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4日，美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提名人柯伯吉（Elbridge Colby）在一场参议院人事听证会上发表演说，席中，柯伯吉强调，台湾迫切需要将国防支出大幅提高到接近其GDP的10%左右，并批评台湾国防支出远低于3%，且台湾在加强防御能力上“令人震惊地缺乏紧迫感”。
台湾问题，可说是这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的焦点。柯柏吉的身分，使质疑更加尖锐。他曾于特朗普（台译：川普）第一任任期担任国防部副助理部长，也在国务院与情报机构担任要职。他在2018年担任国防部战略与兵力发展副助理部长期间，参与制定《国防战略报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听证会中，共和党龙头韦克尔（Roger Wicker）关切柯伯吉对防卫台湾的立场“软化”，民主党籍资深议员利德（Jack Reed）也要求他说明国防部怎样维系与台湾及印太盟友的关系。
韦克尔便指出，柯伯吉2022年曾在公开演说表示，在国外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不太可能比中国入侵台湾对美国人构成更严重的威胁；但柯伯吉到了去年11月撰文时却认为，美国确实有强烈的利益需要保卫台湾，“但美国人没有台湾仍然能生存”，要求他解释立场何以转变。
“我对台湾价值的立场是一贯的。”柯伯吉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主要是“隐含的、间接的或基于传统习惯”，美国对台承诺已透过国防部将台湾列为“首要想定”（pacing scenario）而具体化。但鉴于中国日益增强的威胁，以及美国自身准备不足的情况，他对台湾的防卫有了不同评估。
柯伯吉承认台湾落入中国手中“将是美国利益的灾难”，但他并没有保证在潜在冲突中，美国会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相反，柯伯吉称自己未来会致力于避免台湾与中国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为美国争取时间改善美中军事失衡，“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阻止中国取得区域霸权。”他承诺上任后，将特别关注加速强化及改革美国对台军售，扩大武器转移及销售，以强化台湾自卫能力。
柯柏吉的主张，呼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的立场。2024年9月16日，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台湾国防支出应提高到GDP的10%，“台湾与美国相距9000英里，但与中国大陆仅有100英里。”尽管柯柏吉在多名议员连番质询下谈话显得保守，但其反映美国支持台湾，同时也须避免与中国直接军事对抗的微妙平衡立场，承认了美国参与冲突的潜在风险与代价，更传达出对台湾国防准备的紧迫感与担忧。
而此议题抛回台湾后，再度激起台湾社会对于国防预算应该提高多少占比的讨论。
台湾军费要3%、5%或10%？
台湾的国防预算一直是柯伯吉高度关注的议题。2024年5月，他在《台北时报》发表专文，并主张台湾国防支出应至少达到GDP的5%。他更直言：“若台湾的安全与主权确实面临急迫威胁，为何不将军费提高到GDP的10%？”
实际上，近年美方多次呼吁台湾提高军费。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Mark Esper）2022年7月访台时建议，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超过其GDP的3%；而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Robert O'Brien）去年也表示，鉴于台湾面临的威胁，应将GDP的5%左右用于国防。
从3%、5%、10%这些数字来看，台湾的国防预算，到底该如何理解？撇开立法院预算争议不论，纯看2025年院编版国防预算草案帐面上的金额，将岁出4760亿元、新式战机采购及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904亿元、非营业特种基金806亿元加总，可得出6470亿新台币（约197亿美元）的数值，是历史的新高纪录，号称占GDP估计值的2.45%。2月14日，总统赖清德也在国安高层会议后宣布，政府将优先编列特别预算，力求国防支出达到3%或以上。
然而，讨论真正攸关建军备战的军费，通常会屏除“非营业特种基金”。先不论2025年1月立法院会三读通过的版本仅有新台币5486亿余元，只看2025年台湾“国防部本部及所属预算”送审的院编版草案，实际用于建军备战的是5563亿余元，较2024年相同基础增加377亿元，约增7.1%，占2025年GDP估计值仅达2.11%，并未特别高于前几年。若进一步扣除非属常态的特别预算，仅计常态性的国防部岁出，较2024年相同基础增加355亿，占2025年GDP估计值更只有1.77%。
不过，若要从目前的军费支出直接放大到10%，军事专家、台海安全研析中心主任梅复兴则认为，特朗普喊出的10%军费主张并非基于理性计算，而是出于政治考量。他表示，美国政府过去二十多年来不断呼吁台湾增加国防支出，但台湾基本上都没有做出重大改善，因此美方近来提出将军费提升至GDP 10%的主张，应是特朗普惯用的漫天喊价谈判手段，目的在于运用战略模糊立场与谈判手段，迫使台湾在国防经费上让步。
梅复兴分析，美方提出“10%军费”的主张，除了财政层面外，主要是希望台湾在美中战略对抗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促使台湾拿出更多资源与美国协同抗中。回顾历史，台湾在1950至1970年代也曾担负过冷战前哨或先锋的角色，当时军费之于GDP或政府总支出的占比也很高。但他强调，台湾投入更多国防经费，不应被视为只是替美国做马前卒，更重要的是设法保障自身的生存安全与主权完整。
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表示，军费支出占GDP比例确实是衡量一国军事实力的关键指标，也得以反映一国经济实力与对国防的投入意愿，但评估时也需考虑各国的租税负担率、面临的威胁程度等因素。
谈及台湾国防预算现况，钟志东观察，台湾的税收在OECD国家中偏低，若单纯以军费占GDP的比例来衡量，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实际情况。又如中国公布的军费仅占GDP比率将近2%，但国际上普遍认为应更高，显示各国对国防预算的定义与内容，事实上缺乏统一标准。因此他建议，与其参考他国比例，台湾应根据实际需求精算预算，而非“先射箭再画靶”。
钟志东指出，蔡英文总统八年任内将国防预算从3192亿提升至5351亿元，增幅超过67%，总体国防开支占GDP比率从大约2%升至2.5%。赖清德总统则计划以特别预算提升军费支出达3%，不过特别预算只能短期拉高比例，后续如何维持仍是挑战。
钟志东认为，国防预算的提升应基于具体需求，而非被动接受外力压力。他建议国防部提出更积极的整体战略规划，例如更新装备、强化东海岸潜舰基地，积极发展与中国抗衡的军事能力，以增加中国发动战争的成本。
他指出，台湾确实无力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不过身为以小搏大的角色，不应仅靠“不对称作战”思维压低预算，而应将国防视为首要任务，社会与政府也需形成共识，合理配置资源以因应潜在威胁。所以台湾军费支出仍有提升空间，长远而言，GDP比率的3%也应视为国防预算的下限而非上限。
长年依赖“特别预算”的军费支出
事实上，赖政府提出提高军费占GDP比率到3%并非新口号。近二十年前，时任总统陈水扁便曾致力于将军费占GDP增加到3%，但即使加上特别预算和非营业特种基金，历任政府皆未能达成此目标。
例如，从马政府第一任期的2011年到蔡政府第二任期末的2024年，各年度法定国防预算在不加计特别预算时，占GDP比率最高不过2.16%（2012年，3172亿5000万余元，马政府），最低则只有1.72%（2024年，4405亿8900万余元，蔡政府），前后14年，仅能沿著2%上下徘徊。
比较过去两任政府的国防预算，可以发现马英九总统任内的国防预算普遍低于陈水扁总统时期。2012年国防预算曾一度达到3172亿元的高点，但随后三年却连续下滑，2013年和2014年甚至出现负成长。直到2016年才止跌回升，编列约3200亿元。
进入蔡英文总统执政后，2018年至2024年间的国防预算虽然逐年增加，成长率在1%至11%之间。然而，历年提升的军费预算占当年GDP的比例，始终没有超过1.8%。
在蔡英文总统任内，政府除了年度国防预算外，还编列了“新式战机采购”和“海空战力提升”两项特别预算。然而，即使将特别预算纳入计算，2021年和2022年的国防预算占GDP比率也仅略高于2%，却已占中央政府总预算的五分之一以上。
2023年是近年来国防预算加计特别预算后，占GDP比率最高的一年，达到2.19%，但在中央政府总预算中的占比也高达19.24%。至于2025年，赖清德政府的国防预算连同特别预算，更将占中央政府总预算的17.96%，接近五分之一。可见特别预算对提升军费的效益有限，却形成中央政府总预算沉重的压力，加剧债务负担。
根据2025年行政院编列的预算，若要达到柯柏吉所主张的“国防支出占GDP达10%”，国防总体支出（包含国防部岁出、特别预算与非营业特种基金）将需达2兆6535亿元，约为目前编列的6740亿元的四倍。这个金额，已占202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3兆1533亿元的84%，几乎等同于当年度全国的财政总额。
即便国防支出“仅提升到GDP的5%”，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揭仲于2024年8月的试算也指出，2024年国防部的预算必须增至1兆2280亿元，占当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43%；他认为，这种预算规模“恐怕没有任何民主国家能在非战争时期达到”。
那么，如果“只是”透过增加特别预算，让国防开支在明、后年达到GDP的3%，是否可行？揭仲直言，这还是很困难。鉴于特别预算财源主要来自举债，政府若想避免政府债务快速累积，理论上可以大幅增加常态的国防部年度预算，来压低采购新式武器的特别预算金额，但政府的经济、教育、交通与社会福利等支出，就会相应的受到排挤。
提高国防预算、帮助建军备战的先决条件，除了需要民意支持，中央政府财政的健全同样不可或缺。观察过去二十年，台湾中央政府的岁入占GDP比率明显下滑，马政府时期岁入占GDP比率从2009年的12.0%滑落至2016年的10.8%；蔡政府时期更由2017年的10.7%滑落至2022年的9.9%。当国内经济成长未能回馈到国家财政收入，自然无法宽列岁出，结果就是中央政府总预算占GDP比率连年低落，帐面上国防预算固然持续增加，实则提升不了多少占GDP的比率。
换言之，预算的争议根源，可能来自台湾的税制不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罗承宗分析，目前台湾的税制存在不公平现象，整体租税负担率偏低，且受薪阶级负担较重，资本利得课税却较宽松，导致税收分配不均，税制改革的方向应是提高公平性，而非为增加国防军费。不过，他认为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增税难度极高。
罗承宗举例，立法院近期通过《财政收支划分法》改革，使中央的财政调控能力相对变小，国会还提案普发现金一万元，显示当前政治氛围倾向减轻人民负担，而非增加税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关于开征新税的提案都可能遭遇极大政治阻力，甚至被视为政治自杀，行政院与国会都不会轻易支持。
罗承宗认为，既然短期内增税不可行，又想要提高提高国防预算占比到3%或更高，就须从现有预算调配，将资源挪给国防支出。他认为，如果社会认为国防优先级更高，就要决定缩减哪些支出来筹措资金，但是政府与社会必须开诚布公讨论资源取舍：台湾是否愿意为强化国防，牺牲其他领域的支出？
各国军费支出占GDP高吗？
台湾军费支出多年来受到美国批评，然而，实际上各国军事支出占GDP的比率，依据敌情与国情，存在显著差异。
以以色列为例，2012到2023年间国防预算占GDP比率高达4.46%到5.65%不等，每年还会不断因应军事行动而追加开支，在加萨战争后，2025年国防支出更预计达GDP的6.5%。但其余未有大规模战事的国家，军费开支占GDP比率就低得多。
台湾2025年的总体国防支出，号称为GDP的2.45%、实际约达2.11%或更低，而与台湾处境相似、受到朝鲜（朝鲜）军事力量威胁，甚至偶有小规模交火的大韩民国（韩国），自2012到2023年间，国防预算占GDP比率虽曾因政权更迭而一度下滑，但总体而言逐步成长，从2.50%渐增到2.81%，自2020年以来，国防支出更从未低于GDP的2.75%；这也是柯伯吉呼吁台湾在强化防务上应该师法大韩民国的主因。
而日本的国防支出，表面上仅占GDP不到1.20%，也令柯伯吉喊话日本应调高军费到3%，引发日相石破茂隔空回应“日本的防卫费由日本决定”。实际上日本的军费自2012到2023年间，也曾从GDP的0.96%滑落到0.91%（2017年），但此后即逐年提升，2023年已成长到GDP的1.19%，可见其近年同样努力增加国防支出。
至于东南亚国防开支首屈一指的新加坡，过去军费占GDP比率始终高于3%，尽管从2016年起军费占GDP比率调降，2021、2022受疫情影响，是该国国防开支占比最低的两年，2022年仅有2.58%，但2023年起新加坡再度提升国防预算的比率到2.66%。新加坡身为城市型国家，自建国以来持续积极整军经武，反映了该国战略纵深小、因此竭力强化吓阻能力的国防战略思维。
不过，无论是韩国的2.81%、新加坡的2.66%、台湾的2.45%或2.11%，均高于北约（NATO）为其成员国设定占GDP比率2%的目标。此外，北约各国的军费开支参差不齐，并非每个成员国都能达到这一目标：截至2024年为止，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平均国防支出为GDP的2.71%，32个成员国中仅有23国达成了2%的目标。近年来，让北约各国的国防支出显著增加的契机，还是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在此之后欧洲北约成员国和加拿大的支出增加了18%。2024年，国防开支占GDP比率最高的北约支出国包括波兰（4.12%）、美国（3.38%）和爱沙尼亚（3.43%）。
再看回美国。历史上，美国在发生重大军事冲突期间，军费支出通常提高至GDP的5%到1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下最高纪录，1944年达GDP的35.8%；韩战期间约14%；越战高峰期维持在8-10%；1980年代冷战时期约6%；911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约4-5%。相较之下，2025年预测仅为GDP的3%，虽低于历史上战时的水准，但得利于身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仍为全球最大军费支出国之一。
至于近年来不断于南海、甚至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域与各国冲突的中国，2023年官方称军费支出为1兆5537亿人民币（约合2240亿美元，同年台湾国防预算加计特别预算约为5175亿新台币，不到173亿美元），看似“只”占GDP的1.9%，但如此开支已经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外界也普遍认为中国不透明铁幕下的军费远大于公开数值。即使如此，光是中国2012到2023年“公开的”国防预算，每年的成长率就已超过6.5%；例如2017年1兆443亿元（人民币，下同）、2018年1兆1290亿元、2019年1兆1899亿元、2020年1兆2680亿元、2021年1兆3553亿元、2022年1兆4504亿元，每年皆比前年提升1000亿余元。
综合而言，各国国防预算占GDP比率，与国防战略是否强调向外扩张或积极吓阻，周边威胁程度高低、是否处于战争状态等等因素有关。
台删冻国防预算引争议，美吁提高军费现疑美论
而在前文提及的听证会上，柯伯吉除了同意特朗普“台湾军费应提高到10%”的论点，也对台湾立法院削减国防支出表达“极度不安”的立场。参议员金（Angus King）也质询：“若台湾本身不愿全力投入自我防卫，美国是否应该派兵保护台湾？”柯伯吉则回应，台湾军费削减已是美国朝野共同关切的议题，“要求美国人，尤其是美军承担风险，而盟友却不愿尽责任，对美国不公平，也不是可行的战略。”参议员苏利文（Dan Sullivan）甚至抨击，由国民党主导的国防预算删减行动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2025年台湾国防预算的挫折，关键不在于6470亿余元新台币的总预算额度遭到大幅删减，而是预算遭到针对性删减与大量冻结。在扣除各项因素后，国防部门实际可运用的预算仅剩5486亿余元。
在遭删减的84亿元预算中，军事装备及设施预算被削减51亿元，战备工程设备及投资预算被削减13亿元。此外，国外差旅费及出国教育训练费被统删15%，且不得流用，这将严重限制台湾与盟国的军事交流，尤其影响美台军事互访、官兵赴美接装武器与联合演习的规模及人数，也将使原本就较为艰困的野战部队雪上加霜。
此外，2025年的国防预算中，有高达新台币899亿4000多万元的预算遭到冻结，影响范围涵盖38项业务案。按照立法院的规定，只有在支应比例达到3成以上时，才能向院会提出报告并解除冻结。然而，倘若解冻时程恰逢休会期间，这将近900亿元的预算很可能在整个年度内都难以启用，为国防建设带来严峻的影响。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潜舰国造计划第三阶段的20亿元预算遭到50%冻结，并附带“需待海鲲号完成海上测试并通过验证后方可动支”的条件。这可能导致建造计划延宕1至2年，增加与外国合作的风险，并可能造成技术团队的流失，延缓台湾海上防卫战力的部署。
同时，在军事投资和后勤维持两大项目下，各项武器采购、后勤补给及油料等业务费共计2545亿元，亦遭到30%的冻结，确切数字难以估算。这将影响各类武器弹药的筹获进度与数量，不利装备零件的供应、后勤维修与油料补给，进而影响整体战备状态。
除了金额总数的争议，预算“内容怎么编列”也是观察重点。据统计，台湾国防预算向来存在著“人员维持费”占比过高的问题。理想上，国防预算应维持“人员维持费”、“军事投资费”、“作业维持费”4:3:3的比例，但台湾的人员维持费却常高于45%，此问题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尤为明显，2012年甚至高达49%。即便到了蔡英文政府执政，也未明显见好转。直到恢复义务役后，人员维持费占比才明显下降。即使如此，在2017年到2024年的预算编列中，军事投资费也仅占24%到29%，与作业维持费此消彼长。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大幅调整战略部署、重回西太平洋对抗中国的此时此刻，美国一方面要求台湾提高军费支出，同时台湾国会选择对国防开支大力删冻，对美国来说，这是台湾自我防卫决心的评估；而对台湾一些意见来说，这意味著美国在台海战争时不会派兵来台。
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陈方隅则直言，持续纠结于美国是否会出兵援台，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且被刻意挑起的假议题”。他表示，“疑美论”的核心论述是美国不会帮助台湾，最终目的是论证台湾面对中国时无人可援，唯有选择投降。
陈方隅指出，不论美国对台湾有何善意举动，“疑美论”者都会以负面角度解读。他特别提到，“疑美论”在台湾政治脉络中有其特殊现象，2016年时亲中派针对泛蓝阵营散播，但到了2020年则转向泛绿阵营。
关于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是否助长“疑美论”，陈方隅认为即使转为战略清晰也无法有效减缓，“拜登政府任内已多次明确表态支持台湾，但不信任者仍旧不信。”他指出，美国人已明确表示“不可能比台湾人自己更想要防御台湾”，台湾的防御是台湾自己要负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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