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层层设防的新加坡，让疫情决堤的是长期以来最脆弱的一群人

“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冠状病毒。”《纽约时报》在一篇评价针对2019冠状病毒“最佳应对措施”的文章中写道。在这场大流行病中，新加坡与香港和台湾都一度被视为其他国家防疫的模范。那是3月13日，当时，新加坡仅有200例确诊——一个多月后，截止4月23日，新加坡的确诊病例增长到了11,178例。

一度压平了疫情曲线的新加坡，未料到，病毒早已侵入了保护最为薄弱之处：确诊数字在外来劳工口的宿舍楼群内飙升。截止4月23日，在新加坡确诊病例中，超过80%是外来劳工；其中，感染规模最大、生活著13000人的宿舍楼群S11中，已有超过15%的劳工确诊。快速增长的病例、在控制传染过程中的混乱，显露出了这个城市国家，在对待付出劳力、建造这座城市的外来劳工时，令人不安的真相。

4月11日，一个周六午后，从远处望向位于新加坡西侧的双溪登加宿舍（Sungei Tengah Lodge），楼房被蓝天映衬着，显得宁静。但实际上，一切都非比寻常。9日，新加坡将10栋宿舍楼中的两栋划为“隔离区”，次日，其余8栋也被隔离。戴着医用口罩的保安站在大门口，阻止未经授权的人进入。但即使站在门外，似乎也能听到空气中微弱的“嗡嗡声”——来自里头住著的约有24000名无计可施的外来劳工。

从4月5日最早宣布的两个隔离区，直到截稿的4月23日，新加坡已有21处宿舍楼的住户被划为“隔离区”。所有其他专门建造的宿舍和工厂改造的宿舍也被封锁，这一举措，限制住了323,000人的行动；而不在宿舍居住的劳工也被告知要居家隔离14日。

人力部在4月11日称“在被公布为隔离区的宿舍楼，都已经实施了疏离措施。”但是，同一天，记者在外头能看到，双溪登加宿舍楼里的人们依然站在走廊上或在楼梯间里交谈。很明显，安全距离，人与人之间至少一米的距离，是没有做到的。

这不能怪这些劳工。虽然安全距离被广泛推荐为减少病毒传播的方法，但这在最小限度的空间内——一个空间内允许被容纳人数的上限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行。

外劳社群，病毒的“完美风暴”

住在双溪登加宿舍的劳工只是这个国家数十万外来劳工中的一小部分。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和中国等国的外来劳工，在新加坡从事一系列从清洁工到建筑工等所谓的“低技术”工作。大约有20万名男性外劳住在专门为其建造的宿舍楼里。还有些人住改造后工业建筑中，有的住在工地的临时住所，也有租房的。如果把依法必须住在雇主家里的女性家政劳工也算在内，那么新加坡的外劳人数将近100万——接近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病毒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而劳工们能够聚集的空间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制。

在疫情爆发前的任何一个普通周日，新加坡的“小印度区”都会是人山人海。南亚裔移民劳工在休息日都会选择在那里购物，那里的价格比新加坡人喜欢去的商场要便宜得多。“小印度”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朋友相聚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和朋友们聚会，吃上一顿有家乡味的饭菜，或者给家人寄钱。

但是，这些常见的社交活动并不总是受到新加坡人的欢迎。2016年，国会议员潘丽萍（Denise Phua）在将成群的外来劳工称为“行走的定时炸弹和迟早会发生的公共秩序混乱”后，被迫公开道歉。2020年4月早些时候，前通信和信息部长雅国（Yaacob Ibrahim）也不得不为脸书上的一篇关于 “需要病毒才能清空空间”的评论进行道歉。据当地劳工组织的观察，多年来，小印度的警务工作都是在“假定外来劳工是对公共秩序的威胁”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便是2019冠状病毒病侵入新加坡外来劳工群体的部分背景。劳工来到新加坡从事当地人拒绝从事的工作（至少以工资来看），他们不仅与其他人口分开居住，而且还被视为和受到不同的待遇——在工作中、在宿舍里、在公共的社交场所，又或是在“小印度”24小时购物中心 Mustafa Centre。病毒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而劳工们能够聚集的空间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制。

新加坡移民劳工权益团体“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以下简称TWC2）主席福迪希（Debbie Fordyce）告诉端传媒，长期以来对外来劳工的分化，也影响了2019冠状病毒病的应对措施，“（外来劳工一直被新加坡视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别，他们几乎就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物种’，他们（对于疫情防范）的重要性仿若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疫情爆发初期，新加坡政府主动地发出警告，敦促新加坡人加强洗手，如有不适立即就医。岛内各地出现了体温检查和接触者追踪登记表，新加坡人也遵守了这些要求，没有太多的恐慌。但福迪希说，这些措施并没有很好地传达给劳工们。“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指疫情），但并没有要求他们做出任何不同于平常的行为。”她说。

3月的时候，扎基尔（Zakir Hossain Khokan）还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监工。这位41岁的孟加拉国人曾是一名记者，从2003年就开始在新加坡工作。他还是一名诗人，在这个给外来劳工的发言空间极为有限的国家，扎克尔还创办了新加坡第一个移民文学节。

当时，在被问及外来劳工如何应对冠状病毒疫情时，扎基尔说他的工地已经进行了体温筛查，并敦促劳工们在身体不适时去看医生，还定期向劳工们介绍清洁需求和安全疏离。

但他也说，很多时候，保持安全距离是不可能的。虽然在排队候车时，人们会在彼此之间保持一米的距离，但他们仍然并排坐在车内。在他们的住宿处也是如此，劳工们在等待扫描居民卡的时候会保持距离，但一旦进入屋内，他们仍然住在很小的空间里，共享公共设施。

根据新加坡的规定，宿舍内每人的居住面积标准为4.5平方米，包括“生活区、厨房、餐厅、卫生间等设施”。据TWC2的调查，一个典型的，8到12平米的宿舍房间会是双层床布局，约有12至20个人住。能将衣服、毛巾或潮湿的衣物挂在床铺上往往就是他们隐私的最大限度了。在潮湿的热带国家，气温常年在30摄氏度左右徘徊，绝大多数没有空调，屋里极为闷热。

无法构建安全距离不是唯一的问题。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外来劳工的生存条件就已经极不稳定：他们在新加坡工作的命运由雇主决定，雇主可以随时取消他们的工作证，无论是否有理由。他们中很多人是拿着贷款、典当财产、或租赁家庭土地才筹集到招聘费所需的数千块美金来的新加坡，也因此在被遣返的威胁下，他们不敢大声说话、抱怨或做任何可能会让老板不高兴的事情。

福迪斯指出，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很可能也是导致冠状病毒传播的一个因素。官方的建议是：如果身体不舒服就留在家里就医——但是，不太可能有外来劳工会听从这样的呼吁。他们担心请假的后果，有些雇主会对不上班的劳工处以罚款。

新加坡第一个被证实感染冠状病毒的外来劳工是在2月8日，那是新加坡的42号病例，当时新加坡还能够控制疫情蔓延。他的工作地点最终出现了5个群发病例。该建筑项目背后的房地产公司对媒体表示，公司已关闭工地进行清洗消毒，并配合当局进行接触者追踪。新加坡人力部称已对其密切接触者——总共19人——下达了隔离令。

新加坡人力部部长杨莉明（Josephine Teo）在4月1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三月中旬，外来劳工确诊案例还“很少，而且相互间隔许久”。

然而，疫情在外劳人群中爆发的一切前提，早在新病毒出现之前，已经构建起来——宿舍里的拥挤条件和无法保持安全距离，到缺乏足够的劳动保护，让劳工们不敢报病——这都是让病情爆发的“完美风暴”。

端传媒尝试向新加坡人力部们询问有关的问题，但在截稿前没有获得答复。

外劳和其他：被区分开“两类”感染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兼2019冠状病毒多部门工作组的联合主席黄循财（Lawrence Wong）在4月5日宣布，政府将在新加坡传播的病例分成“两类”：劳工宿舍里的病例和其他。他说，劳工们将基本上被限制在他们的宿舍里，“这样就不会传染给社区的其他人”。

在谈到 “我们自己社区内的病例，由新加坡的居民所造成的病例”之前，黄循财说，外来劳工则会在留在他们的宿舍里，并采取所有预防措施。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对外籍劳工宿舍中的感染病例进行围堵和控制。”

很明显，黄循财的计划在将外来劳工被当作“完全不同的类别”来对待。政府每天更新的2019冠状病毒病新病例的数量，也将外劳宿舍的案例与其他社区案例区分开来。

亚太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学会主席淡马亚（Paul Tambyah）医生告诉端传媒，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对宿舍和其他社区病例进行这样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分类有相当多的重叠。这些劳工们打扫我们的办公室、建设我们的家园、修理我们的道路等。他们还在我们的家里铺设网线，在商店购物。”

仅仅是把宿舍区封锁起来是不够的。无法在隔离区内保持安全距离，封锁只会让病毒继续横扫，从一个拥挤的寝室传到另一个寝室。当务之急是要把人分散开来。有成千上万的劳工要转移，一应住房方案都已经被提出，或正在考虑的，包括军营、闲置的公屋、体育馆、酒店、停车场和游轮在内。

也许毫不奇怪，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的功利主义倾向也已经凸显出来。在被认为是必要的服务部门工作（比如打扫住宅区或者维护宽带网络）、并且身体健康的劳工被优先考虑。据人力部部长杨莉明，在4月14日，已经有7000名劳工被转移到其他住宿地，并称“我们进行了医疗检查，确保这些劳工在搬进替代住所之前没有症状。”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人是否都接受了病毒检测，该部的声明中只提到了症状筛查，卫生部长颜金勇则在4月21日提到，这些“必要领域”的劳工正在接受检测。

传染病专家淡马亚医生说，优先考虑所谓的必要的劳工，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将‘必要的’劳工分开也有问题，尤其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携带病毒。”他告诉端传媒，“新加坡在2月份使用的策略就更有意义，那就是隔离所有的密切接触者，无论他们是家庭还是工作上产生的接触者，都要进行单人隔离。这才能减少了二次或三次传播的风险。”

当前将病例分为“两类”的做法，可能是出于现实因素或后勤方面的考虑，但这一举动最终会使已经被边缘化的人群被异类化，使他们容易受到种族主义的攻击和成见。

新加坡华文报纸《联合早报》4月13日发表的一篇言论，甚至敦促新加坡人不要因为疫情在劳工宿舍内传播苛责政府，而把矛头指向了来自“落后的国家 ”的劳工的 “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

“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数以万计的劳工被关在被隔离的宿舍里，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食物、清洁、卫生、交通和沟通等等。人力部部长杨莉明（Josephine Teo）在她4月11日的Facebook帖子中写道：“从工作保障、商业生存能力、工资/休假问题、不同领域的人力盈余/过剩、自营职业者的收入损失，雇主对家政劳工的担忧，反之亦然……”这一长串亟待解决的难题下，“我的团队已经捉襟见肘。”

正如前外交官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4月17日在Facebook的一篇帖子中所说的那样，当涉及到在外来劳工群体内的病毒爆发时，新加坡“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个以效率著称的国家根本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现实情况是劳工们仍然整天被关在一处。TWC2的主席福迪希说：“这像是把他们关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最终可能都会感染。”

这一现实对劳工们的打击很大。在电话采访中，一位要求不透露真实姓名的孟加拉劳工卢布（Rubel，化名）告诉端传媒：“我理解新加坡政府在尽力而为，但现在我的每一刻都是恐慌，每一刻都是危险。”

他说：“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哭泣。就连我自己，我（在孟加拉国）妻子——我还有一个小宝宝——每次我和他们打电话，他们都在哭，要担心的实在太多了。”

宿舍的恶劣条件也变得比以往更明显。卢布说，他们从来没在房间里呆过这么长时间。以前，这些上下铺只是在另一天的工作之前，在新的一天工作之前抢几个小时睡眠时间的地方。现在，他们的日子全部被限制在狭窄的房间里。

“我可以告诉你，你们（新加坡人）不可能在我的房间里呆得了10分钟，”他说，“你们不能的，你们都习惯了空调什么的。”

而且，开始隔离后，他的舍友还从9人增加到了12人。他们被告知，这些人的房间被清空了，要改为隔离区，所以必须转移。

12个劳工带着他们所有的行李和物品，就这样住在这个约6米乘8米的房间里。卢布说，两张床之间连一米都没有。只有一扇门，两扇窗户，两台吊扇。热得让人难以忍受；“就算是睡半个小时的午觉，也会被汗水浸透。”

在房间外，厕所、淋浴间和水池都是100多个劳工共用的。在如此大的使用量下，卫生根本难以维持，卢布说：“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洗衣、晾晒。”

“我不知道附近是不是有病毒，我把（衣服）放在同一个地方，我的朋友也把（他的衣服）放在同一个地方。”

卢布希望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能早日得到检测，而不是在惊恐中度日。只有检测了，“我才知道我是没有病毒，或者说我得了。可现在，就只是恐慌。”

由于担心未经检测的劳工可能会感染他人，一些宿舍管理人员和雇主采取了严厉措施：外来劳工得到的待遇与普通新加坡人极为不同。4月21日，TWC2在Facebook上分享了来自一位劳工的求助。这名员工曾与20来位室友一起被锁在了房间里。房间门是从外面锁上，如果有人想上厕所，他们就得打电话求助。

宿舍经理告诉当地报纸《今日在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谨慎行事。我有800名员工需要照顾，他们有800多个家庭需要照顾。（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害群之马导致整个事情（失控）。”并说这只是一个“临时”安排。

在疫情爆发初期，新加坡在检测和追踪方面得到了好评。但是，现在的数字却与这个好评背道而驰。从2020年1月疫情开始到4月14日，新加坡总共检测了来自59737人的94796份样本。但如今，有超过32万名劳工滞留在宿舍里，他们均有有感染（或已经感染）2019冠状病毒的风险。

“我们必须对他们每一个人进行筛查，而且可能要在隔离初始和结束做两个测试，这意味着20万（编注：43个宿舍楼中的劳工数）乘以2，总共40万。”传染病医生梁浩南（Leong Hoe Nam）在周日脱口秀节目《大事件》中说。

“这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小国，在德国、美国、韩国等大国之间争夺这些试剂，我们对试剂的要求能不能得到满足？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4月21日，新加坡卫生部医疗服务处总监麦锡威（Kenneth Mak）表示，如今新加坡每天最多进行3000个检测，外劳占到其中的1500至2500个。

麻烦远未到头

4月14日，外劳诗人扎克尔开始发烧。这时，他的宿舍里已经发现了确诊病例，宿舍楼也已被列为隔离区。等他告诉保安自己的不适并到达医院时，扎克尔已经几乎无法在等候区坐着。第二天，他被转到一个病房，在那里，他和另外三名来自印度的劳工同住一个房间。4月17日，他被告知确诊。

端传媒采访他时是4月18日晚上，除了咳嗽外，扎克尔的声音似乎恢复了一些。他说，过去几天来他一直无法进食，这天刚刚好些。他说，在他之前，另一个室友也确诊了，在住院治疗。但他的其他室友还没有得到检测。

据TWC2的了解，很多劳工并没有被告知他们的同事或室友的测试结果——有时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TWC2的主席福迪希说：“有些人被测试了，然后就被转移到别的地方。”

对于上千人居住的综合楼迅速封闭的需求，造成了一片混乱。各个宿舍楼情况不一，有的劳工说一切尚可，但有的人却遇到很多麻烦。4月10日，TWC2接到一名劳工的电话，他的臀部受伤。他需要止痛药。但他向宿舍的保安人员求助时，却被告知要支付150新元（106美元）的救护车送他去医院。

TWC2试图弄清楚现场是否有医疗队，以及该劳工是否有可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最后，一名志愿者决定带着两盒药开车去宿舍。端传媒在那里见到了这位志愿者，他成功地让门卫将药品交到了劳工的手中。但其他工友们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食物的质量到宿舍内的清洁都有。

还在康复期的扎克尔，已经把担忧从自己转移到了他的伙伴身上。从2017年开始，扎克尔就组织了一个名为“一袋一书”（One Bag One Book）的读书群，他说，新加坡大多数劳工宿舍都有“一袋一书 ”的阅读者；如今，他们已经在13个宿舍里协助分发新加坡社会各界捐赠的口罩、洗手液、清洁用品等生活必需品。

但他们遇到了一些障碍。捐赠者们曾试图将口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送到一个宿舍，但他们的物品无法发放，即便来自“一袋一书 ”的志愿者本身就生活在宿舍内。他们被告知，现在所有捐赠物品都必须要经过人力部。

其实，外劳工不允许在新加坡正式注册组织；按规章，甚至不允许他们成为代表他们利益的非政府组织（比如TWC2）的委员会成员。换句话说，“一袋一书”是一个非正式的实体。即便如此，扎克尔还是希望，外劳们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帮助自己，也是在帮助这个国家。

李显龙总理曾表示，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被确认的感染劳工都只出现了轻微的症状。“我们希望宿舍里的情况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大多数病例都是轻度的，很少有需要呼吸机或重症监护的。”他在4月21日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说。

但是，会出现更严重症状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据观察，早期感染病例中的一些劳工已经在医院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第一个检测呈阳性的劳工在4月16日被转入普通病房前，就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无论情况如何发展，宿舍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促使人们呼吁改善外劳工的条件。议员们呼吁提高劳工们的生活水平，分析人士预测，政府对宿舍经营者的监管将收紧。

但TWC2的主席福迪希担心，这一刻的关注，人们依然会忘记这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外劳的宿舍上，似乎所有其他外劳工应该忍受的事情都再一次被忽略了。”

“如今，劳工们担心的仍然是他们是否会感染病毒，以及如何保证安全，”她说，“但从长远来看，很快，人们将担心他们是否能从这段不工作的时间里保持收入，他们的工作又会怎样。”

“大粪泼向电风扇，后果会怎样，现在还没全部看到。”福迪希说。

政府将向雇主支付近6.75亿新元（将近4.74亿美金）的补贴，以帮助雇主在封锁期间照顾劳工的生活。政府还说在隔离期间，劳工可以继续领取工资，但很多非政府组织都表示，必须想方设法确保这一点。

在疫情之前，克扣工资和债务束缚就已经是从事外来劳工权利工作的NGO常常处理的问题。在危机和经济放缓之时，雇主们很可能会进一步勒紧裤腰带。新加坡移民经济人道主义组织（HOME）就在4月15日一份声明中写道：“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劳工一夜之间被裁员，因此失去了食宿。”

在这个夜里的电话采访那一头，卢布清楚地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新加坡公民的身份，也永远会与新加坡人不一样，“大多数人都还可以，但总还是有些人不喜欢我们的。”

在新加坡工作了12年，卢布早已习惯作为外来劳工的生活。工地上自然是辛苦的，但是被病毒锁在闷热拥挤的宿舍里，卢布言语中的沮丧和疲惫更甚，“这太难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