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沧东首尔专访:世上有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真相,而电影应该展现什么?

“无论人生是什么样子,这就是隐藏在我们生活里的秘密。这也可能,就是艺术的秘密。”
韩国作家及导演李沧东。摄:Woohae Cho/端传媒
韩国 电影 风物

见到李沧东是在首尔的夏天。我们跟著这个夹杂少许银发,身穿黑色外套的沉默身影走上楼梯,推门,看见的是墙上韩文、英文、法文的《薄荷糖》(2000)、《生命之诗》(2010)、《绿洲》(2002)、《燃烧烈爱》(2018)电影海报。一幅巨大的白色油画旁,再有一扇小门可进入。

小门内,窗边的沙发背靠著巨大的《密阳》(2007)电影海报,画面中的女子无力地卧倒。整面墙的书柜塞满小说,包括他最近在看的美国小说家Jeffrey Eugenides的新作《Complainers》。左侧一个立柜上,一张韩战期间的黑白照片里,一个士兵手提一颗人头。桌上堆满纸张,一张旧到有些卷边的明信片立在一旁,是梵高1890年描绘农民午休的油画《Noon – Rest from Work (after Millet)》。

这里是韩国导演李沧东创作电影、剧本与小说的Pine House Film工作室,隐身在首尔合井站繁华商圈的街角。

1954年出生于韩国右翼保守重镇大邱近郊安东县的李沧东,却是有著左翼关怀的电影导演、小说家。他童年穷苦,父亲是当地所谓“失败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中学就开始创作小说,但因家境所迫,他在庆北大学国语教育系毕业后就成为中学老师。

做老师期间,他业余创作了小说集《烧纸》和《鹿川有许多粪》,多年后被翻译成中文,在台湾与香港出版。40岁之后,他才开始拍电影。今年他69岁,电影的世界里有了李沧东,李沧东的人生也更像是他自己的。

“我们人类之间有多少沟通?而通过电影,我们能够进行多少沟通?”

李沧东说。年少时开始写小说,是因为孤独,想让世上的不知哪一个人听到自己。拍电影也类似。“我们人类之间有多少沟通?而通过电影,我们能够进行多少沟通?”

他说拍电影很痛苦,渴望创作能改变社会,因此作品不多,平均五六年才有一部新作。但从1997年出道作品《绿鱼》开始,他就一路获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导演、坎城影展最佳剧本,还有数个亚洲电影大奖、百想艺术大赏、青龙电影奖等,之后更受邀成为釜山电影节、坎城影展和金马奖的评审。他还曾在后极权时代的韩国,被开明派总统卢武铉任命为文化体育观光部长,改革韩国电影制度。

李沧东工作室的一个立柜上,摆上一张韩战期间的黑白照片,照片中是一个士兵手提一颗人头。摄:Woohae Cho/端传媒
李沧东工作室的一个立柜上,摆上一张韩战期间的黑白照片,照片中是一个士兵手提一颗人头。摄:Woohae Cho/端传媒

“我想问观众,什么是沟通?这是电影的驱动力。”

他写剧本很慢,十年磨一剑,但他总是在写。严肃的题材在国内叫好不叫座,因此开机也总是面临困难。电影,在他看来从不该是娱乐的媒介。电影是为了说出“美好与痛苦的互相对应”,说出“生活的讽刺”、“时间的讽刺”。电影是为了呈现过去的创伤记忆如何破坏了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事件、一段民主浪潮如何改变了整个国家。电影是为了说出爱,敲打爱,质问爱,肯认爱。“我认为人与人之间最迫切、最主观的沟通就是爱。”

我们在6月造访时,工作室内只有零星几位工作人员,他说,他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写剧本,如果有电影开拍,工作室就会挤满人,非常忙碌。此刻正在写的剧本,内容不便透露,他虽然希望今年年底能开拍,但一切都还不确定。

我们在工作室和他聊了一下午,从电影到人生,从社会运动到创伤,从艺术、痛苦到美,还有他的每部电影对观众提出什么问题(他也对我们提了一个问题)。“电影结束就像一段旅程到了终点,但观众在现实中的旅程才刚刚开始。”他说。我们的谈话也像是一段旅程。

端:端传媒
李:李沧东

青年时代的左翼烙印:电影创作能改变社会吗?

我在玩花牌的时候,那边发生了大屠杀,跟我同龄的人为了民主化做出了牺牲,我们却在玩乐。

端:在《薄荷糖》和导演的小说中,有写到很多韩国威权时期的历史事件,比如光州事件,那也是你成长的年代,我很好奇你的成长背景怎样影响你的创作?

李:我的成长背景确实对创作产生了影响,不论是在电影还是小说里。我刚出生的时候是1950年代后期,韩战刚结束没多久,经历过战争后,整个国家都很贫穷潦倒。我们家也非常清寒,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生活里就没有快乐、光明,我对生活中的黑暗、痛苦和丑陋更为熟悉。这一点自然也影响了我的创作。

我从15岁之后就开始想成为一个作家,当时的目的是希望和某个不知道是谁的人进行沟通,可能是出于自己的孤独,想表达我的内心世界,去触及读者或是某些人。

到了20几岁,当时韩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就是你提到的1980年代的光州事件。那是一个大屠杀事件。当时我在大邱的庆北大学读四年级。5月18日当天,原本要去学校上课,但是校门被封起来,很多军人在把守,说今天要停课。然后我就去了同学家,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天晚上我们就整个通宵在打花牌(注:一种红色的纸牌),隔天才透过报纸看到有些事情发生了。但是当时是军政统治的时期,新闻被控制,所以我没有看到正确的报导。

端:所以报纸上看到的形容是?

李:只是说那边有暴动,但没有说具体的原因和事件。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真相。因为海外媒体报导了真相,韩国国内慢慢才知道光州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道了真相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一开始我觉得,我在玩花牌的时候,那边发生了大屠杀,跟我同龄的人为了民主化做出了牺牲,我们却在玩乐。而且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和屠杀,实施这种屠杀的军方势力掌握了政权并统治了这个国家,在这种情境下,我写小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我很想知道我写的每一行文字,究竟对这个社会可以有什么影响力呢?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怀疑。

韩国作家及导演李沧东。摄:Woohae Cho/端传媒
韩国作家及导演李沧东。摄:Woohae Cho/端传媒

“现在韩国的一些制片商和投资商,还有韩国的很多电影观众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电影,大家都觉得只要拍轻松娱乐的题材就好了。”

这种我从事创作的初衷,在我成为作家和电影导演之后,仍然一直在影响我。我想对中国和台湾的读者来说,读我的小说会感受到这一点。作为电影导演,这可能是我和其他导演的不同之处。电影本身是一种娱乐的媒介,但是我无法制作娱乐的电影。我会希望透过电影向观众传达某种讯息,无论如何都想传达一种影响,否则我就没有动力拍电影。所以电影对我来说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电影总是出产很慢,而且题材都很严肃。

现在韩国的一些制片商和投资商,还有韩国的很多电影观众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电影,大家都觉得只要拍轻松娱乐的题材就好了。电影能改变现实吗?但我之所以想拍电影的动力,已经进入我的身体里了,从年轻时开始就深深烙印在我心中,所以我只能这样拍电影。

端:导演是安东人对吗?我听说大邱是韩国最右翼的大城市,安东在大邱附近的乡下。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就有一种想用创作改变社会的心,那在这样右翼的成长环境会不会觉得很寂寞呢?

李:大邱确实是韩国政治上最保守的地方,可以说是保守的发源地。虽然我是在大邱出生,但我的家乡其实是安东,位于大邱车程两个小时的地方。那是韩国在文化上最保守的地方。所谓的文化保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还保持祭祖的风俗,从家具、建筑到风俗都非常保守,保留了非常多的传统韩屋。

大邱现在是右翼根据地,但是在我出生的时候,1960年代以前,大邱其实是韩国最进步的地方,有很强的左翼倾向。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并没有在很保守的氛围中长大,我父亲也是非常进步的人士,被称为“失败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到1960年代之后,朴政熙军事政权上台,因为朴政熙出身于庆尚北道,所以大邱渐渐就变成一个很保守的地方。

现在,我偶尔回到大邱去跟大学同学和朋友聊天喝酒,就觉得非常的孤独和孤立,因为他们虽然不对我表现出来,但其实政治立场和阵营已经明确划分,他们和我都有不同的观点。

在光州事件发生之前,我其实也有参加庆北大学支持民主化运动的活动,也和朋友去参加示威。那时朴政熙政权已经上台。示威队伍当时已经冲出校园,但大邱市民对学生的示威非常批判,这让我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在此之前,如果学生为了民主化或其他问题进行示威,都会被认为是在受压迫的情境下勇敢反抗,但那次是我第一次发现市民对学生示威有敌对和批评的态度。也许那反映了大邱市民的内心,是某种政治表达,也预示著大邱地区日渐保守化吧。我感受到的冲击,也成了后来创作的基础。

《薄荷糖》剧照。网上图片
《薄荷糖》剧照。网上图片

独裁结束20年:破坏、堕落、创伤之后

“我希望去讲这件事如何破坏和影响一个人的内心,而这个人是代表整个时代的群像。”

端:韩国还有一部《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2017,港译《逆权司机》,陆译《出租车司机》)也是拍光州事件,和《薄荷糖》是很不一样的风格。我很好奇,为什么《薄荷糖》用这样的叙事方法,好像没有很直白地去讲事件本身,而是让你看到一个人很复杂,从一个单纯的人变成一个“疯狗”,到人生最后又想回到最初的单纯。这跟《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那种很激昂的叙事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导演为什么选择这样叙事呢?

李:《薄荷糖》并不是专门为了讲述光州事件而制作的电影。我更希望从另一个维度来拍这部电影,也就是关于“时间的意义”。从1979年到1999年,这20年间,那可以是特定人物的时间,我也想探讨韩国人共同的“时间的意义”。因为1979年是朴政熙近30年独裁结束的时间,当时韩国迎来短暂的“首尔的春天”,一直到1980年春天为止,许多人一度觉得看到希望和梦想。男主角那时候也是20岁,对未来有很美好的希望,韩国整体社会也是一个充满新希望的时刻。在那充满希望的时期,随之发生的却是光州事件。

我用倒叙的方式来拍,想看到光州事件如何改变了韩国社会,以及对韩国人和社会整体的内心带来了怎样的创伤和影响。像您刚才说的《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是专门从一个事件去讲,但我是希望去讲这件事如何破坏和影响一个人的内心,而这个人是代表整个时代的群像。

端:《薄荷糖》有一些很小的细节,关于创伤怎么作用在人身上,比如男主角的膝盖会突然开始痛,我不知道是不是导演真的认识这样的人,听过这样的故事,所以才拍出这样的细节?

李:男主角膝盖痛与特定的心理状态有关,没有一个特定的原型,但是这个细节其实是我听朋友讲的。那个朋友现在是非常有名的画家,但在光州事件的时候是一个艺术学生,也是刚刚入伍的小兵,入伍之后作为一个镇压光州的军人被派到那里,但当时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要做什么。

《薄荷糖》剧照。网上图片
《薄荷糖》剧照。网上图片

“尽管电影的结尾回到了过去,观众在电影结束后离开电影院,还必须活在自己的时间中。”

他的记忆里,那天晚上非常黑暗,他用darkness这个词来跟我形容。因为光州整个被停电,灯全部关掉,所以漆黑一片。那环境肯定是黑暗的,但这种黑暗在我听来有不同的意义。他是一名普通士兵,但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为什么被派去那里,也不知道黑暗中有什么,我觉得那个darkness是一种心理上的黑暗状态,还有焦虑和恐惧。

朋友说,当时执行完任务回到部队点名,看少了谁,旁边的一个小兵一直在咳嗽和呻吟,抱怨靴子里面都是水,湿湿的很难受。他就觉得很烦,叫那个小兵不要再呻吟,把靴子脱掉直接把里面的水倒出来。结果那个小兵脱掉之后,倒出来的不是水,是血。所以,那个小兵虽然被枪打中了脚,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正说明了当时的士兵都处于混乱之中。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光州大屠杀是由军方去杀害市民,但被军方利用的这些普通士兵,他们其实可以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所以我把这个细节详细带入了《薄荷糖》里。在某些时刻,男主角的膝盖就会开始痛,一瘸一拐。我认为这种心理创伤会渗透到身体里,所以我透过身体的感觉来表达。

端:《薄荷糖》电影结束的时候,男主角还是希望回到最初的单纯,导演是否还是想传递一个好的愿景,也就是说即使人和社会经历了那样的过程,最后还是会去回溯最初的单纯美好?还是导演觉得,其实是回不去的?

李:从被破坏和堕落的40岁中年回到20岁,我认为这是一部时间旅行的电影。在电影中,我表达出人想回到过去的欲望,时间旅行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但在电影中是可能的。所以,一个40岁的男人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绝望,他无法回到自己人生中最美好和纯真的时刻,但在电影中,他确实回到了那个时刻。在电影中,时间是倒退的。

尽管电影的结尾回到了过去,观众在电影结束后离开电影院,还必须活在自己的时间中。所以,可以这么说吗?就像卢卡奇(Georg Lukács,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说的,电影结束就像一段旅程到了终点,但观众在现实中的旅程才刚刚开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现在拥有纯真和美好的青春,必须活在自己的时间中。我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后,能够思考如何活在自己的时间中。

韩国作家及导演李沧东。摄:Woohae Cho/端传媒
韩国作家及导演李沧东。摄:Woohae Cho/端传媒

痛苦、艺术与美:“有一些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真相”

“其实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自己内心对于恶的意识,对原谅的意识,还有某一些道德的观念,都反映在你看这部电影的结论里。”

端:刚才导演说回不去,我有一种无力的感觉。电影《生命之诗》的结尾也让我有一种很类似的无力感,女主角做了所有的努力,很多挣扎,最后还是改变不了未来。导演怎么理解电影带来的这种无力感?

李:的确是会有这种无力感,但是我也希望年轻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除了无力感,也去想一下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人生。就像《薄荷糖》的男主角,他其实有很多可以做出选择的时间点,除了去镇压光州市民的时候错手杀死了一个女大学生之外,有很多事情是他可以自己选择的。

比如说职业,是他自己选择了做警察,他也选择用最残忍的方式去拒绝了那个女生,所有的选择构建了他自己的这个人生。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我的电影之后,回想一下自己做的选择和未来要做的选择。

《生命之诗》里面也有很多选择,电影里没有明确表达杨美子有没有报警,没有这个镜头。我让观众去想,最后也是开放式结局。她究竟有没有自杀?这部电影是留白非常多的。其实结局是给观众的一个提问。

端:嗯,是的。但是⋯⋯

李:你看《生命之诗》,觉得结局是怎样的?

端:我觉得她死了。我觉得她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可是有很多未来的事,包括孙子的命运,她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坏事也不是她本人做的。我觉得她在做了所有努力之后已经非常累了,所以决定放下,那个死有点像去寻找一个解脱。所以才有点对应到那个女学生的死,我觉得那个女学生也是在长期的痛苦之中想要解脱,才会去死的。

李:没有答案。但是《生命之诗》女主角的演员尹静姬,她演的时候不是以杨美子会自杀的设定去演最后那段戏的,所以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正确的答案。你之所以会认为杨美子最后自杀,是因为你看完整个故事之后,希望给它一个定义,去让这个故事完成。

其实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自己内心对于恶的意识,对原谅的意识,还有某一些道德的观念,都反映在你看这部电影的结论里。你刚才有说,看完觉得有无力感,其实这种无力感也反映出你自己的一些东西。

《生命之诗》剧照。
《生命之诗》剧照。

“我认为电影应该展现生活中痛苦与美好的对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一些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真相,所以我觉得电影应该展现这些。”

端:嗯,谢谢导演。我看这部电影的另一个感受是,痛苦和美的冲突感很强烈。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女主角得了阿兹海默,所以才会在找受害少女的母亲的时候,明明是要谈赔偿金的事,却忘了,结果和对方谈起了美丽的杏子。

其实那应该是一个丑陋的场景,可是最后却变成一个美的对话。我很好奇,也不只是《生命之诗》,导演的其他电影里面也有很扭曲痛苦的场景,同时有一些很美的元素,重叠在一起。导演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我虽然不知道原因,但看完这些场景之后,内心产生的冲突感是非常大的,但我不知道怎么定义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导演想要我们感受到的东西,或者会不会这是你自己看待生命的方式?

李:就你刚才提出的问题和你的感受,你说在我的电影里看到了痛苦和美好形成对立,觉得很冲突这一点,真是太好了。我觉得你有理解到我和我的电影。所以听到你的问题,我很高兴。

我认为电影应该展现生活中痛苦与美好的对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一些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真相,所以我觉得电影应该展现这些。我并没有刻意,而是自然地传达,但你感受到了这种对比,你有理解和共鸣。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作为人类,必须经历各种痛苦和丑陋,没有人可以避免。围绕我们的可能是美丽的自然,或是我们当前的痛苦,但无论人生是什么样子,这就是隐藏在我们生活里的秘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是艺术的秘密。为什么呢?写诗和进行艺术创作是为了寻找美,无论是在诗中,还是电影对白中,我们都在寻找美、揭示美、表达美。但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美,还有痛苦。

但作为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常常会忘记那种痛苦。就像杨美子一样,本来要找受害者的母亲去解决问题,但到乡下之后看到很美丽的风景,被杏树和花所吸引,就产生了很多诗意,还跟受害者的母亲分享。她忘记了现实的痛苦,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角色。艺术,追求美的艺术,有时会让人忘记现实。但其实痛苦、美好和艺术创作是紧密相连的。

“作为人类,必须经历各种痛苦和丑陋。围绕我们的可能是美丽的自然,或是当前的痛苦,但无论人生是什么样子,这就是隐藏在我们生活里的秘密。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是艺术的秘密。”

《薄荷糖》剧照。网上图片
《薄荷糖》剧照。网上图片

这种美好与痛苦的互相对应,也可能是我们生活的一种irony(讽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薄荷糖》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时间的讽刺。在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是当他觉得有人爱他,他也爱那个人的时候,正是在那个美好的时刻和地点,但那个地点也是他最绝望、最悲剧的时刻发生的地方。观众在看电影时一早就知道这件事,但他自己不知道。因为电影是倒叙的,观众先知道结果,然后才看到原因,所以可以逆向去看因果。但时间就是这样。

我想透过这部电影询问观众什么是时间的意义。在希腊,“时间”有时被称为Kairos,有时称为Chronos。Chronos,或者旧称Chronicle,是指对所有人来说都相同的物理时间,一分一秒那样过去。而我们通常说的时间是Kairos,指的是有意义的时间,我们感受到的某一段时间。就像男生服兵役的时候,会觉得一天好像一年一样,但放假出来跟女朋友一起度过的时候又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每一段有意义的时间都带给人不同的感受,但即使那段时间已经是一个结果,如果我们去反思它,它的含义还是可能会改变。例如,如果现在有人因为交通事故去世,回想起事故发生前的时间,会觉得每一刻都充满意义,或是可能会希望他不要过马路,或希望他稍微晚一点过红绿灯,等等许多小事,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反思事情的结果,从另一角度去看待因果,我们会更了解时间的含义。所以,观众从这样的角度去看《薄荷糖》的开头和结局,可以更强烈感受到时间的讽刺意味。

“这种美好与痛苦的互相对应,也可能是我们生活的一种irony(讽刺)。”

用电影呈现真正的爱:最迫切、最激烈的沟通

端:电影《绿洲》讲一个社会边缘人和罕见病患者相爱的故事,这是极少人探讨的题材,导演为什么会制作这部电影?

李:做这部电影的目的,是想讨论什么是沟通。我想问观众,什么是沟通?这是电影的驱动力。我们人类之间有多少沟通?而通过电影,我们能够进行多少沟通?沟通不只是与我有相同看法的人,可能有人对事情的看法和我很不同,甚至有些人我不想和他交谈,甚至不想看到他,但与他沟通可能更有意义。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最迫切、最主观的沟通就是爱,因为相爱的人之间进行的沟通是最激烈的。只在相爱的人之间存在的那种沟通,可能其他人根本不会懂,而这种沟通就是爱。

《绿洲》剧照。网上图片
《绿洲》剧照。网上图片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最迫切、最主观的沟通就是爱,因为相爱的人之间进行的沟通是最激烈的。”

《绿洲》的男主角被社会排挤,是某程度的心理不适应者,人人都不愿靠近。女主角的残疾让她身体扭曲,让人看到她都觉得不自在,连视线都不想触及她。但这样的两个人却相爱了。但是在旁人眼中,这不是爱,是犯罪。

所以我想问,他们的沟通和爱,能够多大程度被观众接受?电影通常是关于帅哥和美女的爱情故事,因为它满足了观众的幻想,让人从中获得一些替代式的满足。但是那些完全与幻想无关的爱情,人们不想看到, 不想参与,不想阅读。观众对这样的爱情故事接受程度是多少?

端:我自己看的时候觉得它在探索爱的极限,就是爱可以到什么程度。导演是不是在试探观众,对于爱的想象可以到怎样的极限?看《绿洲》的整个过程是痛苦的,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也在想,这是我能理解和接受的爱吗?这是让人思考的电影。

李:可以这么说。我希望完全呈现最真实的一面,所以观众才会像你说的,有不舒服和抗拒的感觉,但其实这才是最真实的。我透过这种真实的不舒服的感觉,来让观众看到我拍的爱情。观众可以和这两个主角沟通到什么程度?观众也分两极,有一部分人可以接受这种爱,也有些人到最后也对这部电影有排斥感。这也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端:《绿洲》里面讲的是爱,而《燃烧烈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三角关系的爱情故事,可是我看完其实都不确定里面是不是有爱,唯一确定的是里面的三个人都很空虚。导演想透过《燃烧烈爱》传递的是什么呢?

《燃烧烈爱》剧照。网上图片
《燃烧烈爱》剧照。网上图片

“穷人有穷人的愤怒,富人有富人的愤怒,男人有男人的愤怒,女人有女人的愤怒,政治甚至还在利用人们的愤怒。但我觉得这个愤怒的根基在于无力感。”

李: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看到年轻人普遍的愤怒,还有整体社会的愤怒,也包含无力感,所以我很想透过电影来表达。这个愤怒不仅是韩国的现象,我在全球都看到这种现象,而且穷人有穷人的愤怒,富人有富人的愤怒,男人有男人的愤怒,女人有女人的愤怒,现在政治也反应了这种愤怒,政治甚至还在利用人们的愤怒。

但我觉得这个愤怒的根基在于无力感,因为有无力感,什么都做不到,所以才会产生愤怒。大家会觉得这部和之前的作品感觉不一样,其实一直以来我电影的文法都是一样的,只是最后提问的方式不一样。之前的电影只是集中于一个问题,这部是用很多问题来层层发问。

端:层层发问的意思是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开放式结局,里面的谜团不只一个对吗?

李:对。

端:所以到底《燃烧烈爱》里面有没有爱呢?

李:男主角对女主角真的是爱吗?谁都不能下这个定义。在电影中,男主角说要放火时,说他爱女主角,但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有多真,可能他把其他的情感误认为是爱。例如有一幕,他们在吸大麻的时候,女生把上衣脱掉跳舞,男生非常生气,说她在男人面前脱衣服是一种放荡的行为。

我们可以说这是爱吗?这可能是他的大男子主义反映出来的一个瞬间点,也可以视为一种嫉妒。她后来消失之后,他到她家去寻找,也在她家自慰,但也不能说他就是爱这个女生。但是,或许在当下的韩国,可能全世界都是这样,许多年轻男子在那种程度的情感中,就认为自己对一个女子是爱情。或是著迷吧。

而从女主角的角度,她说自己7岁的时候被这个男生从井里救出来,但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也没有结论。但是,即使那是谎言,她还是认为他就是她的救世主,可以把她从现实的人生中解救出来。但你可以说这种感情是爱吗?其实也不能,她只是把自己希望被救赎的这种感情投射在这个男生的身上,她不是爱他,而是爱那个能拯救自己、保护自己的存在。

所以这两个人其实没有真正的爱,有的只是在人生的空虚或缺失中产生的不安全的情感或关系。许多年轻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关系吧。

 韩国作家及导演李沧东。摄:Woohae Cho/端传媒
韩国作家及导演李沧东。摄:Woohae Cho/端传媒

端:最后一个问题。导演在以前的访谈中说过拍电影是很痛苦的事,不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可是还是会一直拍下去。如果导演当年一直做高中老师,而没有来拍电影,你觉得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会比现在少一点痛苦吗?

李:可能会。做老师的时候其实也不快乐,所以才会放弃这个职业。但是与创作的痛苦相比,教学的这种不快乐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因为创作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努力不一定能成功。其他工作,只要你付出努力,就有可能取得进步或成功。但创作不是仅仅靠努力就能成功的,所以很痛苦。

端:但是作为读者和观众,我很感谢导演没有继续做老师,而是来拍电影。

李:谢谢你。

端:谢谢导演。

韩文翻译协助:胡椒筒

读者评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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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特别喜欢看各种导演聊自己的电影。这篇访谈的对话很好,让人窥见到了导演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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