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尽威胁,也要帮这些台湾植物活下去:走访福山植物园

最后一棵濒危植物该采不该采?可能“下手之后,它就野外灭绝了;但不下手,它灭绝就是灭绝”⋯
黎明仪是福山自然教育推广的幕后推手,官网上设计亲民可爱的一系列“认识福山”主题学习单、介绍福山森林和大型猛禽林雕的纪录片、自然种子教师研习,以及园区入口作为游客教育前哨站的“自然中心”,都有她的规划和参与。
台湾 气候与环境 生物多样性 风物

穿过长长的雪山隧道,便是宜兰。青空下一片绿油油,葛玛兰客运在转运站前停了下来。

从这里启程前往福山植物园,还要40分钟车程。但是,从台湾各地,乃至远从中港澳星马来的游客,仍愿意多花上这段时间,一睹这座深山中的植物园,何以成为台北植物园之外另一个富盛名的国家植物园——尤其,与位在市中心、亲民开放的台北植物园相较,福山植物园不只地处偏远,入园门槛还出了名的高。一位知名的郊山野游部落客曾形容,福山是“一入侯门深似海”。

要入福山植物园的门,首先得上网申请入园许可。园内采人数总量管制,平日最多接纳500人,假日多一点,600。入园不需费用,但是得遵守各项游园守则:不带宠物、不留垃圾、不吵闹喧哗⋯⋯官网上近10条守则以“叮咛”取代,记不起来没关系,入园前要听完才放行的志工解说会再次提醒。

一天接待500人,想必大型游览车满载乘客而来也是有的,但福山的出入口只有一条窄窄的台7丁联外道路,大型游览车上不来,满载的乘客只能改搭9人座,从山脚浩浩荡荡,一路驶向海拔600公尺、横跨新北乌来与宜兰员山的深山植物园。

我初次上福山就曾见识这浩浩荡荡的景象。中午刚过,七、八台9人座客车在管制站前排成长长的纵列,等待管制人员核实入园者身分后陆续放行。这道程序增添了福山的神秘性,或许,也构成了另一种非到不可的吸引力。

但这次我们并不需接受耐心等候的考验。再访福山的这天是休园日,我们也非访客,而是带著采访任务前来。“芝麻开门!”驾车接送我们的司机张渊顺摇下车窗大喊,紧闭的管制铁门应声而开,他呵呵一笑,车过又一声:“芝麻关门!”

福山植物园发现的长鬃山羊。
福山植物园发现的长鬃山羊。摄:陈焯煇/端传媒

## 濒危植物园成为动物园? ##

在福山当园丁当了30年,这条台7丁,就算不说闭著眼睛也能开,对张渊顺也差不多是这意思了。雨雾逐渐聚拢在前方马路上,他像是安慰一样开口:“这就是福山一般的天气⋯⋯这种天气,动物出来的机会很高”,果然,车子一拐弯,一只猴子赫然坐在马路护栏上。我们发出惊喜的呼声,张渊顺波澜不惊,“牠们搞不清楚为什么天亮了这么久,太阳还不出来。要是太阳大,牠们就躲起来了”。

他说起在这条路上的各种“蒙难记”。骑摩托车被撞过、开车也被撞过,肇事者多是山羌和长鬃山羊,人们驾车经过时,牠们会猛地从暗处窜出,迎头撞上来。有一晚,张渊顺开小货车下山,一只长鬃山羊在马路中间,尊臀朝车,兀立不动,他闪灯示意,没想到山羊怒了,以羊蹄不住踱地,接著直直撞向货车,张渊顺只好轻触喇叭,这个蛮横的肇事者才跃过护栏,消失在边坡另一头。

“牠们都肇事逃逸啦!”那次车子被撞出一个窟窿,但张渊顺也只是大笑。后来我们会知道,这条路上的漫游者常常出现,福山的工作人员早已习惯慢速行车,以免惊吓碰撞到这群不算意外的娇客。

拜访过福山的游人们,总会津津乐道在园内亲眼目睹过多少动物:山羌是基本必备款,这种台湾最小的鹿科动物素以胆小闻名,在福山却担当起迎宾使者,在距离人类五公尺处悠悠哉哉上演啃草秀。
拜访过福山的游人们,总会津津乐道在园内亲眼目睹过多少动物:山羌是基本必备款,这种台湾最小的鹿科动物素以胆小闻名,在福山却担当起迎宾使者,在距离人类五公尺处悠悠哉哉上演啃草秀。 摄:陈焯煇/端传媒

娇客不只出没在台7丁沿途,事实上,整座福山植物园就是牠们的家。拜访过福山的游人们,总会津津乐道在园内亲眼目睹过多少动物:山羌是基本必备款,这种台湾最小的鹿科动物素以胆小闻名,在福山却担当起迎宾使者,在距离人类五公尺处悠悠哉哉上演啃草秀。

看到山羌不稀奇,和猕猴家族相遇也不意外,长鬃山羊愿意赏脸,你才有资格炫耀自己的福山经验。曾任福山植物园管理员的林建融说,目前园内有三只长鬃山羊出没,能看到一只就算相当幸运。那么,就容我炫耀吧——到福山拜访的这天,我们三只都见到了。

除了这几类体型较大的动物,来到福山的游客们也乐衷于寻找食蟹獴、麝香猫、穿山甲、台湾叶鼻蝠、大赤鼯鼠、蓝腹鹇等空中和陆上动物的踪影。我想起2018年夏天,因为参加一个生态一日旅游团而初次拜访福山植物园,9人座客车中有几位回头客,都是为了野生动物而来,他们兴致勃勃地数著看见长鬃山羊几次、蓝腹鹇几次、食蟹獴几次⋯⋯其中一位退休大姊甚至被誉为吉祥物,只要有她在,当天必定遇到难得一见的动物。

“我都说我们这里是‘福山动物园’啊!”原本负责植物维管、现在专职濒危植物保种的林建融说著,听来有一丝埋怨。他看著冲向前对一群猕猴家族不住拍摄的摄影师,“今天第一次看他按这么多快门⋯⋯”

福山植物园。
福山植物园。摄:陈焯煇/端传媒

## 三十年自然教育,并非初衷 ##

自由自在徜徉于山林之中的动物,成了福山植物园吸引游客前来的主要号召,人们说,福山得天独厚。或许正是这份得天独厚,让泰雅人数百年前便循著贯串福山的哈盆溪流域建起聚落和猎场,也让前来殖民的日人发现这片北台湾阔叶森林涵养水源的珍贵潜力,保留了森林原始风貌,没让伐木的巨斧长驱直入;在国民政府管辖后,这片山林成了国有林班地,而后在保育呼声渐起的1990年代,逐渐成为自然环境研究、保护与教育的示范区域。

不过,在林建融眼中,福山的野生动物之所以能悠游园区内而不畏人,“是自然教育成功,不是得天独厚”,毕竟,动物生活在自然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要不是有外敌或危机,何须特意隐匿自己?三十年的解说教育,让游客懂得尊重动物,动物才愿意跟人类保持这恰到好处的亲近。

但自然教育并非福山植物园开设的初衷。福山植物园的正确名称是“林业试验所福山研究中心”,这个隶属于国家林业机构下的单位,主要任务是学术研究与产业试验。1990年,当这个拥有1000多公顷林地的研究机构挂牌成立,很快引起外界瞩目,要求开放的声浪不断涌现,迫于这份压力,福山研究中心划出了20多公顷包括人工水生池、植物标本园在内的区域,以“福山植物园”的名义在1991年元旦当天对外开放。

首次开放的结果,可用“惨烈”形容。新闻释出消息后,源源不绝的人潮趁著连续假期涌入园区,撑了三天,植物园匆匆宣布关园。当时任职首任分所长的夏禹九描述,“开放三天,福山的连外道路天天塞车,植物园区到处都是垃圾,简直是一场灾难”。(注:上述历史见〈福山植物园自然教育推展的历程及愿景〉,《与植物园一起变更好!台北植物园120周年纪念文集》,2016。)

植物园到底该不该开放?长时间的全盘检讨和规划后,1993年12月,福山植物园重新对外开幕,从金门来台念书的黎明仪,当时刚从屏东毕业,在福山工作的学长一句“来当解说员”的召唤下,连解说员是什么都搞不清的她,就这样误打误撞进了福山,成为最早的两名专职解说员之一。如今,黎明仪是福山自然教育推广的幕后推手,官网上设计亲民可爱的一系列“认识福山”主题学习单、介绍福山森林和大型猛禽林雕的纪录片、自然种子教师研习,以及园区入口作为游客教育前哨站的“自然中心”,都有她的规划和参与。

星期日的福山植物园。
星期日的福山植物园。摄:陈焯煇/端传媒

## 用一座山林探讨“ 环境伦理”##

福山的自然解说,从早年介绍台湾的林业发展、植物知识,到近期著重森林生态与环境教育,大致循著时势潮流和机构转型而演进。一开始,擅长做研究、搞学术的科学家们,对于如何解说、怎样推广都摸不著头绪,黎明仪等人摸索许久,找到一条最简单朴素的路:如果想让游客为眼前见到的自然景物开心,觉得自然环境很好,进而想爱护、珍惜它,那么,要和他们说什么?

答案恐怕不是动植物的学名和抽象的生态概念,而是让游客知道:人类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在此生活的其他生物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既然我们是过客,牠们才是以此为家的主人,对所有生命抱持尊重、自律的态度,是进入这片山林,乃至于所有自然环境的人类基本守则。

所以,福山没有垃圾桶,是为了避免动物翻找取食,改变觅食习惯;不得喂食野生动物,才能保留动物与人类的美好距离,也避免发生动物抢食、攻击人类的情况。

入园时间避开清晨和傍晚,因为那是动物们出来觅食行动的时间;人数总量限制,才能尽可能降低人类活动对生物的干扰,减少环境压力。扰动环境生态的,不一定都是台风这么激烈的发生,更多时候是微小的蝴蝶效应。好比一只跑进园区、神出鬼没的流浪猫,就足以造成所有鸟类的恐慌,又或是宗教信徒宣称良善的放生活动,让成千上百条眼镜蛇沿著台7丁和园区出没,但很快地,因为不适应环境,所有的眼镜蛇都消失了。(注2:2012年6月,有宗教信徒在福山植物园、双连埤附近山区大量野放保育类的眼镜蛇等蛇类,但眼镜蛇栖地主要是低海拔高温区域,除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外,保育人士也认为此举不仅破坏生态平衡,也形同杀生。)

“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不适当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整个生态系是怎么运作的,如果没有过度干扰破坏,生态系就能运作得很顺利,当它运作正常,人类也能从中得到好处”。站在一座木桥上,黎明仪指著桥下清澈的哈盆溪和两岸狂放茂密的蕨与树,“这里树木覆盖地非常完整,所以保护能力很强”,就算台风来也少有边坡崩塌,也因此,不对外开放的水源保护区才能永续维持最佳水质,提供大台北居民的生活用水。

说到人类戒慎恐惧的台风,是福山植物园重要且必须的年度访客。森林是亟需毁灭与重生交替循环的生态系,“有些森林是靠火灾,我们靠台风”,要是一整年都没台风,“我们就会担心,例如虎头蜂会变多,水会不够,著生植物的生长也比较差,或是昆虫很多、把叶子吃光⋯⋯可是台风来几次,森林很快就能恢复正常功能,也减少很多经营管理的力气”。

“哈盆溪真的很强”,林建融从旁附和,台风来时,“一般河流都是黄沙滚滚,但它就是保持清澈,完全不会浊,只是水位变高”。枯水期的时候,他会沿著溪谷溯行,检视沿途植被。走在人们形容为“台湾亚马逊”的地景里,能形容那经验的字眼,他说就是,美啊。

现在专职濒危植物保种的林建融。
现在专职濒危植物保种的林建融。摄:陈焯煇/端传媒

从林业展示到今天的生态保育,福山植物园用这片低度人工的山林所揭橥的,是名为“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的关系。若说传统伦理学是一种道德的尺度,界定人与人相处的分际,那么自然哲学家罗斯顿(Holmes Rolston)等人倡议已半世纪的环境伦理,就是在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毁灭性浩劫后,企图补救的一系列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辨。

伦理二字听来有些道学或沉重,然所有挂上“伦理”的观念,本质的探问几乎都是:身为人,你愿意多尊重共处的对象?能为这个对象生存的权利做到多少自我节制?无论他是人类、动物、植物,或充满更多不可见生命的生态系?

## 方舟计划:为台湾植物保种 ##

这些以伦理为名的问题,就经常在林建融的脑中无限分枝蔓延,尤其是,当他开始主导福山植物园的“方舟计划”后。

“国家植物园方舟计划”是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业试验所自2019年开始执行的一次大型专案,以四年为期,由台北植物园主掌,其他五所国家植物园和数个民间机构合作,目标是将《2017台湾维管束植物红皮书》里罗列的989种国家受威胁野生维管束植物,尽可能做到移地保育。

谈到保育,一般人或许知道原地保育,以维护整个生态的永续生存,移地保育却不然,有时是原栖地有消失之虞,有时迫于环境变异或人为采摘等因素,导致植物族群濒临灭绝,这时植物学家便把面临生存危机的植物携回植物园保存并繁殖,为它们留住下一代生机。

虽说初衷良善,但一直以来林试所的移地保育举措屡受质疑。生态学泰斗认为光是采摘植物做移地保育,无法留住整个生态系以维持生物多样性,就算不上复育;民间人士则质疑:为什么公部门扛著“保育”大旗就能大肆采摘濒危植物,一般人就不能动手采回家复育?而濒危植物数量已经很低,谁知道原栖地的族群会不会因植物学家采集而更快灭绝?

福山植物园。
福山植物园。摄:陈焯煇/端传媒

“这是必要之恶”,林建融坦率说。事实上,打从福山植物园设置以来,搜集台湾各地原生种植物放进园区,等于把外来种引入,风险本就存在,但是,植物园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存物种,两难权衡下,引种保育还是得做,用提升植物园的公益性价值来弥补生态承担的风险。

至于植物研究者采集植物,更是不得不为的“恶行”。目前,方舟计划各单位出外采集,会遵照分区原则或交流信息,避免同一区域的植株被重复采集。林建融也认为大众不应苛责为研究而做的采集,毕竟“要是分类学家没发现这个物种、帮物种留下证据,我们做保育的根本不知道有对象要出手”。

出手或不出手,对采集者来说,举手之劳底下,有时承载千钧重鼎的压力——压力的名字是“采集伦理”。比方,所有采集的人都知道的基本伦理:不采你所见的第一棵植物,因为你还不知道族群总量有多少,万一它仅此一棵呢?

## 要帮植物活下去 ##

不只第一棵采不得,最后一棵该采?不该采?这也是保育界争议的大哉问。“下手之后,它就野外灭绝了,不下手,它灭绝就是灭绝”,差别在于,被救走的最后一棵可能在实验室里繁殖出更多。近期台湾就有两株“最后一棵”,在保育界决定不出手后,迎向截然不同的命运:野小百合的最后一棵野生植株没结果,但研究者剥下一片鳞片回实验室做无性繁殖,最后培育出数百株。兰屿茜木就没那么幸运了,林试所另一位研究员钟诗文曾在兰屿见过的最后一棵,如今已消失无踪。“茜木就卡在一个,不够漂亮”,林建融惋惜说,“我们对茜木了解得不够,应该想尽办法把它留下来的”。

在福山的两天,看了不下数十种搭上方舟、重获生机的濒危植物,有的娇美,有的其貌不扬,有些是上个世代台湾人的童年回忆,有些则仍存在于城市墙缝,只是未曾得人青睐。
在福山的两天,看了不下数十种搭上方舟、重获生机的濒危植物,有的娇美,有的其貌不扬,有些是上个世代台湾人的童年回忆,有些则仍存在于城市墙缝,只是未曾得人青睐。摄:陈焯煇/端传媒

不只除了第一与最后,面对一群濒危植株,多少数量可取回多少比例?要取整株还是只拿枝条?就连要采看来漂亮的还是丑的,采集者心中有无数考量、无数抉择:“尺全在自己心里耶!没有SOP可以把这个讲到巨细靡遗”,林建融说,但最终总有一把尺帮自己做出最后判断,那就是:“我是爱植物的。要让这植物不论在我的温室或原栖地,都可以活下去”。

这个一定帮植物活下去的信念,令他也坦然面对“移地保育不算保育”的质疑:“我们都说预防重于治疗,但问题发生了难道就不治疗吗?移地保育和原地保育并没有冲突,只是多加一个确保”,更何况,即使采走植物,林建融仍不时回原栖地探望植群,但栖地的消失总是快得教人措手不及,就算大发宏愿买下所有栖地好了,土地的产权、管理权都不同,取得权利旷日废时不说,只怕成功那天,植物们早已不存在。

## 水生植物的消失速度 ##

没能救到的植物、消失过快的栖地,让为了寻觅植物上山下海、连墓仔埔(台语“坟墓”)也敢去的林建融一度消极抗拒,特别是水生植物,“有阵子我非常排斥收水生植物,因为收集过程的心理打击很大,消失速度实在太快,可能你才知道一个新的栖地,结果去的时候它已经彻底消失了”。

水生植物消失的速度到底有多快?福山植物园下方的双连埤,恰有一段植物消亡的进行式。这个满布埤塘的山坳,曾因多达三分之一的台湾原生水生植物在此繁衍,被誉为“水草王国”,然而90年代后持续进入的外来者,成为惯行农作之外一股加速栖地生态灭绝的强大力量。

福山植物园温室内的植物。
福山植物园温室内的植物。摄:陈焯煇/端传媒

曾在双连埤租地种菜的张渊顺,就曾亲赌外人买地“种房子”如何造成水生植物灭绝的场景:他种菜的地被地主卖给了想盖农舍的台北人,新地主发现地上还有一片小湿地,就买了一堆草鱼放进野生水域。草鱼来了,水草就遭殃了,小巧可爱、据说很可口的食虫植物黄花貍藻首当其冲,“我发现一两年后,就没有那个可以捞了,都被吃光了”。

“最恐怖的是这些外来种鱼类是无法移除的。整个双连埤那么大,要怎么捞鱼?怎样都捞不干净”,林建融说,不只草鱼肆虐,惯行耕作的田地与植物栖地经常重叠,福寿螺、除草剂、外来种植物也就堂而皇之入侵。

在一个旁边种满蔬菜的双连埤小水渠里,林建融蹲下身仔细翻找,好不容易翻出一小簇娇嫩鲜绿的植群,“这是桃园石龙尾。疑似原生族群,但我们无法检测它是人工种植还是原栖地的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在2017年确认“野外灭绝”的水生植物悲伤的命运终曲似乎得以翻转,但林建融很快浇熄我们为它振奋的心情,“你看,旁边的粉绿狐尾藻长得很快,这是强势外来种,很快就会占满这里。”

到时候桃园石龙尾可还有栖身之处?林建融摇摇头,“很难”。

至少,早先移进福山植物园里保种的桃园石龙尾,有个相较之下可说幸福快乐的际遇。桃园石龙尾是方舟计划第一波曝光的“明星保种植物”,除了野外灭绝的悲惨身世外,或许也因为它在水中亭亭玉立的模样实在太讨喜。

亭亭玉立的文学修辞,换了科学家语言就是“挺水叶”。桃园石龙尾的叶子有两种形态,挺水叶顾名思义是挺直于水面上,沉水叶则在水中不强出头,挺水开花而不结果,沉水则无花果。一开始,林建融对怎么种桃园石龙尾颇棘手,不是种不活,就是全都不开花的沉水叶型。有一天,他无意中把一些沉水的石龙尾勾到竹筏上,没想到离水后的桃园石龙尾,在竹筏上自顾自长成了挺水叶型态。

林建融从中体会出一个道理:过去他们栽培移地保育的植物时,都强调“要模仿原栖地”种植,也就是遵循已知条件,但“这概念是错的”,他举例,植物刚采回来时根系受损,需要比原栖地更好的条件,而新环境从介质(土壤)、温度、降雨、海拔……和原栖地往往不同,不可能用一模一样的条件栽种。这个例子更具科学意义的是地方在于:植物的型态和生长仍存在许多未知,要探寻发现,除了偶然与巧合,更需要跳脱既定框架的思考。

福山植物园的温室。
福山植物园的温室。摄:陈焯煇/端传媒

## 苗圃发展史的转捩点 ##

跳脱框架有很多方法,以负责栽种的园丁来说,从做中学最能跳脱照本宣科,尤其,许多移地保育的植物过去鲜有相关研究,当这些陌生且种类繁多的物种进入植物园苗圃,对园丁的考验旋即接踵而来。过去,福山植物园作为林业研究中心,苗圃中多为林木或景观作物,种类少而个体的数量多;现在苗圃里的保种植物,每种的数量可能三、五棵,但物种量达到1,000种,从设备到照顾管理的方法,都和传统育苗有很大的差异,“方舟计划可能会是苗圃发展史的转捩点”,林建融说。

身兼采集者和园丁的林建融,也以目前还在植物园工作的前任园丁张渊顺为师,因为张渊顺是绿手指中的绿手指,常常林建融试种失败的植物,交到张渊顺手上就能成功繁殖出一大堆。问张渊顺为什么手指能这么“绿”,他笑笑说,就是注意小细节,好比野采回来的植物若没马上种植,很容易缺水萎掉,他为了帮装在密封袋中的植物保水换空气,硬是可以在周末假日天天开车上山,把植物的袋子一一打开,放空气进去,再绑起。

张渊顺和林建融也一再强调,植物园栽种这些保育植物,和民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非常注重种源纪录,哪一棵植物何时入园、繁殖到第几代,自然授粉的情况下子代表现如何⋯⋯把野外的种源完整保留下来,将来有机会移回原栖地复育时,才能确保基因多样性留存在野生族群内,而不像园艺栽种或一般人摘采回家种植,容易发生杂交或基因污染的问题。

在福山的两天,看了不下数十种搭上方舟、重获生机的濒危植物,有的娇美,有的其貌不扬,有些是上个世代台湾人的童年回忆,有些则仍存在于城市墙缝,只是未曾得人青睐。这些安静的植物,也许不如园区的动物吸引人类眼球,却是植物园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一位经常载客前来福山植物园的出租车司机山野人说,游客多半是听闻福山大名而来,但真正对植物有兴趣的人,可能一百位客人当中只有一个。

在离开福山前,林建融和黎明仪带著我们走进园区一处僻静角落,拨开半人高的草丛后,面前赫然出现一面干净透澈的池沼,池子里头,满是一度灭绝的桃园石龙尾。它们全都沉于水中,轻轻摇头晃脑,似醒似睡。绿得非常浓艳。

“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今天首度公开”,林建融表情忍不住泄漏一丝得意,“不是刻意弄的,是某次泛滥淹水后自然形成一个水池,我们就把它作为桃园石龙尾的保种基地。很漂亮吧?”

那的确很美。想到并不很久以前,台湾随处可见的埤塘水池里尽是这样的景致,眼前那过分鲜绿到几乎不真实的桃园石龙尾,教我不由想起了博物馆里戴上VR装置就可看见栩栩如生的史前生物,例如恐龙。

如果有一天,连这样的秘密基地也不可得,是不是即使在福山这样的植物园里,我们也得戴上虚拟装置,才能重新和消失的植物重遇?

读者评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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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為本篇,已經申請好本月福山植物園入園。希望可以看到桃園石龍尾。

  2. 邹欣宁这几篇植物园的文章写的都很棒,想必是深爱植物之人吧

  3. 讀了這篇文章好想親眼去看看

  4. 移地保育,如何保證整個生態系統不會因爲新來者發生意想不到的震動呢?

  5. 景色宜人,心向往之。得找机会去宜兰看风景买酒。

  6. 是 世外桃源 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