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十年：台湾20世代的太阳花记忆，会是什么模样？

一念之变，十年之途，当年的运动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际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湾政治版块在太阳花学运后亦面临重组洗牌，公民社会随之兴起、茁壮与健步迈前，持续在后太阳花时代吹拂台湾社会。如果记忆有期，十年之后，你还记得哪些？如果记忆无法抹消，参与者又如何与其相伴？端传媒将自3月13日起，刊载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系列文章及特制页面，向著记忆的碎片发出回声。

2014年，一场突然其来的占领立法院行动，让3月的台北街头陷入一股狂躁的情绪。这场运动，经常被媒体称为太阳花学运，透过彼时的社群媒体直播以及大众媒体的接棒，铺天盖地吹袭这座岛屿。

如果记忆有层次，那么以占领地立法院为中心，议场内的学生为记忆的原点，渐次向外辐射，随著距离立法院的远近、身处地点的地理空间，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视角切换，亦如万花筒般折射出不同形状的记忆面貌。

这群上个十年的20世代，在运动的冲撞中历经了自己的社运青春期，启蒙了政治，也成为台湾近十年来公民社会的一股新生力量。

那么，现在的20世代呢？在十年以前，他们仅是十多岁的国高中生，他们是否也被卷入这场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又或者，他们挣扎于十多岁的苦恼之中，看著运动的浪沫，而未被卷入时代的巨变之中。

端传媒找了四名实习记者，问问在他们那个世代，太阳花学运对他们来说是什么？不若二十多岁的运动者，他们否定了原生家庭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上街呼喊口号、时而与镇暴警察对峙。当年仅十多岁的他们，原生家庭如何影响自己？是继承或是挣脱，继承的又是什么，想挣脱的如何言明？在记忆的外层，他们的太阳花会是什么形状，记忆又是什么模样？

林宣佑，当时14岁，国中生，屏东人，偏蓝家庭

无论电视、报纸还是周遭大人都将318定调为“学运”，暗暗指涉运动本身是不成熟的举动，没想到在真正不成熟的中二生脑中，却成了一种英雄式的梦想。

2014年，“社会运动”于我仍是国中社会课本里一行带过的定义，没有独立章节甚至段落来说明，如果前一年的“万人送仲丘”凯道游行没有发生，我猜课本上甚至不会有参考图片。3月18日，当时国中二年级的我，为了教育会考记下“社会运动”的核心概念是“由下而上发起的”，不知道300多公里外，聚集在立法院前的大学生、教师、各行各业的民众，正在为我们示范比课本字句更重要的民主政治。

经过电视新闻的大力播送后，连位于台湾最南端屏东的国中全校都知道立法院被占领了，校园弥漫著一股躁动，但其实大部分的国中生无暇担心国家，躁动只是来自青春期的荷尔蒙。当时28岁的历史老师，周末从屏东搭车北上参与抗议静坐，再赶回课堂分享他的经验和热血情绪。他说他垫著薄薄的纸箱在柏油路上静坐了一整天，后来屁股痛到没办法正常行走。在老师活灵活现的描述下，原本毫无生气的上课时间突然开始有了反应。那时候的国中生日常里，“中国”才不是敏感词，“服贸”当然也不是，但对“屁股”话题绝对充满惊呼和兴致。

十年后，我认为“318运动”在我短暂的人生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国二那年在记忆中仍是模糊的“岁月静好”，但不表示它对我而言没有价值。

上高中之前，我得遵守多项严格的家规，每天学校与家里两点一线，禁止上网且一天只能看电视15分钟，9点一到就上床睡觉，也没有零用钱。宝贵的15分钟电视时间我会收看同侪间的热门偶像剧，绝没有新闻频道插足的余地，因此我对时事的认知，来自经过客厅时瞥见的晚间新闻片段，以及书房外偶尔传来的政论节目声音。

我不但没机会接触非主流的新闻媒体，连主流媒体如何报导318运动都不晓得。回想起来最荒谬的是，我印象最深的相关新闻是知名综艺主持人徐乃麟当时的评论，他唱衰现场学生：“有本事就在立法院住两年，住到马英九下台，我天天都会送物资。”无论电视、报纸还是周遭大人都将318定调为“学运”，暗暗指涉运动本身是不成熟的举动，没想到在真正不成熟的中二生脑中，却成了一种英雄式的梦想。

那是我幻想中大学生的特权，要在离屏东老家300公里外的地方为内心理想挥洒热血、不做总是令人安心的孩子⋯⋯做当时的我做不到的事，318运动在国中生的心中成了“叛逆”的象征，对比四年后真的考上台北的大学，常常在凯道和行政院前流连、掉眼泪的我，不知道算不算“梦想成真”。

当电视新闻转播凯道游行父亲就会打给我，告诉我：“我们也年轻过，你们在想什么我知道。”我的父母都是家族中可以读大学的第一代，上一代甚至不识中文字、惯用台语沟通。父亲在屏东的农村长大，农村跟民进党共有草根历史，很多不识字的长辈只要看到民进党徽就一定会投，也乐于被动员去造势场合。读了书的父亲究竟是出于叛逆，还是知识份子的傲气而投给国民党候选人我不得而知，因为他总表现出政治是肮脏的游戏，他玩不起也没兴趣的态度。而身为外省二代的母亲，虽然每次选举都会投给国民党，但也不主动提政治，只是偶尔会说：“人不能忘本”（指不能忘记来自中国的血缘）。

我没看过年轻时的爸妈，他们没看过还属于“中华民国”的大陆，有稳定工作的他们认为，只要有竞争力就不怕服贸开放，反服贸的台湾年轻人、产业都不够上进。但对我而言，这些想法是对长期孕育他们的本土产业、对他们过去农村出身的叛逆。而我和同侪之间从不在意所谓“外省血缘”，认为中国从我们有记忆以来就是个侵略者，台湾与中国之间的连结并非坚固到不可分割。或许有部分是出于对父母那一代的叛逆，我不愿陷于老是与血缘、中华文化挂钩的大叙事，这是我愿意开口讨论政治的原因：不想跟上一代一样。

升上高中之后，318运动当下发生的事件、原因，才慢慢在我的脑海中建构起来。除了公民课本里的介绍，那时我认识了从体制内学校休学，迳以同等学历参与大学升学考试的挚友，他经常从屏东到各县市参与学生异议性社团，对社会议题的涉猎范围相当广泛。在他的带领下，我认识了一些参与过318运动或反课纲运动的学生意见领袖，从这些人的脸书文字中，读到他们处于不同位置上，对318运动和后续几个社会运动的诠释。我的挚友后来死了，我替他记得生前对民主国家的期待，就像台湾人要承接民主前辈的任务，“记得”是我们的共同课题与纪念。

此后，也曾在大学课堂中听政治大学社会系教授黄厚铭谈他当年为什么第一批冲进立法院、为什么愿意与其他大学教师勾著手保护场内学生。在某些人的回忆中，318是他们人生的辉煌时刻，与身旁伙伴一起推动历史的巨轮，成功守下一战。而我同时在一些文学作品、纪录片《我们的青春，在台湾》中看到后来选择保持沉默的人、不愿再提起的人，和受伤的人。

陈禹蓁，当时16岁，高中生，台北人，偏绿家庭

318不仅造就主流民意意向的转变，同时也赋予年轻人更多的政治效能，发现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确实能带来改变。

我已经想不起来头一次听到“318”或“太阳花”的确切时刻，意识到“318”发生时，电视新闻已经铺天盖地的大肆报导：我在画面中看到学生闯入立法院、大举“反黑箱”、“反服贸”的旗帜，还有林飞帆、陈为廷反复以特写之姿出现在电视机新闻画面的身影。他们站在万人之前、凛然无畏的态度，让当时年仅16岁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想到年纪并没有和我相距很大的他们有这样的理想和行动，不由得有些佩服。

318发生时我正在念高一，印象中有次偶然听到班上两位同学分享他们前往立法院外围“凑热闹”，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意外极了。我当时念的是台北的私立中学，学校基本上只重视考试和升学，我们一周有两次周考、一学期有四次大考，能参与的社团选项不多。据当时的氛围，我和好友讨论的话题大概就只有课业、生活琐事、时尚追星而已，虽说“生活即是政治”，但当时的我并不觉得政治和我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此我的意外包含两种成分：一方面讶异他们（去现场的两位同学）怎么会有心力在繁杂的课业压力中前往现场，一方面又有点敬佩他们愿意以念书或玩乐时间换取亲临现场的机会。

高中时期的我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或埋首书堆，唯二能接触到政治的机会，一个是中午午饭时间学校电视萤幕投影的午间新闻，另一个就是晚餐时间阿公和父亲会看的政论节目。我家政治色彩是深绿，家里新闻台转的不是6就是54（编按：为民视与三立新闻台），阿公早前是扁迷、家里有扁帽，他到现在还会用平板收看民视的《阿扁踹共》，老家的三楼墙上贴著2008年谢长廷“民主护台湾”全台串联南北游行的剪报，318在家人口中是青年不畏体制艰险、勇于冲撞的热血，这些冲进立法院的青年是守护台湾民主的义士。

我对318正面想法、当时的在野力量（民进党）认同之强，乃至于在学校午餐时间看新闻时，听到一起吃饭的好友称冲进立法院“毁坏公物”，批评这场运动“很暴力”时，心里不由自主升起一丝不谅解，不过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话题仅止于校园生活琐事，所以这个话题很快就过去了。

虽说对318本身没有留下太深刻具体的印象，但有一件事情我是很有感的，2014年之后我感觉国民党的势力大减，尤其国民党愈来愈不受年轻族群的支持，大众对于“倾中”的政治人物和政策愈来愈敏感，在我的同温层里，会有同侪大方承认自己是英粉或时代力量支持者，却少有人表态自己立场倾向国民党。

2014年国民党在地方选举惨败、行政院长江宜桦下台、马英九请辞国民党主席，紧接著2016年总统大选蔡英文胜出迎来台湾第三度的政党轮替，我就像2020年东京奥运的一日羽球迷，虽然平时没有热衷政治，但因为长期的家庭环薰陶，知道蓝天变绿地的我心情既雀跃又感动。身为在台北出生长大、又居住在蓝营铁票仓的台北市民，记得对政治比较有意识时已经是国民党执政，阿扁和民进党被指认为贪污腐败，小学到国中历经马英九连任两届台北市长、当选总统，在当时蓝营仿佛代表清廉又体面的形象，在2014年赢来的风云变色后，我感觉被边缘化的政治认同又重返回主流民意。身为“多数派”让我产生“果然没有看错眼”的喜悦，同时也感到安心踏实。

2008年，我和阿公守在电视机前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谢长廷与苏贞昌的选前之夜，他们眼中带泪、慷慨激昂的说要赢回台湾；2012年，我们家积极参与蔡英文的“小猪扑满”募捐活动，后来蔡英文因为宇昌案遭特侦组侦办影响选情，失望的心情难以言表。318让政治局势风云变色、让2016年的总统大选结果翻篇。那年老家三楼的收藏多了2016年《自由时报》的头版──“蔡英文 台湾首位女总统”，对我来说，318就像是一个火种，烧起台湾人对守护民主的决心，拒绝向威权国家靠拢的意志。

十年后遥想当年的自己，确实是十分懵懂无知，我既没有实际参与声援者的占领国会运动、对于学运发生的始末也只是一知半解，对我而言，318是第一场我很有记忆、真实发生在周围的学生运动，它不仅造就主流民意意向的转变，同时也赋予年轻人更多的政治效能，发现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确实能带来改变。

在我不敢说我很了解318，不过就像1990年有“野百合”、2008年有“野草莓”，2019年香港爆发的“反修例运动”，这些运动一再的提醒我们，以自身力量守护民主、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318是唤醒我这个世代公民意识的楔子，我们看见中国所带来的威胁真正存在，既然无法接受民主被夺走的后果，就要更努力的挺身而出、守护民主。

钟依静，当时16岁，高中生，新北市人，偏蓝家庭

现在想来，我想年少的自己是羡慕那些同学的，可以抛弃原生家庭的包袱寻求自己的答案。而我为之辩护的，或许自始至终，是我对父母辈尊严的维护，而非对事实的理解与认识。

318学运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众人翻墙进入立院，电视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当时我正值16岁，就读一所离家仅15分钟的社区高中。这所学校的学风自由开放，我感受不太到升学读书的压力，但父母对我的期待却让我感到压力重重。学校距离事发现场虽只需一辆公车即可到达，无需额外的转乘，但我从未升起任何念头，走向候车亭，坐上那台通往时代现场的公车，我只是回家，看著家里电视上播放的学运领袖，他们有时慷慨激昂、有时态度坚定，保持这样的距离让我安全。

面对学运发生的当下，高中生的态度可以简化为三种选项：（A）事无关己不表态、（B）支持学运、（C）反对学运。我选了最听话的——继承父母意志地反对学运。当时的我无法理解课题分离（编按：心理学术语，意指人在成长过程中从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顾者身上接收到的价值观、信念与期望后，逐渐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认同，产生分离和独立的过程），我是挣扎、冲突、迷途漂流的尤利西斯，不去寻找“答案”，是因为我将清楚地明白自己会彻底脱离父母的价值观，这让我不安，我亦害怕著他们会因为我选择不同的路而不再爱我、不再将我视如己出。

3月23日（周日）晚间八点多，学生攻进行政院，午夜之后，电视萤幕上的镇暴警察手执棍棒与警盾，开始第一波驱离行动，将躺卧相连的学生粗暴拉起，学生脸上肃穆决绝的表情在推挤中变形，随著夜渐深，镇暴水车出动，将一地的狼藉与鲜血冲刷。这是学运占领立院一周仍未收到政府回应，试图占领行政院，警方接续发动的驱离事件，当晚40岁的亲戚打电话给父亲，愤怒地抱怨警察丈夫调去维安现场，大量警力调派至行政院周边，“他们（学生）简直无法无天！”她在电话那端如此说，我在一旁深有同感。

当晚，我写了一个兵马倥偬、人民暴动的虚构故事，高中老师用标准细腻地红字回复故事文笔流畅，但似在逃避地问我想要表达什么呢？随著占领行动日渐白热化与媒体的渲染，此后，“暴民”的标签在我与父母的心中日渐深刻。

回到校园内，周围有不少参与学运的同学，为首的同学是士渊，我想著自己必须要跟持不同意见的同学“对答案”，即便争辩内容不再明晰可见，但为了支持与反对而大肆辩论的情形，依旧是高中岁月中鲜明的印记，尽管带有预设的沟通结果不欢而散。但现在想来，我想年少的自己是羡慕那些同学的，可以抛弃原生家庭的包袱寻求自己的答案。而我为之辩护的，或许自始至终，是我对父母辈尊严的维护，而非对事实的理解与认识。

父母辈对当年执政的国民党近乎赌徒般笃定的支持其来有自。出生于深蓝家庭，有著移民背景的父母对台湾政治的理解是残缺而片面的：母亲是印尼华侨，她会要我小心地向外人解释，她不是外籍新娘，不是为了要跟台湾人结婚而才来台湾的；至于出生在破碎家庭的父亲，没读过什么书，只知道要靠技术拥有一技之长、养家活口，他们能在此安身立命，幸亏外省伯伯愿意把房子租给初出茅庐、一贫如洗的父母经营配钥匙、开锁匙的生意。妈妈念叨著许伯伯是国共内战时被抓伕来台湾，生活多不易，告诫我惜福感恩；爸爸则告诉我以后要像“当地人”考公务员、铁饭碗，才不会被人笑话是当锁匠，闯门做贼仔（台译：小偷）他们让我不要学客家话和台语，因为很俗气，我要像个台湾人，又不能太像个台湾人。

现实生活里施予父母恩惠的外省长辈是国民党的代言人；繁荣稳定、温文儒雅更是国民党的代名词。2008年国民党团队以“改变”、“我们准备好了”为口号，最后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总统，再度促成政党轮替，家人们难掩兴奋，10岁的我打破扑满，用辛苦存来的800元买了马英九公仔送给妈妈当礼物。

2014年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父母的眼里是另一个来自国民党的礼物，他们相信那只是简单的两岸协议，将会带他们从2008年金融海啸、台股重挫后的谷底，重新攀回人生新高峰。

我好似别无选择的接受这套叙事，但随著成长过程中对于台湾社会与公民的认识，我仍旧没办法在台湾的历史洪流中找到父母的位子、我的位子。

他们反对学运学生的鲁莽、冲撞与推挤，在尚未完全理解服贸条例的前提下，脸书河道挤满了无从查证的懒人包、阴谋论，同时亦发现将脸书用户头贴改为一片黑的亲戚朋友。他们厌恶这样举措，等同于变相逼著所有人表态，借此割席、结盟的社会风气，他们鄙视著学运大学生们“缺乏判断能力”，为政党利用的无知学生是民进党的同谋侧翼，“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好了，小孩子不要管政治。”我知道他们是“不对的”，我当然知道。

2020年的总统大选，就读法文系的我听著课堂上魁北克的教授说著反渗透法的必要性，但也矛头一转，说只抱持“发大财”、“只想赚大钱”，不思索自由民主的台湾长辈们极其天真。现在想来我没能读懂他语气中的轻蔑，才会一字不漏的把他说得都记下来，在总统大选前一晚，全部一口气向父母倾倒而出，用尽全身的力量告诉他们对于中国的要胁有多么无知，以经济制裁作为政治打压的手段绝对不是正常的国际贸易。

母亲气恼我被民进党利用；父亲反问我这么多意见缴过税吗？满脑子空有理想。

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争的年轻人会是时代下无远虑、有近忧的牺牲品，跟我一样有勇无谋，我忘了自己后来对他们说了什么，可是肯定不会太好听，我永远会记得这场对话的结尾，是以母亲的哭诉告终。她说：“妳可不可以让我有自己的想法？”伴随著是一颗颗的泪珠从她通红的眼里滚落，落得我的心全碎了，可是我多么、多么地爱他们啊，但爱里有深海、爱里有巨浪，爱里有期待与失望，而这或许才是我的政治启蒙。

十年后，我再次联系了当年和我争吵的同学士渊，想知道当年的自己错过了什么。他说：“我当时确实有去立院现场，去了几天，我看到几个人站在那个小箱子上讲话，那叫‘肥皂箱’吗？我不知道。但比起和旁人交谈、发问，我听居多。”相对于我的移民背景，太士渊来自于不表态的中间选民家庭，没有过多的政治狂热，没有对候选人有救世主般的推崇，因为潜入台湾网路论坛 PTT，他意外发现1949国民政府来台至1987年间的戒严历史。

“我没有冲进立院，我不是最核心的那群人，这场运动我只是在旁观。”十年后的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曾和我吵架。可是在那场运动里，他最印象深刻的是不表态的同学问他，何以如此关心学运，“现在这样安稳不好吗？”十年前尚在建构台湾史知识体系的他无法回答，十年后他决定自己找答案。在与他相约的咖啡厅里，木制吧台的一侧贴著传单：中国近了。我在交谈的间隙和他提起我的发现，他顺著我的眼神，看著传单笑著说：“确实不远。”

我明白自己对于318学运的片面理解，也知道自己对于台湾政治社会运动脉络的空乏，我不再是当年为了维护父母尊严可以为历史、事实、民主让步牺牲的孩子，我不再对政治社会视而不见，而是一个愿意思考、行动的成年人，深知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黑与白，需要我们用更加成熟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我不再将自己束缚在父母的期望和价值观之中，而是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

江亮儒，当时16岁，高中生，台中人，偏绿家庭

对我来说，318后的这座岛处于一种全新状态，让我明白世界不同以往的运作方式。

2014年4月4日儿童节，一早告诉母亲我要去逛街，没回答她问几点回家，赶到台中朝马的统联转运站和朋友Ｙ会合。讶异于电视机前的人海与新闻和网路对服贸、黑箱、中国因素等讨论，连假前Ｙ与我在学校走廊约定好要到现场亲眼见证。这样的笃定在太阳花学运第三个星期，将16岁的我们带到了青岛东路。

第一次到台北，黄黑色成为我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

我看见了“学校不敢得罪政府”、“坚持到岛屿天光来临”的布条挂在树上、围墙边；向日葵自栅栏、人们的帽簷上长出，记者将麦克风递向幼童，问他为什么到这里。那是嘉年华般的场面，来自四面八方的刺激使我处于兴奋又紧张的状态，刚对摄影有兴趣的我快门按个不停，不忘纪录下一一站上公民讲台短讲的各式脸孔。黑框眼镜的男子清晰论述程序漏洞与签订服贸的风险；阿姨激动拿著麦克风说她看见现场年轻人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时一名头戴斗笠、披著毛巾的中年摊贩来到面前，问我和 Y 饿了吗，推车上有水和粽子都是免费的。

从国三升学班到进入前几志愿高中的几年间，台湾社会在我眼中像一只身上不断被找出褥疮、发黑腐烂的怪物，看著电视上怪手拆房子、黑衣人高喊“反红媒”（编按：指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挤满街头的画面，惊讶与生气无以名状。然而所在的中部校园内却一片祥和，3月18日之后，只有历史老师提起这件事，同学们如往常般睡睡醒醒。

我在家中同样感受到这份断裂感。

厌恶国民党的父亲求学时期以优异成绩立足，即使再不认同执政者的各式作为与亲中政策，抗争于他却也是作乱，他眼中政治肮脏、社会险恶，唯有读好书才能过上稳定的生活。讽刺的是，自幼父亲便以打骂管教树立威权，我也习惯了只能在心里默默反驳那些唯有读书高的论调。群众冲进立法院，再到占领周边街道的那几个星期，新闻画面疯狂播送，名嘴喋喋不休。饭桌上我压抑内心翻涌，回房间上脸书跟进各式串连与现场进度。

但真的不应该只是这样，外头的呐喊、行动持续了这么久，我不能只是躲在身份与地理距离造就的平静里。那段时间都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到场见证、厘清这些历史时刻，直到第18天，在 Y 提议之下，我终于走进人群里。

从学运现场返家后，我的人生路途从此越走越“偏”，那些阻挡在保护伞外的“外务”成了成长的养分。虽然当天的我仍是赶著5点的客运回中部，说逛完街又去看电影所以晚了。那晚，我慎重地将带回的两张太阳花贴纸黏在书桌，尔后房间出现越来越多社会议题相关的布条和标语。

回到学校后，我和Ｙ搜集了学生们对太阳花运动的看法，打算剪辑成片放上影音平台。“至少为台北的他们做点什么，”那时候Ｙ 是这么说的。我们开始觉得好像能尽一些微小力量，去打造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也被访问到的学生会副会长看我如此积极，便询问我是否有意愿加入学生会。他说，这是为学生发声的管道，也是形塑世界的一种方式。

Ｙ则开始到处跑各式议题现场，抗议冒进亚投行（编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由中国主导，2015年3月第一波加入期限将至前夕，马英九政府表态将透过国台办向亚投行递交意向书）、反核静坐、参与哲学星期五，虽然我总抱持看看就好的心态跟在后头张望，社会运动却对我越来越有吸引力。街头发生的一切，远比狭隘的家庭话题和飘散油墨臭味的课本来得立体、真实而刺激。

隔年（2015年）反黑箱课纲微调运动几乎复制了太阳花的模式，我来到教育部前，看著朋友们手拿彩色笔，在白色反帆布写下自己高中的名字，内心却有种说不出的奇异感。包围进而闯入行政机关成为一种既定模式了吗？在场的、年轻的我们搞得清楚自己为何而来吗？还是像前次一样，多的是来凑热闹的人们？

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容易被煽动？

后来，运动领袖陈为廷爆发性骚扰争议、林飞帆进入民进党、时代力量急速窜升却出现党内纷争与分裂危机。毕业后到台北念大学的我，也发现了这座城市更多有趣的事。当年被起诉的运动者依然官司在身，关于太阳花参与者是不是“暴民”的讨论也未曾停歇，但我怎么管不了那么多，这座城市的可能性，并不仅止于所谓公平正义的实践。毕竟那些嘴上喊著要打倒谁、要创造美好台湾的人，同样做出伤害与背叛。

应该可以说是幸好，大学后半时光，因缘际会我又回到了高中时期，在意社会各角落的样子。只是同时期的 Y 在我眼中，从广大世界走回了自己的小天地，又再过了几年，我才明白，是当初投入反黑箱课纲微调运动所见的暗潮汹涌与群体分裂，使她不再相信被过度理想化的集体抗争。除了不了解曾如此具动能的 Y 承受过多少次挣扎与幻灭，在《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街头》这些纪录作品出现之前，我确实也未思考过运动里的复杂面向，在其中人们的挣扎、妥协与更之后的路途。

几天前和大西洋那端的 Y 谈起这场将届十年，对我们都颇具深远影响的学运，另一头的她说，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了。我仍不喜欢她总是以前辈姿态看年少的自己，像一种全然否定，像我们过去不愿成为的那种年长者。Y 说，要回忆当时的愤怒，她真的真的想不起来了，但仍记得是因为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2013年的大埔征收与一连串事件，让她看清政治人物的骗人嘴脸，同时对大人的崇拜彻底破灭。

Y 说，现在回过头，除了当年的抗争氛围被浪漫化之外，“刚好那么投入，也是因为在这个年纪要经历这些。”她想了想，说现在应该也会有让15到20岁年纪间的人很崩溃的事情。

问过 Y 好几次，类似事件其实一再发生，怎么就不愤怒了呢？即使因为经历变多、理解事情的方式更细腻了，我还是会感受到愤怒，甚至更深的失落。

当年16岁的我对世界的理解有限，太阳花在眼前铺展开来的信念却太过强烈。这场运动曾经带来改变，年轻人进入僵固体制、倡议风气持续茁壮 ; 警察暴力受检讨，高官道歉负责。对我来说，318后的这座岛处于一种全新状态，让我明白世界不同以往的运作方式。

初见无数拥有相同目标与理念的人集结，于我是未曾经验过的，共同体的感受。那样的状态成为往后不断追寻，我醉心于集体与共同，也因此越来越失落。我以为象征威权的党被人民以选票制衡，过往错误将不再重蹈覆彻，却在后续几年，不得不承认自己见到了越来越多消耗。然而太阳花的种子终究还是种进内心，并一路发芽、凋零再茁壮。后来，我参与了异议性社团、更深入一些议题现场，这条路像走了好久，终于找到具体方式，没让十年前对一切怀抱希望的自己失望。

必须学会沉住气，理解失望出自于爱，也深信当年分散在不同角落受鼓舞的人们，正以各自方式努力，和我一样执著这座岛与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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