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彭丽君：长远来看，我希望香港共同体不会消失 

如果一切顺利，9月6日，原本是今年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日，市民会早早出门排队投票，建制派要用尽全力挽救选情，而在民主派与本土派之间，该有一番空前激烈的竞争。但《港区国安法》6月30日通过，当晚即生效。之后港府先后宣布大批民主派立法会候选人提名无效，并在7月31日宣布因 COVID-19 疫情选举要延后1年。于是在9月6日这天，取而代之的是没有获得警方批准的九龙大游行，诉求是反对政府押后选举，以及关注涉嫌偷渡而在内地被捕的12名香港人的人身权利。

当日警方至少拘捕289人，包括一名新巴司机，他因怀疑向警察鸣笛而被截停。被捕时，司机脸上戴著一副猪嘴面罩，隔著巴士的茶色玻璃，粉红色滤罐赫然可见。这是去年反修例运动中抗争者最标配的装备。司机随后被捕，警方称他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士巴拿”及“螺丝批”，并于9月10日以“不小心驾驶”罪名落案起诉。

“我感觉到警察的恐惧，明显捉他不是因为士巴拿，是因为他驾驶著大巴士，又带著个防毒面罩，他们最怕的可能是司机的那个面罩。”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彭丽君教授，并不认为民间的抗争气氛和运动动能被国安法打沉了，“可以说（运动现在）是被压制了，但其实什么时候、用什么面目再出来也不知道。”

彭丽君教授的新书《民现：在占领时代思考城市民主》，在今年5月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现在的副标题为译者李祖乔博士由英文版的“雨伞运动及之后的香港”更换而来。书中分析的是雨伞运动的经验，但李祖乔认为并没有过时，“讨论的还是一些关于民主、主权和文化等理论性的概念⋯⋯既是拒绝遗忘，又不是抱著事件不放，而是把运动产生的能量转化成一些有待实现的视野。”

“有待实现的视野”，指的是香港共同体该如何平等、多元地建立，以及香港是否可作为一个城邦与国家分享主权。在不少人眼中，前者曾经存在一时，后者如今则空间近无。彭丽君自称向来乐观，却也认为现在比起写书的时候情况更差了：“一是对中国信任的失落，另一个是对香港政府崩坏的痛心⋯⋯世界看到的香港某程度是一个很简单的反极权，其实在香港里面又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挣扎”。

她认为香港的“高度自治”能否继续，很大程度要看中国有没有能力去了解自己某程度上也是一个集合体。中国领导人说“我的国家代表民众”、“我做每件事都是为了这14亿人” ——动不动就说和这14亿人过不去，但“民”到底在哪里呢？彭丽君质问。

“民众的出现”是她首先在书中提出的概念，但她不想把“民众”仅仅视为“被压迫者”，而是一群互相争论、尝试治理自己的人民；她把民主视为一个永远在进行中的“过程”，一个民众互相治理、而又不屈从于对方的过程。

她又讨论“城邦”与“共治”，希望探讨可否把民主从对国家主权或民族统一的追求里脱离出来，把城市视为一个实践民主的场地。她同样不同意历史人类学家傅柯，把“主权”视为压制性的力量，反视其为多元的民主能量，人们管治自我，也跟别人分享权力。

香港的民主抗争运动一度凸显了这些价值，但行至今日，要如何继续开放和多元，其实可圈可点。彭丽君用“部落”形容不同的政治阵营，认为走出自己的“部落”，看看别人的“部落”，更多地看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重要的：“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这种连接，而不是把别人看成工具，香港这个共同体可以走很远的路。”而无论如何，香港的民主不是照抄任何国家的民主经验，不是美国的、不是韩国的，而是在自己的脉络里追求的民主。

“我们如何自己先不放弃，不要让统治者的权力越来越大，侵蚀到民间的每个角落。可幸的是，香港一向都有一个很强的公民社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这些能否捉紧，就靠我们自己了。 ”

如果要探讨“希望”的来源，她相信，一定是在民间。

端=端传媒

彭=彭丽君

城邦

端：我们先谈谈书里你提到的一个概念，城邦。你认为所谓城邦不是一个城市形态上的概念，而是一种多层级的民主模式，更接近一种“政体”。在香港，陈云2011年提出的《香港城邦论》曾经引发很多讨论。你会如何理解这种主张？之后又有梁颂恒的“民族论”，你对“城邦”的理解，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彭：我想“城邦论”已经说得比较清楚。陈云说，中国华夏最精致的东西，香港可以保留，（香港还）可以取得西方社会最好的东西。香港兼得了东西方文化的精粹，有一天将它们发扬光大，令整个华夏民族都可以复兴。

我自己希望用一个相反的思路来看城邦：城邦应该是所谓帝国的边缘。其实希腊的城邦很早已经消失，这些古典的城邦留下来的遗产主要有两项，就是民主与连接。但所谓的民主其实比较虚，因为大部分的古典城邦都没有真正的民主，只是雅典的政治模式成为了西方民主思想的源头。

反而连接才是城邦最重要的特色，这也成为继之而起的港口城市（port city）的内核，这种与世界的连接也奠定这些港口城市的相对自由自主。因为它做交易的关系，这些地方有自己的教育水准、有丰盛的生活。但它永远都会是在帝国的侧边，在帝国内外游走，还会作为不同帝国中间的桥梁，但亦可能是不同帝国中间的磨心（注：粤语，指摩擦点）。永远都在一个很流动的世界里面，做生意，建立自己不稳定的共同体。

千年来这些世界城市其实都有自己的历史，长长短短，有很多都是很快就衰落。古典城邦消失后，港口城市上场，重要的港口城市通常都有非常复杂的历史，会成为不同的帝国和国家势力的争夺点，都是不断被占领，交易却不断。

香港会不会有机会去到某一个位置，当世界格局转变的时候被牺牲呢，是有可能的。尤其是中国和美国之间，不知道有怎么的去向，香港如果夹在中间的话，可能很快被边缘化（edge out）。但这件事真的要发生的话也不是一两天的。所以我唯有希望，香港能坚持住这样的状态，香港要建立的民主也希望可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建立），所以这个民主不会是韩国的民主。韩国是一个单一族群的国家，所以他们建立民主的路，情感关系、世界格局、朝韩国家分裂等，这些东西都跟香港很不同。我们可以怎样呢？其实民主也可以在这样流动的状态里面发生，香港也可以继续做一个城市应该要做的事。

端：我们的确是深陷于现代国家体系之中。在你看来，城市应该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彭：边界贸易、人流很多、货流很多、ideas会有很多、会很多变，人来人往，带入的东西不同，亦都会带走一些东西，城市的个性和民族国家不同。如果我们的民主可以在这种状态中开展，香港可以是一个开放和多元的地方，但这种流动性也不利建立任何单一的政治思想，继续乱哄哄，这也是一种很有生命力的状态。

所以香港是可以跳出现代国家体系的状态的，如果你用比较乐观的看法的话。因为香港不是一个国家，是国家的一个城市，但香港这个城市不是在国家里面，而是国家外面。这个逻辑有自己的历史。那会否发展到一个属于这个地方的民主制度呢？这是我一个最大的希望。

端：在书中，你提到城邦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要去“分享主权”。现代社会中，提到分享主权，人们往往会想到欧盟的实践。但欧盟在疫情中也被很多人批评，一些观点认为“欧洲精神”出了问题，那种“超世界”的理念本身是“不可行”的；也有观点觉得这正正说明欧盟没有主权，没有民主的授权，是靠官僚维持这一套的运作。这些围绕主权和超主权的讨论，对香港有什么启示？

彭：欧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欧盟的建立，是通过各个成员国互相建立一套在国家以上的集权再分权，即是自己国家有自己的主权，也希望可以分享一些权力出去，在国家以外一起运作。可以想象一定是“一镬泡”（粤语，一锅子水泡，比喻事情一塌糊涂）。当年能够成事，其实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欧洲的人自己都觉得很惊讶。因为欧洲打仗打了几百年，他们的民族、国界、语言、文化都混得很乱，恩仇都很深。

所以欧盟的出现，一定要有很多协商、有很多官僚，否则就运作不了，至于它能否继续维持，就要靠欧洲人自己的智慧了。现在未解散已经很好了，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美国是联邦制（federation），下面有州政府，他们亦确实某程度做到这样的状态。州政府本身亦有一些自己的主权，联邦政府也有主权， 建立了美国。

香港的所谓高度自治能否继续发展，很大程度看中国有没有能力去了解自己某程度上也是一个集合体（assemble）。宋朝的时候很小，唐朝和元朝很大，明朝很小，清又很大。当中有很多民族关系，有很多不同的制度在运行。宋和唐不同，唐和元和清又不同，虽然他们都是幅员广大，但他们的系统也很不同。 就要看中国政府或人民有没有这样的智慧，认识到不是每件事都是“自古以来”，而所谓的“古”根本在不停演变中。

建立一套体系一定有很多松紧张弛的动力关系，“一锤定音”可能只带来很短暂的凝固。但中国现在是越收越紧，而主权这概念被描述得越来越神圣。主权是一个欧洲话语，当中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和张力，被中国挪用后再加上自己的历史逻辑，例如儒家的道统和天下观，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但西方现代主权一个最重要的元素是“主权在民”，那在中国，民在哪里呢？没有民的参与和授权，如何支持“国家代表民众”、“党的利益代表14亿人的利益”这些话语？动不动就说上“和14亿人过不去”这些话，把对话空间压缩到那么紧，令事情没办法开展。就像下棋，永远没有活棋可以让大家走。

端：历史或现实中，你能想到什么城邦和大国分享权力的例子吗？

彭：古典城邦和现代的城市很不同，后者一定要在民族国家下生存，新加坡是一个国家。香港是一个特例，我们就用一个特例的方法去看待香港。

端：你认为城邦的另一个特点是“共居”。 书里用2014年的雨伞运动来举例，比如社区里面的乒乓球桌也可以“有倾有讲”（有商有量）。 在经历了反修例运动、《港区国安法》出台之后，你对这条社会路径是否还有信心？

彭：现在真的很难，因为不单止是国安法，现在的限聚令，只能四人或者二人，要如何共居呢。要整活社区估计要等疫情过后，但疫情过后政府会否把“例外状态”恒常化呢？这是全世界也在问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因为疫情而与人隔绝的状态，就真的不是很健康。

我在书中提出的共居有两个层次，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前者是不同的人在一起生活，后者是大家一起参与政治讨论和实践。反修例的状况和之前我们说占领其实很不同， 因为占领的时候，是一些有政治共识的人一起住，基本可以开展政治性的共居关系，但在反修例运动，没有占领区，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社区，其实是由不同的政治部落的人组成，首先的社会共居都变得很困难，更遑论政治共居了。

反修例运动的时候，社区有很紧张的关系，除了警民关系很糟糕外，还有很多蓝黄矛盾，很多仇恨，如何共居呢？例如连侬墙，黄丝通常觉得它是一种团结的象征，但相比之前的占领区只有黄丝，反修例时期的连侬墙在各个社区出现，大家都会经过，张力很大，它承载了很激烈的爱与恨，恩与怨，大家如何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呢？其实难度很高。

一些悲剧发生了，例如将军澳连侬墙斩人案，被斩女事主到今天还承受很多伤痛和压力。但在一些连侬墙上，黄蓝两方确实很不情愿地建立了一些共识，例如你什么时候贴、怎样贴，你撕我贴？抑或我走过的时候表现出的愤怒和不齿？可能会有很多争执，但很多时候去到某些位置大家懂得放手。可能街坊互相责骂，之后也许有其他人劝诉，有时候各自回归自己的生活，有时候就大打出手，有时怀恨在心。

可幸的是，在社区里也很多人慢慢学会了如何与不同政治思考的人一起相处。日常中我们见到很多冲突，争论后大家学会解散，解散后第二天再争论，到慢慢去建立一些界线，可能会继续有某程度上的沟通，有时不行，准备要打架的时候，又学会放手，学习怎样和对方一起生存，这是最困难的，但也是民主的真谛。

端：在反修例运动中不少人观察到，一开始的时候示威者们更多会协商，比如在前线的时候要冲还是不要冲，对“蓝丝”或其他路人的采取何种态度。但到运动后期，不少人担心的是这套机制似乎失控了，出现了“私了”，甚至说可能未必会有人出来阻止，或者有人阻止也不是很有效。

彭：这是一个民主实践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群众的信任可以去到哪里。中大（之战）也很明显，自治的那几天就是最明显。从一开始校内和校外的朋友已经争吵得很厉害，外面的人要说要烧掉学生会，学生会的人说那我没有话说了。可幸的是大家的沟通没有停止，虽然很多地方都沟通不到，但其实有些东西是建立了共识，但可能不是可以讲、可以写的守则。可能是一些东西说了很久，我讲了十句你听到一句，你说一百句我听到五句。

端：从1997年以来，港人一直会认为国家协商权力是可行的，至少是可以讨论的。但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中央开始提出“全面管治权”，这个协商的理想空间到现在似乎会更加小。

彭：香港在学习建立自己的共同体，奶茶联盟也可以是一个共同体，我当然希望中港之间也有一个共同体，但这个愿望越来越虚无缥缈。中国的权力核心非常封闭，内斗非常严重，中间发生什么是我们无从得知。香港的前途被置在这样一种权力体制下确实让我们痛心和愤怒，但愤怒过后还是要生活，我们还是要关心身边的人。

现在的情势看，确实是悲观的，中国的内部权力似乎越握越紧，没有人可以挑战，哪怕只是提出异议。在今天的政治形势，若要期望中国政权去放过香港，其实是很难的，但香港能否自己造就一些空间，继续保留自己的个性，我觉得暂时看上去还是可以的。

端：从哪里可以看到你所说的这种希望呢？

彭：其实都是民间。就好像现在说国安法下来了，我们如何自己先不放弃，不要让统治者的权力越来越大，侵蚀到民间的每个角落。可幸的是，香港一向都有一个很强的公民社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这些能否捉紧，就靠我们自己了。

历史的观看

端：香港一直是一个有政治经济实体但没有主权的地方，甚至按照你的说法，香港的“主权”很多，是“共治”的状态。而另一方面，香港历史有一些既定的讲法，比如说香港本身是一个小渔村，在中西方冷战中是很重要的一环，回归之前和之后如何在中西之间发展起来；去年端采访李家翘、蔡俊威教授时，他认为香港是“无数条线交汇的一个点”，要从历史上找到香港的自治或自主性，相当于重建历史观看的视角——本身是看你在大国中间的位置，现在是看自己的位置。人们有时会迷失于怎样去看香港的历史问题上。你怎么处理这种对历史“本源”的追寻或论述？

彭：历史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只看今天，环顾全世界的政治状态，其实都有相似的地方。尤其是2019年到现在，这两年，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种类的抗争。但若我们细看每一个抗争又很不同，尤其是当中的历史脉络。可能有些很大的东西在牵引，像 David Harvey（大卫哈维，国际前沿社会理论家）所讲的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又或者全球化的适得其反等等。但细看每个地方的历史轨迹都很不同，如果多一点理解人民不同的经历，你就可以多明白一点，他们在这个时刻，在挣扎些什么，而他们将会面对的可能性和香港又很不同。

历史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我很喜欢本雅明（Walter Banjamin）的历史观。他其实是不断在写历史，但他是在寻找历史的失败，是（在找）一些闸门。他觉得历史中不同的人都在行动和工作，在寻找出路，但一些门在不同的位置被闸下，（使得我们看到的历史）好像只有一条路出来；其实是因为很多门都闸下，所以我们见到的历史其实是很小、很单一和很少可能性，各种可能性在以前已经闸下。

所以要看那些 moment 其实很难，因为已经闸下，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很多人曾经在想很多东西，但做不到。而我们作为历史的阅读者就要去找回一些可能性，也就是寻找历史的死亡和开端。死亡和开端某程度上是同一件事来的，如果我们可以把已经关了的门重新开启，每一度门都是一个全新的将来，全新的世界。

阿伦特描写本雅明，就说他是一个捡拾珍珠的人，他会跳下水里找回珍珠。那些珍珠可能只是一些糟粕、一些肮脏的东西，给一只蚌吃掉了，变成了珍珠，他就把这些珍珠找出来。有趣的地方是我们怎样把它找出来，和怎样去将一些死了的东西变回活的东西，变成我们对将来的期盼。历史可以是怎样，其实正如我们看将来是怎样一样，无穷无尽。

相反，很多政权和当权者在重构大历史的时候，总是在选择他想说的东西，成为那条所谓的主流（mainstream），再成为一个权威论述（authoritative narrative）。所以我很欣赏和感谢那些不断在主流以外说不同故事的朋友，他们让历史活过来。

“民众的现身”

端：你用“民众的现身”总结香港的状态，认为从伞运到反修例运动，两次突然发生的事件改变了香港这个城市，发展出一种民众的现身状态。比如你认为除了上街抗议的政治行动之外，还有一个社会群体乃至社区出现。比如出现了辩论、合作、“各自爬山”的观点，等等。但很多人也会问，2014年到如今的这两次运动现在都有些沉寂（die down）。你认为这种动能会持续下去吗？“民众的出现”会否消失？

彭：我想到最近看到的一个细节。9月6日游行的时候，有警察捉了一位巴士司机。我感觉到警察的恐惧，明显捉他不是因为士巴拿（粤语，螺丝批，螺丝起子），是因为他驾驶著大巴士，又带著个防毒面罩，他们最怕的可能是司机的那个面罩。一个面罩还是有很大的能量，要出动这么多警察。

可以说（运动现在）是被压制了，但其实什么时候、用什么面目再出来也不知道。对香港普通市民来说，很可能觉得这个面罩并没有什么，但对于政权是一个很大的恐惧。

其实香港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对本土有很大的承诺与献身，对黄色经济圈、香港的手足之情。我不觉得这件事会很快消失。

反而我觉得需要做得更多的，是将这种对自己地方的感情投入放大一点，或者多看一点连结。例如之前白罗斯（Belarus）的事，很多人都会在 Facebook 上转发 Belarus 的抗争。这件事情是好事来的，可以在别人的痛苦上看见自己的痛苦，又或者通过自己的痛苦去经历别人的痛苦。这对于自己困在自己的情感里，是很大的跳跃，是一个同理心（empathy）。

如果有这个同理心，无论你处理自己的问题，或所谓敌我关系、简单如家里所谓的黄蓝对立，同理心可以帮我们离开自己或自己的“部落”（tribe），看看别人的部落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这种连接，而不是把别人看成工具，香港这个共同体可以走很远的路。

端：民众的出现是等于民主的出现吗，还是有些微的区别？人们很难避免去问：民主和自治怎样可以不变成民粹和排外？当然，民粹是一个中性词，很多误用都是贬义。

彭：如果用阿伦特的话，民众需要一个现身的空间，就是有一班人愿意放下自己个人或私人或社会关系，进入这个政治空间，然后互相去讨论、一起去为一个地方做一些事。对她来说，这是最低也是最高层次的民主，因为这群人进入一个公共空间去讨论公共的事，所以这群人已经成为自己的主人。

民粹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譬如整个共产革命，由列宁开始，都已经在问，我究竟信不信得过自己的人民。对列宁来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上，一代要有共产党的带领，党一定是 avant-garde，即是前卫的、带领群众的，而不被群众带著走，因为群众有很多私心，或一定会发生争拗甚至冲突，所以一定要有党。党理应可以反映和整理这些群众最重要的需要，再回来给予群众最好的东西。

到了中国共产党，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再加上“群众路线”，其实已经加强了民众在革命上的领导部分。但民上面还是有一个党，因为党始终不能相信人民，觉得人民需要领导。

我们在历史上也确实见过很多，由法国大革命开始，如果由得众多的人想怎样就怎样，对文明（civilisation）会带来很大破坏。我们必须坐下来讨论各人的权力和义务，这就是政治。所以其实“相信人可以到什么程度”（to what extent we can trust people），是一个永恒的政治问题。

端：既然这是一个永远都不可以解决的问题，你觉得人心中是否需要有一条“界线”？你如何看香港目前的这个趋势？

彭：很多政治理论都在探讨有关问题，由霍布斯（Hobbes）讲 Leviathan（利维坦）开始已经在问这个问题：就是人是信不过的，必须把个人的自由放到政府的手上，但这又会变成专制，不论右翼还是左翼都会。

其实过去一年看见，香港出现很多问题，但总的来说，香港比世界很多地方踏出了更大的可能性。2019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香港某程度上已经很自律，如果这样去诠释的话，已经是“还想怎样呢”。

香港的共同体还在流动

端：文化人类学家阿巴斯（Arbas）曾经说香港的文化属性是“消失”，所有东西都在消失；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民主的瓦解”，认为自由主义下每个人被分割成原子或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姿态。但今天很多人又觉得香港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的身份，你对民众的出现的论述，是否不同于这两种判断？

彭：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所以对世界还是抱有希望。 但明显香港很多东西现在是向下跌的，不知道跌到什么时候，又不知道可以到多低。

端：所以你不同意阿巴斯的“消失论”和“瓦解的民主”？你会如何评价香港现在所谓的共同体？

彭：我希望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香港这个共同体不会消失。

我们这些“左胶”当然希望这个共同体可以越来越包容。我们明显见到抗争主体，对于很多少数族裔、对于不同性别倾向、不同阶级和背景的人多了接纳。有朋友说过，在抗争的街上看见穿黑衣（black bloc）的男生拖著手。我想如果他放下面罩，在普通的日子，在同一条街上，就不一定会在街上拖著手，但在抗争的状态里，这个共同体的包容性可以很强。

少数族裔也是，他们通过参与这些抗争活动找到自己、及（自己）对这个地方的关系。所以“他者”是很模糊的、流动的。也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的身份在运动的发展中越来越被边缘化，也是令人沮丧的。身份认同其实是一个很流动的东西，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其实很细腻多变。所谓的共同体是一支双刃剑，对人的伤害也可以很深。

端：有一种批评认为人们现时情感大过理性。在政治行动中，情绪是否是不可避免的？

彭：过去一年大家的情绪真的很多。有时候我也会问为什么大家都会这么激动呢！（点解会咁激呢大家都？）我们常常以为男人很中性没感情，女人有很多情感，但在很多政治事件中，这个状态是倒转的，很多时候最大的情感是由那些“佬”发出的。可以看见情感一直在男性里面有，但他们用不同的方法表达，有不同的地方去发泄。

端：有一种心态是认为香港本身是从一个很自由的地方跌落，所以所有在面临的东西，对人们都是新的，就会有这些非常强烈的起伏。

彭：其实经历这几年的挣扎，很多香港人看世界多了一个层次，里面有更多回转的空间，是好事。

端：但很多人会说，大家本身不需要有这么多 suffer，应该可以在自由的世界自由的说话。

彭：权力（power）是永远存在的，在任何地方，自由或不自由的世界，都会这样。这个复杂性在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在欧美，他们有选票的地方都一样会痛苦，因为他们不一定相信另外一边的人。

私域与公域非截然分明

端：总结来说，你的这本新书的问题意识是：香港要如何建立一个共同体？如何保持参与其中的平等和多元？目前为止，你有更多答案了吗？

彭：现在比写书的时候更难了。尤其是现在种种的秋后算账都让人很气愤和气馁⋯⋯所以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很折腾，觉得讲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没有很多人骂这本书我已经觉得很好了。某程度我知道这本书有很离地的地方，但它确实代表我曲折的思考。阿伦特年轻的时候很不齿哲学，觉得那些只在思考不行动的思想家没有用，但在她的后期著作中，她重新拥抱思想的重要性。我没有她的折返，可能因为我的行动能力真的很低，想来想去。

端：你和阿伦特的对话之后，在思想和行动之间，有哪些不同或新的发现吗？

彭：最大的挣扎是身份。我明白为什么阿伦特想我们丢下一些自己本身的生物性的（biological）和社会性（social）的身份，去进入一个政治空间，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定会带著一些感情、私利、一些 frustration 进入公共空间，再将很多东西带回自己的私生活。

阿伦特会觉得这是很不健康的， 私生活就是私生活，你和身边的家人朋友应该要有自己的情感空间，然后政治生活应该归入政治空间，希望可以分开。这是很理想的，某程度上我非常赞同，但大部分的普通人真的做不到。很明显香港和全世界都做不到。当真的做不到时，如何同一时间去保持边界（keep boundaries）、保有意识（keep awareness），同时接受（accept）这些东西互相进出，而不会淹没（overwhelmed）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很困难的，需要更加大的自由、尊重和勇气。

我明白，当你看到很多人将个人愤怒带入公共，又将公共的愤怒带入个人，会觉得是非常之不健康，对于社会、个人都很不健康。但又可以怎样呢，因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简单来说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各种两难中，要去找自己的位置，谈何容易。人的智慧就是如此一点一滴累积的吧！

（实习生黎恺盈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