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瑟芬：台湾迟来的MeToo浪潮，民进党性骚事件何以成漩涡中心？

（乔瑟芬，曾任职出版、媒体，现效力于文化创意产业，长期投入非政府组织，致力公民社会力发展。）

自5月31日，署名陈汘瑈的民进党前党工以一篇脸书文引爆此波MeToo运动以来，涉及亲绿、抗中阵营的性骚扰案，仍持续透过当事人的创伤书写在网路社群中曝光。这股风潮也召唤出来自艺文、影视、文学、社运、媒体等不同领域的创伤经验，伤者被已出面的陌生人鼓舞，有了说出口的勇气。短短一周，一篇又一篇血泪斑斑的自述，不敢求助、无法逃离、害怕对方权势地位或被进一步伤害、只好虚以委蛇的痛苦，是每个深藏多年的故事的共通点。

无独有偶，即使多数自诉都未直接点名加害人，然而立刻有其他受害者从相似的情节和时间，辨识出彼时的自己，既而在网路上相认，也有记者主动去比对相关线索，直接在新闻报导中进行揭露。事件爆开时，该领域几乎都不感意外，表示这些事件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既是这么多人知情、甚至私下提醒身边女性“要小心”的事，为什么就是无法放到台面来说？为什么长久以来，大家都“听说”过某些事，却无法让这些人付出代价？台湾在制度面其实是相对完善的，为何还会一再发生让受害者求助无门的事件？

打破关于性暴力的各种迷思

性／别暴力是社会环境与个体互动下的产物，只是协助受害者是不够的，需要更多人认知哪些价值观导致错误的归因和权力的滥用。

在追问台湾亲绿阵营里的性暴力事件为何产生、又为何逐步累积为风暴前，还是有必要稍微说明跟性有关的暴力的性质。

首先，性／别暴力从来不是单纯的性欲问题，而在于权力与控制，透过剥削、宰制他人的身体与感受来强化、膨胀自我，甚至享受著受害方的屈服、不得不的迎合，满足其支配与控制的欲望。

自MeToo运动以来，包括台湾近期曝光案件，绝大部份的受害经验都佐证了此点。加害者并非真的“不懂人际距离”、“只是热情一点”，而是因为深知自身所处的权力位阶，对受害者是有恫吓力的，相信自己可以在不顾他人意愿的情况下，以言语或行为展现其宰制与掠夺的企图，有些加害人还会将之美化为“风流、勇于试探”。

性并不肮脏，有问题的也不是欲望，而是不顾他人意愿，甚至透过权力进行胁迫。

其次，性／别暴力得以一再发生，有著整个社会或该领域的圈层文化作为后盾，而非仅是个别加害者的问题。台湾除了同样受父权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承继华人社会将性神秘化、羞耻化的传统，对受害者（特别是女性）形成更强大的规训，让受害人习于先自责，而整个社会氛围也倾向怀疑受害人“不检点”、“没保护好自己”。因此即便受害者能突破各种人情勒索和防堵的困境，诉诸法律与性平制度，往往也会因司法人员、调解人员或主管的相关意识不足，而再次受到伤害，令许多受害者踌躇。

再者，受害者的样貌不只一种，也没有完美的受害者。在这些创伤故事的留言里，经常可以看到各种质疑，例如当下为什么不离开、不反抗，加害者甚至会以“他每天／事后都跟我有说有笑，怎么可能是性骚扰／性侵呢”来逃避社会检视。

然而，受害者可能因为各种不同原因，包括害怕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失去工作、学位等，或吓到来不及反应，而没有“激烈拒绝或抵抗”，导致看起来一切如常，甚至为了自保，还要继续假装与加害人友好，这都是导致相关事件里，受害者很难有足够证据和人证从司法途径获得正义的原因。而当外界假设性别或主流审美才是造成受害的主因，也导致男性、多元性别、年长的被害人更不易向外求助。

最后，与性相关的骚扰、霸凌、侵犯等行为，在指认和证明上，本就有相当难度，证据很难保全，也不易找到证人（不论是没有第三者在场，或第三者难以感知、畏于权势等），以刑事犯罪和国家刑罚的角度，必须极其谨慎，谨守相关原则，甚至只能错放。然而，相关行为并非只有法律责任，还有社会责任，无法透过司法追求的正义，不代表不能透过其它途径完成，特别是针对那些长期持续、有明显权力滥用的事件。再者，性平制度关注的是教育、人际关系与环境的修复，诉诸公共领域，则是突显制度为何失灵，和行为人的道德责任。

如同坚守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能透过批评、倡议等手段，去制衡并给予劣质言论足够压力，让公众做出判断，也能避免弱势群体受其伤害、被排除在公共参与之外，两者并不互斥，同样是值得悍卫的基本权利。同理，被指控者一样能在公共领域提出辩驳，他们的话语权并未受损。

性／别暴力是社会环境与个体互动下的产物，只是协助受害者是不够的，需要更多人认知哪些价值观导致错误的归因和权力的滥用，如果不去挑战喂养出这些价值的社会文化，就无法打破性／别暴力的循环。

绿营的MeToo事件为何更受到关注？

一部份受害者也因《人选之人》掀起的讨论，重新点亮了心中的一点光，下定决心面对过往，并相信这是整个社会开始学习追上她们的时刻。

民进党作为威权和旧秩序的挑战者，一直以来都是透过价值和理念来号召群众，支持者也习于诉求更高标准，在过去是相对于党国腐败的清廉、勤政、爱乡土，近时则是突出台湾作为民主阵营成员，相对于极权中国，有著根本性的价值差异。而民进党自党外时期就有不少成员投身妇运，民法中各种关于婚姻、财产分配等对女性不公的修法，都由这些妇运前辈主导，近年又因为同婚收获了大批相信人权、平等价值的年轻选民；这群支持者的组成，让这场政坛的MeToo运动，从自家内部先行开炮。

随著台剧《人选之人——造浪者》热播，剧中金句不只影响了众多绿营支持者，更仿佛一个正在自我实践的预言，人们渴望现实能往戏剧靠近一点点，也不自觉比较著剧中的公正党与现实里的民进党。特别这几年在抗中保台氛围下有太多习得的妥协，戏剧唤醒了一部份绿营支持者对“什么东西不能拿来交换”的思考，重新期待政治不只是对中国的抵抗与恐惧，能重新燃起当初的热忱。一部份受害者也因该剧掀起的讨论，重新点亮了心中的一点光，下定决心面对过往，并相信这是整个社会开始学习追上她们的时刻。

早于绿营近期第一案爆开之前，当民进党宣布以“民主大联盟”形式，与曾在法院记录中留有疑似以不知内容的私密影片威胁前女友的李正皓合作，就引来党内青年对民进党未来方向的质疑，党主席以一句“私领域的事”试图搁置争议（6月8日晚间，李正皓宣布退选），让重视性别平等价值的支持者大感失望，连不少因职场伦理、向来不对此类事件表态的绿营党公职，都打破沉默，直言此决定不妥。

而位于首都、理应“比较进步”的中央党部，如此粗暴处理性骚扰事件，又涉及对当事人施加人际压力，加上直属主管连同上级督导的三层疏忽，后续报出来的还有青年部主管疑似包庇性骚扰的党工、甚至带头进行职场霸凌的行径，更令支持者跌破眼镜，尤其涉及该事件的两人都相当年轻，而非“老绿男”，也让人怀疑民进党的人才选拔和任用标准，是不是出了问题。被指控者一连串似乎瞄准受害者的法律行动，更激起了支持者的愤怒。

虽然赖清德接任主席后，对各项争议（论文、排黑），一概采取矫枉不惜过正的态度，不只亲自出面宣示零容忍，更表态连自己都会去上性平课程，但仍有不少支持者持观望态度，不接受官样文章，反要求更明确的价值宣示与后续改进措施。在蔡英文总统二度表达歉意、并坚定表示应保护受害者的立场后，总统府资政颜志发于6月7日改变态度，虽仍坚称自身清白，但主动辞去资政一职并撤回对前员工的提告，此举颇具指标意义，似乎透露出民进党高层已意识此事的严重性，如同四年前748同婚专法，能不能留住女性、年轻选民的心，在此一举。

受害者不是战犯，性骚扰者才是

从许多沉淀多时才说出口的故事中，我们也看到了受害者们，特别是受害的女性透露出的坚轫，她们确实是在等待这个社会准备好聆听。

不可否认的，逐渐白热化的2024总统大选，放大了媒体对相关议题的兴趣，绿营以外各阵营更是纷纷“捡到枪”，每天照三餐轰炸。一旦进入政治上的攻击与防守，受害者是否值得同情，也取决于不同颜色阵营的立场，以及能多有效打击对方，至于要不要打破“不谴责受害者”的原则，则视己方涉入的行为人层级有多高。不管对哪个阵营来说，当事人的遭遇和痛苦一定程度被工具化了，即使同在绿营内部，也难免将特定事件当成派系斗争（或筹码）。

但在如此令人沮丧的氛围里，仍旧看到社会有些许令人欣慰的变化。这种不成比例的高度关注，除了大众媒体的长年失衡效应外，仍有来自自身阵营的部份支持者要求看到改变的坚持。相较几年前，几件零星针对泛绿阵营控诉遭遇的大量羞辱性留言和指责，这波当事人获得较多鼓励与支持，几位青年世代政治工作者更串连起来，公开表示对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对其遭遇表达了高度关切与同理；他们对民进党的情感建立在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和理念的对等合作关系上，而非仅是从属关系或人际纽带的利益或依附关系，身体力行《人选之人》剧中另一句金句：“我们不是战犯，性骚扰者才是。”

从王丹被指控的网路舆论反应也能看出，针对性倾向的羞辱大幅减少，多数人都能就事论事，不认为六四应该被谁代言，也不因王丹的经历，去否定受害者的指控的正当性。即使在为选情焦虑、并非真心将平等价值放于第一位的绿营支持者当中，也展现出一定程度的克制，虽然有各种刺眼的“但是”，还是得展现对当事人的同情和支持，这或许能视为在绿营支持者中，有一定人数的群体，不管基于信念还是选举输赢的考量，已逐渐建立起一条近似“政治正确”的界线的证明。

从许多沉淀多时才说出口的故事中，我们也看到了受害者们，特别是受害的女性透露出的坚轫，她们确实是在等待这个社会准备好聆听。有好几份自述，将过往那些很难呈现于公众、一闪即逝的瞬间、那些必须进入特定情境下的权力关系才可能指认出来的行径描绘出来，让更多人理解到一个熟稔社会规则、非常懂得不留下有力证据的掠夺者，是如何在细微处铺陈、达成进犯目的，将他们如何利用人性的过程，解剖在众人面前。

这波时势的浪头，让有更多人准备好去聆听，而这一波受害者们对社会结构、权力运作也有更清楚明白的认识，能精准的以大众能理解的方式，揭开过去种种难以言说之处，也让有著同样遭遇的人们知道：你不孤单。

泛绿阵营性平事件的特殊性

泛绿阵营正站在一个历史关口，能否意识到正是那些小事，构成了个体的尊严，争取个体尊严的最大化，就是政治工作的最终意义。

对于这群（后）太阳花世代的受害者们来说，最痛苦的地方在于，过去的性暴力是赤裸的、不加修饰的，但在“公民觉醒”之后，面对的却是更多善于包装、营造人设、满口进步理论、甚至清楚知道怎么让整个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加害者、要求“大局为重”的包庇者，或是将一切抹为“不同政治立场的恶意操作”的同温层。

泛绿阵营既不特别高尚，也没有特别败坏，相关事件的型态，就是台湾社会的缩影。但政治相较于其它场域仍有其特殊性，相较私人企业的职场以市场机制召募来的员工占大多数，政治工作多数时候是透过人际关系建立的不同信任圈层，来选任工作者，并执行资源与利益的分配，也因此更加仰赖人脉与人和，这也使得政治工作场域的权力更加集中、也更加封闭，也只遵循自身的运作逻辑（例如胜选）。

但原本内部众声喧哗、不害怕透过争吵找出路线的民进党，在有过执政经验后，为适应台湾特殊的双首长制，总统兼任党主席几乎是种必然，也改变了过去透过派系彼此制衡的生态，单一派系或小圈子用人的腐化风险就会提高，失去各派系相互制衡的能力，也是民进党近年来总会在一些关键事件里（如提名策略、论文风暴），失去自我觉察的意识、以致错过煞车机会的原因之一。

相对于那些不谈道德、不谈理念，只以“务实”、“发大财”为号召的政党或政治人物，不论发生什么事，社会大众既不会失望也不会意外，只要不损及利益分配，再怎么离谱也无所谓。相对以理想为号召的组织，本就背负著各种高期待值，甚至也知道必须以更高的自我要求，来争取更多人的认同；这看似极不公平的大前提，却也让后者能享有更高的认同度与向心力，特别是困难时的不离不弃，这是很多支持者抱怨民进党像个沙包时，经常忽略的。

这种理念型组织，在面对外来攻击和挑战时，能迸发强大的内聚力。就如同其它出于宗教信念、救世情怀而形成的组织，一面自我要求，一面极力维护自身形象尽可能纯洁清高，也会有更强的动力去忽视、掩盖组织内不明誉的事件，成员们甚至会自动将参与掩盖的言行，与保护理想连结起来，说服自己是在为了更伟大、更崇高的目的这么做；从联合国人道救援组织内部长年存在的性剥削、到天主教会长达数十年的性侵事件，都能见到这种不惜碾压、牺牲个体尊严的权力运作模式：一种因理想而形成的暴政。

从最早出面控诉的几位民进党前党工，字里行间仍可见他们因对这份理想的想念、对这个组织仍有爱，以致身心在不当事件发生或敌意工作环境形成之后，处于巨大的断裂感所带来的痛苦中。直至今日，他们仍担心说出来的这个决定，会给对手攻击的空隙、进而影响选情。此种心境转折，也广泛存在于因理念而聚合的新兴小党、工运、社运甚至性别运动团体类似事件的受害者之中。

这也是泛绿阵营在面对相关事件中形成的吊诡：越是被社会大众和部份支持者赋予高期待，也就有越强的动机，将一次又一次事件掩盖在“大局为重”、“相忍为国”之下，连规模不大的新兴小党基进党，也在内部爆发性平争议时，有相似的反应态度。

但越是如此，党内已然因权力而迷失的成员，或是本就靠著人际关系依附进来，只是以理念来掩护自身对利益和更高权力追求的投机份子，就越有机会靠著这种吊诡所支撑起来、但其实不该存在的极大包容空间，在组织内坐大，导致组织文化受到严重影响，而这些滥用权力者再带进组织的新成员，更可能进一步改变了组织内的价值排序。若领导者未能即时觉察此种效应，或为内部和谐、团结等因素而妥协吞忍，就很容易造成愿意对抗、改变的人因得不到足够支持，被劣币效应驱逐或边缘化。

除了政党组织本身的因素外，台派阵营长年以来也弥漫著一种“公妈疼孙”的心态。他们与因价值信念选择绿营的另一半选民很不同，更多是出于素朴的国族认同，加上历史转型未竟的记忆与伤痕，即使缺乏效益评估、透明问责，仍愿意不断将资源和期待，堆在少数自媒体宠儿、学运明星或有社会动员能量的KOL身上（海外老独派也是这样，而绝大多数得此待遇的都是男性），将他们当作台独的未来。

于是，就算发起公民1985联盟的社运明星柳林玮学生时代就有负面风评，还是能大笔收割太阳花后的资源和能量，在他出事以后，仍旧没有人觉得问责和社会信任是重要的事，于是又有了网路媒体沃草前任执行长林祖仪在处理财务上的重大缺失，与他们同辈、远比他们更杰出更优秀的女性，几乎不会得此青睐。

这多少也助长了部份台派阵营男性宠儿们的盲目自信，认为只要将自身与“台湾的未来”绑在一起，做什么都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此种以情绪动员相互喂养、相互绑架，可追朔到马英九执政后期，乘著演算法起飞的，是各种生猛有力的图文，毫不避晦使用各种刻板印象和擦边的玩笑和性羞辱来搏眼球。善用全新社群网路工具来“造浪”的第一代KOL，走上以情绪动员、扩大受众之路，至此，以论述主导、佐以大量有品质辩论的盛况不再，短暂的“公民觉醒”，也成了一个笑话。

再后来，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从2019年的政治迷因和后来的侧翼等现象，都能从过去十多年来，政治事务如何在网路的公共空间中被讨论的演变，找到轨迹。歧视一点都不重要，如何精巧的使用歧视来满足支持者的情绪，或用歧视来攻击政治对手（包括指控其歧视）才是重点；台大经济系学生会事件后，绿营兴冲冲整理了柯文哲历年的性别歧视言论、指其为带坏年轻人的元凶时，当然不会想起、更不会承认上面有一半的言论，其实发生在民进党与柯文哲关系正好的时期。

十几年来，当一群人变著各种戏法说“女人和少数弱势群体的受伤只是小事”，这种把其它所有当成是小事的环境，自会吸引、培养出网友口中的“恶男”。随著民进党对社会运动和网路新生势力的收编，这些人也进到了民进党内。

该问的从来不是为什么这时候爆出来，而是怎么现在才爆出来？

如今，民进党和整个泛台派阵营，正站在一个历史关口，能否意识到正是那些小事，构成了个体的尊严，争取个体尊严的最大化，就是政治工作的最终意义，而主权的正当性，仰赖对治理范围里个体尊严的维系。这些“小事”，将决定民进党以何种姿态存续，决定台湾社会在与中国的对抗中，是选择成为对方的镜象，还是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结语

台湾这波MeToo运动中，爆出的主要都属于因系统性失灵无法在体制内被声张的结构之恶，以及因社会权威与圈层利益长年被掩盖的陈年旧案。

自2017年各国一波波MeToo运动后，台湾首先迎来的却是各种对“政治正确”的嘲弄，指责所有性别平权、反歧视的努力都是“搞取消文化”。回朔历史，台湾的现代化是殖民者为自身教化与掠夺工程的强迫升级，更多是工具化而非受内在思想启动；近代民主化历程虽进展很快，但在基础的人权和自决观念之外，仍有太多来不及深化和思索、由历史遗留下来的课题待补，性别平权其实也是转型正义的一环。我们错过的课题，被选举或各种世局变化一再推迟。终于，一直逃课的台湾社会，在过去这一周，由政治圈开始，迎来各种伤痛自述的大爆发。

不少有志之士开始忧虑“公审、猎巫、未审先判”等负面效应。然而，如果不面对问题的根源正是司法与制度系统性的失灵、无能回应受害者的事实，和造成优势权力者（即使是对男性的性暴力事件，加害者绝大多数也仍是男性）不断掠夺且几乎不必付出代价的社会结构，这些忧虑再有理、再正当，最后也只是“不符比例原则”的将责任丢回受害者身上，让想说出伤痕的人却步。

这类呼吁也忽略了台湾这波MeToo运动中，爆出的主要都属于因系统性失灵无法在体制内被声张的结构之恶，以及因社会权威与圈层利益长年被掩盖的陈年旧案，目前为止，参与者和声援者明确知道运动主体性为何，也展现了高度自制与反思能力。与其将刑法的无罪推定原则错用在对社会责任的声讨上，不如好好厘清接下来的故事“该怎么说”。

媒体与社会的关注度已逐步递减，怎么把握黄金时间，留下一些改变的契机，包括如何透过这些叙述去完善既有救济管道、找到更有效的社会沟通模式，改变一般人对性暴力的迷思，包括思索什么样的社会代价是合理的？面对已经受过刑事处罚或已被充份知晓、愿意改过的行为人，我们可以接受他们回到原来的职场，甚至有重新掌握权力可能性吗？这才是更有建设性的讨论方式。

处于风暴中央的民进党一再宣示检讨制度上的缺失，蔡总统也指出三个可行的修法方向。然而，法律只能给出原则性的规范，并强迫制度介入处理，但过程中也可能产生新的权势漏洞。治本之道，是细致去辨识每个职业领域、圈层场域中，不同的权力运作模式，这不是靠法律能规范的，而是个体对自身权益更清楚的认知与维护意识，以及机关、学校、雇主愿意认真面对一个性别不平等、不友善的环境，将会严重损及自身的生产力与创造力的现实。

在新的法律、新的权利意识与各领域不同角色的互动规范形成的过程中，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仍得仰赖公共领域的发声和持续讨论，在补充现行系统不足同时、也进行自我节制和监督。也许，我们能从这些扣问当中，发现如何修补现存系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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