在海峡两岸关系上则表现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日渐失去力量平衡，天平向大陆一端出现了决定性的倾斜；而与此同时，岛内的政治生态因政治转型完成而丕变，这些国际间与两岸变数综合起来，彻底改变了大陆的对台决策环境。

有人因为如此，中国大陆过去围绕主权话语所展开的台海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已不可能不优先推演在中美战略与军事关系上的得失，中美战略关系虽未至于像美苏冷战般的楚河汉界，针锋相对，但美国对中国在西太乃至全球动作的警惕与疑虑与日俱增。就大陆角度而言，随着福建沿海等沿海地区执行与内地经济建设政策与内地的平齐化，以及向外部的彻底开放，意味着不再将海峡战争作为近中期决策考量，而对于台湾来说，随着两岸力量失衡，岛内实现政党轮替和政体变革，对陆决策已彻底告别过去两蒋时代的情境，对台湾来说，不论哪个党上台，对陆政策的决策核心目标都在于确保海峡和平，并在经济上不至错过大陆发展的机会。

岛内对陆决策的新复杂困难在“太阳花运动”及其结果中已有充分体现，这不仅超越历史上的国共框架，甚至在社会信息化的时代环境下，即使岛内两党决策框架也难以彻底驾驭，因而必须对这种来自社会直接行动的压力给予合适回应，不然就谈不上任何决策可言。在大陆方面，虽然表面上权力运行自上而下，但实际的情形却不能根本回避时代与社会变迁带来的冲击。大陆社会正处于大规模政治反对浮上前台的前夕，而即使在总体支持执政党的群体内，由于地缘和观念的差异，对两岸政策也经常抱有普遍的意见分歧。在各项危机议题频仍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掌控对台议题，这不仅牵涉两岸关系，更是党内权力博弈的竞技场之一，最高执政者不可能不予以慎重处理。

大陆意识到对台力量的总体优势，因此已摆脱对急独的恐慌，因而对台决策在整体国家战略中的位序大大边缘化，因此，在模糊而各表的一中原则下，稳定两岸关系，在维持较稳定的两岸和平前提下，透过逐步推动政治接触，建立对话管道，进而实行经济和利益的互嵌，这就成为很自然的政策选择。2005年3月14号，在大陆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通过《反分裂法》，仔细研读该法，人们本不难体认，大陆对台政策的重心已从急统促统转向维持现状下的反独和经济融合。

这从本次习马会的议题设定上也可以明显反映。大陆国台办发布的习马会主题是：“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具体涉及“两岸双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管控矛盾分歧，巩固共同政治基础，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及地区和平稳定等话题。因此，可以说，本次习马会的成行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两岸对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亚太大格局环境的变化，在认识上已有较大共鸣，而大陆对台政策中将来更多将以稳定和巩固优势下的经济等和平目标为目的，而台湾则以确保海峡和平前提下扩张经济利益为旨归，这将成为两岸互相政策的新常态。

同时也可以由此推及，考虑到特别在军事力量方面两岸的失衡将更为严重，因而顺理成章地，台湾在安全方面将加速与美日的西太军事体系实现一体化，在安全政策上拉大与经济等对陆政策的距离，从而通过经济和安全的两个篮子政策确保自身安全与经济利益最大化，以待将来。这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局面。由此还可以预料的是，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将对两岸关系影响更加直接和致命，而类似李登辉和陈水扁式的以小博大，操弄中美关系的余地与空间则将难以存在。

习马会彰显习近平大政掌控力

在大陆执政党建构和巩固内部最高权威的博弈史上，对外政策发生神奇牵引作用，有时甚至成为权力和大政博弈焦点，从而成为触发内部格局变化媒介的情况并不鲜见。

2008年马英九当选后，很多人期待马可展望的两个任期内两岸关系有重大突破，除实现习马会，更能缔结《两岸和平协议》，从而奠定两岸关系不可逆的重大发展框架。马本人当选后虽由于岛内政治资源迅速枯竭而难以在两岸关系施为，但他曾明确表示愿与此岸最高领导人会晤。不过，如所周知，两岸最高会晤只能成行，决定权在北京而不在台北。即使有外部人士鼓励，有新加坡自李光耀时代起就以调人自居的努力，如果北京认为不合适，此事自然难以想象。因此，如上所述，本次能够成行，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北京方面思维的变化。与这种思维变化同步的，也许更有决定性意义的，则是习近平党内领导权的加强。

在本次意外的习马会消息之前，习近平刚以元首身份访问英美，然后按计划进行新加坡国事访问行程。回顾近来连串的高调外交行程，除一般的外交和经济的议程之外，熟悉大陆权力运行机制的人不难看出，这些高规格和高曝光度的外交作为，也是凸显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大政掌控力的一种作业，因为，在大陆最高权力运行机理中，最高领导人掌握军权和决定重大外交事宜，这是一种基本的政治规矩，而自1990年代海峡危机以来，台湾事务无疑也进入了这种最高权力清单之中。在对美欧外交和两岸政策中采取重大主动，追求突破，这不仅体现执政党在外交与海峡事务中的新思维和政策理念，更是最高领导人通过政策突破，巩固自身权威与权力结构的一种措施。

中国新最高领导层换届以来，对内进行了以大规模反腐为代表的空前清洗政策，其规模可谓自苏区肃反、延安整风和文革以来绝无仅有，从权力运行角度来说，这也可以看作新领导曾建筑权威基础的举措。在对外政策和海峡政策方面，过去20年来，日益对抗性的思维在决策与执行中抬头，这种日渐强硬的政策既给必须的对外开放造成疑虑和阻碍，也对内实际形成对新权力中心的牵制和制约。反腐导致同届两任最高制服军职人员落马，对军队的整肃巩固了大陆最高领导人必须的枪杆子基础，因而也为势威权必要贯彻到外交与两岸政策领域创造力良好的内部条件。本次从高调的欧美之行到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习马会可以看作这种新威权的成型标志之一。

在大陆执政党建构和巩固内部最高权威的博弈史上，对外政策发生神奇牵引作用，有时甚至成为权力和大政博弈焦点，从而成为触发内部格局变化媒介的情况并不鲜见。1972年，紧接林彪事件后，内部权力格局面临复杂斗争局面，文革政策造成经济大局和社会严重危机，同时，因珍宝岛和新疆的边界冲突引发中苏沿边界线的全面军事对峙，在内外危机意识之下，毛周通过与美日和解，成功化解危机，也为后来开放政策奠定实际基础，而外部环境的缓解则为内部权力机理的理顺赢得了时间。虽然今日内外环境不同，但从近年一系列文献和实际政策看，比如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法》等，中国大陆新领导团队今日的内外危机意识和表述与1970年代不无重叠。这是全面的危机意识也反映了最高权力的危机意识，所以重施历史上成功的以外引内的政略，这完全是可以理解和想象的事情。

习马会消息释出后，已有不少评论家，包括岛内民进党，指出马英九之采取如此非常举措系出于历史地位和执政业绩焦虑，这固然不无岛内政治现实逻辑的支撑。但前面业经论述，本次会晤成行主要还是陆方决策的考量结果。从上面来看，可以说，习近平决定实现本次突破，除两岸政策方面的原因之外，以此彰显其对大政的掌控力也是必然的考虑。自1990年代起，因小泉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海峡危机，一直发展到近年的东海和南海主权争议升级，人们看到，胡温时期内外政策基本处于与江朱时代萧规曹随的状况，在目前内外危机意识之下，新的最高领导人不能接受这种被传统政策牵制的局面，这是十分自然的。

事实上，无论本次访美所公开表达的“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发言，还是东海和南海实际的对美忍让，都体现了一种过去十多年来罕见的政策更新迹象，本次对台实现突破不过是这一总体新政策体系的一环。自然地，这些新的对外和两岸政策势必也会在内部引发新的争议与掣肘，其实行到底还会有如何变数，这尚需要耐心的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对外与对台缓和政策的转变成败，不仅是观察中国外交及海峡政策的窗口，甚至也可以说，这也是观察中国新领导团队和习近平本人最高权威构建成败的一个指标。

习马会与超越统独的两岸未来

只有当两岸人民的实际交往和融合到相当高度，则因统独问题数十年来高悬两岸人民头顶的战火与危机之剑才能最终解除，因而也才可能给予两岸人民一个真正能超越统独的、共同的和更安全美好的未来。

两岸正式习马会的消息后，美国方面的反应是需要等待具体的政策对话成果。而两岸均有不少论者对实际的会谈成果不抱具体期待。由于岛内政治生态牵制，台湾方面已事先宣布不签署协议，不发布联合声明。也有论者从大陆构建新的威权体制的内部情况出发，甚至认为习马会不仅不利于两岸在更高政治文明基础上的互动，反而会加强大陆威权一直维系，因而马英九的与会实为单讲个人历史地位，罔顾政治道义的自私举动。

考虑到两岸政策过去数十年来的颠簸反复，以及两岸各自目前内部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各种看淡习马会的议论殊非毫无根据。然而，目前看到的初步评论更多的还是从现实两岸政策活动的视角，而人们若放大历史视野，则不难看到，两岸实际睽隔百年，任何政策互动，如单纯从统独政治的狭窄视角看去，很可能均难有较大现实的意义。无论国共内战，还是东亚冷战，两岸过去的隔绝和交往，均与大历史进程休戚相关，而绝非单纯两岸人民的事务。而自两岸开始来往以来，推动两岸人民利益共生和关系接近的最主要动力实际上并不是官方的政策和态度，相反，人们看到，尽管缺乏制度和政治的基础，两岸之间在短短三十年间，发展出从产业利益，社会文化到信息共享的庞大关系基础。两岸官方关系的进展毋宁说是这种人民之间出于共同利益和来往需要的结果。这一修正的两岸关系视野也有助于我们解读和展望今日习马会的历史影响与定位。

过去两岸政治交往和官方关系不能有顺畅的发展，很基本的原因在于归根到底，任何政治关系与官方来往必然牵涉统独政治局限下的法统问题。两岸关系错过1990年代初的黄金发展机遇，可以说是这种过去的死政治教条影响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民关系的典型案例。而从更远大的视野来看，统独这种昨日看来生死攸关的前提性问题很可能意义其实有限。特别是，考虑到大陆社会与体制的变革前景，以及今日世界潮流的统合和整合现状，在经济全球化和两岸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之下，当两岸人民再不可能恢复到真正冷战式隔绝的状态，未来两岸关系的整合的超越统独的前景正在浮现。这是论者不能不予以特别注意的事项。

即使抛开经济的区域化紧密整合趋势，在环境，教育，文化和司法等诸多领域，不同主权政治实体之间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融合尝试，这在欧盟等新国际政治角色中颇有显示，而两岸人民间的现实交往和社会发展趋势已经为超越统独，或者悬搁统独议题的更大程度融合做好了相当好的基础准备。人们不妨畅想一种很具有现实意义的清静，当两岸的年轻人差不多同步观看同样的影视作品，两岸企业家共同面对产业的地区和全球变化，两岸学者聚焦类似的学术课题，这一已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幻想的现实借信息化的潮流迅猛发展下去，过去另两岸谈而色变的统独议题就自然不会具有历来的致命意义了。而人民生活和知识的融合也将自然为未来的两岸关系规划出不同于传统统独政治构架的关系模式。不论习马会各自现实的政策考虑为何，不能回避的是，本次会晤的大历史背景正是这样的一种超越政治家有限政策思维的情境。

1972年中美和解时代，中国国内正在实行深化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美国的对华政策突破也是出于美苏冷战的全盘战略考量。实际上，人们看到，此后中国国内的政治与社会由中美和解带来的发展大大超越了当初政策设计者的规划。可以说，没有中美和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和欧洲对华关系升温，后来的改革势必面临完全不同的困难起点。反过来以此思考今日的习马会，应该很可以预言，无论习马会具体的各自政治考量和政策成果若何，能实现这一历史性突破的会晤，则其开启的两岸关系未来也必将超出今日习马规划和用心，从而开启两岸人民更宽阔的对话，共生和共利共荣之路。而只有当两岸人民的实际交往和融合到相当高度，则因统独问题数十年来高悬两岸人民头顶的战火与危机之剑才能最终解除，因而也才可能给予两岸人民一个真正能超越统独的、共同的和更安全美好的未来。

因此，尽管对本次习马会未必要抱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历史性的会晤无疑将是两岸人民的关系走上一条较以往更宽阔的路径。塞翁失马得马，大历史的潮流中，自以为大有为的政治家来来往往，他们出于一时思虑的作为往往有出乎意表的结果。此点在两岸关系上自然也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