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邝健铭：余澎杉事件撼动新加坡模式？

余澎杉事件，令原已知名度很高的新加坡，得到更多世界关注。新加坡媒体形容，这件事令“世界各大媒体闹得沸沸扬扬”，新马港台的公民社会团体纷纷声援余澎杉。来电访问的好些记者朋友，其中一个关注点，便是重视国际形象的新加坡在处理事件时，会如何受国际舆论影响？　

新加坡重视国际形象，是因为这关乎到小国的生存方式──新加坡政府经常强调，在充满变数的世界环境中，新加坡的成就全都得来不易，要生存的方法之一，便是增加与世界的联系，成为世界的不同枢纽，这包括资讯与教育领域。但若看近年趋势，即使新加坡有此生存策略，但自2011年执政党的支持度降至历史新低，新加坡的言论自由空间便愈见狭窄，国际舆论压力未必如想像中大。

强调操控 管制言论

这与新加坡模式对管治的理解有关。纵然管治可以有两种不同理解──一种以国家为中心，强调操纵；另一种强调社会自主，国家扮演后援与协调角色──新加坡政府所抱持的，一直是第一种观点。执政者眼中的民众，只关心个人物质利益，没有足够智慧与能力，参与政事反会阻碍执政者“做正确的事”，因此信奉自上而下施政的精英主义。李光耀曾作比喻，大意是如果载满全国官员的飞机失事，国家便无法生存。这成为新加坡管制言论的一大背景。

早在2010年，便已有一个相当能够反映新加坡言论空间、但少有香港人注意的案例。该年，一名叫Alan Shadrake的英国记者，到新加坡为新书 Once a Jolly Hangman: Singapore Justice in the Dock 宣传，新书内容批评新加坡死刑制度，结果该名英国记者被控刑事诽谤罪，在他所住的酒店被捕。

另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无国界记者公布的新闻自由排名，近年不断下滑，由2013年在179个国家排名第149位，降至2015年180个国家中排第153位。

例子之三，是2013年6月，新加坡推出新法，加紧控制互联网上的内容。新法的要求，是含新闻报导性质的网站都需要向政府申请牌照，申请后更需付一定数额的按金才可继续营运下去。新政策引起社会不少反对声音，民众在6月举行名为“Free My Internet”集会，大概有1500名新加坡公民出席──与2013年2月反对新加坡政府外来人口政策宽松、历来最大型的数千人集会相比，那次集会的规模已相当可观。集会前，新加坡网民发动相当有创意的行动，以唤醒国民对网上言论自由重要性的关注──有超过150个网站换上黑画面，有些附上Free My Internet字样，务求令网民感受失去言论自由的感觉。政策推出后，即连美国政府也曾公开表达“深切关注”。

最后一个例子，是为推动新加坡知识经济，新加坡国立大学与美国著名大学耶鲁大学合办学院，推行融合了东西方研究的博雅（liberal arts）教育。成立过程不无争议。对新加坡的狭窄言论空间如何影响耶鲁校誉的忧虑，一直延续至2014年。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向新加坡政府申请，在校园播放被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上映发行的电影《星国恋》，虽然申请成功，但仍引起耶鲁教职员的批评，指需要向政府请示，足证学术自由已经受损、有违耶鲁校风。

余澎杉被释放之后， 新加坡民间媒体 The Online Citizen 的创办人之一 Andrew Loh 在文章 Amos is free – but Government has questions to answer for ，质疑官方指控理据是否充分。他写道，新加坡政府对余澎杉的其中一个有力指控，是其言论“伤害基督徒的感受”，但按Loh的观察，没有基督徒公开说被余澎杉的言论伤害，也没有基督教领袖指摘余澎杉，反之，有超过一万名基督徒联署要求释放余澎杉，亦有基督徒将余澎杉保释外出。

余澎杉被释放那天，即连新加坡传媒也留意到，他的精神状态与之前相比判若两人，不免令人思索何以至此、新加坡模式是怎样的一回事。新加坡副总理在今年7月3日才说过，如何孕育更有生命力的社会，为新加坡未来作准备──“我们需要培养年轻人敢言的文化。他们不用时刻言之有理……但他们需要有自己的想法。”

不过，著有《成长在李光耀时代》的李慧敏认为，言论自由议题的政治影响有限，原因是她“所接触到的新加坡民众来看，不少人对于言论空间的收紧，以及对于博客、异议分子被提控等事件表现得漠不关心，甚至反过来指摘这些反对派人士不守规矩”。

余澎杉事件的政治影响

那我们应如何理解余澎杉事件的政治影响──例如，这会如何影响即将举行的新加坡大选？这可参考新加坡学者Donald Low在文章 Politics in 2065: Primal or pragmatic? 。文章指有两大趋势影响着新加坡的未来：一是各种高科技的普及应用，只会增加基层就业与生活压力、增强社会怨气；二是新加坡人有愈来愈不同的价值观，对自己的政治身份也有愈来愈多的看法。

这有两点启示：其一，就价值观而言，未来新加坡人不一定就不会关心言论自由议题；事实上，如果否定这点，就难以解释为何2013年政府加强控制网上内容时，反对集会出席者众、民众相当积极力抗。

其二，是民生议题会增加新加坡人对言论空间收窄的敏感度，特别是当最近新加坡治理出现了好些失误──首先是7月7日发生的新加坡地铁大瘫痪，受影响的乘客超过25万人，令好些新加坡人羡慕香港地铁的服务质素；其次，新落成的组屋出现种种建筑失误，需要国会议员跟进。这都会为执政党的形象打上折扣。

如李慧敏的观察所言，“事故发生后，『主流媒体』在问责工作上表现得苍白无力。尽管执政当局先前不断试图控制舆论，却难以堵住网路上的众多之口，反而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平息民众的怨气。”这意味，新加坡政府的社会言论控制，多少也会影响执政党未来的支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