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遇十年来最严重蛋荒，蛋农为何不愿增产？谁来决定鸡蛋售价？

从过年前夕至今，以下几种情景，任何一个台北人大概都不陌生。

新闻画面里，超市生鲜鸡蛋区的货架上空无一物；午后的咖啡厅里，几个人围坐一桌，热切讨论近期在哪里买到了蛋、一颗多少钱；网路社群平台上，有人炫耀自己刚买到的鸡蛋、戏称自己是“鸡蛋富翁”，也有人贴出端正放在小碟上的荷包蛋，宣称“吃蛋也成了奢侈的事”。

“这次缺蛋现象，是台湾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家乐福超市公关经理庄期棋对端传媒说到。

据中华民国养鸡协会统计，2022年1月，平均每日全台蛋农产蛋114,774箱，比前一月减少8,125箱，相当于平均每日短少160万颗鸡蛋，产蛋量甚至比2021年6月因COVID疫情爆发、餐饮消费低迷时还要少。

知名量贩店的经理吴可彭（化名）则指出，以往平价鸡蛋每年都会缺1至3次，但并非完全没有蛋，而是进货量较少、或进货时间晚，一般短时间之内就能恢复；然而此次缺蛋，是为期最久、最严重的一次，而且以往可以卖2-3天的蛋量，刚补货就能卖光，显示出“恐慌性抢购”如何加剧了缺蛋危机。

为了解决蛋荒，农委会宣布于2月8日开始，补助每台斤鸡蛋3元、蛋中鸡补贴每只25元，并将原先供应给食品加工业的鸡蛋，先调拨给零售市场应急，再进口“液蛋”供食品加工业者使用；到12日，农委会宣布蛋价“解冻”，每台斤批发价调涨2元，希望近一步刺激蛋农生产意愿。

然而端传媒进行调查后发现，蛋农们普遍对增产鸡蛋兴趣寥寥。位于彰化溪州的“水盏蛋鸡场”，靠近门口的两排鸡寮甚至已经清空──鸡场老板颜水盏告诉端传媒，他原本拥有20,000只鸡，如今只剩下约15,000只鸡，产蛋数少了近三分之一。

究竟，蛋农们为何不愿增产？台湾北部的缺蛋情况，为何比南部严重？这场缺蛋危机，又反映出台湾鸡蛋产业、经济政策的哪些结构性问题？端传媒走访台湾最大的产蛋县彰化，对蛋农、蛋商、农委会、通路业者和专家学者进行采访，试图为读者还原──这场台湾近年来最严重的蛋荒，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缺蛋危机的众多成因：饲料大涨、COVID疫情、禽流感

此次蛋荒，可以说是“瑞士乳酪理论”的典型案例：危机能发生，并非出于某个单一原因，而是多个问题叠加、串连在一起，有如乳酪里的空洞，正好连成了一线，才能让光线穿透。

而缺蛋事件的第一个空洞，早在一年之前就已出现。

2021年1月，由于国际运输费大涨，台湾进口玉米现货价格站上了每公斤9.1台币的高位，和2020年1月相比，同比增长了32%；即使拉长时间来看，这个涨幅也依然显著──2017至2021年间，玉米现货1月平均价格只有8.17元。

玉米价格在2021年持续走高；到2022年1月，作为世界第四大玉米出口国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剑拔弩张，也进一步将台湾进口玉米的价格，推至每公斤14.94元的历史新高。

玉米是蛋鸡饲料最主要的原料之一，而台湾的饲料玉米，有95%来自进口，于是从2021年初至今，蛋鸡饲料价格也已上涨40至50％。

由于蛋壳的形成需要钙离子，而母鸡产蛋也需要各种营养素，相应的，蛋农对饲料配方的要求也高；也因此一般蛋农即使遇上饲料涨价，也不敢轻易更换饲料配方、改用比较廉价的饲料。据中央畜产会的调查，饲料支出在蛋农生产总成本之中，占比高达75.53%，因此饲料的涨价，也格外让蛋农难以消受。

蛋荒这块乳酪的第二个空洞，则是台湾于2021年5月首次爆发的COVID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三级警戒：由于警戒期间餐厅禁止内用（堂食）、餐饮消费不振，于是鸡蛋也跟着供过于求，批发价于7月跌至全年低点，每台斤（600克，约合10颗鸡蛋）仅剩31元。

在饲料价格居高不下、蛋价又前景不明的双重夹击下，不少蛋农在权衡之后，都决定暂缓购入新鸡，或者提前让母鸡“换羽”休息、减少养鸡数，以免“养愈多、亏愈多”。

根据中华民国养鸡协会的统计，全台淘汰的蛋鸡于去年12月、今年1月都有增加，而1月的“换羽”只数，和上个月相比更是翻倍上升。中华民国养鸡协会蛋鸡课课长王荣生指出，“换羽”指的是短期停止饲料喂养、让母鸡暂停下蛋。

“其实不只是饲料，新鸡的价格也涨得非常凶──去年这时候，一只中鸡大概100块出头而已，现在已经涨到180了。”彰化溪州水盏蛋鸡场的老板颜水盏告诉端传媒，一般来说，蛋鸡场不会从雏鸡养起，而是由“中鸡场”将雏鸡养至75天大，再转卖给蛋鸡场。“但去年亏得太惨，算一算，我卖一斤蛋会亏损5、6块，所以就决定少养一些，只剩老鸡在撑产量，但老鸡的生蛋效率又比较低。”

不过颜水盏之所以不愿进新鸡，还有另一个原因。

每年冬季期间，台湾都会进入禽流感的好发季节：根据台湾动植物防疫检疫局的官方统计，2021年底至今的禽流感疫情，已有5起通报和蛋鸡有关，而且全数集中于彰化县的海线地区，扑杀鸡只的总数达12万只；相较之下，前一个冬季（2020年底至2021年初），和蛋鸡有关的禽流感通报则只有一起，扑杀鸡只仅28,739只。

“我们也担心，新进的中鸡万一有病，会传染给鸡寮里的鸡，风险太大了。”颜水盏说。

实际走访彰化的蛋鸡场，几乎每间鸡场大门上，都挂着“防疫期间，谢绝入内”的牌子──只不过鸡场防的不是COVID-19，而是禽流感。

从中部收蛋、运往北部销售的蛋商陈仁钦，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便指出，“很多鸡农不敢通报（禽流感），因为通报（之后）不只会全部扑杀，还要禁养半年。”

陈仁钦又指，缺蛋之前，他平均每两天会前往彰化一趟收蛋，每趟收四万到六万颗，然而蛋荒爆发后，他载回来的蛋数大约只剩以往的三分之二。

若以比例来看，目前因禽流感而遭官方扑杀的蛋鸡，只占全县蛋鸡总数0.6%，确实很难令人相信会造成鸡蛋供给不足，“所以实际影响的鸡只一定更多，否则不会缺蛋这么严重。”陈仁钦对记者说道。

就此，农委会畜牧处副处长江文全指出，鸡只如果生病，感染的并非只有“禽流感”，也可能是其他疾病，“虽然官方通报的禽流感只有12万只，但因为其他病因而死亡、受影响、产蛋量下降的鸡只，数量绝对比这个多。”

台大动科系副教授魏恒巍则指出，冬季鸡只较易染疫，另一个原因是北方的候鸟，会在秋末迁移至台湾过冬、带来病毒，而开放式的传统鸡寮，也更容易受病毒侵害。“鸡只感染到高病原性的病毒之后，会迅速发病、大量死亡；如果感染到的是低病原性的病毒，虽然不见得会死亡，但会影响产蛋”。

魏恒巍也强调，产蛋鸡非常敏感，只要受到紧迫（stress），产蛋率就会雪崩式下降；但产蛋率若要恢复，却只能阶梯式的缓慢上升。

事实上，蛋鸡的生产效率本就和季节有关：冬季时温差大，蛋鸡为了御寒，就会将养分留给自己，生蛋颗数也会跟着下降。“但有些鸡农因为饲料贵，就舍不得喂，导致鸡只营养不够、抵抗力变差，加上老鸡体质本来就比较差，更容易得病，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环环相扣的。”颜水盏如此分析。

此外，彰化县相对严重的禽流感疫情，也可能加深了北部的缺蛋问题。

由于台湾各县市的自治条例皆规定，畜牧场必须距离住宅、商店等设施至少300或500公尺，而台湾北部的人口又较为稠密，因此几乎不可能设置鸡场；然而最主要的消费人口又位于北部，因此为了缩短运输距离，蛋鸡场才会集中在人口密度较低、又最靠近北部的彰化县。

根据台湾中央畜产会的统计，彰化就是台湾最大的产蛋县，全台有45.44%的蛋鸡饲养在这里，平均每两颗蛋就有一颗来自彰化，而彰化生产的鸡蛋，确实也多半运往北部。

不过颜水盏也指出，中南部的蛋鸡场一般仍会优先供应产地附近，运输距离也比较短；再说，北部市场需求量更大，一旦因为缺蛋消息而发生“恐慌性抢购”，也更容易将蛋买光。

鸡蛋的包销制度，与不够弹性的“市场机制”

除了每年都有的季节性因素，以及饲料大涨、鸡蛋需求锐减之外，不少受访的蛋农都认为，台湾鸡蛋产业的定价制度、以及缺乏“市场机制”的产销现况，才是此次蛋荒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

今年1月过年前夕，农委会宣布“鸡蛋冻涨”的政策，就是这个定价制度的“冰山一角”。

在分析“冻涨”如何进一步加剧蛋荒之前，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理解台湾的鸡蛋产业。

台湾鸡蛋的产销模式相当复杂，但如果简化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依赖蛋商大盘的“包销制”、和连锁超市签长期约的“契作供应”，以及以高价蛋、动物福利蛋为主的“自有品牌”。其中，“包销制”是最主流的产销模式。

包销制指的是每个蛋农固定只和一、两个蛋商配合，不论蛋农生产多少，蛋商都会全数收购。

而包销制会成为主流，反映的正是台湾鸡蛋产业的结构，以及鸡蛋这种农产品的特点。

根据“兽医畜产发展基金会”统计，2020年全台1,650间蛋鸡场里，有91%属于中小型蛋农，饲养规模小于50,000只鸡；这些小型农户一般是传统鸡场，缺乏现代化设备，也没有自己的品牌或通路。

此外，母鸡每天都会下蛋，而不像肉品畜禽，可以依照市场需求，调整屠宰时间、供货节奏，再加上鸡蛋的保鲜期又不长，因此销售的时间压力特别大。循此，对于难以发展品牌、没有通路的传统小农来说，包销制就是最保险的产销方式，能让他们专注生产，而不需担心销售问题。

但包销制当然也有缺点：蛋商向蛋农收购鸡蛋时，蛋农几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

由于台湾鸡蛋并不存在批发市场，大盘蛋商的“批发价”基本由台北的蛋商公会主导，是个高度“中心化”的定价机制，经常被诟病为“不够符合市场机制”。

这种“不够符合市场机制”的特性，在今年蛋鸡短缺的情况之下，也让鸡蛋市场变得更加扭曲，导致供需严重失衡。

举例来说，今年过年前夕，鸡蛋市场就已经出现短缺现象、导致蛋价上涨，然而农委会却介入、要求蛋商“冻涨”，将大盘批发价维持在每台斤43元；扣掉蛋商、运输业者的利润，蛋农出售鸡蛋的“产地价”仅剩每台斤34.5元，完全无法反映从去年至今飙升的养鸡成本。

吊诡的是，有些蛋商为了留住下游客户，或者已经和下游通路签了契约，必须在期限之内供应一定数量的鸡蛋，否则便需支付违约金，因此愿意以高于农委会和蛋商公会规定的价格，向平时没有接触的蛋农收蛋、抢蛋，因而形成“黑市”。蛋农颜水盏甚至听说，有些蛋商走投无路，居然跑去超市抢架上的蛋，再另外包装给自己的客人。

蛋商陈仁钦指出，过年期间，产地的黑市价已经来到每台斤45至55元。“其实现在只要不买黑市蛋，蛋商就不会亏钱，所以我就是选择少买一点，然后按照蛋商公会规定的批发价卖掉。”

有些人或许会问，既然黑市价格较好，蛋农为什么不把所有的蛋，全部用黑市价格卖给追蛋的蛋商，而还要用不符市场行情的盘价，供蛋给固定配合的蛋商呢？

针对这个疑问，颜水盏指出，其实大多数蛋农，也不太敢把蛋交给高价收购的蛋商，“如果我贪这一点钱，卖给没接触过的蛋商，我们也会怕改天蛋多、原本长期配合的蛋商不来跟我买，到时候我要交蛋给谁？”

除了黑市之外，年节期间也有北部人因为买不到蛋，便趁着返乡，循线找到颜水盏的蛋鸡场，想直接用台北的市价和他们买蛋──颜水盏夫妇很喜欢这种散客，因为售价比卖给大盘蛋商的每斤34.5元好太多了。

“如果我们有自己的通路，就不用管政府规定的价格了，照市场机制走就好了。以前我们还有少量做宅配，但最近运费太高、包销又卖不够，所以宅配就停掉了。”

然而万一蛋价持续冻涨、让他们不敷成本，该怎么办呢？颜水盏听了问题之后苦笑，“那我们就是等啊，等饲料、中鸡降价，才会再进新鸡。”

发展品牌，就能避开“包销制”的价格紧箍？

和颜水盏相比，在彰化芳苑经营蛋鸡场的陈秋池，这几个星期的心情显然更好。

陈秋池的鸡蛋场整洁亮眼，外头崭新的饲料筒仓，还贴有欧洲大型饲鸡设备品牌的名称，在周遭一片荒凉的农业地景里，显得格外气派。

面对记者，陈秋池神情难掩骄傲地说，他做的“不是农业，而是生技业”，不仅拥有鸡蛋洗选设备，还采用最先进的恒温鸡舍、自动化输蛋带，甚至有实验室、自行研发饲料配方。

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也有配合的小型经销商，通路多元而分散，不像一般小型蛋农，只能仰赖大盘的包销制，价格被蛋商公会的大盘批发价控制住。

陈秋池的销售管道是这样的：七成以品牌蛋的形式，在自己的蛋场里洗选、包装，再铺货至全台各地的经销商和餐厅，一斤零售120元；另外三成，则是所谓的“次级蛋”，这种蛋外型可能有些斑点、但内容无碍，会交由大盘蛋商收购，收购价则根据蛋商公会规定的“大盘批发价”浮动，但会比包销制的产地价稍高一些。

陈秋池是这次缺蛋危机中的受益者，因为他的品牌蛋价格本来就比较高，而鸡蛋市场供不应求，也让消费者更有意愿买他的蛋。这也就是为什么，市面上缺的大多是平价蛋，但高价的品牌蛋或动物福利蛋供应无虞。

此外，那些急着补足蛋源、愿意用“黑市价”买蛋的大盘蛋商，近期也都追着陈秋池跑──陈秋池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半小时里，电话就响了五次，“都是不同蛋商打来求蛋”的，他连接都不想接，“现在真的会做恶梦，订单已经接到手软了，加班到半夜都做不完。”

“最近蛋不够、需要调蛋的蛋商，基本上都是赔钱在做生意，最后卖给市场的价格还是会比较高，但政府的心态，就是要让老百姓觉得物价好像没有变动，背后就是因为害怕流失选票，所以宁愿牺牲蛋农，毕竟消费者人数还是比蛋农多。”陈秋池说道。

不受“包销制”箝制的陈秋池，还向记者表示，另一个能反映“鸡蛋市场机制不足”的，就是所谓的“红盘蛋”机制。

所谓的红盘蛋，指过年期间（蛋农和蛋商一般会议定14天的期间），产地的收购价必须减5元，等同于蛋农过年期间“补贴”给蛋商的“红包”。

由于蛋量短缺，今年过年期间的“红盘蛋”缩短为9天，而且每斤改为折让4元，借此“反映供不应求的市况”，然而在外行人眼里，这种折让制度依然匪夷所思──明明缺蛋都这么严重了，蛋商怎么还开口要这笔红包呢？

农委会畜产处副处长江文全指出，红盘蛋是台湾蛋业行之多年的惯习，原因是过年期间市场休市、鸡蛋需求较弱，而运输业者也有一定比例休假，“其实这种现象，也不是鸡蛋产业才有，过年期间，剪头发、搭出租车也都会涨价，是一样的道理。”

但由于包销制是“不论产多少、都要照单全收”，而收购价又被蛋商公会控制住，因此蛋农必须提供诱因，让蛋商增加在过年期间收蛋的意愿──换言之，红盘蛋其实也是包销制的衍生物，因为蛋业公会规定的价格，无法真实反映市场现况。

针对这种现象，陈秋池批评，“为什么不干脆回归市场机制就好？过年市场不开没关系，就让鸡蛋跌价嘛，跌到卖得掉、市场能动就好。”

一场缺蛋危机，反映了台湾政府过度干预的物价政策？

为了增加蛋农生产意愿，农委会近期也祭出了补助政策，蛋农每销售一斤鸡蛋，就能获得3元补助──但在陈秋池眼里，却只是徒增蛋农的困扰而已。

“直接回归市场机制就好了，涨价之后，消费者就会少买一点，蛋农的生产意愿也会增加，大家也不用那边开三联单、开收据，再去和养鸡协会申请三块补助。”

“昨天我打电话给媳妇，要她赶快去买农渔业收据本，因为申请补助要用收据，到时候我怕不只是抢蛋，连农渔业收据本也要抢。”陈秋池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挖苦道。

因为补助而伤脑筋的，也不只是蛋农而已──负责承办补助业务的中华民国养鸡协会，也感受到了庞大的行政压力。

接受端传媒采访当天，养鸡协会蛋鸡课长王荣生才刚收到厚厚一叠的补助申请单。他对记者表示，过去政府只有在鸡蛋过剩时给予奖励及辅导，从没有在缺蛋时进行补助；日后待全台的奖励资料涌进，工作量“将会非常恐怖”。

王荣生也坦言，近期的补助政策“有点怪”，因为缺蛋时，有蛋卖的鸡农本来就能赚更多钱，因此能拿到补贴的对象，本来就是相对优势的蛋农、形同“锦上添花”，真正弱势的蛋农却反而拿不到补助。“农委会曾找养鸡协会、鸡农一起开会，在场的业者都认为，冻涨、补助不是最好的方法，其实回归市场机制、让蛋涨价就可以了。”

不过，姑且不论农委会的“冻涨令”，在此次缺蛋危机中究竟扮演了多大角色，该政策或许也反映出了，台湾政府面对“物价上涨”时惯有的思维与应对措施：过度的干预介入、习于以“劝说”方式直接要求厂商配合，从而可能违背了市场机制。

台大经济系教授吴聪敏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也曾严词批评台湾政府经常对物价进行过度干预，并指财经官员在面对媒体、立委质询时，有时甚至会讲出不符经济常识的答复。

吴聪敏的说法，或许也能从近期的物价稽查政策略窥一二。

去年九月台湾疫情趋缓、消费回温之后，物价出现明显升幅，曾引起不少媒体关注；到了十月份，台湾主计处长朱泽民在接受立委质询时，却说出“蚵仔面线一碗20元”的答复，引起舆论批评主计处长对物价的掌握失真、“不知民间疾苦”。“蚵仔面线风波”发酵后，行政院指示法务部筹组跨部会的“物价联合稽查小组”，清查这波物价上涨是否“存在不法”。

曾经参与“物价稽查小组”、多次前去店家稽查的基层公务员小乔（化名），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政府这次在处理物价问题，并没有采取总体经济的观点或做法，
而是尝试用稽查小组‘各个击破’，恐怕不容易行得通。之所以有通货膨胀，主要仍是因为国际原物料大涨，有一部分有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疫情期间的振兴政策有关。”

小乔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法务部、经济部从去年12月以来，确实都在频繁发布新闻稿，努力传达政府“努力做事、积极抗涨”的态度；到了1月12日，法务部甚至在新闻稿中宣布，个别餐饮业者同意暂缓涨价，“树立企业风范，公私协力，稳定物价”──俨然将公部门介入民间定价的行为，当作政绩在宣传。

此外，这种“一看到涨价，就直觉要查缉”的作法，也反映了决策者是以“法律框架”、而非“经济框架”在看待物价问题。

“现在的经济部长，其实是学法律的⋯⋯而目前在处理物价问题的，则主要是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他是经济部工业局出身的实战派，没有经济、财金背景，从基层干起，所以和业者很熟，觉得只要一通电话打过去，业者就会卖他面子。”

小乔指出，2020年COVID疫情刚出现时，经济部组建“口罩国家队”，就是以这种思维、直接征收口罩厂商，然而当时毕竟是非常时期；此次面对物价问题，却采取了类似的思维，直接要求业者不要涨价，其实并不妥当。

“‘稽查不法’这种说法，某程度上，也有点像是用来搪塞、安抚民众的说法，因为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物价上涨多数时候，是原物料上涨、货币政策造成的结构性现象，而不是某个业者在操控价格。”

事实上，这也不是台湾政府的物价政策第一次引起疑虑。比方说，2017年“一例一休”制度上路、引发物价上涨时，民间、学界也曾质疑，过度介入物价可能会引发市场投机行为，甚至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

针对小乔的说法，端传媒也向法务部常务次长张斗辉求证。担任此次稽查小组召集人的张斗辉指出，此次是法务部是首次在农历年前组成物价稽查小组，主因是“全球物价上涨，为了解物价上涨状况、为消费者把关”，才会进行联合稽查。

他强调，物价稽查小组“有一定的稽查标准”，店家被稽查，不代表店家涨价的行为就是不合理的，小组会进行后续调查、厘清涨价原因，“请业者不要误会，我们没有不准涨价。”

除了餐饮业者，法务部也曾在除夕前的深夜发布新闻稿，宣布对北部两家蛋商进行稽查。端传媒询问张斗辉，蛋商是基于何种因素才列为稽查对象；对此，张斗辉表示确实是收到了消息、符合判断标准，才会前去稽查，不过标准无法对外告知。

缺蛋是危机，也能是转机？

回看过去两年，农委会并不是第一次遇上危机，但就政府形象而言，这波缺蛋危机却可能是杀伤力最大的一次。

首先，近期几次农产供需危机，基本都和北京直接关联（比如2021年北京禁止进口台湾凤梨与释迦的事件），因此有更明确的指责对象，反而能动员台湾民众“团结度过危机”；然而此次缺蛋事件，却是少数和两岸动态、地缘政治没有直接关联的危机，也没有明确的“外部敌人”可以归咎。

此外，不论是凤梨或释迦事件，造成的都是“需求消失、生产过剩”的问题，受害的是人数较少的农民，对一般消费者没有太大影响；然而此次缺蛋事件，处理的却是“生产不足、供不应求”的问题，因此所有消费者都能感受到影响，舆论对执政党的伤害也更大。

但与其为缺蛋危机“找寻战犯”，我们在分析此次缺蛋危机时，也应该注意到，这起事件如何反映了台湾农业的体质，以及台湾政府与人民看待物价上涨的态度和框架。

在台湾，农业偶尔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不能因为无利可图、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比较利益，就完全弃守、只靠进口供应；然而许多农产品，至今又仍以传统小农作为主流生产模式，他们对风险的耐受性不高，在市场中也是弱势，如果没有尝试发展品牌、自寻通路，往往只能成为价格的接受者，加上鸡蛋又被视为“基本民生物资”，也因此格外需要政府介入保护、维持稳定──这也是虽然蛋农、蛋商都有微词，但“包销制度”仍能存续至今的原因之一。

此外，经济成长本来就会伴随物价上涨，政府过份介入、压抑物价，除了不符市场机制、可能造成像此次蛋荒的供需失衡之外，甚至可能是台湾低薪困境的其中一个成因──但这不只是政府的问题，也有赖台湾全民改变心态。

然而积极点看，此次缺蛋危机除了揭露鸡蛋产业的结构性问题之外，确实也提醒了我们，必须关注如何在维持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权益、稳定物价之间取得平衡，以及如何加速台湾蛋农产业的现代化，并检讨“包销制”可能存在的弊病。

“传统的包销制，确实会衍生出现在看到的问题；如何去改变这个结构性的制度，我们会再找各方干部来谈，确实会有（改革的）规划。”农委会畜牧处副处长江文全如此对端传媒说道，但他也提醒，取消包销制一样会衍生其他问题，比如蛋农承受的风险就会更大。

台大动科系副教授魏恒巍则认为，不论是缺蛋、或是因生产过剩造成蛋价崩盘，若想一举解决这些供需问题，或许也必须改变台湾人的食用习惯，比如增加台湾消费者对液蛋商品的认识与接受度──而此次的缺蛋危机，或许就是一次转机。

“短期内，可以先进口液蛋到超市，解决燃眉之急；未来则可以辅导国内的液蛋产业，在生产过剩时，将多余的蛋制作成蛋液，再配合提升冷链设备和液蛋品质、并广加宣导，提高消费者对液蛋的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