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昺仑：浊水溪以南没有蓝绿，台湾如何突破地方派系的网罗？

【编者按】2024台湾大选白热化，明年1月13日，台湾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副总统以及113席的立法委员。在此次大选中，先有蓝白合的在野整合协议，而后破局，然而在过程中，包含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民众党柯文哲，甚至是原欲采取独立参选的郭台铭等，多次前往台湾多县市拜会地方派系要角，也出现地方派系“多方押宝”的现象。

例如，上半年多次公开力挺郭台铭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在8月初宣布退出国民党，此前，他曾连续二日陪同郭台铭与柯文哲拜庙。谢典林的胞姊谢衣凤，为现任国民党副秘书长、现任立委，并在本届大选中争取连任，其对手为前北农总经理吴音宁。其母郑汝芬曾任国民党立委，谢家为彰化地区具有深厚政治实力的地方派系，此次大选，谢家亦被认为是“多方押宝”。

即使，在总统的层级上，地方派系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但从区域、不分区立委，以及县市乡镇市首长、县市议员依然难脱派系的影响。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地方派系”原是中性词汇，只要有政治，就会有派系。然而当地方派系成为垄断地方政治资源的团体，并透过恩庇侍从体系进行利益交换，其所冲击的，更是台湾民主社会的根基。尤其，在地方派系与中国统战系统结合下，亦成为台湾当代地方政治的难题。要如何突破这样的困局，作者提出“找回中介阶层”作为行动策略；此前，我们得先从台湾的日本殖民时期开始，认识地方派系的起源以及演变。

在台湾的选举当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地方派系”。除了总统大选受地方派系影响较小之外外，从分区、不分区立委、县市乡镇市首长、县市议员及乡镇市民代表的选举，都跟地方派系有很大的关系。为了避免造成理解上的误会，本文会用偏向历史及理论的方式来解析。

过去我曾任彰化县溪州乡公所机要秘书近三年，今年也合著出版《台湾地方政治读本》一书，对于基层政治有些微的心得。在此，本文将以台湾浊水溪流域两岸的地方政治现象，来解析选举与派系的关系，并跟读者们讨论，如何突破这个桎梏。

首先，先探讨地方派系的定义：在人类社会当中，“拉帮结派”是正常的现象，任何团体里面都会有次团体，而次团体的结合运作，也都是仰赖人情义理之间的交换关系，所以“地方派系”原本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只要有政治，就会有派系。

而地方派系之所以要强调“地方”，是因为台湾在1960年代以前，还是个以农业为经济主力的社会，都市化程度不高，交通运输也不发达。在这样的情形下，整个社会就近似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的“差序格局”。费孝通的观察是：“（农村）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著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简单来说，就是人情义理先于现代国家法治、私领域的关系远大于公共事务。

在人情义理至上的乡村社会，形成了一种“道德经济”，特别是台湾这样的移民及小农经济的社会，因为劳力密集，几乎所有工作需要仰赖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协助，所以最终万事万物都有一套不成文的道德秩序，都可以用地缘血缘、人情义理来衡量。

而这个概念，在19世纪的台湾农村算是通则。到了日本殖民时代，台湾人虽然已经被动接受了“国家”及“公共事务”在私领域之上的现代观念，但还是有许多台湾总督府无法控制到的、十分细微的日常政治部分，还是必须仰赖传统的道德经济系统来处理。

所以，总督府除了透过强势的警察制度来控制台湾社会之外，还需要“地方头人”，也就是各地的地主仕绅来协助治理，因此许多地主仕绅就被赋予“保正”、“甲长”等职务，类似于现在的村里长。地主仕绅除了收取租金、出任公职之外，还必须担任“公亲”的角色，负责解决各种家族问题、人情纠纷。这样的文化，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逐渐变成了地方民意代表请托、关说的“选民服务”。这也形成了台湾地方派系的基本格局。

战后地主仕绅的没落

土地改革排除了原先在日本时代作为政府及佃农中介的地主阶级，让国民党政府更方便于实行极权的社会控制。

但是，光是道德经济的观点，并不足以解释：在民主化、现代化之后，地方派系为什么还是这么强势？这就要另外从二战后的二二八、白色恐怖、“国民党恩庇侍从体系”，以及农产业衰落来说明。

日本时代，台湾的农村土地大多集中在大、中型地主手上（以及各地的制糖会社），地主掌握了农村的经济，同时也掌握了地方话语权。1949年，台湾进行土地改革前夕，全台农民将近六成是佃农与半自耕农（佃农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半自耕农是即使有土地，但还是要租地来种田养家活口的农民）。

而当时的地主阶级，以及医生、教师等中产阶级，集合成新兴的社会菁英网路——总督府优先培养殖民地的医疗及教育专业人才，因此直到今日，医生、教师在老一辈人眼中，威望还是很高，还是会有人用日语称呼他们为“先生（せんせい）”。

1920年代带来台湾文化及政治启蒙思想的“台湾文化协会”，就是由这一批菁英所组成。例如，文协的精神领袖林献堂是中部数一数二的大地主，而北部的蒋渭水是医生、台南的蔡培火、简吉（农运领袖）原本的职业是老师、彰化的赖和、李应章也都是医生。大抵上台湾在1920年到1940年代，社会上的中流砥柱不出这群人。

但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台湾有大批社会菁英惨遭国民党屠杀；许多年轻人不满国民党暴政，私下支持中国共产党，进而引发1949年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大清洗，异议人士几乎被扫除一空，战前诞生的一批现代知识菁英，多数就此隐遁、噤声。

另外在1949年前后，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政府全面实施“土地改革”，透过土地改革，将地主土地大量释放给佃农，带来几个重大影响，彻底改变了战后台湾的经济、政治生态：

第一，地主阶级的消失。经过土地重分配后，地主一夕之间失去了大量收租的土地，等于失去了对于农村的掌控权。虽然国民党有将四大公营公司的股票配给地主（注1），但多数地主并不熟悉工商业经营，所以多数地主依旧在经济上损失惨重，政治话语权也一落千丈。

再者，自耕农变多。土地改革之后自耕农突破六成，几乎每户农家都可以分配到一块小小的土地。如此一来，每个农民都掌握了一小块零细土地，让这些小农户士气大振，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消除了战后农村的不安及动乱。

不过虽然小农们摆脱地主控制，却很难集合起来议价或决定市场产销。而此时政府透过农会制度（国家高度控制的农民团体）以及粮食制度（国家以不平等、强制的方式向农民“换取”大量粮食），完全控制了农业经济。

以及，农民遭政府剥削。土地改革之后，佃农拥有了土地，成为“微型地主”（拥有土地不足一公顷，难以透过农业养家糊口）。因此虽然农民士气大振，但政府同时以“随赋征购”、“肥料换谷”等制度向农民征收稻谷，导致农村虽然生产力提高，但农民仍旧贫穷。直到1960年代末期，加工出口区设立后，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边缘，农村大量青壮人口消失，传统的社群秩序也随之衰颓。（注2）

总而言之，土地改革排除了原先在日本时代作为政府及佃农中介的地主阶级，让国民党政府再也不必透过地主，就能直接掌控所有的农户，更方便于实行极权的社会控制。并且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高压手段来剥削农民，将劳动力挤压到工厂去，虽然造就“经济奇迹”，但农村却与日衰颓（无论在经济上或者文化上）。相对地，传统地方仕绅的影响力就更加式微。

李应镗及仕绅们的故事

“遇到这种土匪政府，祖先财产要怎么保得住？”

上述历史背景可能比较抽象，接下来举一个西螺仕绅李应镗的故事，可以作为经典的案例：

台湾的浊水溪中段（注3）由于河面宽阔，非常难以造桥，所以日本人在兴建南北向的铁路纵贯线的时候，只能从东侧的二水绕过去，这也影响到了西螺及北斗日后的经济发展。在日本时代，浊水溪两岸仕绅不断请求政府兴建大桥，但由于工程浩大、所费不赀，所以日本人在1930年代末期初步兴建了桥墩之后，就因为东亚战争下经费短缺而停工。

西螺当地有一名仕绅李应镗（注4），在1948年至1951年担任西螺镇长。当时他在镇长任内，不断请求政府恢复大桥工程，解决当地南来北往的交通问题，不过当时政府财政窘迫，无力负担造桥经费。后来李应镗直接写信给“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ECA）请求美援，获得美国应允资助，蒋中正也同意兴建（注6）。西螺大桥终于在1953年1月完工通车，为当时欧亚大陆最长的公路大桥。

完成这一项伟业的李应镗，就是日本时代典型受过现代化教育、学养兼备、且对乡里充满责任感的仕绅。不过根据李应镗的女儿李雅容所写的《西螺大桥：我的父亲李应镗》一书。二战争结束后，家族陆续遭到征购大户余粮（强制跟地主征收稻米）、土地改革等经济压迫，导致家中原有100多甲（1甲大约等于1公顷）的土地，被征收到只剩1.5甲，使得李家陷入经济上的困难。

李雅容说，李家土地被政府收走后，只换来实物债券及四大公司的股票（1股10元）。实物债券就是可以每年领到稻谷，但没什么价值。李应镗是经济系毕业，认为股票是重要的资产所以没有出售，但除了台泥之外，其他公司的股价直落，李应镗过世之后，股价剩下原先的一半，大约5元左右。李雅容形容当时状况：

等到父亲领回了一堆形同废纸的实物土地债券和股票，阿嬷当场昏倒。经过急救醒来后，嚎啕大哭，老泪纵横：“遇到这种土匪政府，祖先财产要怎么保得住？”（台语）

除了经济上的压迫外，李应镗也面临了政治迫害。西螺地方人士因为在二二八事件时参与了攻击虎尾机场的行动，许多青年仕绅被逮捕。李应镗冒著生命危险与军方沟通（嘉义仕绅陈澄波，因为与军方谈判而惨遭枪杀），营救出不少乡亲。但经过二二八之后，原先的西螺镇长廖万来因余悸犹存，不愿再参与公众事务，所以后来乡民代表们就强推李应镗接任镇长。

1951年，白色恐怖最肃杀的时期，李应镗因为不愿意把镇长宿舍出借给军官，遂遭诬陷，被指控与廖文毅共谋（注5），遭保安司令部逮捕监禁，西螺也有十余人遭到牵连。其妻陈劝四处奔走，包括向李应镗的旧识，台湾省议长黄朝琴、省副议长李万居、蒋纬国（蒋中正养子）等人求情，终于让李应镗交保返家。但李应镗身心俱疲，后来向子女失望地说到：“离开台湾，越远越好！”

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双重的压迫之下，像是李应镗这样的地主仕绅阶级，对于国民党统治十分失望，许多人要不就是隐居遁避（例如林献堂远走东京）；要不就是退出政坛，认真经商；要不然就是继续担任公职，但不再从事任何政治及社会运动。因此在党国威权体制之下，原本的地主仕绅阶级逐渐退出地方的公共领域，直到1980年代之后，传统地方菁英的影响力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恩庇侍从体系”下，与国民党合作的土豪劣绅。李雅容透过父亲的视角，描述了这个戏剧性的过程：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贪污、腐败，无法收服人心，更无法获得地方仕绅支持。于是开始在各地培植角头势力，以对抗仕绅阶级。当时西螺有一江湖人士林X权，就是国民党大力栽培的代表人物。

传统仕绅式微，西螺政坛就遭到角头黑帮染指。例如韩国瑜的岳父、西螺出身的前云林县议员李日贵，就是因挖采浊水溪砂石而崛起；而国民党籍的西螺镇民代表会主席林马义也是黑道角头，长期组织帮派、鱼肉乡民，终于在2012年遭警方逮捕。这些案例可能都是云林地方派系的冰山一角。

西螺镇不是孤例，浊水溪的北岸，彰化二林的“林派”（注7）开山大老林炉，虽然在地方上极有影响力，但根据其子林仲垚回忆，国民党情治人员天天到他家泡茶，监控林炉，因此林仲垚对政治十分恐惧，所以后来转到银行界服务。

彰化北斗也有殷实的林氏家族（连战的姻亲家族，林伯奏娶了连横长女连夏甸）。家族成员也非常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例如林伯廷曾经参加过台湾文化协会；林伯余曾任四届台中州协议员、北斗区长；林文腾曾担任北斗的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总务部长等等。但是战后基于上述政治与经济因素，北斗林家转向商场或低调从政。

而北斗邻近的地区溪州乡，因为台糖总公司从1955年至1970年迁移至本地，搬来了诸多高阶的糖厂人员，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溪州街上出现了许多电影院、餐馆及旅社，乃至地下经济。溪州人谢言信就在这样的荣景下，从“街头”起家，经营起瓦斯业及其他地下经济产业，进而在1980年代选上省议员、成为一方之霸。

其家族第二代，如媳妇郑汝芬当选国民党籍区域立委、孙子谢典林成为彰化议会议长（30岁就当上议长）、孙女谢衣凤继承郑汝芬位置成为现任立委，并在此届大选与前北农总经理吴音宁竞选连任。家族还经营地方的有线电视系统（垄断的）、瓦斯业、房产业、地下经济等事业，甚至还跨足教育，承包了北斗的社区大学。

战后整个政治经济发展过程让土豪谢言信崛起，谢家取代了北斗仕绅、通吃黑白两道，成为彰化南部最大的地方势力。

地方派系的人情交换与寻租

政治人物可以将公共利益、公共财调换成“私人关系”，并且将此利益私下回馈给自己桩脚，桩脚再以金钱或社群动员作为回报。

在都市、直辖市长大的年轻人，或许很难理解地方派系的金权手段。但直言之，只要在政治经济发展上有很多模糊地带，地方派系就能透过“寻租”（rent-seeking）的方式，创造出“超额利润”。例如台大社会系教授陈东升所写的《金权城市》一书，就是描述80、90年代台北汐止地区，因为都市计划变更而出现的超额利润，进而产生各种政商、黑金勾结炒作土地的现象。

黑道会透过暴力，去占领具有超额利润的事业，这很好理解。但白道（政治人物）呢？政治人物可以将公共利益、公共财调换成“私人关系”，例如民代透过关说、施压改变公共政策，并且将此利益私下回馈给自己桩脚，桩脚再以金钱或社群动员作为回报。

浊水溪因为水流湍急，容易淤积，所以以前浊水溪河床的砂石是“天然黄金”，是品质相当良好的营造业原料。许多“有势力”的角头，都会在河床两岸挖取砂石来牟利，前述韩国瑜岳父就是一例。而中下游的彰化县在全面禁止采砂之后，上游的南投县仍然因为有清淤防洪的需求，还是有大量业者在采砂，县府规定砂石业者要缴交回馈金，作为县内学生免费营养午餐的经费来源。所以南投的砂石业者，对于县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前国民党籍县长林明溱，其机要秘书就是由砂石业相关人士所担任。

再举个彰化溪州乡的案例。当时有一个民进党籍的村长，他家里的生意因为劳资纠纷，不断遭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稽查。村长不堪其扰，就来找乡长、秘书陈情，但基于法治原则，首长也不能阻止公务员依法行政。后来村长很不满民进党的“效率”，就去找国民党的县议长、谢家第三代的谢典林陈情，结果没多久就“处理”好了。过不久，村长就在选举当中，倒戈到国民党阵营去了。

这还是个很小的案子，溪州乡还有更多荒谬的故事。例如说在90年代，国民党籍的溪州乡长为了处理垃圾问题，在浊水溪河堤内（河床上）盖了一座垃圾掩埋场。这座垃圾掩埋场由乡公所经营，除了乡内垃圾之外，也会收外地的废弃物，并收取处理费。

当时一车车的卡车载著不明来源的废弃物进到掩埋场，管理员在过磅区收现金，且没有列入公所帐目中。外人只知道当时乡公所变得非常有钱，乡长还帮每个员工订制了西装外套。后来住在附近的居民发觉很多运来的垃圾是不合法的事业废弃物，发动抗争，强迫乡公所关闭掩埋场，但乡公所并没有被调查、也没有公务员受到惩罚。

当时收受不明废弃物来营利的乡长吕炉山，属于谢家的派系，后来一路高升，当到彰化县农田水利会会长。

从此掩埋场就这样弃置、没有经过正常的处理、复育程序，在浊水溪河床留下了一个超大型的“垃圾天坑”。每一次台风，垃圾场的污水就很有可能溢流出去，但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没有单位有能力、有意愿处理。而2008年左右，当时立委，谢家的郑汝芬提出复育计划，但当地居民不放心让谢家处理，所以反对计划，就停摆至今。2017年的时候，垃圾场还发生大火，燃烧了超过一个礼拜，黑烟臭味飘散了半个彰化。

后来民进党籍的乡长黄盛禄，为了彻底解决掩埋场问题，就想到将六公顷垃圾掩埋场整理成太阳能发电场。一来可以发展再生能源，二来可以透过售电的利润来整治垃圾场。不过乡公所邀请了许多光电厂商来研究，许多专业大厂因为考量地点条件不良而打退堂鼓。最后终于有一间光电厂商愿意承包，他们私底下打电话给乡长：“让我们做，我们给你五百万。”乡长听了吓了一跳，赶紧拒绝厂商，从此之后他就不愿意再提光电场的计划。

后来乡长跟我表达他对现况的不满：“乡长要捞钱真容易啊。你看其他乡镇都在改LED路灯，每根乡长都抽成，全乡上千盏路灯他可以赚多少？”

不只是政治人物自己赚钱，一般地方派系，也会让这些利益“雨露均沾”，例如透过围标工程，指定特定厂商得标，让底下党羽也可以分到好处。这就是占有公共资源，把利益变成私相授受的过程。不只是台面上的地方派系成员可以分得好处，一般民众也可以因为得到各种公共财的回馈，进而支持特定政治人物。

例如溪州乡水尾村因为有焚化炉，每年回馈金可以分到一千多万，亲国民党的村长就透过分配回馈金的权力，垄断了地方的话语权。例如他可以透过回馈金，招待乡亲出外旅游来换取支持。而村里比较亲民进党的“社区发展协会”并不同意村长的做法，经常与村长派争执，每次开村民大会时，更是剑拔弩张到需要警察在现场坐镇。这座人口才一千多人的小村庄，村里就分成两个水火不容的地方派系。

或许会有人疑惑，这些利益要如何转换成选票？政治人物虽然有笼络选民、贿选行为，选民可以收钱但不投票给他啊？

地方派系因为长期把持公共事务，对于乡里的人情网络、社群结构非常熟悉（甚至比你都还熟悉）。派系的基层人员，如村里长、宫庙委员、基层公务员，因为经常在社区走动工作，协调大小事务，所以对于家户状况都非常清楚。地方派系会透过这些基层人员去清点人头，哪一户有几票、政治立场为何？他们都可以摸得相当精准。

比方他们知道A户是对手的铁票，就不会向A户买票；他们会向没有立场的B户买；或者自己人的C户买票（确保C户选票一定会投给自己）。而且买完票都会有秘密清册，会依此派人在投票所周围“点名”，确保每个投开票都会开出买来的票数。

例如溪州某位长者跟我分享：今年8月北斗镇长补选的前一个礼拜，有地方桩脚跟他聊天，说“清点”地差不多了，你们民进党的候选人能拿到2XXX票。结果投票结果出来之后，长者吓了一跳，因为最终票数跟桩脚计算的几乎一致。

地方派系将公共财转换成人情义理，乡民再透过选票回馈给政治人物，数十年发展下来已经是坚固的网罗，牢牢掌握著地方政治，选举反而成为一种“合法化”、漂白的管道。

而近十多年来，由于中国崛起，国台办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都渗透到农村地区当中。许多统战活动都以经济、文化交流之名，透过地方派系、宫庙组织来运作。因此地方派系与中国统战系统的结合，又形成当代地方政治难解的困境之一。

把中介阶层找回来

真正的关键是地方中介阶层的衰退。

因为地方派系都是用人情交换的方式在控制选举，所以层级越高的选举，对于地方派系就越难掌握。例如总统及县市首长选举，因为选区太广、利益太杂、人头太多，而且会有很多人返乡投票，这些都是派系无法掌握的变因。所以像是溪州乡，乡长、议员、代表、村长等基层公职，多数都会由国民党包办，但在总统选举方面，民进党蔡英文就可以拿到六成以上选票（2020年蔡英文于溪州乡得到62％选票）。

在外地的年轻人，因为平常没有跟地方派系往来的人情基础，地方派系也没办法清点到他们的人头，所以返乡投票的人一多，选举结果就很可能“翻盘”，这也是2014年地方选举民进党可以获胜的原因之一。

不过，不可能每次选举都遇到像2014年三一八运动、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争那样的契机，地方政治要彻底改变被土豪劣绅掌控的命运，就是要把“消失的中介阶层”找回来。

何谓消失的中介阶层？就是农村的菁英阶层在战后逐渐式微后，加上都市化、工业化的因素，农村的青壮年人口流失，目前台湾农业从业人口平均年龄是64.4岁（2022年农业普查）。年轻人认为农村是没有前途的地方，所以城乡之间就变成了一条“单行道”，农村子弟只有出去、不再回来。而返乡、留在乡下的青年，反过来被认为是“没出息”、是失败者。例如林生祥在〈风神125〉这首歌谣里面唱到：失意的年轻人骑著机车返回故乡美浓，一路上祈求土地公把路灯都切掉，不想让乡亲看到他归乡的模样。

而台湾中部地区，由于台中大都会的快速发展，附近的彰化、南投、苗栗年轻人若是对故乡环境感到不满，不需要花心力去跟地方派系对抗周旋，只需要移居到大都会就好。这就造成地方政治的恶性循环：地方公共服务品质劣化后、年轻人更不愿意留在地方，造成地方更加劣化，居民就越需要政治人物的特别“关照”，最后让派系更加掌控公共事务。

公共资源越是匮乏的地方，就越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很多乡民会嘲讽“苗栗国”、“南投国”，就是因为这样的恶性循环。

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地方中介阶层的衰退。而这些中介阶层并不只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地方创生的社区工作者，原本地方所有公共事务，都需要优秀的人才、年轻的新血去推动，无论是乡公所、农会、学校、社区发展协会、民间信仰组织、乃至各种工商机构的服务人员，都算是中介阶层。

大多数关心农业的人都有共识，如果要增加农业的产值，农村一定要走向“六级产业化”，就是农村在发展一级产业（农林渔牧）之外，还要加上二级产业（工业）以及三级产业（服务业）。例如二林地区是很有名的葡萄产区（一级），那么加入酿酒的酒庄（二级），并且引入旅游、品酒的服务（三级），就能大幅提升农村的产值。但要发展二、三级产业，势必须要很多优秀的人才，进行技术改良、推广行销等工作，就是所谓的“把中介阶层找回来”。

这些观点并不是空谈，已经有很多人在尝试，找一条“返乡”的道路，把中介阶层嫁接回到地方去。

例如苗栗苑里的刘育育，原本她是一名到台北读书的年轻人，因为接触到社会运动后，返乡参与“反风机运动”（风力发电机距离民宅太近，居民发动的抗争）。在运动过程中，刘育育及伙伴林秀芃等人，意识到他不是一两场社会运动就能改变地方结构，于是他们选择留下来推动社区营造，开办“掀海风”书店、办活动、保存文化资产、推动社区关怀等工作。

刘育育及伙伴们持续在推动苑里市场保存及重建（市场虽然是历史建筑，但于2018年遭大火焚毁），过程中他们与许多居民讨论、办了许多活动，他们以市场为核心，重构了苑里生活与文化的想像。于是刘育育于2022年参与镇长选举，竟然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以55％的得票率打败了代表传统势力、打算连任的镇长刘秋东（刘于2023年6月因镇长任内涉嫌贪污遭到收押）。

2022年地方大选，保守势力大胜。刘育育的当选可说是地方政治上最大的突破，象征没有势力、没有背景的年轻人，透过踏实的地方公共服务，与镇民一起对话、工作，还是有机会可以战胜强大的地方派系。

不过，也是有令人遗憾的案例，在同样地方大选中，年仅30岁的云林县议员廖郁贤连任失败。廖郁贤出身农家，在2014年三一八运动之后投入政治工作，2018年代表政党“时代力量”参选云林县议员（注8），在没有派系支持下，竟获得6,179票当选，成为云林县最年轻的女性议员。

廖郁贤当选之后，才知道原来云林“张家”（前县长张荣味家族及其派系）的势力如此庞大，从县长、议会、农会、各地组织都是张家人马，一名年轻的议员如何能跟盘根错节的派系网路对抗？她卸任后写〈云林，派系就是王道〉一文，提到：“今天的云林县，从议会到县府各局处室，都已统一在县长意志之下，未来对于预算的把关，恐怕也只是象征性的程序。”

而她在另一篇〈只有地方派系能参与的球赛〉点出困境：

青年参政者的困境，尤其又不是派系推出的傀儡时，是很难以进入这些组织地方角力的，笔者任期间，最常遇到的是被问“你怎么又来了”，看到别人那些赠送金钱或礼物、办桌绑桩或造势，部署资金比政见会与文宣有用。

廖郁贤虽然落选，但还是持续在地方深耕。她在斗六成立“圆仔花独立书店”，招募有相同愿景的青年，一起来为家乡服务。并且不断透过 Podcast、网路媒体发声，希望能把云林的地方消息传播出去。或许经过廖郁贤及伙伴们长期耕耘，云林人还是能找到破口，未来还是有翻转家乡的可能。

地方派系在台湾是几十年演变的政治现象，要说是台湾“民主之瘤”也不为过。但我最后举的两个例子，就是希望读者们不要灰心，台湾各地还是不断有青年志士在地方奋斗、对抗派系。

或许未来随著台湾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地方派系有机会在几十年后，逐渐被被“新陈代谢”掉。只是目前人数还不够多、地方的公共领域事务还是需要更多优秀人才一起推动。

注1： 即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与台湾农林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国民党政府从日本时代的会社“接收”并整合而来。原本是公营公司，土改时出让股票来补偿地主，成为民营公司。

注2：值得一提的，传统社群秩序衰颓并不一定是坏事。比方说在性别平权方面，都市生活及核心家庭的兴起，年轻人得以逃离地缘与家族的桎梏，改变了传统重男轻女等传统文化。

注3：台湾第一长河浊水溪发源于中央山脉，由于山高水急，所以会挟带大量的泥沙，因此冲积出了非常肥沃的浊水溪平原，范围大致上是南彰化到北云林这一带，过去是非常富饶的稻米之乡。连结浊水溪南北两的城镇，西螺与北斗，由于贸易的关系，自清代以来就相当地繁荣。

注4：李应镗（1909-1959），西螺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经济系，返台后经商，担任过台南州米谷信用贩卖利用组合组合长等职务。战后先后担任过台南县参议员（当时西螺隶属台南县），以及西螺镇镇长，为西螺大桥建设最大推手。但遗憾的是，李应镗先生因为四处为地方公共事务奔走，加上疟疾宿疾，因此大桥通车后六年就逝世了。

注5：廖文毅出身于西螺的大地主家庭，家道殷实。1935年廖文毅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博士，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高学历知识份子。但廖文毅战后开始从事台独运动，到海外成立台独组织，1956年于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并就任大统领。战前廖文毅曾经和哥哥廖文奎一起在西螺经营“大承信托株式会社”，并请李应镗担任常务董事。也因为这层关系，白色恐怖时期李应镗被视为廖文毅同党而遭逮捕监禁。

注6：原本台湾省政府认为大桥太贵、需要太多钢铁，不打算动工。但李应镗透过朋友蒋纬国协助，直接向蒋中正陈情。蒋中正终于同意兴建。

注7：党国威权时期，国民党党内的地方派系，经常分成多派，例如彰化有红派、白派；高雄有黑派、白派、红派等等。不过1979年美丽岛事件到民进党创立之后，地方选举从原本的国民党党内派系斗争，逐渐转变为蓝绿之间的对抗。

注8：廖郁贤于2022年退出时代力量。后改加入民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