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骂为何有违体育精神？陈清晨事件反映的中国体育举国体制

即使脏话（又称粗口）经常被文化论者视为突破社会禁忌的良性文化现象，但我们仍不能一概而论，而忽略个别与脏话有关事件中的语境分析。中国羽毛球手陈清晨在奥运比赛期间“爆粗”，不只是关于运动场上的不君子行为，更是中国民族主义与举国体制折射到国际体育赛事中的典范性事例。

事缘7月27日，陈清晨在一场跟韩国选手进行的奥运羽毛球女双赛事中，频繁地高声喊出拟似“我操”、“牛逼”等粗言，引起网民议论纷纷。港台网民多数认为，比赛中“爆粗”是不尊重对手、有违体育精神的行为，应予以谴责；但当中亦包含了嘲笑成份，部份人认为中国运动员文化质素低下，不懂国际体育礼仪。然而中国网民的反应则相当正面，不少人认为陈清晨的举动旨在激励士气，同时也表现她率性一面。当然，在奥运赛事中听到熟悉的汉语脏话，也挑起了中国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掀起了一轮以“国骂”作为“国粹”的议论。

遇到灰色地带：小粉红与国际的落差

“国骂”一语出自鲁迅在1925年的文章〈论“他妈的！”〉。网上不少想当然的言论都引述这个典故，并声称在情绪高涨时爆出一句“他妈的”，是民族性的表现，有正面意义。但鲁迅原文的意思是说，当时中国仍有士大夫跟“下等人”的阶级之分，士大夫“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低下阶层要在嘴里反抗，就发明了一句“他妈的”，鲁迅看来，这“也还是卑劣之事”。因此，鲁迅论“国骂”，其实是迂回地批评社会的阶级不平等，而没有为脏话说项之意，我们亦难以将他的说法套用在现代语境里。

反而是，以“国骂”形容脏话，既有批判民族性，亦有民族自嘲成份。在现今网络世界里，脏话愈发摆脱了其作为禁忌语的性质，而晋身成网络日常语，不论在内地还是港台网络上亦然。2009年，中国政府发起“整治网际网路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封锁网络上的脏话，网民因此发明了“草泥马”（操你妈）、“卧槽”（我操）等脏话谐音，以避过官方网络审查（即“河蟹”（和谐））。类似的脏话谐音在港台网民之间亦相当盛行，例如香港网民已习惯以“撚”（𨶙）、“胶”（𨳊）入文，或台湾网民以台语谐音讲“赶羚羊”（干你娘）、“机车”（欠奸）等。

在一般网络发言或现实中的日常谈话中，这类扭曲脏话（minced oath）往往被视作无伤大雅，也不常被看成是低俗、无礼或没文化的表现，不过在正式或官方场合中，例如政治人物发言、传媒广播等，不论是正式的脏话还是其谐音，则仍是禁忌。

网民对这个灰色地带的理解和反应，更反映了中国的小粉红民族主义，跟台港、周边国家、以至国际文化政治之间的落差。

陈清晨在运动场上的“率性”表现，正是触碰了脏话作为“日常用语”，跟作为“禁忌语”之间的灰色地带，而网民对这个灰色地带的理解和反应，更反映了中国的小粉红民族主义，跟台港、周边国家、以至国际文化政治之间的落差。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国际奥委会虽没对比赛中的语言礼仪进行个别规定，但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则订明禁止运动员“用清晰且洪亮到让裁判或观众听到的声音使用在任何语言中被普遍知道且理解的词语进行亵渎或表现不雅”。另一边厢，中国女子单车选手鲍珊菊和钟天使在颁奖台上领取女子单车团体赛金牌时，被发现佩戴毛泽东像章，明显有违《奥林匹克宪章》中禁止在运动场上进行政治宣传的规定。一如“陈清晨事件”，此事同样引起了中国网民喝彩。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只属个别例子，反映了某些中国运动员对国际体育规例的敏感度不足，因而才犯下这类与比赛胜负和奖项无直接关系的错误，然而在事件背后，却说明了一种看待国际体育活动的中国民族主义心态：以争胜，而不是体育精神，为运动员的最高价值。

要体育精神，还是致胜策略？

体育精神（sportsmanship），有人会称为公平竞技（fair-play），是现代体育领域中最广为认同的最高价值。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罗家伦曾把fair-play译作“运动家的风度”，并强调“宁可有光明的失败，决不要不荣誉的成功”。但今天我们理解的sportsmanship，意涵远比fair-play丰富，据《奥林匹克宪章》订明，“体育运动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能力在没有任何歧视的环境下进行体育运动，在体育运动的交流中追求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进而更加深入的体会奥林匹克精神。”

背后的理论基础则是来自“人权”的观念。奥运作为国际最重要的体育比赛，也理应被视作现代体育精神的最高体现，当中涉及的不只是运动选手不可以为争胜而违反比赛规则，如偷步、使用不合规格的比赛用具和衣饰、或服用禁药等，亦关系到运动员、有关国家的体育组织、以至观众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充分尊重。换言之，“不犯规”只是运动员应有的行为表现，更应深究的，是行为背后的运动员心态。

除了sportsmanship，还有一个相关的概念是gamesmanship。跟sportsmanship不同，gamesmanship重视比赛中的致胜策略，尤其是如何在整体布阵、心理战和临场发挥的事情上下功夫，力图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求“击败对手”的方法——要注意的是，这里讲的是“击败对手”，而不是“争取胜利”。运动项目中，如球类、搏击等，均以“击败对手”为获胜指标（这类姑且称为“第一类”），而像田径、游泳等项目，则没有对打成份，运动员主要是专注于自己的表现，最后以时间、距离等客观标准评定胜负。（姑且称为“第二类”）。 另外还有一类，如跳水、体操等项目，也没对打成份，但评定胜负方法则由评判团的评分决定。（姑且称为“第三类”）。Gamesmanship在“第一类”项目中对运动员表现的影响较大，在其余两类中则较小。

一种看待国际体育活动的中国民族主义心态：以争胜，而不是体育精神，为运动员的最高价值。

中国举国体育体制，策略与僭越

据美国《纽约时报》分析，中国自1984年以来所获的奥运金牌中，有近75%集中在六个项目上：乒乓球、射击、跳水、羽毛球、体操和举重，原因是中国体育体制承袭自苏联模式，由国家在全国各地物色有潜质的儿童，再送到官方体育学校进行全日制训练，而为了争取更多金牌，政府会把资料投放于西方国家较不重视的项目上。

《纽约时报》的报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体育体制的一些冷战背景，即以“举国体制”发展国家体育，而影响所及，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上表现较出色的，一般都是个人项目，例如“第二类”和“第三类”，运动员可以透过重复性和高强度的训练来提升水平。相反，像“第一类”项目，除“ 乒乓球”和“羽毛球”等个别项目外，中国运动员表现相对较差。据《纽约时报》统计，除女子排球外，中国从未在奥运中得过任何集体项目的金牌。（至于今届东京奥运中国女排表现不济，以及过去曾有“铿锵玫瑰”之称的中国女足亦不复当年勇，似乎进一步反映了这个状况的激化。）

这种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令中国运动员专注于个人重复性的训练，以保证在国际比赛中有稳定的良好表现，因此对于有大量临场不确定因素的“第一类”集体项目，如足球、篮球等，单纯的重复性训练是无法得到好成绩的，这似乎说明了中国体育体制不擅于在gamesmanship上钻营比赛策略。

但吊诡的是，若将视野放到比赛规则以外，中国其实是十分重视gamesmanship的。事实上，陈清晨“爆粗”似乎也可视是gamesmanship的策略之一，即以心理战方式打击对手士气，即使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否有意为之。可是，问题却出在这一“策略”僭越了sportsmanship。

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由举国体制承袭下来、以争取金牌（甚至连得银牌或铜牌也被视作失败）为最主要（即使不是唯一）目标的集体思维，令体育精神变成了一件相对次要的事。在比赛中不犯规，主要是避免被取消资格，而非真切地认同并尊重体育精神。于是，对于一些没明显犯规的举动，不少中国运动员都相当不敏感。

一个著名例子是中国泳手孙扬。今年他因禁药问题被禁止参加东京奥运，不过在网络上，他最广为知的事件，则是2019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在镜头前向英国选手史葛（Duncan Scott）说：“You loser, I’m win, yes!”，表现极为挑衅。至于鲍珊菊和钟天使佩戴毛泽东像章，似乎也不像是一种有意挑战奥运文化的政治行为，而只是无心之失。

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由举国体制承袭下来、以争取金牌（甚至连得银牌或铜牌也被视作失败）为最主要目标的集体思维，令体育精神变成了一件相对次要的事。

“战狼”引发的正反效应

回说陈清晨事件，事后陈清晨在其个人微博中说，她只是“对自己一个赢球气势上的鼓励”，又指自己“可能是发音不太好”，“让大家误会了”。可是，她并未清楚说明她那句话是否脏话，而在稍后的比赛中，则已未再听她发出类以的声音。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爆粗”确是她自我激励的方法，然而她并未注意到，这种方法有违国际间对体育精神的理解，更有违反跟判定胜负无关的体育规例的风险。

陈清晨事件不只清楚说明了，在现存中国体育体制下，运动员欠缼关于体育精神的良好观念，由此也牵动了中国民族主义跟国际政治舆论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曾表示，要求中共各级领导“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这当然是一套大外宣辞令，却因为与过去的“战狼外交”大相迳庭而为国际注意。不过，中国在国际间的“战狼”形象深入民心，在奥运中，中国运动员任何出位举动，都很容易被解读为符合中国官方外交形象的表现。

这种解读可从正反两方面谈，一方面，中国网络小粉红总是喜欢把这些事件解读成民族主义的体现，例如赞扬陈清晨“爆粗”为“国骂”， 甚至故意将这些违反国际礼仪的行为，硬说成是一种民族复兴的表现。另一方面，小粉红的煽风点火，旋即引起台港网民的反弹，他们既对中国运动员有违体育精神反感，也燃起了跟中国内地在政治上的对立情绪，并将这情绪重新投射到运动场上。

事件很多，不胜枚举。例如在羽毛球男双决赛，台湾的李洋和王齐麟击败中国的李俊慧和刘雨辰夺金，台湾网民欢喜若狂，更有人将羽毛球场地的绿地白界设计成“新国旗”，以宣示跟中国划清界线的国族思想。相反，中国内地网民则咒骂连天，他们不只批评李刘表现不济，更讥讽李王是“台独选手”。中国网民的反台情绪，更引发台湾艺徐熙娣（小S）被小粉红“出征”，中国网民指她在台湾羽毛球手戴资颖败给中国的陈雨菲后，以“国手”形容台湾运动员，是“台独”的表现，更指骂她不要再至大陆捞钱。

小粉红的煽风点火，旋即引起台港网民的反弹，他们既对中国运动员有违体育精神反感，也燃起了跟中国内地在政治上的对立情绪，并将这情绪重新投射到运动场上。

需要注意的，即使中台网民虽有互相蔑视的集体情绪，但表达方式却各有不同。更重要的，是面对自家运动员的落败，态度也迥然不同。内地网民几乎一面倒地对落败（哪怕只是失落金牌而得到银牌）予以谴责指骂，连带运动员自己对也几近条件反射地为自己未能夺金而道歉。相反，台湾网民则多对运动员的付出表达谢意和鼓励，即使在戴资颖败给陈雨菲这类涉及鲜明政治情绪的赛事里，戴资颖虽败，却赢尽了民心。这种情况同样在香港发生，不只张家朗夺得剑击金牌，而令香港人欣喜若狂，即连游泳选手何诗蓓两夺银牌（不是两度失落金牌），或羽毛球伍家朗因“球衣风波”而表现失准，香港网民都给予充份支持，全无骂难之声。

一种解释当然是，台湾跟香港向来不是国际体坛上的劲旅，今届东京奥运的成绩已是超额完成，而中国则是体坛强国，故要求不同，也有沉重得多的历史包袱。可是，中台港民众看待奥运的迥然态度，同样反映了gamesmanship跟sportsmanship的对立。中国的小粉红民族主义崇尚优胜劣汰，纯以胜负论英雄，对体育精神也缺乏细致的体会。而不少台港民网民讨厌中国，政治因素只是较阔而空泛的时代背景，真正令他们反感的，是那种无视体育精神的集体性格。

奥运发展到今，国家胜负（或仅仅是奖牌榜排名）已不再是现代体育的唯一价值，国际间愈来愈关注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以外的各种议题：体制问题如日本奥委会的贿赂丑闻、操守问题如俄罗斯因为禁药被罚不能以国家队名义参加、政治问题如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赛，有难民代表队参加奥运、或文化政治问题像睾酮浓度影响女性运动员参赛资格的争议等，凡此种种，皆指向一个关於乎现代体育精神的思潮演进：

我们的世界愈来愈重视如何更精准而完善地达成奥林匹克精神，也就是对个人权利的悍卫、排除歧视、弘扬友谊、团结和公平。任何对成绩和胜利的追求，我们都只能以上述基础上进行，而不能绕过它。

中国的小粉红民族主义崇尚优胜劣汰，纯以胜负论英雄，对体育精神也缺乏细致的体会。而不少台港民网民讨厌中国，政治因素只是较阔而空泛的时代背景，真正令他们反感的，是那种无视体育精神的集体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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