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疫情：为防疫而设的每一项措施，都在给他们带来实质伤害

“我早就猜到了，一旦开始限制出行，我的生意一定会停滞。没有东西可以遮住我的水果，而且每一个客人都会用手去碰蔬果。”

在3月25日的清晨，23岁的果蔬小贩摩西（Moses Njenga）把沾在苹果上的灰尘和苍蝇挥走。他的摊位是用一张小木桌做的，上面铺着帆布，就在公交车站对面。这是个摆摊的好地方，但今天的人流量比平时要少得多。

这天，肯尼亚政府因2019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病迅速蔓延而开始的限制通行令生效。截止4月14日发稿前，2019冠状病毒在肯尼亚的确诊病例为216人，死亡9人，痊愈41人。

伴随着政府的限制令，在许多与消费有关的清单和指引上，用肥皂洗手、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关于咳嗽或打喷嚏礼仪的提醒也开始出现。为了让尽可能多的顾客有兴趣购买他的东西，摩西把一个10升的容器变成了一个带水龙头的小水箱，并买了一些肥皂。他指引着几个路过他摊位的顾客，让他们在触碰到他的水果前，先进行洗手这个“仪式”。

摩西在凯伦区（Karen）工作，这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台译：奈洛比）一个富裕的郊区，因着大商场、大豪宅和一些土豪精英有名。但是，摩西的水果铺在这一区的环境中，也显得很自然。就在他卖水果的那段路两旁，还有许多其他非正式的商贩：街头食品小贩、“boda boda”司机（肯尼亚的摩托出租车）和木炭小贩。他们在道路一侧的光鲜商场和加油站前做着生意，而加油站里还有很受欢迎的咖啡馆、药店和便利店。

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并存，这是一种非常具有非洲特色的共生关系。事实上，75%的肯尼亚劳力都从事着非正式工作，他们大多数都是靠每日进账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像摩西这样的小生意人才是维持起肯尼亚经济的支柱。

而在这场大流行病的病毒打击到他们的身体之前，疫情已经透过打击他们的收入造成了实质上的损害。

失去收入，迎来警察暴力

在生意好的日子里，摩西能够赚30美元，但他只能够拿到其中很小的比例，“这个摊位不是我的。我就是一个员工，只有10%的提成。如果政府再下令更严厉的限制，我的下场还不知道会怎样。”

限制开始后，路上的汽车明显少了。有着正式工作的肯尼亚人在计划如何在家工作，练习社交疏远，等待病毒侵袭的结束。而街上大多数非正规商贩，则像往常一样外出，希望在一天结束前赚点钱。在摩西摊子的对面，卖二手衣服的约翰逊（Johnson Ray Mchama）向我招手。

“我今天只卖了一件。就一件！昨天我什么也没卖。前天我也只卖了一件。这个病毒真的完全打乱了我们的生意。”他感慨道。

“比病毒传播更快的可能是传言吧，肯尼亚政府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的封锁行动吗。”约翰逊有些不敢想。

“如果政府要求我们呆在家里，我们会怎么做？会不会就饿死在家里？即使是在计划封锁政策的时候，政府也要为我们想一想才是。”他说。

这天的下午5点，数以百万计的人收听了政府的每日简报，了解病毒的传播情况，焦虑情绪升温。WhatsApp的消息陆续不断地传来，都是各路人士对即将到来的封锁计划发表的意见。

的确，肯尼亚卫生部宣布了更多的限制措施。3月27日，肯尼亚开始实施宵禁：所有人在每天晚上7点前必须回到家中，第二天凌晨5点后才能离开。

宵禁开始的头天晚上，我在下午5点到摩西的摊子前。他正在收起他的水果，准备打烊。

“我没办法，只能听从政府的安排，我不想和警察发生冲突。”

摩西的预料准确极了，就在我们简短的采访结束时，肯尼亚的警察部队在全国各地出动，并使用鞭子、警棍和催泪弹强制执行宵禁。

在印度洋沿岸的肯尼亚城市蒙巴萨（Mombasa），拥挤的人群互相踩踏，试图摆脱警察的追捕。市民拍摄的视频显示，正在排队登上渡轮的人群被暴力驱散。第二天，一名13岁的男孩 Yassin Hussein Moyo 因为站在家里的阳台看着警察在内罗毕较贫穷的 Kiamaiko 社区执行宵禁而被流弹击中身亡。

之后，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尼亚塔（Uhuru Kenyatta）为执行宵禁时对民众施以暴力致歉。可仅仅一周后，随着限制条款的修改，又一个漏洞暴露出政策指令与普通人日常生活产生的现实矛盾。

4月5日，肯尼亚塔对进出内罗毕大都市地区实行了为期21天的限制。与非洲许多其他大城市一样，数百万人并不住在他们工作的城市，而是住在郊区。于是，在这一指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无数肯尼亚人为了赶往工作岗位，试图躲开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路障。

为了减缓2019冠状病毒蔓延而采取的措施，已经阻碍了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

人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呆在家里，即使病毒感染者的人数却在不断攀升——而且，反正这人数也是无论如何都会攀升的。

与摩西一样，生活在 Kiamaiko 的许多人都是从每日结清的工资或非正式的买卖中挣钱。然而，在病毒威胁下，肯尼亚人以及那些从事非正式市场的小贩受到了警察的暴力对待，还要面临未来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困扰，而且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救济。

总统肯尼亚塔提议了减税措施，但受到批评，因为它将非正规经济劳力排除在外，而这些人充其量只是这些措施的间接受益者。而为了控制病毒在公共场所的传播，对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数进行的限制，反过来又导致了票价上涨。

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的指示也难以遵守。一个手术口罩的价格在1.15元到1.5美元之间——对于像摩西这样每天收入3美元的人来说，把口罩加到他的日常预算中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在韩国等国家，成功的措施如全民戴口罩，有赖于强大的公共医疗体系和公众对政府指令的遵守。在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隔离居家的指令一直难以执行。

一方面，政府将此归结为人们对病毒的重视程度不够。但当我去问摩西或约翰逊，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人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呆在家里，即使病毒感染者的人数却在不断攀升——而且，反正这人数也是无论如何都会攀升的。

脆弱的防守

由于仍处于疫情的可控制阶段，肯尼亚卫生部在努力将病毒感染者的人数尽可能地保持在低水平，并扩大了对公众的检测范围，目前平均每天能检测600人。大多数接受政府检测的人，都被安置在政府批准的隔离设施中。但在这些隔离营里，有很多人抱怨受到虐待或是更容易暴露于2019冠状病毒病毒之下。

因为英国的病毒感染者人数成倍增加，在英国留学的21岁法律系学生阿什利（Ashley Yaro）选择返回肯尼亚。她原本打算自我隔离，在到达内罗毕时才得知肯尼亚政府的强制隔离通知。

“当机场的官员招手让我们走近，告诉我们这个指令的时候，我们都挤在一起，我记得我对一个人说，如果我们之前没有（感染上病毒），现在可能已经染上了。”

像她这样从外国留学回来，并且到达了才知道需要住进政府的隔离营的例子有很多。在被隔离的十天后，阿什利发了一条推特，只用了一个字：

“阴性！”

她逃过了一劫。但在隔离营中新增的感染数字随即出炉——“我们有51%到52%的新病例都出现在检疫设施中。”肯尼亚卫生部在4月2日的政府每日通报会上说。

后来，肯尼亚内阁卫生部长穆塔希·卡圭 （Mutahi Kagwe）将矛头指向了这些住在隔离营里的人：“这些天的阳性病例主要来自于隔离营里的人，这意味着那些没有认真对待隔离要求的人在造成传播风险。”

随着隔离期的延长，越来越多的视频、信息和被隔离者的文件显示出了他们与政府的矛盾。4月5日，政府公布，对在隔离营中有违反措施的人延长14天的隔离期，这一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愤怒。有一个设施的人向卫生部提出了正式投诉。一些人贴出视频，详细描述了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所经历的痛苦。

“有些人认为这是惩罚性的，但这些都是公共卫生措施。”在政府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病工作组中任职的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奥穆（Omu Anzala）尝试解释政府的指令。

4月7日，卫生部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对公众进行快速检测。但这一做法受到了批评，因为它不是对病毒本身进行检测，而是对人体对感染做出反应而产生的抗体进行检测，这可能导致更多检测结果呈假阳性。然而，医务人员称这些检测仍然有助于监控，使该国能够更好地衡量确诊患者的真实人数，何况直到最近，肯尼亚还需要进口试剂，以进行更可靠但更耗时的PCR检测。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肯定会出现一个指数级（增长）的阶段。我的预测是，从第一例病例开始，可能会在四到五周内发生。”艾哈迈德（Ahmed Kalebi）医生说。艾哈迈德创办并经营着一家名为“柳叶刀”的实验室，也是肯尼亚为数不多一直在对公众进行2019冠状病毒检测民营实验室之一。

他认为，肯尼亚还没有出现最严重的传播情况。根据肯尼亚政府预测，4月底，患有2019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将达到1万人。卫生部发出的警告越来越严肃，称肯尼亚在进入病毒传播的关键阶段。政府让肯尼亚人做好心理准备，迎接未来的艰难时刻。

肯尼亚的担忧，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也能感受到。几十年，这个大陆大多国家对公共医疗设施的投资都不足，而且有着过往的流行病的共同回忆，数以百万计的人也对病毒抱有很强的戒心。

一直报导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喀麦隆记者米福（Mimi Mefo）说：“到目前为止，喀麦隆人只能在8个地区中的2个地区进行检测，最多只能在5个可以接收25个患者的治疗中心接收诊治。”

这个西非国家的公共卫生保健系统一直收到各种疾病的侵袭，这也使得喀麦隆在面对又一个新型病毒病毒面前，脆弱不堪。

“就算是在疫情来袭之前，喀麦隆的医疗系统都几乎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肾病患者没有合适的医疗设备。艾滋病患者最近抱怨缺乏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疟疾仍然是这个国家公共健康的巨大挑战。”米福补充说。非洲人口年轻，应该能够更好地应对病毒，但也因此，像米福所描述的那些有着并发症的潜在患者，会使疾病管理进一步复杂化。

截至4月10日，喀麦隆共有750多例病例，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二高的病例数额。让情况更加严峻的是，政府军和亲分离主义部队之间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

据报导，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在3月初宣布了第一例病例后，一直没有在公众面前谈论这场冲突对遏制2019冠状病毒的影响，也没有就病毒的问题向公众发表过讲话。国家与领导层危机的斗争，只会使其面临和即将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支持独立的领导人呼吁停火。遗憾的是，我所工作的平台每天都在报导不断的枪战和杀戮，表明暴力事件仍有增无减。”米福说。

尝试建起防线

“我们缺乏设施，但人们在应对危机、围绕公共卫生进行动员的历史悠久。”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3月份曾预测，非洲可能会损失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于贸易放缓和全球油价下跌，石油出口国将损失高达650亿美元的收入。

当东非国家在面对国际卫生以及经济危机，并开始采取一些自保以及缓冲的措施时，他们必须更为警惕——从埃塞俄比亚到乌干达，大量的农田已经遭受到大规模蝗灾的影响。当病毒开始蔓延，许多非洲国家的公民都会离开城市，前往农村的家庭住所，在谋生能力被破坏后，更多人需要选择依靠所在的社区来维持生计。

不过，还是一些国家采取的措施带来了一些希望。

乌干达在疫情的开端便决定暂停国际航班和限制国内流动，这似乎发挥了作用，因为他们所记录的的病例数量及要比肯尼亚和卢旺达少。而且，在经历了埃博拉（Ebola）和马尔堡（Marburg）病毒等传染病后，乌干达比其他国家更容易落实协议的制定以及召集准备执行协议的人手。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还宣布了一项针对150万弱势社区居民的粮食分配方案。

在加纳的禁制令措施进入第二个星期后，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Nana Akufo-Addo）宣布对40万人进行粮食援助。阿多还宣布，政府将在未来三个月内为加纳人承担水费，不会出现水电中断的情况。加纳政府设立了一个1亿美元的软贷款计划，帮助微型和中小企业度过难关。

此外，博茨瓦纳制定了一项1.68亿美元的计划，帮助企业支付工人的工资。几内亚政府也已经宣布，几内亚公民在12月之前可以不支付房租，公共交通和一些药品及基本生活用品也将免费。

肯尼亚政治分析家和作家 Nanjala Nyabola 说，这些国家的举措给了她希望，尽管挑战巨大，非洲仍可以战胜2019冠状病毒。

“在肯尼亚，人们都知道这种疾病对穷人的打击会比对富人的打击更大。所以我们开展了食物募捐活动，人们在社区内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她说，“我们缺乏设施，但人们在应对危机、围绕公共卫生进行动员的历史悠久。”

她还提到了人权维护者联盟的工作，他们在内罗毕的一些非正式定居点开展工作。义工们筹集了资金，在这些社区挨家挨户地送水和肥皂，并希望可以在这些地区提供口罩。

“这类的社区活动就像一个在危机中的行动模板，但是现在最需要的是扩大规模。真正的挑战就在这里，人们被威胁吓坏了，认为他们自己的生活会完蛋了。”

回到摩西和约翰逊做生意的街道上，商贩们正在迅速适应疫情带来的变化。

“我还会来卖的，但不会增加存货。”摩西说，他敏锐地意识到，工作，开始像他的水果一样，短暂易逝。晚上7点开始的宵禁意味着他必须提前两个小时关门，才能及时回家。

与数以百万计在非正式经济领域工作的人一样，为了生存下去，摩西不得不快速行动，轻装上阵，随机应变。

不过，比起精神不错的摩西——摩西独自居住，一人吃饱就行——也还坚持在一旁摆摊的约翰逊要紧张地多，他少卖的每一件衣服，都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妻儿的口粮，影响到一家人的未来。虽说习惯收入不稳，但大流行病下的未来，比以往都更要不确定太多。

本文记者John-Allan Namu来自肯尼亚，报导以英文撰写，感谢实习生孙祎雯的翻译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