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逝世周年：愿哨声依旧响亮

李文亮医生去世一年了。

去年今天，当人们得知消息时，武汉仍在封锁中，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人来到他生前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院门口，为他献上花圈。晚上，人们自发在家中纪念，有人在吹响哨声，有人在为他吹奏《思念曲》，更多的人默默哭泣，在网络上向他致哀。如今，病毒依然在全球肆虐，而他留下的最后一条微博依然每天有怀念他的留言，无数人对他倾诉心事。

如今回望李医生生前的“吹哨”，依然有很多争议，有很多疑问没能获得答案。谁是第一个发出照片和截图的人？是同为被训诫者的艾芬医生吗？她获得的那份圈着“SARS冠状病毒”检测报告的图片是真正意义上的“哨子”；而2020年1月1日的官方新闻中因“散布病毒性肺炎谣言”被逮捕的8个人的真正身份和确切经历，就更是无法知晓了。

尽管官方派出的调查组定调称，对李文亮的训诫并不合程序，但其他的被训诫者呢？恐怕调查组及其调查结果，还有李医生去世当晚的“反复生死”、无端消失的热搜，都是安抚他去世后全国汹涌舆情的公关手段。当时下令封锁消息的发令者是谁？疫情刚刚冒头时因湖北两会而被人为清零，人们自顾准备春节缺乏警惕，最终酿成公卫灾难。这一切，没有任何主官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也从未对逝者公开面对责任。

一年后，全球感染者人数已经突破一亿，超过两百万条生命因之逝去，疫情最早爆发的中国已经控制住了疫情蔓延，转而聚焦于防止由跨国流动而导致的疫情复发。与此同时，美国是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欧洲病人的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相比之下，2020年初，我们对中国大陆抗疫的前景的确是过于悲观了。然而如今，防疫的成果让人们信心倍增，李医生的死，仿佛已经可以从对体制失灵的痛惜，转变为体制成功的代价的惋惜。除了提醒我们那些武汉人民煎熬的日夜真切发生过，我们今天还可以怎么纪念他？

至少，我们不能忘记李医生去世时，武汉有多么像人间炼狱：去世的病人在医院走廊里来不及抬走、女儿在车后哭喊着妈妈、有人几近全家病逝、医生用垃圾袋当作防护服……那些生离死别与撕心裂肺，无法仅仅当作成就某一刻大局的代价，而一笔勾销。

事实证明，停止全国性流动，并将资源集中投入疫区的做法，发挥了作用。一度，很多人认为疫情将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认为习近平打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仅仅是加强了舆论控制。这些判断都错了。共产党做到了拥有强力社会管控手段的政权能够做到的事情。“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技术官僚主导的威权体制尽管不能有效预防健康危机，但可以亡羊补牢。而精确到户的社区网格员、驻扎各社区的党群中心等不断强化的地方基层治理末梢，确实提高了流行病学调查溯源和封闭隔离的效率。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大数据和健康码，这一切诞生在拥有与阿里巴巴合作管理的“城市大脑”的杭州。而快速投入生产的试剂盒、疫苗等尖端技术，某种程度上也是近些年“工业4.0”等口号下对高技术产业扶持的结果。也正是这些机制，使起初只想在自己小群里发消息的李医生和艾芬医生可以被快速定位到本人，被单位谈话、被派出所要求签下“明白”。

但在宣传聚焦在抗疫中的国家队，将成功归结为政治体制优势与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时，我们就更应该守护一年前的武汉记忆，这些记忆正在慢慢消失，被某种重塑的语言所取代。

比如，武汉抗疫紧急状态的成功，真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之成功吗？集中收治的火神山和集中隔离的方舱医院，是SARS经验的延续。武汉封城初期的很长时间里，医护人员的出行和物资的运输都大量依靠当地志愿者组织的车队和服务队。如果不是记者和民间声音不断“讨伐”红十字会的物资分配能力和官僚习性，甚至借用直升机直接“空降”物资到医院，前线恐怕会长期陷入物资不足的困境。如果不是方舱医院中病人和医护人员一起组织志愿管理，那么这些集中收治设施很可能乱成一团，遑论助力控制疫情。然而，到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抗疫的成就越来越被形容成国家能力的证明，而我们越来越不记得在真正危机的时刻，普通人所表现出的合作、互助和连接——还有一点点的勇气。

相较于普通人危难时刻的表现，权力越来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确出现运转问题。部队增援并不及时，各种资源高度集中，封城后出现医疗挤兑、基层人手完全不足。而伴随着城市基层治理密集化，地方上的资金、人才等等资源统一集中到省内“首位城市”，各省首府都开始吞并周边县市。城市体积增大，公共服务设施压力暴增……这些问题在武汉封锁后集中暴露着：大量在武汉就业的湖北各地人口回乡后，成为各地“零号病人”，而集中在武汉的人因为大规模感染涌入大医院后形成挤兑态势，造成本就不富余的公卫系统崩溃。直到各地医护驰援武汉，危机才宣告缓解。

事实上，这些武汉发生过的问题，在一年后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好转。发达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面对散发病例可以维持复工复产，甚至像上海只用封闭一两个小区。而经济停滞，人口外流的东北，又或是检测资源不足，青壮年在城市打工只剩老年人留下的农村地区，在秋冬的疫情面前就格外脆弱。黑龙江望奎县的病毒在村里借婚宴等聚会悄然散开，直到成规模才被发现。各地医保、社保并没有完全打通，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也意味着缴费集中在大城市，对于人口流失的北方只能说是雪上加霜。而在吉林通化，冬季封城后基层管理人手稀缺，市民要在微博求助称几乎饿死，当地政府才开始调配更多人手配送蔬菜。巧合的是，李文亮医生正是东北人，他自己就是东北人口流失的一个案例。

一年前，笔者犹豫：“治理现代化最先现代化的，是舆情监督和宣传引导，现代化得最慢的，是政府的危机应变与应急管理。不知后者，对体制真的重要吗？”今天回头看，这话也许不太对，至少，在武汉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瘟疫得到了控制。但是，让李文亮命陷垂危的诸多人祸和社会问题，并没有伴随着抗疫的成功而得到解决，我们会否在未来又一次问出类似的问题？

我们还要再问自己，在一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李文亮医生？

我们可以参照那些因死去而被人纪念的人。比如自焚而点燃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小贩布瓦吉吉，或者是在警暴和种族不平等双重加害下窒息的黑人弗洛伊德，又或者可以想起许多因政治而遇难的名字，但是比起他们，李医生既没有引发运动也不是直接地因政治而死，是否还要说他是“政治性死亡”？

如果我们回到死亡这件事本身，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2020年2月6日晚上，李医生被传出去世消息，而抢救的消息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官方最终定调他于2月7日病逝。有人说，是领导害怕他去世引发舆情，强行抢救；官方则定调，医生们竭尽全力想要抢救同事，不肯放弃，所以时间长了一些。仅仅是他何时去世本身，就已经是一起公共事件。

一年之后回看，在李文亮医生逝世时，疫情就已经不是单单的科学问题。之后就更是如此：对抗全球性大流行病需要总体的公共卫生决策。疫苗效力、口罩、封锁、源头、疗法等环节都是政治议题，甚至染疫及康复本身也可以成为政治秀。回望李医生被训诫和意外感染，则是中国政治中长期发展的舆论控制、维稳逻辑的长链后果，受害者多于恒河沙数，而殊为特别的是他在这一长链的末端主动揭开了“谜底”，亮出了官方出具的训诫书，让“不能，不明白”成为表达不同声音的标志。甚至，他明确说出“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对自己的政治性有主动的表达，对公共性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这些是他生前就表现出来的，而不幸去世是他最不该遇到却偏偏遇到的巨大悲剧。

我们知道，李文亮医生是一个爱吃炸鸡、爱看剧的普通中国医生，还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也并不普通：他在罹患疫症的情况下率先承认自己的吹哨人身份，不但和其他保持沉默的人相比有勇气得多，而且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中足称可敬。也因此，他身后就成为各种政治态度角力的武器。一些体制的拥护者认为，尽管他的去世是个悲剧，但也只是一个病例而已，况且如果考虑到Covid-19并不是SARS，这样的消息会引起社会恐慌，所以对他的训诫并无不可，甚至更有一些人把他斥为炒作者和给别人递刀的“恨国党”；官方则温和而暧昧地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像赋予其他染疫去世的医生一样赋予他烈士荣誉，并且公开宣布“李文亮是共产党员，不是所谓的‘反体制人物’。”另外则通过博物馆和各种官方场合宣传张继先“疫情上报第一人”的身份，取代李文亮所代表的吹哨人在疫情早期反应中的重要性。更有前往九峰山烈士陵园吊唁李医生的人发现他的名字在陵园名录上被贴纸遮蔽。

这些做法包含两种意图，一种是消解李医生的政治意义，还原成简单的病理性死亡；另一种意图是要贬低他暗示出的政治倾向，使其所受惩罚合理化，将他的政治诉求变得次要且不合理。这些都说明，李文亮医生生前的遭遇和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具有强大的公共性，并且倾向清楚地导向了不利于体制的一方，以至于体制不得不介入关于他的集体记忆。而其中弦外之声再清楚不过：疫情从发现到控制，政府已经做到了最好，有且仅有体制的优越性得到体现，向民间传去警示声音的、自行其是的个体并不属于这个故事。钟南山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谈到李文亮，泪水不能自已，并且说今后中国说真话的医生不会再害怕受到惩罚，这样的寄愿恐怕难以实现。

李医生去世前说，自己的平反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真相。一年过去了，我们似乎离真相一点也没有更近。说真话的沉重代价仍然清楚，甚至越来越清楚。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平常的、甚至胆小自保的人，依旧随时可能重复他的命运——在某个历史时刻选择诚实，带着恐惧，带着犹豫。

一年过去了，愿哨声依旧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