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尽威胁，也要帮这些台湾植物活下去：走访福山植物园

穿过长长的雪山隧道，便是宜兰。青空下一片绿油油，葛玛兰客运在转运站前停了下来。

从这里启程前往福山植物园，还要40分钟车程。但是，从台湾各地，乃至远从中港澳星马来的游客，仍愿意多花上这段时间，一睹这座深山中的植物园，何以成为台北植物园之外另一个富盛名的国家植物园——尤其，与位在市中心、亲民开放的台北植物园相较，福山植物园不只地处偏远，入园门槛还出了名的高。一位知名的郊山野游部落客曾形容，福山是“一入侯门深似海”。

要入福山植物园的门，首先得上网申请入园许可。园内采人数总量管制，平日最多接纳500人，假日多一点，600。入园不需费用，但是得遵守各项游园守则：不带宠物、不留垃圾、不吵闹喧哗⋯⋯官网上近10条守则以“叮咛”取代，记不起来没关系，入园前要听完才放行的志工解说会再次提醒。

一天接待500人，想必大型游览车满载乘客而来也是有的，但福山的出入口只有一条窄窄的台7丁联外道路，大型游览车上不来，满载的乘客只能改搭9人座，从山脚浩浩荡荡，一路驶向海拔600公尺、横跨新北乌来与宜兰员山的深山植物园。

我初次上福山就曾见识这浩浩荡荡的景象。中午刚过，七、八台9人座客车在管制站前排成长长的纵列，等待管制人员核实入园者身分后陆续放行。这道程序增添了福山的神秘性，或许，也构成了另一种非到不可的吸引力。

但这次我们并不需接受耐心等候的考验。再访福山的这天是休园日，我们也非访客，而是带著采访任务前来。“芝麻开门！”驾车接送我们的司机张渊顺摇下车窗大喊，紧闭的管制铁门应声而开，他呵呵一笑，车过又一声：“芝麻关门！”

## 濒危植物园成为动物园？ ##

在福山当园丁当了30年，这条台7丁，就算不说闭著眼睛也能开，对张渊顺也差不多是这意思了。雨雾逐渐聚拢在前方马路上，他像是安慰一样开口：“这就是福山一般的天气⋯⋯这种天气，动物出来的机会很高”，果然，车子一拐弯，一只猴子赫然坐在马路护栏上。我们发出惊喜的呼声，张渊顺波澜不惊，“牠们搞不清楚为什么天亮了这么久，太阳还不出来。要是太阳大，牠们就躲起来了”。

他说起在这条路上的各种“蒙难记”。骑摩托车被撞过、开车也被撞过，肇事者多是山羌和长鬃山羊，人们驾车经过时，牠们会猛地从暗处窜出，迎头撞上来。有一晚，张渊顺开小货车下山，一只长鬃山羊在马路中间，尊臀朝车，兀立不动，他闪灯示意，没想到山羊怒了，以羊蹄不住踱地，接著直直撞向货车，张渊顺只好轻触喇叭，这个蛮横的肇事者才跃过护栏，消失在边坡另一头。

“牠们都肇事逃逸啦！”那次车子被撞出一个窟窿，但张渊顺也只是大笑。后来我们会知道，这条路上的漫游者常常出现，福山的工作人员早已习惯慢速行车，以免惊吓碰撞到这群不算意外的娇客。

娇客不只出没在台7丁沿途，事实上，整座福山植物园就是牠们的家。拜访过福山的游人们，总会津津乐道在园内亲眼目睹过多少动物：山羌是基本必备款，这种台湾最小的鹿科动物素以胆小闻名，在福山却担当起迎宾使者，在距离人类五公尺处悠悠哉哉上演啃草秀。

看到山羌不稀奇，和猕猴家族相遇也不意外，长鬃山羊愿意赏脸，你才有资格炫耀自己的福山经验。曾任福山植物园管理员的林建融说，目前园内有三只长鬃山羊出没，能看到一只就算相当幸运。那么，就容我炫耀吧——到福山拜访的这天，我们三只都见到了。

除了这几类体型较大的动物，来到福山的游客们也乐衷于寻找食蟹獴、麝香猫、穿山甲、台湾叶鼻蝠、大赤鼯鼠、蓝腹鹇等空中和陆上动物的踪影。我想起2018年夏天，因为参加一个生态一日旅游团而初次拜访福山植物园，9人座客车中有几位回头客，都是为了野生动物而来，他们兴致勃勃地数著看见长鬃山羊几次、蓝腹鹇几次、食蟹獴几次⋯⋯其中一位退休大姊甚至被誉为吉祥物，只要有她在，当天必定遇到难得一见的动物。

“我都说我们这里是‘福山动物园’啊！”原本负责植物维管、现在专职濒危植物保种的林建融说著，听来有一丝埋怨。他看著冲向前对一群猕猴家族不住拍摄的摄影师，“今天第一次看他按这么多快门⋯⋯”

## 三十年自然教育，并非初衷 ##

自由自在徜徉于山林之中的动物，成了福山植物园吸引游客前来的主要号召，人们说，福山得天独厚。或许正是这份得天独厚，让泰雅人数百年前便循著贯串福山的哈盆溪流域建起聚落和猎场，也让前来殖民的日人发现这片北台湾阔叶森林涵养水源的珍贵潜力，保留了森林原始风貌，没让伐木的巨斧长驱直入；在国民政府管辖后，这片山林成了国有林班地，而后在保育呼声渐起的1990年代，逐渐成为自然环境研究、保护与教育的示范区域。

不过，在林建融眼中，福山的野生动物之所以能悠游园区内而不畏人，“是自然教育成功，不是得天独厚”，毕竟，动物生活在自然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要不是有外敌或危机，何须特意隐匿自己？三十年的解说教育，让游客懂得尊重动物，动物才愿意跟人类保持这恰到好处的亲近。

但自然教育并非福山植物园开设的初衷。福山植物园的正确名称是“林业试验所福山研究中心”，这个隶属于国家林业机构下的单位，主要任务是学术研究与产业试验。1990年，当这个拥有1000多公顷林地的研究机构挂牌成立，很快引起外界瞩目，要求开放的声浪不断涌现，迫于这份压力，福山研究中心划出了20多公顷包括人工水生池、植物标本园在内的区域，以“福山植物园”的名义在1991年元旦当天对外开放。

首次开放的结果，可用“惨烈”形容。新闻释出消息后，源源不绝的人潮趁著连续假期涌入园区，撑了三天，植物园匆匆宣布关园。当时任职首任分所长的夏禹九描述，“开放三天，福山的连外道路天天塞车，植物园区到处都是垃圾，简直是一场灾难”。（注：上述历史见〈福山植物园自然教育推展的历程及愿景〉，《与植物园一起变更好！台北植物园120周年纪念文集》，2016。）

植物园到底该不该开放？长时间的全盘检讨和规划后，1993年12月，福山植物园重新对外开幕，从金门来台念书的黎明仪，当时刚从屏东毕业，在福山工作的学长一句“来当解说员”的召唤下，连解说员是什么都搞不清的她，就这样误打误撞进了福山，成为最早的两名专职解说员之一。如今，黎明仪是福山自然教育推广的幕后推手，官网上设计亲民可爱的一系列“认识福山”主题学习单、介绍福山森林和大型猛禽林雕的纪录片、自然种子教师研习，以及园区入口作为游客教育前哨站的“自然中心”，都有她的规划和参与。

## 用一座山林探讨“ 环境伦理”##

福山的自然解说，从早年介绍台湾的林业发展、植物知识，到近期著重森林生态与环境教育，大致循著时势潮流和机构转型而演进。一开始，擅长做研究、搞学术的科学家们，对于如何解说、怎样推广都摸不著头绪，黎明仪等人摸索许久，找到一条最简单朴素的路：如果想让游客为眼前见到的自然景物开心，觉得自然环境很好，进而想爱护、珍惜它，那么，要和他们说什么？

答案恐怕不是动植物的学名和抽象的生态概念，而是让游客知道：人类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在此生活的其他生物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既然我们是过客，牠们才是以此为家的主人，对所有生命抱持尊重、自律的态度，是进入这片山林，乃至于所有自然环境的人类基本守则。

所以，福山没有垃圾桶，是为了避免动物翻找取食，改变觅食习惯；不得喂食野生动物，才能保留动物与人类的美好距离，也避免发生动物抢食、攻击人类的情况。

入园时间避开清晨和傍晚，因为那是动物们出来觅食行动的时间；人数总量限制，才能尽可能降低人类活动对生物的干扰，减少环境压力。扰动环境生态的，不一定都是台风这么激烈的发生，更多时候是微小的蝴蝶效应。好比一只跑进园区、神出鬼没的流浪猫，就足以造成所有鸟类的恐慌，又或是宗教信徒宣称良善的放生活动，让成千上百条眼镜蛇沿著台7丁和园区出没，但很快地，因为不适应环境，所有的眼镜蛇都消失了。（注2：2012年6月，有宗教信徒在福山植物园、双连埤附近山区大量野放保育类的眼镜蛇等蛇类，但眼镜蛇栖地主要是低海拔高温区域，除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外，保育人士也认为此举不仅破坏生态平衡，也形同杀生。）

“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不适当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整个生态系是怎么运作的，如果没有过度干扰破坏，生态系就能运作得很顺利，当它运作正常，人类也能从中得到好处”。站在一座木桥上，黎明仪指著桥下清澈的哈盆溪和两岸狂放茂密的蕨与树，“这里树木覆盖地非常完整，所以保护能力很强”，就算台风来也少有边坡崩塌，也因此，不对外开放的水源保护区才能永续维持最佳水质，提供大台北居民的生活用水。

说到人类戒慎恐惧的台风，是福山植物园重要且必须的年度访客。森林是亟需毁灭与重生交替循环的生态系，“有些森林是靠火灾，我们靠台风”，要是一整年都没台风，“我们就会担心，例如虎头蜂会变多，水会不够，著生植物的生长也比较差，或是昆虫很多、把叶子吃光⋯⋯可是台风来几次，森林很快就能恢复正常功能，也减少很多经营管理的力气”。

“哈盆溪真的很强”，林建融从旁附和，台风来时，“一般河流都是黄沙滚滚，但它就是保持清澈，完全不会浊，只是水位变高”。枯水期的时候，他会沿著溪谷溯行，检视沿途植被。走在人们形容为“台湾亚马逊”的地景里，能形容那经验的字眼，他说就是，美啊。

从林业展示到今天的生态保育，福山植物园用这片低度人工的山林所揭橥的，是名为“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的关系。若说传统伦理学是一种道德的尺度，界定人与人相处的分际，那么自然哲学家罗斯顿（Holmes Rolston）等人倡议已半世纪的环境伦理，就是在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毁灭性浩劫后，企图补救的一系列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辨。

伦理二字听来有些道学或沉重，然所有挂上“伦理”的观念，本质的探问几乎都是：身为人，你愿意多尊重共处的对象？能为这个对象生存的权利做到多少自我节制？无论他是人类、动物、植物，或充满更多不可见生命的生态系？

## 方舟计划：为台湾植物保种 ##

这些以伦理为名的问题，就经常在林建融的脑中无限分枝蔓延，尤其是，当他开始主导福山植物园的“方舟计划”后。

“国家植物园方舟计划”是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业试验所自2019年开始执行的一次大型专案，以四年为期，由台北植物园主掌，其他五所国家植物园和数个民间机构合作，目标是将《2017台湾维管束植物红皮书》里罗列的989种国家受威胁野生维管束植物，尽可能做到移地保育。

谈到保育，一般人或许知道原地保育，以维护整个生态的永续生存，移地保育却不然，有时是原栖地有消失之虞，有时迫于环境变异或人为采摘等因素，导致植物族群濒临灭绝，这时植物学家便把面临生存危机的植物携回植物园保存并繁殖，为它们留住下一代生机。

虽说初衷良善，但一直以来林试所的移地保育举措屡受质疑。生态学泰斗认为光是采摘植物做移地保育，无法留住整个生态系以维持生物多样性，就算不上复育；民间人士则质疑：为什么公部门扛著“保育”大旗就能大肆采摘濒危植物，一般人就不能动手采回家复育？而濒危植物数量已经很低，谁知道原栖地的族群会不会因植物学家采集而更快灭绝？

“这是必要之恶”，林建融坦率说。事实上，打从福山植物园设置以来，搜集台湾各地原生种植物放进园区，等于把外来种引入，风险本就存在，但是，植物园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存物种，两难权衡下，引种保育还是得做，用提升植物园的公益性价值来弥补生态承担的风险。

至于植物研究者采集植物，更是不得不为的“恶行”。目前，方舟计划各单位出外采集，会遵照分区原则或交流信息，避免同一区域的植株被重复采集。林建融也认为大众不应苛责为研究而做的采集，毕竟“要是分类学家没发现这个物种、帮物种留下证据，我们做保育的根本不知道有对象要出手”。

出手或不出手，对采集者来说，举手之劳底下，有时承载千钧重鼎的压力——压力的名字是“采集伦理”。比方，所有采集的人都知道的基本伦理：不采你所见的第一棵植物，因为你还不知道族群总量有多少，万一它仅此一棵呢？

## 要帮植物活下去 ##

不只第一棵采不得，最后一棵该采？不该采？这也是保育界争议的大哉问。“下手之后，它就野外灭绝了，不下手，它灭绝就是灭绝”，差别在于，被救走的最后一棵可能在实验室里繁殖出更多。近期台湾就有两株“最后一棵”，在保育界决定不出手后，迎向截然不同的命运：野小百合的最后一棵野生植株没结果，但研究者剥下一片鳞片回实验室做无性繁殖，最后培育出数百株。兰屿茜木就没那么幸运了，林试所另一位研究员钟诗文曾在兰屿见过的最后一棵，如今已消失无踪。“茜木就卡在一个，不够漂亮”，林建融惋惜说，“我们对茜木了解得不够，应该想尽办法把它留下来的”。

不只除了第一与最后，面对一群濒危植株，多少数量可取回多少比例？要取整株还是只拿枝条？就连要采看来漂亮的还是丑的，采集者心中有无数考量、无数抉择：“尺全在自己心里耶！没有SOP可以把这个讲到巨细靡遗”，林建融说，但最终总有一把尺帮自己做出最后判断，那就是：“我是爱植物的。要让这植物不论在我的温室或原栖地，都可以活下去”。

这个一定帮植物活下去的信念，令他也坦然面对“移地保育不算保育”的质疑：“我们都说预防重于治疗，但问题发生了难道就不治疗吗？移地保育和原地保育并没有冲突，只是多加一个确保”，更何况，即使采走植物，林建融仍不时回原栖地探望植群，但栖地的消失总是快得教人措手不及，就算大发宏愿买下所有栖地好了，土地的产权、管理权都不同，取得权利旷日废时不说，只怕成功那天，植物们早已不存在。

## 水生植物的消失速度 ##

没能救到的植物、消失过快的栖地，让为了寻觅植物上山下海、连墓仔埔（台语“坟墓”）也敢去的林建融一度消极抗拒，特别是水生植物，“有阵子我非常排斥收水生植物，因为收集过程的心理打击很大，消失速度实在太快，可能你才知道一个新的栖地，结果去的时候它已经彻底消失了”。

水生植物消失的速度到底有多快？福山植物园下方的双连埤，恰有一段植物消亡的进行式。这个满布埤塘的山坳，曾因多达三分之一的台湾原生水生植物在此繁衍，被誉为“水草王国”，然而90年代后持续进入的外来者，成为惯行农作之外一股加速栖地生态灭绝的强大力量。

曾在双连埤租地种菜的张渊顺，就曾亲赌外人买地“种房子”如何造成水生植物灭绝的场景：他种菜的地被地主卖给了想盖农舍的台北人，新地主发现地上还有一片小湿地，就买了一堆草鱼放进野生水域。草鱼来了，水草就遭殃了，小巧可爱、据说很可口的食虫植物黄花貍藻首当其冲，“我发现一两年后，就没有那个可以捞了，都被吃光了”。

“最恐怖的是这些外来种鱼类是无法移除的。整个双连埤那么大，要怎么捞鱼？怎样都捞不干净”，林建融说，不只草鱼肆虐，惯行耕作的田地与植物栖地经常重叠，福寿螺、除草剂、外来种植物也就堂而皇之入侵。

在一个旁边种满蔬菜的双连埤小水渠里，林建融蹲下身仔细翻找，好不容易翻出一小簇娇嫩鲜绿的植群，“这是桃园石龙尾。疑似原生族群，但我们无法检测它是人工种植还是原栖地的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在2017年确认“野外灭绝”的水生植物悲伤的命运终曲似乎得以翻转，但林建融很快浇熄我们为它振奋的心情，“你看，旁边的粉绿狐尾藻长得很快，这是强势外来种，很快就会占满这里。”

到时候桃园石龙尾可还有栖身之处？林建融摇摇头，“很难”。

至少，早先移进福山植物园里保种的桃园石龙尾，有个相较之下可说幸福快乐的际遇。桃园石龙尾是方舟计划第一波曝光的“明星保种植物”，除了野外灭绝的悲惨身世外，或许也因为它在水中亭亭玉立的模样实在太讨喜。

亭亭玉立的文学修辞，换了科学家语言就是“挺水叶”。桃园石龙尾的叶子有两种形态，挺水叶顾名思义是挺直于水面上，沉水叶则在水中不强出头，挺水开花而不结果，沉水则无花果。一开始，林建融对怎么种桃园石龙尾颇棘手，不是种不活，就是全都不开花的沉水叶型。有一天，他无意中把一些沉水的石龙尾勾到竹筏上，没想到离水后的桃园石龙尾，在竹筏上自顾自长成了挺水叶型态。

林建融从中体会出一个道理：过去他们栽培移地保育的植物时，都强调“要模仿原栖地”种植，也就是遵循已知条件，但“这概念是错的”，他举例，植物刚采回来时根系受损，需要比原栖地更好的条件，而新环境从介质（土壤）、温度、降雨、海拔……和原栖地往往不同，不可能用一模一样的条件栽种。这个例子更具科学意义的是地方在于：植物的型态和生长仍存在许多未知，要探寻发现，除了偶然与巧合，更需要跳脱既定框架的思考。

## 苗圃发展史的转捩点 ##

跳脱框架有很多方法，以负责栽种的园丁来说，从做中学最能跳脱照本宣科，尤其，许多移地保育的植物过去鲜有相关研究，当这些陌生且种类繁多的物种进入植物园苗圃，对园丁的考验旋即接踵而来。过去，福山植物园作为林业研究中心，苗圃中多为林木或景观作物，种类少而个体的数量多；现在苗圃里的保种植物，每种的数量可能三、五棵，但物种量达到1,000种，从设备到照顾管理的方法，都和传统育苗有很大的差异，“方舟计划可能会是苗圃发展史的转捩点”，林建融说。

身兼采集者和园丁的林建融，也以目前还在植物园工作的前任园丁张渊顺为师，因为张渊顺是绿手指中的绿手指，常常林建融试种失败的植物，交到张渊顺手上就能成功繁殖出一大堆。问张渊顺为什么手指能这么“绿”，他笑笑说，就是注意小细节，好比野采回来的植物若没马上种植，很容易缺水萎掉，他为了帮装在密封袋中的植物保水换空气，硬是可以在周末假日天天开车上山，把植物的袋子一一打开，放空气进去，再绑起。

张渊顺和林建融也一再强调，植物园栽种这些保育植物，和民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非常注重种源纪录，哪一棵植物何时入园、繁殖到第几代，自然授粉的情况下子代表现如何⋯⋯把野外的种源完整保留下来，将来有机会移回原栖地复育时，才能确保基因多样性留存在野生族群内，而不像园艺栽种或一般人摘采回家种植，容易发生杂交或基因污染的问题。

在福山的两天，看了不下数十种搭上方舟、重获生机的濒危植物，有的娇美，有的其貌不扬，有些是上个世代台湾人的童年回忆，有些则仍存在于城市墙缝，只是未曾得人青睐。这些安静的植物，也许不如园区的动物吸引人类眼球，却是植物园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一位经常载客前来福山植物园的出租车司机山野人说，游客多半是听闻福山大名而来，但真正对植物有兴趣的人，可能一百位客人当中只有一个。

在离开福山前，林建融和黎明仪带著我们走进园区一处僻静角落，拨开半人高的草丛后，面前赫然出现一面干净透澈的池沼，池子里头，满是一度灭绝的桃园石龙尾。它们全都沉于水中，轻轻摇头晃脑，似醒似睡。绿得非常浓艳。

“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今天首度公开”，林建融表情忍不住泄漏一丝得意，“不是刻意弄的，是某次泛滥淹水后自然形成一个水池，我们就把它作为桃园石龙尾的保种基地。很漂亮吧？”

那的确很美。想到并不很久以前，台湾随处可见的埤塘水池里尽是这样的景致，眼前那过分鲜绿到几乎不真实的桃园石龙尾，教我不由想起了博物馆里戴上VR装置就可看见栩栩如生的史前生物，例如恐龙。

如果有一天，连这样的秘密基地也不可得，是不是即使在福山这样的植物园里，我们也得戴上虚拟装置，才能重新和消失的植物重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