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香港的人：新闻记者们失业了，开了一家小书店⋯⋯

店名“留下书舍”，广东话谐音“留下书写”，亦指店主是在香港今次大离散与移民潮中，选择留下来的人。

香港近年阴霾不散，独立书店却在港九新界离岛遍地开花，“饮多啲水 读多啲书”（多喝些水，多读点书）已成乱世中香港人金句，互勉装备身心，保持思考。芸芸独立书店中，藏身九龙太子唐楼的“留下书舍”由今年五月底开业，至今将届半年。而这家由失业记者开办的书店，自一开始已引来关注。

“你问我一千次，我都会说宁愿公司没出事，我继续做记者，没机会开书店。但life goes on，难道那件事后，我就每天坐著什么都不做吗？”

一群失业的店东

“我明白是有话题性。”开张当初，留下书舍被不同传媒邀约做了近二十个访问，讲述创店理念、开办过程、前景预设等等。店主之一岑蕴华（岑仔）说的“话题性”亦是吸引各家传媒的原因：书店共五位创办人都是前港闻记者，来自《立场新闻》、《众新闻》和壹传媒，全部是曾有深重影响、而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于去年结业消失的媒体。

店主们的失业大概是这样的时序，2021年6月24日《苹果日报》停刊，12月15日壹传媒清盘，12月29日《立场新闻》停运，三者都是在国安处大搜捕后终结；风高浪急下，《众》在今年1月4日亦主动结束。这样的半年，很多香港人记得深切。

书店大股东Kris在手臂上纹了前东家《立场》的标志：“你问我一千次，我都会说宁愿公司没出事，我继续做记者，而没机会开书店。但life goes on，难道那件事后，我就每天坐著，什么都不做吗？”

传媒环境遭逢巨变，良禽难择木，Kris与同行们失业数月后，决定开一家小书店，定位于推广新闻学，换个角色彰显传媒价值。除了从选书著手，书店还每逢周末举行分享会，由传媒人及作者谈独立记者前路等社会议题。讲者中有曾在红线下被捕的人，也有前《立场》和《苹果》的记者，而分享会总是反应热烈，吸引了一群仍在关心他们的市民前来——也包括曾有警员到场。“他们说没什么，只是来了解一下活动。”小书店被视为敏感地带？岑仔只能说：“无法猜想原因的，我也就不去想了。”

属于“香港记者”的地方

“最常见是我的前《立场》同事，有时隔三两天就来。在这里能找回我们的bonding，而那种bonding强得好夸张。”

几位店主中，70后岑仔是最资深的传媒人，90年代入行，在电台和电视台逾十年，由港闻记者做到时事专题节目监制。后来他转职经营文化咖啡店“TC2 cafe & workshop”十余年，2019年TC2结业后，又以自由身重返传媒。《立场》和《众》最后的日子，他都在内工作。80后Kris则由报章、电视台及至《立场》当了十年记者，一直采访医疗新闻。他说开书店的启蒙，其实，是岑仔的TC2。

彼时《立场》停运不久，几位失业记者常去Kris的家聊天，岑仔记得：“我听得出他们不甘平凡和寂寞，好需要一起做些什么。说著说著，他们突然歌颂起TC2的美好⋯⋯”2019年在太子的TC2面临加租而结业，传媒圈对这个独特空间一片不舍——它定期举办艺文活动，也寄卖书刊，罕见在店主岑仔是传媒“老鬼”，人情人脉引来记者和社运中人聚脚，在咖啡枱前谈新闻聊时政。Good old days令Kris想过开cafe，却被岑仔劝止，因他深明餐饮业不易做，尤其当防疫措施没完没了。

即使开书店，Kris亦想营造一个小小聚脚点。“所以我早觉得一定要放些桌椅，让人可以待在这里。”书店位于租金较便宜的唐四楼，才约600平方呎，简单的陈列书架和桌面以外，仍腾出位置放小圆桌、梳化（沙发）和吧枱。这不只欢迎客人打书钉（在书店看而不买），Kris也心系传媒同行：“香港记者薪金低工时长，既没钱又没地位，其实很需要身份认同。所以有行家（行内人）来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天南地北吹水（乱聊天），感受到这是属于我们的地方。”

他说现在偶有记者朋友路经书店，都会上来闲聊几句，甚或坐下写稿。“最常见是我的前《立场》同事，有时隔三两天就来。在这里能找回我们的bonding，而那种bonding强得好夸张。”早在开店前，几位店主为省钱，亲自处理部分装修，已有很多“立场人”来帮忙抬书搬柜、合力髹油（涂油漆）；也有人画下昔日《立场》办公室，将画作低调贴于书店手洗间外。窗边吧枱，甚至是由《立场》办公桌改装而成。

在传媒被消失的坏时代，岑仔份外有感：“《苹果》、《立场》这些比较有共同价值观的记者，凝聚力都很强。而《立场》不是大公司，没那种hierarchy，相对liberal，以往大家一直兄弟班做事，所以内聚力更加强，我做过几间传媒，都没见过这种情况。”

入夜围炉，记者树洞

“譬如有班来自不同报馆的政治版行家，大家会谈政圈gossip，也会风花雪月。有时喝多几杯酒，很原则性的事都会讨论，话‘咁样做新闻点得㗎！’”

留下书舍推广新闻学，新书和二手书兼备，选书主打与新闻理论、报导文学相关，也有一般独立书店常见的文史哲类。Kris记得开店初期，上架资深传媒人区家麟的旧作《二十道阴影下的自由：香港新闻审查日常》后，常有客人查询，需多次补货。岑仔发觉，“我们的客人多是30岁以上，我猜是比较关心社会、或以前看《立场》和《苹果》的一群，有很多是因为我们的前记者身份，而想来支持。文青客都有的，但不太多。还有就是行家朋友。”

任政治版记者的Sara（化名）是常客，她觉得相对其他独立书店，“这里入很多新闻现场报导的书，不只关于香港，还有缅甸、乌克兰的。二手书系列我也经常寻到宝，譬如买过一本戴耀廷谈司法覆核的，这类书在外面不易找。”开业半年下来，书种渐增，有大人小孩皆宜的绘本，以及各式艺文杂志，Kris和岑仔都想在新闻书籍以外提供多点选择，而不偏离书店性格。例如上架的台湾版《The Big Issue》，是以社企模式营运、由无家者售卖的杂志。岑仔说：“除了社会时事，它也有艺文和娱乐内容，会贴地一点。我做TC2时都卖过，所以有人脉引入。”

谈岑仔总不离TC2，书店也仿佛缓缓酝酿一点TC2的感觉。Kris笑指有“岑仔效应”，因他众所周知是“记者树窿（树洞）”，由TC2到书店，行家同样爱来店中找这传媒老鬼聊天。岑仔回想TC2时光：“是很有趣的，譬如有班来自不同报馆的政治版行家，大家会谈政圈gossip，也会风花雪月。有时喝多几杯酒，很原则性的事都会讨论，话‘咁样做新闻点得㗎（这样做新闻怎么行啊）！’”从前TC2凌晨1时才打祥，入夜围炉是一种气氛。而书店自9月起，每逢周五诗意称为“失眠书舍”，延长营业至凌晨3时，该是全港书店唯一，是岑仔的点子。

书店平常晚上8时关门，岑仔说：“一般6时多之后，最多人来，我见他们好像要逛得很赶急，所以想方便客人，试试开夜一点。要夜就不如再去尽些，让晚上想hea的人都有个地方，尤其传媒行家都很晚收工。”结果确有行家夜来吹水，也有熟客打书钉，例如从事翻译工作的陈生，他笑：“周五晚上可以有个地方打趸，你话几开心！而且书店在太子，交通和位置都很方便。我通常坐到12时多，要赶尾班车回家才走。”深宵时段，他见过店里最多有6至8人。“有次岑仔和几位电视台行家，在闲聊现时《铿锵集》等电视专题节目怎样怎样。你不会在别的地方，看见传媒人这样在吹水。”

与读者彼此看见

陈生也是书店活动的常客。自5月底开店截至10月底，书店办过16场周末“店后谈”，邀请传媒人和作者先当半天客席店员，紧接著在关店后主持收费分享会。讲者中传媒人很多，如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前《立场》副采访主任陈朗升分享采访经验；前《苹果》首席记者陈珏明谈他现时的独立记者之路；前《立场》采访主任林彦邦谈他创立一人新闻平台“ReNews”的运作。每场分享会约有30位观众，都是陈生这样的普罗大众，他觉得在新香港剩下的主流媒体，很难读到书店分享会所讨论的内容。“有海外港人媒体会写，但始终隔了一层，最直接的方法是来讲座，听他们现身说法。”

Kris没料到每次讲者分享过后，观众交流的气氛都很热烈。“所以后来我们将分享会由1小时，加长到个半小时。观众常常不舍得走，好想倾偈（谈天），而且不只跟讲者交谈，观众之间也互相回应，会讲个人感受，例如说‘每日听见一班高官的说话，已很疲累’。就是这类说话而已，我觉得大家会参与线下活动，是因为需要相互被看见。”

在新香港剩下的主流媒体，很难读到书店分享会所讨论的内容。“有海外港人媒体会写，但始终隔了一层，最直接的方法是来这里的讲座，听他们现身说法。”

已停运的囚权支援组织“石墙花”创办人、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2019年因参与占中被判入狱8个月，著有《石墙生花：坐监记及其他》。他来过书店谈“囚徒情绪学”及探监的种种，意犹未尽，先后主持了三场分享会：“做完第一次，我已经好想做第二次，因为我得到力量。社会运动所谓溃败后，大家都好失落和恐惧。而当我在分享会和观众彼此看见，知道彼此健在，会感觉安心一点。”

即使那些市民与他素未谋面。“有两三人分别担心我会有抑郁症，简直像探病般慰问我！”自去年9月石墙花在政治阴霾下解散，邵家臻自嘲是“被失业非退休的‘无能用者’，无用之用就是去探监或法庭旁听”。他说现时获邀与大众作分享的活动，除了来自教会，就是书店。“在留下书舍讲那么多话，我已很久没试过。我健康麻麻，又患糖尿病，不能太操劳，但观众的激情刺激我肾上腺素，令我不觉累，与大家逐一合照、聊天。”

10月时分享会发生小插曲，两度有警员“了解情况”——先在10月1日国庆，讲者是前《苹果》首席记者陈珏明；继而在一周后，讲者是前《立场》采访主任林彦邦。国庆日街上固然大量警员出巡，不过岑仔说：“是有人关注我们。”当日陈珏明未出现，已有警员来。“说了解一下活动，问了几句，行一圈便离开。之后没再上来，但有致电问嘉宾何时到场，晚点再问活动何时完。楼下门口一直有警员，是否只因国庆的关系呢？我也不知。”到林彦邦那次，警员在活动前一天来电“了解情况”，“到活动当日，楼下有一队警员、两架警车，一直到分享会完结他们还在。我问Madam有什么事发生吗？她说没什么。”两次事件都有参加分享会的人，在楼下门口被警员截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对于“被关注”，岑仔说不出实际因由，只能耸耸肩：“随他吧，都冇计㗎（也没办法的）！”分享会亦将继续举办。

“社会运动所谓溃败后，大家都好失落和恐惧。而当我在分享会和观众彼此看见，知道彼此健在，会感觉安心一点。”

新鲜感结束之后？

“有00后客人发觉报章刊出时他还未出世，哗了一声。让人了解历史，知道昔日新闻报导是怎样的，是我们想做的事。”

办活动能帮补书店收入，卖书本业的生意又如何？开张首两个月，相熟传媒行家蜂涌而至捧场，岑仔说生意的确不错，“之后随著新鲜感完了，自然淡静一点。”他失笑指，上月试过有天全日收入仅150港元，“我有一天的恐慌啰！”那是新低却非常态，而Kris说：“我们一开始就有共识，书店收支平衡便够了，若赚到一点钱，大家拿来吃餐饭就好。现时帐目真是差不多这样。”几位店主都没浪漫化地幻想，齐齐靠一间书店养活自己，他们都有别的工作，如岑仔一直是大学新闻系兼职讲师。

虽不为赚大钱，但书店要持续营运，岑仔觉得开源还是很重要，包括让人寄卖文创产品，以及租场办文化活动。寄卖品均出自现职或前记者，有T裇、书套、玻璃杯等，寄卖柜上写著一句“我们在工作的夹缝中，找另一种热血。”岑仔说：“记者开的书店，卖记者做的手作，很顺理成章吧。这些都有助brand building，那就是我们书店是与传媒相关的。而寄卖品最终会否为书店带来生意？Yes and No（说不准）。但我们的初衷就是先有community，让人知道店里有很多东西看，有人可以和你聊天，而喜欢这个氛围。有了这种基础后，我们再慢慢发展。”

店中另一特色，是有不少传媒人捐赠的“新闻文物”供人翻阅，包括《苹果》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实习刊物《大学线》的创刊号、80年代的《天天日报》、90年代的《南华早报》等等。Kris特意在收银处展示裱框的旧报章，且不时更换。“收银处是跟客人聊天的好位置，当他们看到旧报章而感兴趣，我可插嘴一起聊。有00后客人发觉报章刊出时他还未出世，哗了一声。让人了解历史，知道昔日新闻报导是怎样的，是我们想做的事。”

“老土点说，you are not alone…”

“没说是禁书，即是我可以卖吧。”

以前Kris觉得要保存历史，数码肯定胜过纸本，但近年见证不同网媒弹指间倒下，他惊觉焚网更易于焚书。当红线难以捉摸，恐惧很易无限放大，即使开书店，选书也可思前想后自我审查，岑仔的态度是：“没说是禁书，即是我可以卖吧。我们不是要做什么‘反对声音的基地’，只是想有个地方，让价值观相近的人交流。你问这件事是否需要很聪明地做呢？我觉得是的。”

曾有客人付款时，忽然问Kris之前做哪间传媒，语带口音，令他起了戒心。谈下去，才知对方是来港工作、会说广东话的日本记者。“也遇过客人问有没有某几本书，应该是我有记者职业病， 而感到对方有点怪，不知是否想套问什么。只能说，我会很小心应付客人，纯粹因为现在的社会需要这样。”这是光明正大，仍会感危机四伏的香港。

店名“留下书舍”，既取广东话“留下书写”的谐音，亦意指店主是在移民潮中，选择留下来的人。岑仔说：“如果真系惊，大可什么都不做。当《众》等传媒停业，我都曾经觉得算了，做别的工作揾食啰。但过了一段时间，又不想这样躺平下去，只在怨，会愈来愈差，不如做点事。”他愿小书店能抚慰心灵。“有些人仍做在记者，有些离开了，但大家都有行家的底子，有共同经历。来到这店能feel like home的话，他们会开心，而作为提供这个home的人，我都感到安慰。老土点说，就是会觉得you are not al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