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医管局员工阵线最终章︰二万会员变七百，组织新工会的残酷与美好

【编者按】香港反修例运动后，不同行业的新工会迅速冒起，团结劳工阶层就不同议题争取权益，甚至发动大罢工，彰显群众力量。其中，由香港医管局员工筹组的“医管局员工阵线”最为声势浩大。碰上疫情，工会发动罢工要求封关，会员人数最高峰时直飙到二万人。不过，随着实施国安法，加上民主派初选大抓捕之中，有意参选立法会的时任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被捕还押，工会的理事、成员都开始走的走、沉默的沉默。最终，这个工会只剩下700人，而理事只剩下医管局护士雷乐雯和她的妹妹，她俩为这个成立两年半、曾发动8000人罢工的工会，做个终结。作者写下雷乐雯这两年半的工会路，当中有对香港的期许，也有对人性的失望。走到今天，结局未必如最初所愿，她坦白说出在这条路上遇上的一切残酷和美好。

2022年6月24日晚上，酒店的会议厅正在进行医管局员工阵线（HAEA）特别会员大会。受防疫条例所限，参加大会的数十名会众只能分散地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在倘大的会议厅中尤其显得疏落。会众默不作声，静静聆听台上的工会理事解释议程，寂静得偶尔有电话发出讯息铃声，也份外响亮。

会议厅屏幕打出一行大字：“动议通过于2022年6月30日解散医管局员工阵线”。讲台上有一名工会理事，向会众解释接下来的投票程序。这名外型清瘦、右手满布纹身的工会理事是雷乐雯，部分台下会众对她的名字感陌生。他们都知道，本来负责主持会议的人，现在已经不可能在场——那些前主席、前理事，有人在监狱中，有人移居海外。

投票程序匆匆完成，动议以57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雷乐雯走到讲台中间，略带尴尬地向会众说，她有一些说话想分享。“我在工会认识过一名面临审讯的医护朋友，我问他在坐牢前最想做甚么。他的答案不是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他说，他希望把勇气和希望带给身边的人。我也希望，HAEA这个地方也曾经带给大家勇气和希望......”

她的声线开始哽咽。她身后的屏幕，写着“未来见”。

一、群众运动

雷乐雯没有想过，在医管局员工阵线结束前的最后一次会员大会，是要由她来作总结。一般人认识这个工会，都会想起前主席余慧明、前副主席罗卓尧，雷乐雯是一个不算起眼的理事。但她身旁的人都因各种原因离开了，留到最后的，便是她。

她形容自己原本是一个“好普通嘅姑娘仔（很普通的护士）”，初入行时，还会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放工后在家哭泣。社运、政治，她参与不多，唯一一次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但也只是和同学到金钟“参观”。那场运动结束后，她的生活便回归日常。2018年毕业后入职成为外科护士，上班、下班，和一般人无异。

2019年爆发的反修例运动，改变她生命的轨迹。“出现了‘齐上齐落’、‘共同体’这些概念，觉得有一种责任，是要大家一起去完成的。”

当时同样是医护的妹妹，邀请她加入一个Telegram群组，里面有很多素未谋面的医护同事。他们负责不同工作，雷乐雯喜欢画画，于是帮忙设计文宣。

“有警察到医院拘捕伤者，令伤者不敢到医院。这对医护界有很大冲击，令我们觉得作为医护守护不到医患关系。”于是他们筹办了一次医护集会，有近万人参与。集会后，在大学实习时认识的师兄罗卓尧联络她，问她“有没有兴趣组织工会”。

那是2019年11月的事，发生过“大三罢”罢工、罢课、罢市行动，和中大、理大冲突。就在理大冲突后，她去纹了手上的第一个纹身——“He was you, and me. He was all of us.”，这是每次她看见受伤、被捕的人，都会想起的一句话，“他可以是我们任何一个人”。

那时候，她开始相信群体的力量，“是由个体牵动个体，才会成为群众，然后才会产生运动。群众运动，最根本的一定是群众，直到工会完结这一天，我都在说同一番说话。我觉得这件事，是不能失信的。”

有这种信念，是因为她曾经被一个在运动现场中受伤的人拥抱过。她形容，那个来自陌生人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令她以后都觉得，他们经历过的所有事都与自己有关。

“他们的牺牲会影响到身边的人，是他们的牺牲影响了我。”

于是她答应一起筹组工会。她对工会这东西，没有太多具体的想像，觉得工会就是一个载体，一个能令人聚合的地方。只要人能聚在一起，便能做到原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二、罢工

在最初的职工会表格上，医管局员工阵线只有8个会员，雷乐雯是其中之一。对她而言，这个新成立的工会“不是那些搞工人权益的工会”。她当时只有一个目标：“罢工”，透过“工会战线”延续理念。

筹组工会

筹组工会的第一次会面，有一个穿行政装束的女子坐在雷乐雯对面。她对着电脑默默地撰写会议纪录，感觉十分认真，她叫Winnie，余慧明。他们在会议上讨论工会职位，大家都不太愿意担任主席，而令雷乐雯意想不到的是，她眼前这个一言不发的女子，最后竟然愿意担此重任。“我想连她自己也想像不到。”

罢工的出现，比雷乐雯当初想像的来得更快。

2020年1月21日，Covid-19患者搭乘高铁由武汉抵港，出现首宗确诊个案。两日后，第二宗“高度怀疑”个案出现。医管局员工阵线当晚召开记者会，当时工会的会员人数有二、三千人，但这个记者会，只得一名来自《苹果日报》的记者到场。

“我们都清楚这个工会是想做甚么的。”这一晚的记者会没有令他们泄气，工会内部随即开会讨论罢工计划。社会对封关的诉求逼切，他们甚至没有讨论过罢工的可行性，便匆匆订立了一个时间表，决定要进行罢工。

工会在1月25日公布罢工计划后，短短两三日之间，网上填表申请入会的人数过万。他们在位于旺角的学联会址举办的“会员招募日”，加入工会的人龙由大厦9楼沿着楼梯一直排到旺角道街头。当时工会还未开设银行户口，会费都只能由人手点算。“那时我身边每一个人都付出自己的所有，去发动这一场罢工。”

罢工在2月3日正式展开，工会提出“五大诉求”，包括要求政府“全面封关”、向医护人员提供足够口罩、配套等。参与罢工的医护纷纷到各间医院门前排队签到。拿着“罢工救港”标语牌的医护坐满医管局大楼大堂。工会宣布参与罢工人数逾8000人。

这一刻，群众的力量似乎可以带来希望。

但是，一连五日的罢工，医管局和政府没有答应工会任何诉求，更指医护罢工会影响紧急服务；而罢工的参与人数也逐渐减少至5500人。罢工最后一日，他们曾冲上医管局大楼其他楼层，要求与管理层对话。最后，工会需要会员投票决定罢工是否延续下去，结果是过半数人否决。

投票结束，很多人在会议室中泣不成声。雷乐雯也不禁落泪，“那一刻会想，我们有没有做到甚么呢。我们好像用尽所有力气去尝试，但突然就结束。那时候差不多社会上所有焦点都在我们身上，本身以为这时会有其他东西出现，有其他人‘接棒’，但最终没有。罢工令我看清楚现实，原来这件事是这么难。”

更艰难的是行动后如何继续组织工作。“罢工完结后，有很多人再也没有出现。”

三、“揼石仔”

经历过罢工，医管局员工阵线拥有逾二万会员。他们曾多番开会，讨论如何将会员数量转化为更实在的组织力量。他们计划参考外国工会，在每间医院建立工会分部，每间医院都有工会的核心成员担任分部联络人，从而建立一个有系统的组织。

但真正愿意参与工会运作的人，只有极少数。

“罢工之后想过很多方法联系会员，最后找到一些人成为工会的核心成员，但比自己当初想像的相差很远。”雷乐雯正正是负责会员联系工作。“好像人的热情一下子退却了。”

为了令会员更投入参与工会，他们尝试引入会员福利，花很多时间联络不同小店提供折扣，同时工会也会处理会员求助，替会员向局方争取权益及改善工作待遇。但这些，都不是雷乐雯当初想像做工会的方式。

轰烈的工潮过后，雷乐雯发现工会的日常，原来是这种细微而苦闷、难以量度成效的工作。“每张会员证都是我手写出来的，一晚可能写到几十张拿去寄。当我尝试去令自己做得舒服点时，会去想，可能这种细微的工作，即使是带来一点细微的转变，可能最终都会累积，达到一些目标。好像是揼石仔（一步步积少成多），为了铺一条路出来。”

她几乎付出所有工作以外的时间在工会上，放工后到工会开会，放假便到医院摆街站。护士需要轮班工作，有时同一天上午下班后，晚上又要再上班，中间的时间她就会去处理工会事务。

但现实是，仍有会员向工会抱怨，为何迟迟收不到会员证、为何没有某些店铺的优惠、为何工会没能争取更好待遇，诸如此类。

“我们从小到大都不是做这些工作，原本只是一个‘姑娘仔（护士）’，懂得打针派药做手术，但对这些（工会）工作一窍不通。会员可能看不到这些东西，看不到其实我们和你一样，原本是你的同事。”

四、战友

医护罢工结束不足一年，2021年2月28日，工会主席余慧明因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捕，与其他民主派参选人一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即时还押。直至同年7月才获批保释。

雷乐雯说，在余慧明入狱之前，其实对她不算很认识。

“对她的认识就只是透过开会，只有（工会）工作上的关系。知道她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对身边的人十分严厉，也有很多人受不住她的脾气。她有自己的原则，当别人达不到她的期望，会拍枱说‘我唔系要呢啲呀（我不是要这些呀）’。”

工会内部，几乎每一个人也曾经被余慧明拍枱大骂，有些人受不住她的脾气，退出理事会。工会理事间的关系，称不上融洽。曾有不同记者访问过他们，报导形容他们是“一家人”。雷乐雯笑说，“我们这班人，在梳化坐在一起也觉得尴尬。理事之间各自都有工作，工作的时间又各有不同，聚首的时间就只有开会，没有太多时间认识、相处。”她补充，“如果是Winnie的话，会用‘战友’来形容我们”。

而她对余慧明这个战友，是100%信任。

“她是付出自己的所有给这个工会。工会收到每个电邮她都会看，事无大小也会亲身处理。她做的所有事、想的所有事，都是以工会为首要。”

余慧明所付出，不只是她的心力、时间、情绪，还有自由。

就在余慧明正式被落案起诉、须即时还押的同一天，工会仍在旺角街头摆设街站，呼吁市民关注安心出行及疫苗等议题。最终街站被多名警察包围及警告下中断。

五、“唔忿气”

纵使工会失去主席，其他人并不想就此放弃。

在限聚令下，他们仍然去摆街站，被警察检控罚款；经常就政府防疫政策发表评论，被政府指责“误导公众”；尝试举办六四放映会，被电检处人员上门警告。在国安法下，医管局员工阵线是仅有仍然积极表态的工会。

但政治形势急转直下。2021年7月，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5名理事因出版《羊村十二勇士》等绘本，被控“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曾是香港最大单一行业工会教协，于8月宣布解散。而民主派中最大型的工会组织职工盟，亦于9月启动解散程序，称成员受到安全威胁。

9月，医管局员工阵线收到职工会登记局的调查信件，指工会经费涉嫌用于政治用途，就多项工会活动，要求提交资料进行调查。同时他们亦不断收到四方八面传来的“消息”，指工会“不会过到十一（10月1日）”，甚至理事有可能被捕。

这时，雷乐雯身边最亲近的战友、邀请她筹组工会的副主席罗卓尧，因人身安全考虑决定离开香港。其他工会理事，有人移居海外，有人退出理事会。决定留下来的理事，只有3个，仅仅符合会章规定理事会人数的下限。

雷乐雯是其中之一，她留下来的原因，是“唔忿气（不忿气）”，她不想工会就这样结束。

但现实的政治环境，已不容许工会继续积极发声，他们将工会“转型”，为会员举办各种不同的兴趣班、活动，由手作蜡烛、西洋书法，到拳击班等等。在宣传文字中，工会写上希望“我们能够看见彼此”。

但活动的反应，一直未如理想，参加工会活动的人数寥寥可数，有时10多人，有时只有几人。工会很快从大众的目光中消失。会员人数急促下滑。

“当时也有想过这种转型，算不算是一种揼石仔的过程，我也期望过活动能令工会再次聚人。但最后发现，工会能够凝聚人的，是它的价值和理念。透过活动凝聚到的人，就只是来参加活动。”

“第五波疫情发生时，作为一个医护工会，应该是要讲得更多，争取得更多，但当时我们是Do nothing（没有做什么）。”有话而不敢说，是因为国安法，更是因为恐惧。有工会理事声称被跟踪，由下班到回家都被监视。“理事之间的矛盾，（就第五波疫情）有人想讲，有人不想讲，令我们无法走下去。我觉得我们是有能力做得更多的。就算我们不能再号召行动，但至少可以做一点事让人们看见。”

六、世界是残酷，但也美好的

2022年3月，再有一名工会理事在压力下辞职。理事会人数剩下两人，不足工会会章规定。同月，一度获准保释的工会前主席余慧明因“违反保释条件”，再被国安处拘捕，再度还押。

5月，工会再次收到职工会登记局的调查信件。

和雷乐雯一起留下来的工会理事，只剩下当初邀请她加入Telegram群组的妹妹。她们决定展开工会解散程序。传媒报导，工会解散是因为“政治压力”。

但她说，她从来不是因害怕被捕而想解散工会，对她而言，工会无法走下去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佢已经唔再聚人喇（它已经不再聚人了）。”

当初因工会发动罢工，雄心壮志下加入工会的逾二万名会员；但在工会解散的一刻，只剩下约700人。

雷乐雯回想当初，他们一班素未谋面、对工运毫无认识的人一起建立这个工会，所有事都是由这几个人亲力亲为，由零开始做起。当中经历过8000人众志成城罢工，经历过和一众同事到不同医院摆街站，经历过主席被捕但其他理事仍想坚持下去。

来到最后解散的时刻，又回到所有事情都只能亲力亲为的状态。身边曾经站在一起的战友，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

“我是自己选择走到这一步，我见证了这一个现实，见证这一个工会失去它原本的价值。”

她记得，有一晚她妹妹工作至深夜，突然伏在电脑前痛哭，说为甚么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为甚么其他人可以就这样离开。

甚至在工会解散需要变卖资产时，因为雷乐雯姐妹二人一些疏忽，有一个会员便指责她们“呃钱（骗钱）”。“想不到走过这两年，仍然有人不相信你。”这种失望和打击，比政治压力更大。

但来到最后这一刻，雷乐雯说，她感恩身边仍然有人陪她留下来，走这段路。

令她能够走到最后的，是在工会认识的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一名因反修例运动身负刑责的医护朋友。他在工会成立初期便成为工会的义工，后来他写了一篇感言给工会，“他说好多谢工会，当他处于一个困境、一段绝望的时间里，工会让他看到希望，令他觉得自己仍然可以做一点事。”

当时这番说话，令雷乐雯相信，工会是代表一种希望。

“我原本以为，当一个人面对数年刑期，也会感到很绝望，未必想做任何事。但他让我感受到，他无论如何都想战斗下去。在这段时间，拥有希望是一件好难的事，但工会可以带到希望给别人。”

她在会员大会中的最后感言提到这位朋友，“他在最后的时刻，仍然想把勇气和希望带给身边的人。”

“如果没有这份勇气，我应该不会坚持下去。”

另外一个人，是余慧明。在余慧明被捕之前，雷乐雯原本只认识她工作、强硬的一面。但自从她被捕后，雷乐雯开始认识到她软弱、感性的一面。

“Winnie保释出来后，曾经跟我讲过一件好有趣的事。”

她和余慧明都有看日本动漫《进击的巨人》，当中有一幕场景，对白是“这个世界是残酷的”。于是她用上这句对白做口头禅，常常抱怨“世界是残酷的”。

有一次余慧明听到她又在抱怨，突然对她说，要记得那一幕场景中，“世界是残酷的”下一句，是“但也美好的”。

“Winnie叫我去感受一下身边的人，你会发现有一些很美好的人在自己身边。”雷乐雯说余慧明在保释出来这段期间，有时重遇一些写信给自己的笔友、工会会员等等，见面时会抱在一起哭泣。

“我没有想过是由Winnie叫我去相信‘但也美好的’，她叫我要用心去感受。”

雷乐雯也不是很明白这句的意义，直到最后一个会员大会，她忍泪说完最后一段感言后，一个又一个原本她不认识的会员，忽然走上前来拥抱她。

“这可能就是Winnie想我感受的事，之前我感受不到。”

这个曾经代表希望的工会，最后还是以解散告终。雷乐雯也回归日常，每天如常到医院工作。医院内再不会看见连侬墙，也不会再有人提起当日的罢工。雷乐雯也不是当初的那个“姑娘仔”，比起当初她已习惯了生离死别。“作为医护，能够参与在不同人的生命当中。即使未必能改变结局，但至少可以陪伴到别人的最后一程。”

不用上班的时间，她会一个人去法庭旁听，即使她不认识坐在犯人栏内的人。“我常常说，2019年的事仍在继续发生。”苦难并没有随时间褪色，正如她当天在手上刺上的那句“He was you, and me. He was all of us.”纹身。

两年间，她的手臂上多了不同纹身。其中一个是一群哈比人拿着1664啤酒，庆祝战胜了邪恶生物。1664，是雷乐雯在工会的会员编号。

“如果自己的心态一样可以回归日常，其实就不会难受，难受的是很多事都无法放得低。”她心里无时无刻都有一种不忿气，这感觉最令人难受。她回想自己过去种种执着，“我就好像是放弃了，但想坚持的心仍然存在。”

“工会这个载体消失了，不代表不能继续去相信人的力量。我依然相信人的力量可以做到好多事，但现实上我是看不到希望。可能有一日，人的力量又会令希望重新出现。”

“在工会的历程中，我看到人性的光辉和丑恶。因为工会，我认识到很多好人。”

那么，现在的世界，是残酷，还是美好？

“我仍然觉得是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