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苏嘉豪:特首沦为一国两制下的怪胎

《经济学人》最近刊出题为“陷入困境的领导者”(Troubled leaders)的文章,可谓点出重点……
2015年10月5日,曾荫权在妻子陪同下到东区裁判法院应讯。

曾荫权卸任三年后,正式被起诉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为港澳特区历来最高级被控官员。特首涉贪,无疑把廉洁和法治价值置于悬崖边。再者,堂堂前任特首,曾是北京宠儿,涉贪的麻烦事居然也被摆上枱面,当中释出的强烈政治信息更备受关注,那就是在目前的制度设计,加上北京越加干预的趋势,行政长官经已沦为一国两制下的怪胎,里外不是人。

港澳特首管治同遇瓶颈

《经济学人》最近刊出题为“陷入困境的领导者”(Troubled leaders)的文章,可谓点出重点。文章根据港大民调,指出现任特首梁振英从一上台就已达到“非常不受欢迎”(hugely unpopular)程度,民望一直停留“惨淡”(dismal)水平,首个任期尚未结束,已低于45分的警戒线(最近一个月只得39.8分);首任的董建华也不见得特别受欢迎,尤其在2003年强推23条时民望更跌入史上谷底(36.2分),两年后被迫脚痛下台;2005年6月,接着临危受命的曾荫权虽一度获得广泛支持(72.3分),但如今也被贪污丑闻缠身,更随时沦落阶下囚。文章重点批判北京幕后为香港拣选特首往绩差劣,甚至比不上殖民宗主国直接派遣的港督(卸任前还有59.7分)。这一点从特首们任内总是无法回避此起彼落的下台呼声可见一斑。

而一水之隔的澳门虽然民风温驯,但特首管治同样遇上瓶颈。首任特首何厚铧刚上台即雷厉风行,又开放赌业市场,扭转治安和经济劣势,民望高企。根据港大民调,何厚铧刚完成首个任期时,市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净值高达73.7%。但在任最后两三年先有下属欧文龙涉贪入狱,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罪证确凿,大众普遍不相信特首能完全撇清关系,再有经济急速发展加剧社会矛盾,失业工人上街引发激烈冲突,“特首下台”呼声罕有出现,卸任前更被迫直接派钱平息民愤,市民满意度净值也急挫至12.3%。后来接任的崔世安明显欠缺领袖魅力,加上民怨积重难返,施政裹足不前,形成穷得只剩钱的弱势政府,民望也只能徘徊及格边缘。2014年寻求连任前夕,万人抗议政府立法自肥,要求撤回高官离职保障制度的行动,可谓重挫崔世安的剩余威信,市民满意度净值只剩1.6%。

既要笼络商界 又要觅得民心

然而,与其说上述几位本身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领导人格缺陷,倒不如着眼于怎样的政治体制及政治现实,产出这副模样的特区首长。首先是政治体制,目前仅由一千几百名宣称“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商名流主宰,注定特首左右做人难。回顾两个特区成立伊始,北京奉行间接管治,忍住河水不犯井水,由举足轻重的地头虫代为稳住大局,两地的亲中资本家当属首选,香港大亨李嘉诚和澳门赌王何鸿燊等算是其中佼佼者。来自地产和赌场的商界阵营富甲一方,自然能够透过封闭的选举制度以累积政治筹码。这样产生的特首既要笼络商界以获取政治支持,又要觅得民心以维持社会稳定,在利益关系上必然存在巨大冲突。政策严重倾斜商界,民间阶级流动无望,仇富仇商情绪高涨,使两地都看不见长治久安的愿景。

既要能干治世 又要高度服从

再来是政治现实,当原来奉行的间接管治屡遭民意挫败,眼见“五十年不变”的大限说远不远,北京不得不逐步改采直接管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层面对高度自治权进行干预,插手特区事务,特首则必须甘愿担当北京的傀儡。港澳先后五个特首,董建华是红色资本家、曾荫权是港英官僚、梁振英是亲共左派,何厚铧和崔世安则来自亲中士绅大家族,各人政治思想与背景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国家领导人的时令宠儿,得北京心然后得天下。这样产生的特首既要能干治世、竭力发挥所长,但又要高度服从、不容独立思维,经验实践下来到底还是不可能。结果,只有智商刚好过关的乖孩子才能当上特首。谁当特首还是一样糟。相较之下,港督(或澳督)当时必须听命的只有伦敦(或里斯本)政府,好歹也是来自老牌(英国)或后进(葡国)民主国家,而总督之所以被派到殖民地来,既非笼络本地商界,也非服从专制中央的结果。某程度上能说明:为何两地告别同样非经民选的殖民者以后,特区反而频出管治乱局,一蟹不如一蟹,绝对是有迹可寻,关键在于两地都没有把握进行有效的政治制度变革和转型,不幸导致泥足深陷。

政治可靠凌驾一切

于北京而言,特首的政治可靠度永远放在第一位,甚至凌驾廉洁和诚信等基本品格。当特首展现高度忠诚,即使诸如梁振英涉嫌收授几千万外国贿款,又或像何厚铧与涉贪土地和赌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也同样无惊无险,万大事有人撑住。相反,曾荫权这类港英遗臣,没有党的靠山,自翊“香港仔”,还天天跑到西式教堂去,纵然曾经获得破格提拔,又历经几十年公仆生涯,坚持中规中矩的打工心态,只要再无利用价值甚至显露丝毫不忠,一朝天子一朝臣,同样因一时吃喝玩乐之贪而种下祸根,面临手起刀落。

政权移转但人心未归,两个特区难免仍有未甘于接受粗暴指挥的各级官员苟延残喘。起诉前任特首的大动作,似是向他们发出警号,其所要起到的寒蝉效应,远比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示范作用为大。毕竟,特首这怪胎只是实现政治钳制的工具,制度与法律条文亦然。

(苏嘉豪,希望更多人了解澳门的社会运动者、时事专栏作家。现就读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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