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桦：2022台北书展，乱世与封锁中的耕耘

台北国际书展在两度延期之后，在2022年6月2日开展，至6月7日将结束。在这期间，台湾整体每日确诊人数仍以万计，是次书展的举办是有阴云聚集其上的。关于疫情的估算以及防疫措施要求，在开展前对于书展本身仍存在不少争议，开展前一周，也有不少大型及中型出版商退出，包括杂志媒体及童书出版社。

亚洲华语出版界中最整齐健全

台北书展可说是亚洲华语出版界大型书展中，目前看来最整齐健全的，有险可守，难言放弃。

然而纵观两岸三地，还有更大的阴云：拟将在7月下旬举办的香港书展，出现数个中型出版社（山道文化、蜂鸟出版、有种文化，均曾出版社运书籍）不获批出摊位的消息；中国大陆各大城巿仍因未能清零而存在封城疑云——其中上海书展本一度是全中国最喧嚣热闹的书展，在上海封城之后真是再休提起。

因此，台北书展可说是亚洲华语出版界大型书展中，目前看来最整齐健全的，有险可守，难言放弃。或者文化部坚持开展，亦是有心要与大陆的封锁措施作个对照：与疫症共存、尝试开放回复正常生活与经济活动。

只是上有政策，民间的步调却未必能够一致。出版商退出，乃是因为估算疫情影响人流（也包括消费模式，我想实体销售在疫情期间很是缺乏信心），无法回本，加上传染等不稳定因素，不如不做。少了参展商，竞争性减低，剩下来坚持者会否更加容易回本？执笔时2022 台北国际书展已开展三日，周五端午节晚及周六晚的延长期已过，可说已见了高峰期的表现。然而疫情加上连假回乡潮，最终结果仍是难以捉摸，一如台湾天气晴雨不定。

书业职人：昂扬，专业与耕耘

看来台北书展因为卸载了一些规模、人流的规格，反而突出了本身的核心价值，所谓的书卷气，包括尊重文学、文字与艺术。

今年笔者在台，香港文学馆组织了有种文化及其它香港文学书籍越洋前来参展开设摊位，评说难免加入了参展商的角度。向开设大型摊位的同业打听，他们说开展首日营销不错，甚至高于往年第一日；但在高峰期的表现则较往年稍逊；他们认为是连假影响。往年书展优惠有与车票挂钩，如此可以提升由他省来台北的人数；今年不知此项优惠是否持续，但见台北书展官网是大推“优惠券”，意在提升销售数量。

书展与营收数字始终挂钩，观察书展不能忽略金钱经济的命脉。犹记得在开展前收拾摊位，同业有忐忑道“今年人可能不会很多哦”，我握拳冲口而出“加油”，对方自然应道“我会努力的”。这种书业的职人的昂扬，是很喜欢书这个行业的人才会有的表现，而在台湾的大型出版社中，这种人很多，感觉比在香港来得更强烈，我想台湾书业的专业性在这方面有特别感动人的力量。而台北书展第一日的“专业日”在香港看来也是特别奢侈矜贵的，那是一种对行业的耕耘。

因为参展商及人流的减少，展场的空间感更为寛广，数个大型文学出版社包括联合文学、印刻、九歌洪范尔雅三社集结都在D区，摊位开扬明亮，文学作家灯箱海报抢眼，书在架上及平面处是疏落有致，走过那区时书卷气特重，令人不敢迫视。还有文讯及独立出版社的“读字便利店”，摊位设计都很特别，文讯走“文学庄稼”的农舍风，“读字便利店”走杂货生活风，均预留空间予自办活动，以此带动摊位人流及与嘉宾的交流互动，这样用补助也是对的。

这个组块中最“奢侈”是《联合文学》杂志的摊位，当空垂下数十布幅，上印《联合文学》的各期封面，风格感极强——而现场并不售卖杂志，摊位无人收银而直接成为一个展区。这可谓把“书展”的“展”字用到极致、同时又把销售重心偏重于网上，极是大胆（某程度也省了人手的经费）。

疫情的不可捉摸重组了经济型态、关怀重点以至镁光焦点。就如新近在香港办的ART BASEL，香港艺术人表示为许多外国画廊及作品未能来港而让本土艺术家有了更多机会，看来台北书展因为卸载了一些规模、人流的规格，反而突出了本身的核心价值，所谓的书卷气，包括尊重文学、文字与艺术。

展览：与香港之不同

但文学出版社、文学杂志的摊位空间中，又真的有展示自家出版与台湾历史揉合的简史，这里有种低调的尊严。又如书展中沙龙均是四面来风不设围墙，在周六夜晚的沙龙中播放法国前卫旧电影真是令人有点咋舌。

以往我来台北书展，觉得人潮尖峰时期的它已和香港书展差不多；但今年种种的因素加起来，我听尖峰时期走过书展的香港文化人如曾志豪、梁芷珊都说感觉和香港很不同。在疫情期间突出文青倾向是否一个好选择？也许有机会，因为在疫情期间我去的文青CAFE好像都还是很满。

如果说台北书展和香港书展最不同之处，我想还是展览部分。香港书展的展览不在会场，而是在会场外的走道部分，展览设题要贴近大众，布置基础设备是珠宝展的设备，因此射灯时常太亮、展品说明牌子时常太小，令人气结。

在台北书展的展览设题则至少面向艺术展设计展的高度——今年是第三十届台北书展，纪念特展是“HELLO 30！”，展场中布有十五个“彩色胶囊”——即木板搭成像旧式电话亭那样的一个长方形空间，在外隐约可见内部是彩色怀旧微波解析画面为设计元素，颇有点吸引力，而在人流络绎不绝的会场中也颇见突出，好像是另一时空的绝对领域一样。应能吸引喜欢在喧闹中自闭的人群，目测文青御宅皆有，亦有衣著朴素的中年人。

各木箱中，有书展各年的议题，内壁附印剪报，新议题如漫画加入、绿色印刷等，资料较简单；历史味道较重的主题，做得较详细，像看到民国九十三年郝明义在报章上发表〈台北书展不能如此下去〉，不禁感叹缅怀那是一个报章副刊来发酵议题的年代，一个以犀利批判作建言的年代。

木格子最有趣的是一群书业前辈如王荣文、郝明义、赵政岷等，与一群年轻漫画家、插画家谈“30”，回顾自己的出版人生中的30岁关键之年，我听的那个是林载爵先生在谈余英时所说的“历史的严肃感”，旁边并置是漫画家韦篱若明非常轻盈和生活化的三十岁漫感，这张力也真的够。

展览和书展的最大冲突往往在空间规划，展览很需要空间设计的配合，尤其是有足够空间区隔、转换氛围、突出展品，但书展则是寸金尺土每格都是钱。但文学出版社、文学杂志的摊位空间中，又真的有展示自家出版与台湾历史揉合的简史，这里有种低调的尊严。又如书展中沙龙均是四面来风不设围墙，在周六夜晚的沙龙中播放法国前卫旧电影真是令人有点咋舌。

未来大趋势：包容？学习？意志？

去年香港书展有书商称“政治书已经清零”，但有卖社运书的出版社还可以安然把生意做到完展；今年这些书商不少被拒参展。香港书在台湾寻找印刷及出版出口将是未来大势所趋，相信将会持续数年。

台北书展各项大奖亦是华文出版界关注焦点。今年看来，小说组的入围名单相当有特色，其中类型及通俗的色彩加强了，伊格言《零度分离》、陈雪《亲爱的共犯》、陈信杰《柴猫、梦的浮艇与德鲁伊》、潇湘神《魔神仔：被牵走的巨人》、许顺镗《如肤之深》等都因在类型中写出特色而获奖，与保持严肃文学路线的甘耀明《成为真正的人》、黄崇凯《新宝岛》、邓观杰《废墟的故事》、钟文音《别送》、潘国灵《离》一同并列。

这鲜明的特色与评审团的年轻化有关。而中国大陆作家作品在今次的书展大奖中是赴阙如的。在非小说类得奖书籍中，台湾本土化的色彩亦是十分强烈，但廖伟棠《玫瑰是没有理由的开放》及韩丽珠《半蚀》是其中香港代表。

有记者问我，文化部长李永得说台湾现在是亚洲最有出版自由的地方，我痛道，以前这个形容是属于香港的。去年香港书展有书商称“政治书已经清零”，但有卖社运书的出版社还可以安然把生意做到完展；今年这些书商不少被拒参展。香港书在台湾寻找印刷及出版出口将是未来大势所趋，相信将会持续数年。

我希望台湾的出版界及巿场能够包容这些，也希望在台港人可以带动出版业的经济向上；希望台湾读者能够对香港书籍的兴趣持续，而在台的香港读者则可学习到台湾读者口味的多元。就我们摆摊所见，我们的书籍销售都倾向平均，看来冷门文艺的作品都会有文青“试书”，这本是做文艺书的人梦寐以求的。

我希望台湾的出版界及巿场能够包容这些，也希望在台港人可以带动出版业的经济向上；希望台湾读者能够对香港书籍的兴趣持续，而在台的香港读者则可学习到台湾读者口味的多元。

当然台北书展也有很商业的部分，像我的摊位附近的洗手间，就有很热心的推销人员不断拦截出入洗手间的人试图派发单张，如果我一天在书展做九小时上三次洗手间，就要被他拦截六次。这种积极程度连香港都没有的。而书展会场在完场前半小时就开始赶人的凶狠也颇令人惊讶，还有直接截电的，这部分不免很不书卷。

香港文学馆的小摊位位处边陲（邻近乌克兰展览区域是我们庆幸认同的），旁边的摊位都很清闲无视营收压力，但我们是很努力推书，或者是以书为交谈开始的切入点，谈天交流加LINE，我也见到以前在香港大埔见过的手足。乱世中的香港人明白一切并非必然，像张爱玲的一个比喻，寒天里用手护著的一个小火焰。

笔者在今次书展参与多个活动；因有活动取消，香港文学馆再增加了活动。同时参展书种及数量都没有减少（还向别家出版社借来与香港有关的书），聘请的兼职顾店人数也没有减少，我在台上发言、接受传媒访问、向同事解说时都说，珍惜相聚。在民主社会或太平盛世，书展只是每年一度的定期活动，但在乱世与封锁中，能够突破许多阻隔而见面，就是难得的缘份，或者没有下次了。在疫情乱世中，我在台北书展感受到的不是小确幸，而是到达底蕴之处的意志、坚持与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