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从广州人民桥到海珠广场：提前部署的警力、对骂声与被围困的示威者

“今天晚上不要在这里了，不让在这里集结。”

“可是我们就两三个人诶，我们就是过来玩的。”

“不要跟我说这些，现在这里临时管控。”

“管控？有文件吗？”

“我们管控还需要文件吗？为什么要给你看文件啊？下文件，那我现在口头跟你说了，行不行？”

11月27日晚，宝荣与广州海珠广场中布控警察争执时，录下了这段让他哭笑不得的片段。

当晚，广州与北京、上海、成都等多个城市，同时发生对防疫封控的群体抗议行动，以年轻人为主的市民们走上城市的街头，喊口号，唱歌，举起白纸与悼念乌鲁木齐惨剧的鲜花，这不仅是他们很多人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街头经历，也是中国大陆高压政治环境中，数十年少有的抗争场景。

参与其中的人，或许诉求与站出来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抗议愈发荒谬甚至不断造出人祸的防疫封控政策，是“最大公约数”。11月30日，含广州在内，多个城市放松防控，分管防疫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也首次在座谈会中提及防疫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这似乎是抗议带来的些许回音，但警方的盘查与骚扰也接踵而至，宝荣的朋友就曾被警方以防疫调查为名，在清晨重重敲响房门。而与此同时，那些夜晚的共同经历，也在每个参与者心里种下了不同的种子。

周旋

广州的示威从一开始，就注定伴随着与警方的斡旋与缠斗。

11月27日下午，宝荣看到社交媒体中流传着一张海报，约定晚8时在广州人民桥底共同纪念因过度防疫而死去的同胞。前一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抗议与南京传媒学院等高校学生的白纸抗议，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的重重审查中仍被不断传播。27日当天，除广州外，北京、成都等其他城市也发出相应号召。“要跟大家站在一起”的念头下，宝荣没有多想，就叫了朋友一同前往。

然而，当他抵达人民桥底时，已有大量警力部署在周边。宝荣与朋友只好一圈圈地在附近游荡。

八点半左右，人民桥底部署的警察越来越多，他们甚至开始随机翻路人的包，几乎每20米就有两位警察，安静的街道上没有任何示威的痕迹，只有一些如宝荣一样不愿离开、四处走动的“路人”，与越来越多的警察和警车。

“当时还在封控，人不多，但有一些行人，从他们寻找的眼神里，能看得出来其实是同路人。”林乐回忆，他也是当时在现场走动的人之一。不久，一些路过的朋友开始小声提醒：你们快走，这边要抓人了。于是宝荣、林乐等人便动身到海珠广场，去参与十点半的活动。

原定地点是海珠广场标志性的雕像前，然而那里同样布满了警察。据宝荣回忆，当时广场上有近五十位警察，他与朋友站在雕像下聊天，试图等待更多人加入。警察留意到他们的停留，便不断要求他们离开，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对话。

紧接着，宝荣手机上开始不断收到 Airdrop 传来的一些图片，有的是传播地点时间信息，有的是提醒注意安全。约十点多，两三位年轻人走到宝荣身边低声问：“你们是吗？”

“是。”

“可以跟我走，在小花园里。”

“不要围观要加入！”

约10点半，悼念活动在海珠广场的小公园深处开始。有人打开蓝牙音箱，在现场放起了音乐。第一首是叶倩文的《秋来秋去》。

“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宝荣说，念着歌词，不知为何，觉得竟也很符合当时的心境。

人们随着音乐声逐渐靠近彼此，有人互相打招呼说好久不见，有人派发白纸，有人只是安静地站在原地哼唱。歌声也吸引了不远处的警察，一首歌还未放完，警察们已逐渐逼近。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大家都站在一起吧！”最早到场的几十人便伴着音乐，手举白纸，沉默地站在一起，面向警察。

“其实看到警察越逼越近我很害怕，”宝荣说，“我甚至下意识将手上的A4纸团了起来，但看到身边人都纷纷举起手里的白纸，我便也展开，加入了他们。”

几首歌放完，示威者对面的警察开始结成人墙，并拉起警戒线，将人群分割成线内的示威者与线外的围观者，拉线的同时不断驱赶周围人群，试图引导人群至靠近马路的部分。这时，有人忽然喊了一声：“不要围观要加入！”

“不要围观要加入！”其他示威者也跟着喊起来，宝荣说，那是那晚喊得最多、时间最久的口号。期间，一些围观者渐渐走入警戒线内，加入示威的核心区域。领头口号的声音也开始多元起来：“逝者安息，人民万岁！”“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还有粤语的声音：“广州人，企起身！”

除口号外，示威者们与北京、上海等地一样合唱起《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国际歌》等，而Beyond乐队的《海阔天空》、《光辉岁月》更合唱了不止一遍，宝荣还听到身旁有人用手机播放了谢安琪的《家明》。

唱累了、喊累了，一些示威者开始尝试与围堵在面前的警察沟通。有人用普通话问：“你们是谁的父亲，又是谁的儿子？你们最开始考入警校，就是为了站在这里封住你们所服务的人民吗？”有人用粤语苦口婆心：“三年啦，过够啦，饭都冇的食，你哋都系人，都知而家工好难揾，你哋咁样，翻屋企瞓唔瞓得着啊？”（注：三年了，过够了，饭都没得吃，你们也是人，也知道现在工作不好做啊，你们这样，回家睡不睡得着啊？）

没有人给出回应。

核心示威者之外：对骂声、便衣与污名

“废青返屋企！（注：废青回家！）”围观者中，有人喊到。

海珠广场上的核心示威者喊口号期间，外面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有人拍照，有人发布抖音、快手等视频网站直播，有人在观望，有人在犹豫，有人认为示威者在“搞搞震（捣乱）”，喊着“返屋企！返屋企！”，有人回击：“收皮！收皮！”

在广场的另一个角落，几位示威者被围困在警戒线和围观人群的包围里，其中一位女性与围观的大叔对骂起来，大叔指示威者是“广州曱甴”，外地人收了钱搞乱广州，女性则回问：“你可以代表广州人吗？”

一直在警戒线外各处拍照记录的伯谋回忆，虽然白纸是代表对审查的抗议，但当时很多围观的尤其年长者，对此一无所知。抗议结束后，一些民族主义公众号甚至造谣污名称，白纸是为了方便外媒记者重新合成照片，换上需要的口号。更有人在白纸上后期加入繁体字标语的照片，在社群网络里传播，称此为香港行动者煽动的证据。

“可能与广东文化也有关吧，广东人普遍是务实的、远离政治的、生活安定的、政治冷感的，”46岁的丹尼说，他是11月27日晚广州示威者中极少数的中年人，在他对身边人的观察里，很多上了年纪的围观者并不知道这场抗议的诉求是什么，只是通过意识形态过去对他们的灌输，下意识想到“颜色革命、境外势力”，再加上疫情期间海珠区城中村广州人与湖北人的矛盾，便会认为“外地人代表不了本地诉求”。

“在我的观察里，示威者中其实很多广东人，很多讲粤语的，”林乐回忆，“但领头喊口号的女生多是普通话，听不出广东口音，因此围观者可能会产生‘外地人在搞乱广州’”的认知。”

同样身在核心示威者人群中的阿伟，也听到了“返屋企”等声音，身边一些广东人还回呛：“要返自己返啦！”由于有一定距离，他无法分辨“返屋企”等嘘声的来源，“我不确定是故意捣乱的便衣，还是外面的围观者。”

阿伟是从周围的人群渐渐走入示威核心区的，他此前在警戒线外发现现场除警察外，还有很多易于辨认的便衣警察，他们往往都是一些精壮的中年男人，黑色衣服和鞋子，戴着N95口罩，会拿着手机靠近示威者的脸进行拍摄。

“但如果是故意捣乱的，广州疫情期间本地外地矛盾，的确是一个容易被挑起矛头的焦点。”阿伟补充。

“一起走！”

晚上11时30分至12时之间，警察组成人墙将核心圈内的人围了起来了，看着警察渐渐逼近和围困的行动，站在外圈的声援者开始喊：“放人！”

阿伟跟着人流渐渐走入核心示威者的地带时，并没有留意身边情况，查看完信息一抬头，才发现自己已被困在了警察的包围圈中。此前在国外读书时，阿伟时不时会去围观当地的游行、罢工等，遇到感兴趣的活动，也会跟着走一段，那时只觉得一切稀松平常。11月27日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参加声援，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两种情景的压抑，第一次觉得自己距离即将被镇压的运动，如此近。

当晚，核心区域的示威者被围困了近1小时，期间有人想离开，但走不出去便只好折返、绕圈，还有人想要冲破警察的阻拦人墙，未免引发冲突，被其他示威者拉了回来。用丹尼的话说，警方和示威者两边，当晚都保持着克制。

直到一位年轻男性向警方表示，自己想回家、不闹事，其他人便也围了上来。警方派出一位自称广州越秀区分局的领导与示威者谈判，最初要求示威者3至5人一组走出，由警方送回住所，并登记身份证。在场示威者表示不满，认为只要警方开路，大家就可以很快离开。

据阿伟回忆，警方与示威者的谈判来回进行了几次，每次否决都因示威者“如何保证安全”的问题无法得到满意回答，大家担心打散分组后可能有人会被要求做笔录，甚至遭遇暴力对待。忽然，人群中传来一声“一起走！”，其他人便也跟着大声喊起来。

阿伟说，那一刻忽然很想哭，也想起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冲入立法会时，大家强调一起走的场景。虽然原因不尽相同，但那种团体感是一致的。

1点左右，双方达成“白纸不再举着、离开后不再聚集”的协定，阿伟、宝荣等在海珠广场被围困的示威者安全离开。离开时，宝荣给此前在人民桥偶遇的陌生朋友发信息报平安，并询问他们在哪里、是否安全，很可惜，他们因落单被带入警察局做笔录。

宝荣问，需要帮忙吗？

朋友说，没事啦，就是头发被揪掉很多。

种子

“有开酒吧的大哥说，以后去他酒吧随便喝，但我不记得名字了......还有一个女孩生日，我们很多人给她唱生日歌。”距离11月27日已过去3日，宝荣回忆起那时的心境和偶遇，仍然有鲜活的温馨感。

这几天，宝荣时不时还会拿手机小声公放着“禁曲”随处走动，希望通过黄耀明、谢安琪等歌手的声音，让同伴得以辨认彼此，他很怀念在现场产生的那份联结感。

同样怀念的还有林乐，他说，其实内心里知道去到现场的人，诉求未必是相同的，有的人是宣泄，有的人是维权，有的则是想到更深的东西，但那一晚大家能真实地聚在一起，好像平日里累积的孤独感忽然得到了释放，“原来有同样想法的人可以有这么多，原来我们可以这样看见彼此。”

“很多人反复问我，是不是人头200快，白纸什么意思，具体发生了什么，”伯谋将拍摄的部分照片发布在社交媒体后，收到了很多询问，这让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将更多真相记录下来，“无论相机还是手机，其实每个人都有义务去记录、去传递、去发声，否则我们就只能接收那些被篡改的信息。”

抗议过后，不少参与者遭遇了警察的骚扰。据宝荣了解，此前被带去做笔录的朋友回家后仍要不时被上门的警察以“流调”为由要求“谈谈”。凌晨，朋友家忽然响起重而急促的敲门声，“流调不是防疫办的事吗？”朋友如此拒绝后，上门的警察不多久便离开了。

“我们这一代是对89有一些印象的，”丹尼说到，“会对这个体制的冷漠有一个认知，所以看到小朋友们愿意出来，觉得很难得。虽然他们未必有公共行动更深的政治意识，但走出来就很难得。”

提及33年前的天安门运动，阿伟认为，两次大型示威未必有可比性，“89是高度政治化的运动，而这次几个城市的示威主要还是针对防疫政策，”他觉得，目前示威停留在没有非常政治化的状态未尝不是件好事，“就如今中国大陆的环境而言，能有这样的一次行动已经很难得，已经是89后再未有过的了。”

阿伟说，两三年前在国外时，从来不会有所谓“爱国主义”的心态，对由党国建立起来的“爱国主义”很排斥，回来后也一直想着如何再离开。但11月27日那晚过后，“就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行动者们似乎在现场共同建构起了新的身份认同。“我们意识到可以为自己的生活站出来的时候，变革就已经在发生了，不一定要一些很明确的政治口号。”阿伟说。

“每个人心里的种子都种下了，我相信有一天有机会的话，我们都会抓住的，都会想表达自己的。”林乐说。

文中姓名均为化名。文中人称代词“他”均无关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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