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一张 A4 粉色通知单贴上新生和平天桥，台北市政府预告，这座桥龄40年的天桥，将于11月4日展开拆除工程。
这不是这座天桥第一次面临被拆除的命运。1982年起，新生和平天桥座落在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与和平东路口。2015年，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曾有意拆除，在市民反弹下，天桥续留。2023年，新工处评估新生和平天桥因地方需求而保留，隔年却仍将其排入拆除名单。
对地方居民而言，这座天桥除了提供通行的功能外，也让居民隐然落下对城市的记忆。一座逾40年的天桥，不仅将这里连结到那里，也是一座幼时通行的屏障，也让居民在多雨的台北，提供一处在雨中不被湿溽的处所。
然而，在台湾，拆除天桥行动隐隐成形。截至2024年9月，隶属北市府工务局新建工程处（下称新工处）公告指出，台北市116座天桥中，已拆除41座人行天桥、现存人行天桥75 座，其中因地方需求续留的20座人行天桥多坐落于国小附近。依据北市府规划，未来三年还将陆续拆除九座天桥，其中，天桥遮蔽视线、使用率低、结构老旧，都是拆除常见的官方辞令。与之相对的，拆除天桥后的“打开城市”，则成为另个“进步城市”的隐喻。
不过，在新生和平天桥拆除预告消息被往来行人注意到后，来自居民讶异、愤概汇聚成河，一场关于“拆桥”与“护桥”的对抗及拉扯于此展开。
反对拆桥一方认为，对于拆桥计划，市府并未与周边居民沟通天桥的续与留，对于为何拆桥，市府也从未充分说明理由。怒火随著一纸公告延烧，反拆方迅速透过社群媒体集结发声，并于10月28日创立“守护和平新生天桥”脸书专页，以“文化地标”、“城市治安与学童安全”等诉求，呼吁市府正视新生和平天桥的价值，予以保留。
而坚持的声音回荡在天桥上也在天桥下。市民自发前往“护桥”，在每一个风吹草动的夜晚，守桥人们在这座外观极似悬浮夜空的列车上，对著网路世界发出一则又一则的讯息。
这场行动依旧进行著。在网路串联及媒体接连报导下，北市府此刻尚未正式展开拆桥工程。眼前，天桥看似暂时得以喘息，但眼后，市长蒋万安看似铁了心的拆桥宣言，仍让天桥的死与生悬于空中。
临时召开的拆桥「说明会」
此前，11月1日周五晚间，愤慨的居民纷纷质疑为何拆桥此攸关地方的“大事”，市府却吝于向居民说明。这样的压力结合民进党市议员简舒培要求下，台北市新工处才临时出面召开社区说明会。然而，这已经是预计拆除日期、11月4日的前三天的晚上。
会议上，新工处屡屡以“安全”与“40年年限到期”两大主由，试图为拆桥的说法增添更多正当性。而出席这场仓促召开说明会的，除邻近几个里的居民外，也有不少“守护和平新生天桥”的成员到场。
“守护和平新生天桥”发起人林玟君为周边居民，她率先发言直指，台北市府在开拆前一个多礼拜才贴单公告，动作太过粗暴、草率。她说，新工处以天桥存在视线死角为由执行拆除，却未提供数据佐证说法。林玟君现就读天桥旁的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她以“15分钟城市”概念，强调新生和平天桥的角色：“我可以依靠步行，在15分钟内抵达满足生活需求的地方。身为龙泉里的居民，天桥就是我15分钟步行范围内的设施。”
说明会中，亦有年逾花甲的长辈自制传单，逐条说明天桥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他更给了天桥“雨中漫步廊道”的美称。
除了地方居民以使用需求及城市记忆作为反对拆除的理由，人们也在护桥行动的论述中，重新看见新生和平天桥的独特性。
在桥体结构上，新生和平天桥采用兴建当年首见的的壁式回转楼梯及无斜撑的威廉迪尔（Arthur Vierendeel）构架，口字型设计更是天桥设计中少见样式。护桥一方也试图以文化记忆说服新工处放弃拆桥念头：许多海内外音乐影视作品至天桥取景，如已故金马导演杨德昌的《一一》与导演李安的《饮食男女》两部经典电影中，天桥的淡蓝色身影更为影迷所指认。
一名住在龙安里近50年的居民表示，新生和平天桥除了交通使用，也具非常重要的文化代表性，拆除与否需要纳入文化局意见，而仅凭新工处就能做出决定。反对居民也质疑，市府以天桥达到40年年限为拆除理由并不恰当，40年为最低使用年限，经适当维护与评估应可持续使用。新工处代表则回应，天桥经过结构补强后样貌将改变，将非再是过去大家在电影里印象里的唯美情境。而目前，共有六座台北市天桥龄达40岁，达50岁的则为七座。
在双方争执的“40年年限”中，实际上，在行政院总计处交通及运输设备分类明细表规定中，天桥最低使用年限为40年，不过也在“财物标准分类总说明”中说明，“若已达使用年限，财产仍可继续使用，应延后办理报废”。关于“40年年限”的争议，在官方文件中已载明指导原则。
“这么多人表达反对意见，对这件事情会有任何改变吗？”说明会上，居民情绪逐渐激动，起身问道：“是不是至少留一点机会跟我们再讨论一下？”新工处的说法依旧无法平息台下骚动：“今天办的叫做‘说明会’，就是收集大家的意见而已，”处长直指：“我没办法公开承诺任何事。”
在居民一个接一个说明希望保留天桥的原因，与不满新工处未正面回应的僵持之下，原预期半小时的会议，直至晚间九点才结束。 最终，新工处仍无法给出权限以外的肯定答复，但他们给出现场唯一让居民信服的承诺——即保证11月4日会暂缓拆除一天。
「市长就是看我们不会出来抗议」
在社区居民的疑问未解，新工处也始终提不出令满对拆除的居民满意的答复，这场由市民自下而上发起的护桥行动，也意味著将是一场长期的抗争。
未有定论的说明会后隔晚，台北市年度文化盛会“白昼之夜”在大安森林公园登场，连结大安森林公园的新生和平天桥也汇集人潮。一夜前，在那场说明会未得到满意答复的居民与团体，透过网路展开连署行动，也在天桥廊道举办摄影展，鼓励民众写下在这里的记忆和故事。
照片、涂鸦与留言五彩缤纷，被系上的黄丝带飘扬。廊道上，有市民写下“带我去远方”“不要告别”“留下”“最后只能在这想念”的讯息；其中一面面对大安森林公园的遮雨墙面上，则贴上个是色彩的便条纸，讯息叠上讯息，不舍覆盖不舍，感谢依傍著感谢，宛如是市民写给天桥的遗言。
许多人们带著相机至此拍摄留念，一名陆生小嘉拍下最喜欢的标语：“天桥才是大安居民平常的白昼之夜”。看著桥下的车流跟人流，小嘉想起两年前的北京四通桥事件。在那之后，桥上出现“看桥人”，人们不仅没办法在桥上拍照、逗留，遑论写写画画。
从小到大，中国建设变化快速，降低了小嘉对周遭事物汰换的敏感度。她不曾怀疑它们为什么消失，又如何被重建，要在很久以后才回想起，原来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小嘉说，她没想过人民可以对天桥存废表达意见：“大家为了一座桥做了很多行动、思考设施的使用与文化意义，还蛮受启发的。”
一名17岁的黄同学背著书包，在天桥四个廊道上来回绕了好几圈，贴上大大小小的标语“还我安全通道”、“市长 说好的沟通呢”。黄同学说家住附近，自五岁起，这里成为他与家人的通勤路径。
一星期前，黄同学从“守护和平新生天桥”脸书专页上得知拆除工程将至，直至凌晨两点仍无法入眠。他决定响应反拆团体。第一次的社会行动，黄同学没让家人知道。对摄影有兴趣的他走到记者身边，说最喜欢天桥上一个视线延伸的角度：“两个方格叠在一起，像可以看到过去。”
在接连的行动中，11月4日上午，原定拆桥当日，反拆团体在行人熙来攘往的靠大安森林公园侧的天桥下召开记者会，一旁的拆除工程团队则以工程车运来围篱。记者会结束，人们纷纷上桥留守，工程人员陆续在楼梯前架设围篱与拉上工程布条。
一名年长的女性声援者不满地扯下布条，并高声质疑工程人员“不是都承诺今天不拆了吗！”；另一名男性声援者，则将工程人员置放楼梯间的三角锥抛下楼、拒绝让出施工空间。
现场守桥民众忧心忡忡，满是担心地逢人便问“今天真的要拆了吗？”“不是说不拆了吗？”身旁年逾70岁的长者慌乱向我问及、重述著人们最忧心的问题，旁人也将眼神连连望向我。我没有答案。
我向前询问工程人员，一名戴著工程帽、黝黑厚实的工人避开我的眼神，撇过头去继续手边工作。反拆团体见状，如潮水般涌上前去要向工人理论。依照后来官方说法，这天缓拆确定，工人悻悻然地收拾起原先预架设的围篱，上了灰仆仆的工程车离去。新生和平天桥暂时得以保留。
在危机暂离之际，许多市民徘徊驻足在桥上，他们看似无心眺望远方环抱台北盆地的大屯山系，提心吊胆深怕自己一个离去，回头只剩断壁残垣。
桥上，一名女性长辈在焦急情绪得以缓解后，依旧满是担忧地对我说到：“市长就是看我们大安区居民就是最听话的一群，我们不会出来抗议啊！”
大安区，一向被视为国民党的铁票仓，自2008年有立委选举以来，至今大安区的立委选举全由国民党拿下，今年大选即便遭遇对手社民党的苗博雅进逼，但蓝营的罗智强依旧胜出。
而在一般人眼中，大安区居民普遍拥有高学历、高收入，依据财政部资料显示，大安区为全台湾收入第三高的行政区，住屋平均总价更达3589万元，房价为全台最贵。而大安区的亲蓝属性，也被认为早年由国民政府兴建的眷村多数于此有关。这些眷村后来改建国宅，如今坐落于精华地段上，房价水涨船高。
这名长辈继续说到，这座桥几乎是她半个人生的缩影，她从小踏著这座桥到对街，如今踩著天桥街踢回去，“我对这座桥的感情真的很深。”她语带焦急，戴著墨镜让人看不清她的眼神。我问她，上楼梯脚还好不好使力，“我还走得动啊，我知道他们有提说要装电梯，但我跟你说，我们大安区如果天桥要装电梯会被骂啊，说你们大安区贪婪啊，什么都给你们了，现在上天桥还要搭电梯。”
大安区的富裕，对她来说，至少在天桥装电梯上更像是原罪。
她说完，静默了一会，再抬头看看天桥上、天桥下依旧未离去的护桥市民，她说，虽然她从还没有大安森林公园时就在用这座桥了（大安森林公园建于1994年，晚天桥12年），“但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愿意帮这座桥说话，我很感动。”她说，原来对天桥的记忆是不分年龄的，她这一代对天桥的记忆，也发生在下一代身上。她说自己的孩子在国外，现在天天都会传讯息问“天桥还在吗？”
另名与这位长辈相识的居民也向我说到，她其实对拆或不拆没有一定坚持要如何，“要拆的有拆的理由，不想拆的也有他们的感情，但至少应该让我们这些会用到桥的居民有个讨论吧？”
“我真的没有一定要留或不留，”她说，只是看了这座桥这么久，这个消息来得真的太突然。
留下天桥意味着行人地狱？
就在护桥行动近一周之际，市长蒋万安似乎察觉到了反对行动的扩大，11月5日在脸书发布短片，以“新生和平天桥拆除案，市府坚持做对的事！”为标题，表明拆桥立场——拆桥，已是一场已注定的结局。
蒋万安提及，天桥为过去“车本位”思维下的产物，但“人本交通”是现今主流观念：“旧式天桥对长者与身障者造成不方便，楼梯与桥柱都是造成行人地狱的原因。”蒋万安也以新工处的测试数据说明，新生和平天桥实际使用率不到一成：“交通局的数据证明旧式天桥拆除后，路口交通事故大幅降低。以信义基隆路口天桥拆除前后的比较为例，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幅降低64%。”
然而，“守护和平新生天桥”团体则以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的网站资料进行验证，指出北市府仅以信义基隆路口天桥拆除前后两年的资料佐证事故，此说法并未呈现事情全貌：“拆除天桥的后两年，信义基隆路口事故数量都上升，”且信义基隆天桥位于商业区，新生和平天桥则座落在文教区：“将位于不同交通条件的天桥做比较并不恰当。”
作为主管首都交通事务的首长也呼应著拆除的节奏。交通局长长谢铭鸿说，和平东路右转新生南路口的墩柱阻挡车主视线，形成视线死角让驾驶无法看到行人，行人也看不到有无车辆要右转。他举2013年的一起重大车祸为例，一对走在行穿线上过马路的母女，被转弯的水泥车撞击，女儿现场遭碾死亡，母亲重伤送医不治，“如果能改善却没有改善，造成交通死亡意外，是很让人悲痛的事情。”
这起车祸悲剧，则屡屡以“证据”的方式，出现在支持拆桥居民的说法中。
不过，依据民进党市议员何孟桦提供端传媒资料显示，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统计近四年以来（2020至2024年10月止），在天桥横跨的和平东路及新生南路路口，四年来的交通事故为231件，其中，行人涉入事件为六件；在这231件事故中，有一起死亡案件，为汽车与机车相撞，一名机车骑士不幸身亡。
依据大安分局提供图资的事故座标点显示，该起死亡事故位处汽车“左转待转区”，距离行穿线有一定距离。
同时，台湾在2023年6月底正式实施新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其中规定，驾驶人行近行人穿越道，若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最高将罚6000元罚金。因此，反拆市民即质疑，如果都规定要停让行人了，“你怎么可能还看不到有行人要过马路？”
天桥可以是“文化资产”吗？
自10月底迄今，市府仍未与反拆桥方达成共识，反拆团体也在脸书帐号上计算守桥天数。他们质疑，蒋万安允诺将与反拆方“沟通”，然而至今却是不闻不问。
护桥方除了持续号召连署，也开始提报文化资产提报，希望以“文化资产”的形式留下这座见证城市繁华市景的天桥。
依据反拆团体提报资料显示，他们将以“纪念建筑”及“文化景观”作为提报文资的类别。13日，文化局先是在11月5日受理提报，当天即发函新工处请其缓拆，后约莫一周的时间，文化局依照文资法规定，邀集包含四名学界文资审议委员以及两名官派代表到场现勘。
其中，审议委员薛琴，同时也是自1970年参与修复总统府的知名建筑师与学者，他在现场反拆市民的连番质疑下给出承诺：“今天只是现勘，不会做出会议结论。”有市民继续质疑“什么时候会做出结论？”薛琴回以：“我还不知道。”
反拆方吴牧青、同时也是一名艺术评论人，他先是对到场现勘的委员组成感到不解，他直指许多都市设计专业人士都不在名单中，“讲白一点，这些都市设计专家学养不会比你们差。”接著，在一阵质疑与尝试释疑后，有人提议先让现勘程序走下去，吴牧青开始向委员论述新生和平天桥的文化价值，举凡影视文化价值，保护学童通行安全，雨遮的设计提供多雨的台北漫步与聚会的空间，更是连结公园绿地与人文街区。提报资料也指出，这座天桥具有建筑史及技术史之价值。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陈盈棻接上麦克风说到，过去有许多影视作品在天桥取景，也记录下台北市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对在地居民、北上求学或是工作的学生与市民来说，都形成他们对台北的城市记忆。她说，当年天桥以台湾从未使用过的工法建造，别具工程美学。
陈盈棻也引述负责鉴测天桥的台湾整合防灾工程技术顾问公司在桥涵管理系统的建议，新生和平天桥仅饰板锈蚀，建议一年内维修，“而非拆除”。
另一名在场的市民上前询问希望表达意见。他将手上的资料提供给审议委员，接著引据手上一叠纸张的资料表示，新生和平天桥是台湾首座采用威廉迪尔构架 “空腹桁架”桥梁，也是台湾首座壁式回转楼梯设计之天桥楼梯。他直指，“新生和平天桥建成后，许多路桥、天桥结构依此结构设计兴建。”
这位市民另指，天桥设计师罗瑞刚技师在设计时指出，“民国68年（1979年）台北市政府考虑到大安区龙安国小学生穿越新生南路及和平东路上学安全之问题，因学童走路较慢、还没走到绿灯已变红灯，市府决定采用口字型人行陆桥。”他要求文化局将此事证带回给市长，并反问“40年前设立天桥的理由消失了吗？学童的安全也不重要了吗？”
发言结束，我向前想索取资料，问及他的身份，他回以“我只是住这附近的居民而已。”
实际上，依据反拆方搜集的地方意见指出，龙安国小幼儿园的学童经常使用天桥，而非透过桥下的斑马线通过路口。他们引述学校老师的意见表示，“天桥比斑马线更能保障学童通行安全。”
不过，当发言轮至有新工处时，再度引起现场多番质疑与更多的不满。
新工处处长张建华说，天桥是在“车本交通”背景下建造，当年路口没有斑马线，民众只能走天桥通行，后来也因绘设行穿线导致天桥使用率低。他重申，天桥墩柱影响行车转弯视线，唯有拆除天桥才能让行人与车辆互相看见。
一名反拆成员质疑，今天这场是文资现勘会议，新工处却提维护经费、交通等议题，与会议主旨无关。
“你今天说的，跟那天说明会讲得一模一样，”多名市民批评道；吴牧青也反驳新工处，他认为政府现在就能先进行扩大街角、行穿线退缩等改善措施。在新工处的发言环节，多次被反拆方打断、反驳、提问、追问，只见处长不断回以“先让我说完”，然其内容则不断回以新工处的立场——那个已决的拆桥立场。
天桥邻里的不同声音
现场下起一阵雨，在文资审议过程中，一群年龄逾70岁的年长者一齐到场，他们称自己是龙安里的里民，手举“支持拆除天桥”白纸黑字的纸张，在下起雨的天桥下发表他们的诉求。
实际上，这些约莫十来位的长者，其里长洪秋甲自2015年之际，便多次质疑天桥使用率低，建议市府拆除至今，可算是坚定的“拆桥派”。
一名头发花白、戴著口罩与墨镜的女性长者告诉我，她二十多年前，走在天桥下的路口时却被车辆撞上，她给记者看包覆著的左手，显示她在那场事故中所受的伤，一旁的同伴也频频指著她的左手向我说她为此伤所苦。我问她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她说自己“遭到一辆闯红灯”的车辆撞上。
有市民微微抬起下巴示意，“（对面）那些反拆桥的都不是当地人啊”，并称“我们都不用了，都没人在走啊”。还有市民也说，“小朋友腿短不好上楼梯，小朋友是不走天桥的。”不过，在11月4日反拆团体举办记者会当天，我在天桥上则遇到一队由幼儿园老师带队通行天桥的幼儿园学童。
“天桥遮蔽（汽车驾驶）视线会有死角啊，”一名长辈见同伴都说话了，也紧跟著对我说，“天桥使用率那么低，我自己从来都没走过，还要花钱维护呢！”
依据新工处资料显示，天桥十年来维护经费为746万元。此次拆桥经费，端传媒询问新工处后回复表示，新生和平天桥的拆除费用约为1832万元，后续相关交通改善措施费用约为793万元，总费用共计约2624万元。这些措施包括设置庇护岛、调整中央分隔岛、增设栏杆、行人穿越线退缩以及调整公车专用道站体等。
这些支持拆除天桥的市民与反拆方中间相隔数名员警，他们举起齐一的标语、脸戴口罩、墨镜与帽子举起纸张表达诉求，并未与反拆方有太多互动。一名支持拆桥的居民脚下，还放著一袋刚从市场买来的水果。
不过，一座天桥的使用率为何，周遭多个里的居民意见始终分歧。龙安里里长已多年游说拆桥、龙坡里长黄世诠却因2013年的那场车祸，有了与拆桥方不同的想法。
他对媒体提及，当年水泥车撞死母女的新闻中，其实那位母亲另有一位稚女，因为年纪小、走得慢，母亲特地叮嘱她走天桥比较安全，那名小女孩却也因此逃过一劫。他说，事件过后，他更意识到，和平新生路口距离长，绿灯秒数短，这些都对走得慢的的长者、小孩与身障人士远远不利。
这不仅是两个里之间的分歧，也不愿是两个里之间的对立，使用天桥的里民更不限于龙安及龙坡里。事实上，在前面那场1日的说明会中，亦有来自龙泉、龙生、大学、古风、福住等里民明确反对拆桥，并对市府拆除理由及公告流程颇有微词。
11月10日，吴牧青与反拆方自发举办“天桥咖啡日，一百种想像”，邀请民众带咖啡在桥上相聚。现场摆放茶点，并设置亲子区、悬挂彩绘风筝，除家长带著小孩参与，多位民众也作画留下新生和平天桥的身影。更有二手书店在桥上摆放书架，开放民众在天桥阅读，并以“持书本与天桥合照”、“书写阅读感想”等简易借书规则，响应活动。
一张黑白印刷的海报张贴在墩柱。上头写著：“天桥不只是连结马路两端，而是童年与希望，过去与未来。”
命运未定之际，新生和平天桥已滋养、汇聚了民众对城市的想像，而这场拆桥与护桥的拉扯，交通规划与城市记忆的碰撞，也预料在僵局未解之下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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