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抗议”的颜色：夺回生活的抗争者是“境外势力”吗？

有一则关于大象的寓言故事。马戏团养了一头小象，拴在木桩上，让它无法挣脱，后来小象长大了，有力量拔起木桩，但它却从没想过要逃跑，小小的木栓困住了大象。

2022年中国为执行清零政策进行的大规模封控，像极了这个寓言：只需要几个社区工作人员和保安，就能把几万人封锁在家里。直到11月底，抗议封控的声浪才出现在不同城市，并迅速互相传染，引发了短暂但汹涌的上街抗议行动，大象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力量冲破牢笼。

举白纸之前，拒绝配合和理解的普通人

清零政策三年，中国社会几乎复制了奥斯维辛的权力结构，被管控的人和管控者（大白）在脸谱上清楚对立，在权力关系上也清楚对立。当封控成为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紧急状态，声讨大白、为难基层也成为普通人反抗的第一步。

在上海的抗议者走上乌鲁木齐中路之前，反对封控的情绪就已经在中国各地涌动了。11月24日，重庆一个被称为“超人哥”的男人在小区门口抗议封控，他高声演讲：“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不自由和穷，我们现在全占了。我们现在还在为一个小感冒而折腾。市政府错了，就只能一直错下去，不然就必须有人负责。”视频显示，超人哥被警察拖走，又被现场的居民救回。这则视频在微信、微博和短视频平台广为流传，人们支持他的演讲，把他看作英雄，也为居民保护他的行为而感动。

值得留意的是，超人哥起的调子很高，他在小区门口喊“不自由，毋宁死”，引用诸葛亮的故事，批评政府不愿意承认错误，但群众基础却很坚实——无论是举着手机围着他的邻居叔叔阿姨，还是社交媒体上的评论，人们都欢迎这种语言。有网民把重庆人冲破封控的举动和“川军”图腾联系起来，说有“川军”在中国就不会亡，自由和爱国难得彼此结合。

这让它区别于11月中旬广州城中村抗议封控的骚乱。广州这场冲突引发的舆论，首先是本地人对城中村服装产业链从业者（主要是湖北人社群）的责难。相关的说法了无新意，无非是指责湖北人不遵守防疫政策到处乱窜，湖北人懒惰、贪婪、撒泼。广州本地人和政府站在一起，把对封控的反抗看作清零失败的根源，这种本土心态在11月17日“反绑维纳斯”事件中膨胀到底，两名外地女性在广州一个封控区域被一个男人暴力绑住双手，而主流舆论几乎都在谴责这两名“冲卡”的女性，认为她们“伤害了广州”，胡锡进甚至评论表示私刑的目的是“扭送派出所”，是合理的手段。

在11月11日放松防疫政策的“二十条”出台之后，同时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股潮流。广州城中村骚乱延续的是动态清零的旧叙事，是2020年初官媒带头指责留学生“千里投毒”，三年间大量网暴、刑拘阳性确诊者的回声，抗争的人被认为是清零政策要解决的麻烦。重庆超人哥引发的共鸣则刚好相反，拒不配合的姿态和陈义甚高的“市政府错了”，都是饱受封控之苦的人所需要的武器。同样的反抗之举，究竟是不配合防疫的害群之马，还是“为众人抱薪者”的英雄，代表着清零政策三年之际中国社会对防疫进路的不同想象。

和重庆超人哥在小区门口的演讲同一天，北京多个小区的业主也发起自救联署，支持阳性居民居家隔离，并表示如果阳性居民“遭遇各种形式的强迫，邻居们也愿意挺身而出，维护他正当合法的权利”。清零三年之间，这样的案例屈指可数，更多的是要求转运阳性邻居和拒绝方舱回来的邻居进入小区。同样的居家隔离倡议在今年3月份上海一些小区也有出现，但上海的居家尝试最终被封城意志碾碎了。

事实上，公众对核酸企业的不信任是这一轮自救和抗议能形成联盟的重要原因。延续这几年骂资本不骂权力的潮流，核酸企业在最近几个月成为众矢之的，坊间许多人普遍相信这些企业牟取暴利，靠造假和故意传播病毒使得清零失败，即是所谓“龙王卖伞”。尽管根据报道，核酸企业被政府拖欠了大量的账款，处境也并不好，但阴谋论比起科学更有力地团结了公众，让要求转运邻居的共识有机会转变为保护邻居。

仍然是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造成10人死亡的火灾进入公众视野，可见的民间声音普遍认为是封控导致了这一悲剧。控诉防疫对日常生活的挤占再次形成公众意见。历次封城中，消防通道被封堵、急救通道被封堵造成的悲剧不胜枚举，但从来没有引起官方的反省，也很少演变成集体抗议。11月25日晚上，乌鲁木齐多个小区的居民上街抗议封控，声势浩大。同时，在北京也有多个小区的居民出面反对封控。当天晚上，乌鲁木齐、北京、重庆等地的反封控视频传遍了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配合乌鲁木齐民众打出的五星红旗，一夜之间四处是反抗的烽烟。

11月26日，社交媒体开始大量传播对抗封控的经验和话术。有新疆居民拒绝做核酸的视频、有市民在电话中质问相关部门的封控决定是否违反“二十条”和“九不准”的视频，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向警察普法表示居委会没有权力封小区的视频，有警察表示物业如果限制居民人身自由他们会执法的视频，有面对执法警察上门如何应对的SOP指引。同一天，乌鲁木齐宣布社会面清零，北京大量被封控的小区也几乎都被居民自主解封，人们开始意识到“反抗有用”。

尽管官方对“二十条”的解读十分谨慎，在石家庄“试点”浪花后，又抛出含糊其辞的“既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随意减码”，导致很多城市又实行了严厉的封控措施，但“二十条”给了不满封控的公众一个讲法律的机会。民间突然掀起学法普法的风潮，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试图解除自己小区门口的封闭铁皮。这和清零政策施行初期对“大白”大唱“温暖了四季”的感恩和配合风潮是截然相反的，人们通过诘难基层人员，要求防疫人员给足文件、走足程序，通过不理解不配合来突破法律基础本就薄弱的强制封控。

清零政策三年，中国社会几乎复制了奥斯维辛的权力结构，被管控的人和管控者（大白）在脸谱上清楚对立，在权力关系上也清楚对立。化身为“大白”的志愿者在社交媒体上早已声名狼藉，而当封控成为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紧急状态时，声讨大白、为难基层也成为普通人反抗的第一步。尤其是11月26日，一则视频显示北京天通苑社区的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对付不听话的居民，“找个黑地儿拘他三天”“他的软肋是儿子”“咱们把这帽子往寻衅滋事上靠”，更助推了民间对管控者的厌恶和愤怒情绪。

尤为唏嘘的是，正如许多评论者提到的，被官方写入胜利成绩单、同时让普通人难以忍受的“大规模转运”和集中隔离，实际上正是新疆维吾尔人早就在经历的苦难。而最终打破清零僵局的，又宿命般地回到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

假的境外势力和真的境内势力

“境外势力”论是保守者的舒适圈，安抚的是作为中国社会底色的一大圈人，他们恐惧一切对体制的挑战。但对抗争者而言，这是会激怒他们的无效回击。

11月26日，从南京传媒学院一名举起白纸表达抗议的女生开始，数十所高校（最终端传媒统计了162所大学）陆续出现学生在校内抗议或悼念，有人举白纸，有人举着写有悼念乌鲁木齐逝者字样的纸张，也有人用涂鸦或行为艺术表达不满。借由社交媒体传播，因清零政策而一直被封在学校或在家上网课的大学生，第一次以行动者和反抗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当晚，上海的年轻市民走上乌鲁木齐中路悼念，并喊出四通桥口号，以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第二天晚上，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城市也都出现了规模不同的街头抗议浪潮。

数十年销声匿迹的街头社会运动，在以防疫之名而实现了数字监控系统飞跃的中国社会突然出现，不仅当局始料未及，政治异见群体也普遍感到诧异。经历过香港反修例运动之后，对集会、游行视听语言过敏的中国社会，很快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首先广为流传的是一篇11月27日的文章《现场有坏人》，这篇文章来自一个专注于写夜店文学的公众号，他声称自己11月26日在上海乌鲁木齐路现场悼念，但后来“活动就变味了”，有很多“网红”在警察站成的人墙前摆拍出“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的那类照片，他还觉得后来有不好的人混了进来，他听到“蹩脚的粤语”“奇怪的口号”。这篇以理性口吻自居的文章被大量转发，成为保守者的出气孔。很快，反击的文章也出现了，一篇题为《现场也许有坏人，但理中客可能不算人》的文章写道：更要小心那些不相信人民有“不被裹挟的自主力量”、不需要“境外势力”照样有自我发声意识的人，他们才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人。

事实上，正如那个周末的抗议行动没有被官媒哪怕以批评的角度着墨，有关“坏人”的对决是一场注定无法在大陆网络上展开的讨论。最善意地推测，《现场有坏人》的作者在乌鲁木齐中路听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而大惊失色，并据此断定这是“坏人”搞的鬼。喊什么口号，摆什么诉求，如何团结不同阵营的人，现场的人群中势必也有不同观点，这是社会运动中必然有的分歧，但在不承认示威存在的国度，没有机会摆上台面辩论。

因此，同样没有被好好展开的是，举起白纸、走上街头的学生和市民在清零三年间积累的种种情绪。“境外势力”论是保守者的舒适圈，安抚的是作为中国社会底色的一大圈人，他们恐惧一切对体制的挑战。但对抗争者而言，这是会激怒他们的无效回击。一名高校学生在纸板上写道，“大巴车翻车的是我，生病拒诊的是我，徒步百里的是我，崩溃跳楼的是我，火灾被困的是我。如果这些不是我，那么接下来就是我。”这些都是纯粹的“境内”经验，它们如何生产出独属于“境内”的痛苦情感，这个问题不是“境外势力”能解答的，需要被展开、被看见、被回应，不幸的是“境内”的惯用手法是把不同声音折叠起来。

回看中国这几年的民族主义浪潮，从香港反修例运动，到疫情初期的大国自信，到战狼外交，到新疆棉事件及其后的多次国货运动，再到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到佩洛西访问台湾，普遍都能看到整个社会对国家的强烈体认。这些最早也不过2019年才进入高校的大学生，正是在这股民族主义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很多人从建党100年的献礼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汲取进步力量，如果仔细探究，上街的人中必定有许多自认热血爱国或痛骂过香港反修例运动示威者的青年。民族主义叙事实在无力回应他们的情感。

所以越来越忠诚的红三代写手兔主席，在批评香港反修例运动时尚且试图对香港社会结构作出持平的分析，这次也干脆搬出境外势力论。他以脑筋急转弯般的智慧写道：“那么海外反华势力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中国基于新的情势无限期地进行 ‘动态清零’。”这是一个需要几次转弯的论述：境外势力希望中国永久清零，所以支持学生和市民抗议封控并喊出政治化的口号，这样中国政府就会应激而继续清零、永久封控。兔主席的分析并不被他的读者买账，有人说“境外势力让新疆关了三个月了，真牛逼”，有人说“境外的不可怕，可怕的是内部腐烂”。

功力比兔主席更不如的猎巫博主和民族主义博主，则仍然在用旧方法应对新情况。比如搬出一些虚虚实实没有视频为证的场景，说现场有“港普”（香港口音普通话），说香港人唱“团结就是力量”对不上口型，说“讲普通话戴黑口罩穿黑衣服点白蜡烛唱国际歌”就不是成都人。比如散播有人收钱举牌的消息，并列出详细到不可思议的不同城市价目表，还创造出一些类似收钱示威还被“中间商赚差价”的段子，以在社交媒体上羞辱抗争者，壮大己方声势。但回音寥寥。

问题仍然是，这不是一场民族主义叙事的抗争运动。尽管有“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出现，但它得到的呼应并不多，得到最多回应的是四通桥口号中那句“不要核酸要自由”（原为“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在很多抗争现场被修改了）。这不是在政治光谱上能准确定位的一场运动，旧的斗争经验无法直接挪用来理解它，反对核酸是反对极权吗，争取自由是争取1989年的大学生理解的自由吗？也许更应该把这场运动理解为在争取“生活”，反对的是挤占“生活”，正如对消防通道和急救通道的挤占。

针对香港、台湾和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能广泛起效，在于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的敌我之争中，参与者能稳妥地处在“我”方。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残酷镇压，甚至对模范少数民族蒙古族的语言镇压，也得不到汉人主导的舆论的同情，也在于它的种族主义色彩，汉人从中没有损失。但以封控为基础的清零运动的“敌我”划分是令人困惑的，或者说是令亲近体制的人也感到不安的。

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新的种族主义，人人都可能成为阳性（在中国民间被称为“羊”）而遭遇非人待遇。或者是变相的种姓制度，正如前文所讲的奥斯维辛权力结构，大部分人是被管控者，权力归于管控者。因此，“境外势力”论确实没有吸引力，即便你是一个完美中国人，你也可能被封在家里和关进方舱。甚至，你越是一个完美中国人，你越应该放弃生活，支持自己被封控起来。所以乌鲁木齐的大火才前所未有地让人们团结起来，新疆封控100多天才引发那么多同情（在教育营的时间没有人会关心），因为在防疫的大棋盘中，他们是同一种颜色的棋子。

可以说，这场运动出现的政治色彩和口号，完全来自它反对的对象——越来越政治化的防疫，把所有人的生活都裹挟进高度的政治化之中，这让准备夺回生活的抗争者，无法不瞄准政治。道理如此简单，既然这一切胜利都是政治领袖“亲自指挥”的结果，那人民的痛苦和不满又能找到第二个责任人吗？

勇敢的年轻人和恐惧的权力

这种否认（disclaim）越来越成为中国官方的惯用修辞。否认的修辞的实质与其说是掩耳盗铃，不如说是恐惧。

街头抗争的景象没有持续太久，在密布的警力监控之下，11月27日之后，各个城市不再有公开抗议的人群。与此同时，陆续传闻有出现在集会现场的学生和市民被警察带走。

12月2日，根据《南华早报》报道，习近平前一天告诉欧洲理事会主席Charles Michel，抗议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的人“主要是学生”，他们在三年的大流行之后“感到沮丧”。来自最高领袖令人意外的亲口承认，几乎否定了兔主席等人的“境外势力”论。同样在12月2日，重庆、广州、深圳等城市放松了防疫措施，许多场合取消了查验核酸的要求。12月7日，国务院发布防疫“新十条”，大幅回撤了对健康码、核酸证明的要求，也首次允许阳性感染者居家隔离，中国在实际上“放开”了防疫。在官方会议文件中，“动态清零”也几乎难觅踪迹。

从12月2日至今，社交媒体上不断有人表态“感谢那些勇敢的年轻人”，人们相信是年轻人的抗争迫使清零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也有人持续呼吁关注仍然被捕的学生，呼吁“放人”。还有人呼吁关注今年8月在北京核酸亭涂“三年了 我已经麻木了”的艺术家张东辉，他疑似被控诉寻衅滋事罪。几乎和平反一样，又有人关注今年11月被判刑4年的两名货车司机，他们的罪名是造成183人被感染。有人认为应该重审这个案子。

还有相当多的人注意到在这场抗争中女性走得更前、更勇敢、更有创造力的事实。一个网民说：“科学归因，在公民教育稀缺的大环境中，是过去几年本土化的MeToo运动让她们意识到可以勇敢，而且必须勇敢。”他说，这不是性别刻板印象，毕竟“从中央到地方，一直把性别看作维稳议题的决策者可没有这样的刻板印象”。

在抗争发生的那两天中，一张疑似官方宣传部门的工作信息截图显示，宣传官员在派发几篇微信文章试图改变舆论风向。其中一篇题为《今天的中国，绝对不是“五四运动”时的中国》。这篇文章肯定年轻人“勇于表达自己，有强烈的、朴素的正义感，也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又表示西方国家会利用年轻人的“勇敢”来搞乱中国，接着历数中国的种种成功之处，表示今天的中国绝不是“五四运动”时的中国。

这种否认（disclaim）越来越成为中国官方的惯用修辞。“放开”的清零政策会让中国社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着陆不得而知，但官方的口径坚持这“不是”放开或躺平。同样，在经济层面要推动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也“不是”计划经济。至于中国的年轻人，要记住中国“不是”100年前的中国。

这是虚弱的表达，是无法直面自己脆弱的本质。否认的修辞的实质与其说是掩耳盗铃，不如说是恐惧。

基本取消核酸、阳性居家隔离如果不是官方一直攻击的“放开”和“躺平”，又能是什么？如果是“放开”，那清零政策（至少2022年以来的清零政策）的合法性就失去了，这是否认“放开”的恐惧。今天的中国不是“五四运动”时的中国，如果是呢？如果年轻学生越来越多从《觉醒年代》中找到共鸣，并把今天的中国看作需要革命的中国，阻止革命的合法性也失去了，这是否认“五四”的恐惧。

早该转轨而硬撑了两三年的清零政策，是依靠剥夺无数人的权利、摧毁法治、破坏社会团结的方式贯彻到底的。如今政策破产，人们不仅要平反几桩冤假错案，迟早还会清算造成这一切的制度的合法性根源。这是抗争给权力带来的最大恐惧。

钟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