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恐惧和慌乱共处，“红色”、“黄色”警戒区内的意大利

从2月23日开始，意大利北部最重要的两个大区——伦巴第大区（Lombardy）和威尼托大区（Veneto）中，11个市镇成了“红区”：这里的5.5万居民，在两周内不允许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他们可以在市内漫步，但不得公开或私人聚会。除了“红区”，还有离这些疫情爆发的市镇较近的“黄区”，包括意大利的经济首都米兰。

82岁的德塞尼（Roberto De Segni）生活在北部小城帕维亚（Pavia），便在非常靠近“红区”的“黄区”内。这几天，德塞尼有些感冒，妻子也有些发烧和咳嗽。尽管病情并不严重，但他们都有些无措。家庭医生的电话打了好几个小时才打通，医生告诉他：“呆在家里，不要去诊所，不要去急救中心。”

“如果病情恶化，医生会申请进行病毒检测。”普通的感冒症状，此时显得尤为可怕，德塞尼说，“我们老了，而且有糖尿病，在病毒面前，我们是高风险人群。”

意大利老龄化严重，仅次于日本，目前因新冠肺炎去世的病例中，也以老年人居多，去世病例的平均年龄为80多岁。截至3月4日当地时间下午6时，意大利确诊患者已达2706，其中107人死亡，276人痊愈。意大利的国家卫生服务机构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系统，但在面临大量潜在病例的时候，依然陷入了临界状态。截止3月4日，已有1346病例住院，其中295人在重症监护中。

这一个月，意大利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恐惧与慌乱；对于未曾在近年经历过流行病的意大利人，忽然爆发的病毒，忽然强力的卫生政策，忽然消失的公共生活，无法预知几天之后的情形会是怎样……这一切都显得如此陌生、让人警惕。

讯号

最早在意大利发现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日子是1月30日：一对来自武汉、途经北京的中国夫妻被位于罗马的斯帕兰札尼医院（Spallanzani Hospital）收治。万幸，出现症状时，他们人在罗马——那里有最合格的传染病和流行病参考中心。两位都病倒了，丈夫还处于急性呼吸窘迫状态。他们后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阳性。他们曾住过几个晚上的市中心的酒店被隔离，所在的旅游团成员也在这家医院进行了两周严格的隔离。

收治确诊中国夫妇的消息传出后，意大利人的恐慌就开始了。

一开始，恐慌针对中国人群。一些意大利公民团体甚至要求国家政府和地方当局根据族裔实施隔离，理由是亚洲社区成员之间有着紧密的家庭纽带，因而使新冠肺炎传染风险提高。据中国大使馆称，意大利生活着三万中国公民，大多居住在人口密集的伦巴第大区和托斯卡纳区（Tuscany）。

2月3日，都灵市市长阿彭迪诺（Chiara Appendino）称，在皮埃蒙特市（Piedmont），一名年轻的亚裔女孩被其他乘客从公交上赶下了车。举世闻名的音乐学院——罗马音乐学院（Conservatorio Santa Cecilia di ROMA）和科莫音乐学院（Conservatorio Giuseppe Verdi di COMO）——开始禁止亚洲学生两周内上课及考试，不论是否有近期疫区旅行史。

意大利北边的米兰，也是我居住的城市，有大量的亚洲商店。自1月底以来，这些商店即使没有关闭，也常常是空空如也，无人问津。

意大利的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案例发生在中国农历新年之后，许多中国家庭会在这个时节回国与亲人团聚——一些学生的家长因此开始要求来自中国的学生在家自我隔离，即便许多中国学生并非来自武汉，甚至于在这期间并未回到过中国。

确诊中国夫妇的当天，意大利卫生部部长史伯兰沙（Roberto Speranza）宣布，对包括香港和澳门自治区在内的中国所有城市飞往意大利的航班实施空中交通禁令。意大利是欧盟国家中第一个对中国航班实施禁令的国家。时至今日，禁令依然有效。但事实上，禁令很难执行。意大利当时仅是颁布航空禁令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许多旅客仍可通过其他国际机场前往意大利。

当时，禁令和预防性隔离的要求，从防疫问题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2月3日，执政的中左翼政府的主要反对党、以反移民立场著称的极右翼政党联盟领导人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强调：“控制、控制、控制港口、机场和边境。我们不能视公共健康为儿戏。”第二天（2月4日），总理孔蒂（Giuseppe Conte）回应：“当教育部和卫生部都说没有理由支持这些措施时，我们应当相信他们。”

回头看，当时的迹象似乎指向缓和。在那对中国夫妇住院的几天之后，武汉遣返的一批意大利人中又出现了几个确诊病例。但专家们松了一口气：所有的病例都来自国外，好像没有出现本地传染的现象。

2月20日，改变突如其来。

爆发

2月20日半夜，伦巴第区福利委员会委员加莱拉（Giulio Gallera）宣布，来自伦巴第区南部的小城科多诺（Codogno）的38岁意大利人马蒂亚（Mattia）因严重肺炎住院，被确诊为感染新冠病毒。

马蒂亚无中国旅行史，除了接触过刚从北京回来的美国跨国公司联合利华当地分公司的一名经理外，不曾接触过任何从亚洲来的人。而联合利华这位经理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这意味著，意大利新冠病毒（SARS-CoV-2）的“零号病人”，至今依然没有出现。

自那以后，确诊病例每天都在增加，主要是在伦巴第的科多诺及邻近村庄。随即出现的另一个传染点是威尼托大区（Veneto region）威尼斯附近帕多瓦市的一个小村庄沃尤格尼欧村（Vo\” Euganeo）。一位曾在科多诺及该村之间来往的77岁农民被确诊并因此去世，也是威尼托大区爆发的首例患者。

目前，大部分病例仍然发生在伦巴第北部地区，但病毒已经散布到了意大利其他大区。

住在南部那不勒斯的斯科蒂（Silvestro Scotti）是意大利全科医生联合会秘书长，在接到我的采访电话时说：“我们已经被电话淹没了。”尤其老年病人，需要得到及时的建议。

2月23日，作为两个疫情焦点，伦巴第大区及威尼托大区开始了“红区”和“黄区”的封锁。“红区”科多诺的居民Roberto Cighetti说，“没有人可以出城，学校也停课了，类似有人群聚集的咖啡馆、饭店都关上了门。”

“超市和杂货店每天会营业几个小时，但每次只放行一小部分顾客同时购物。人们戴着医用口罩和手套，在商店外面排著长队。”教堂的例行线下弥撒也取消了，对于很多教徒而言，这样的限行程度，前所未有。

包括米兰在内的“黄区”，所有的学校自2月20日起停课。米兰变得空空荡荡，以往熙熙攘攘地涌向地铁、在附近的画廊、酒吧和华丽的博物馆进进出出的游客，只剩下戴著口罩的寥寥几个。对于普通意大利人而言，傍晚在酒吧的聚会是如此重要的社交场合，如今却成了“禁忌”之地，有酒吧业主表达了不满，但无法消解人们的担忧。

恐惧会传染，病毒可能给人带来不同病症；但人们对恐惧的反应，却是如此的相似。

强力的干预和快速增长的数字也让恐慌蔓延。媒体和一些知名专家——包括来自米兰圣拉斐尔大学的病毒学家布里奥尼（Roberto Burioni）——宣称，危险程度高于当局愿意承认的程度，而应对措施过于薄弱。

从2月20日到25日，意大利主要报纸的网站都通过每小时发布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和专家们设想的最糟糕情况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超市遭到了顾客的突袭，他们在车上囤积了大量意大利面、大米和罐装蔬菜。戴不戴口罩的问题随之而来，要去哪里买口罩的难题也随之出现。医用口罩和洗手液从药店的货架上消失了，然后在亚马逊和eBay上以天文数字的价格出现。

“我花了90欧元买了50个医用口罩，”来自米兰附近小镇的平面设计师罗西（Marta Rossi）说，“这太疯狂了，但这还比药店便宜，那里每个口罩要卖2.5欧元。”罗西还在网上学会了怎样自制洗手液。

著名的科学记者维拉（Roberta Villa）对我说：“媒体对这一流行病的报导，将会被专家们研究很长一段时间。”

维拉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自意大利疫情危机开始，她一直在自己的社媒频道上提供信息，她说：“公众担心官方消息缺乏一致性。许多专家利用媒体传播他们的个人意见，而不是卫生部或世卫组织的官方声明。最重要的是，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抗击病毒的假新闻。”

维拉说：“恐惧是最常见的情绪。但我们从以往大流行暴发的经验中知道，恐惧不能永远持续下去，随之而来的会是放弃。”

反击

在2月的最后几天，虽然冠状病毒感染人数仍在持续增加，被取名为“infodemics”（信息流行病）的舆论场，开始得到来自公共部门和科学家的反击。

位於伦巴第省帕维亚的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分子遗传学研究所主任马加（Giovanni Maga）说，意大利的检测策略影响到了疫情的可见部分。截止3月初，意大利已经对超过2万3千多人次进行了检测。2月26日，意大利政府决定，只对有症状的人以及检测呈阳性的病人家属进行检测——卫生部不想面临检测材料的短缺。

马加说：“许多国家只检测有症状的人。但我们决定对所有接触过该病毒感染者的人进行检测。专家们支持我们应该测试每个人的观点，但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发现更多的确诊案例。”

“许多流行病学家认为，其他国家可能与意大利处于相同的情况。”马加补充说，“但他们没有去检查无症状患者，所以只是不知道这些病例的存在。”

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网络科学研究所所长、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复杂系统专家 Alessandro Vespignani 也认为，在意大利新发现的冠状病毒病例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疫情正在扩大，“意大利现在在检查所有有流感症状的病人，以及所有确诊病例的亲人和朋友。”基于病毒4天到2星期的潜伏期，Vespignani 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病例，之前就已经存在。”

2月，本地研究人员从一名意大利患者身上分离出了一株病毒，并且开始绘制病毒的基因序列。有传言说，意大利的病毒与中国的病毒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专家们仍在评估这一说法。病毒株在每次复制时都会有突变的可能，但只有少数突变会改变病毒的行为，从而以某种方式影响病毒的流行趋势。据来自米兰萨科医院巴洛塔（Claudia Ballotta）教授，RNA病毒在从中国传播到意大利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但是是在预期内的。为了开发更好的诊断工具和跟踪疫情的演变，确定这些毒株之间的差异很重要。

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建立了一个国家登记处，来跟踪所有关于新冠肺炎的诊断，基于流感监测模型，收集每个患者患病程度、症状和需求的数据。另一方面，为了停止公众对病例数量和地点以及死亡人数的过度和病态的关注，政府决定只在每天下午6点更新一次官方数据。

“是时候停止恐慌了，”总理孔戴说，并要求国家电视台RAI对疫情的报导放“低调”。报纸效仿，头版头条也从危言耸听变成了安抚人心。米兰市长萨拉呼吁一些博物馆重新开放，尽管教堂、学校和许多办公室仍然关闭。

米兰市议会发布了一段视频，将米兰描绘成一个充满活力和友好的城市，尽管在与病毒的斗争中有各种限制，但仍然试着描绘，这个城市并不害怕，并愿意向前看。伦巴第大区的区长丰塔纳（Attilio Fontana）因为身边高级助理被发现感染而自我隔离，但他仍发布了乐观的视频和公告。

米兰博科尼大学的经济学教授（Francesco Giavazzi）说：“这场危机将导致意大利GDP下降至少0.5%。这还只是意大利银行的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国内危机以及危机对中国和国际市场的影响，其他消息来源估计GDP下降将约1%，甚至更高。”

北部是意大利的工业重镇，米兰则是主要的金融之心。也有政策来应对对于经济危机的担忧，财政部长宣布了一项计划，为受影响严重的地区提供价值约9亿欧元的救济措施，之后又承诺注入36亿欧元帮助受影响严重的经济部门。政府承诺会援助因疫情停工的企业，也会对公民提供各种福利，包括减税和对一线医疗工作的额外补助。

政府可以做出承诺，但这无法解决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担心，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这些财政支出，最终也源自纳税人的腰包。媒体不留情地使用“欧洲病夫”来形容意大利经济：意大利国家预算赤字占国家GDP的1.6%，这仍远低于欧盟委员会允许的水平（3.3%）。

蔓延

3月2日，世卫组织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在中国境外确认的新冠病例，已经达到中国境内的9倍。现实是，在中国外，意大利成了新冠病毒的主要宿主之一。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意大利人被邻国视为潜在的威胁。

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一对年轻的意大利夫妇被诊断出感染了这种病毒。瑞士的第一例病例是一名居住在意大利边境的70多岁男子，他在米兰被感染。最近前往意大利的克罗地亚公民则是巴尔干地区的第一个病例。

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一名意大利医生和他的妻子在度假时都被检测出病毒阳性。他们被送往医院，而他们下榻的酒店的数百名客人被隔离。西班牙大陆的第一例病例涉及一名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巴塞罗那居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希腊，那里的第一个病例是一名38岁的妇女。最近去过意大利北部的人在法国和德国也检测出阳性。

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限制往返意大利的旅行。此前意大利人对于华人社群的偏见尚未缓解，一些生活在国外的意大利人——与那些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一样——也开始体会到被排挤的经历。

50岁的RM是一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女商人，她是一名有意大利血统的以色列公民。当以色列要求所有从意大利来的人自我隔离两周时，她告诉我：“我和一个朋友在街上用意大利语交流，一个男人便朝我们脸上吐了唾沫。”

“我所有的意大利朋友遇到了类似的糟糕经历，即使是那些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去过意大利的人。”

尽管意大利有着高效的国家医疗系统，并为全民提供免费医保。但是，随著医院人满为患，医生们也开始疲惫不堪。

磨损的迹象已经出现。“红区”的两名全科医生写信给全国医师协会：“有很多病人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只有两个人。我们没有足够的口罩和手套；药店的老板已经被检测出阳性：他们每天都要通过一个小窗口出售药物。”

3月2日，伦巴第大区的最高卫生官员加莱拉（Giulio Gallera）对媒体说，伦巴第大区的医生和护士中有10％检测呈阳性，正在隔离。据美联社的报导，伦巴第政府想要召回退休的医生和护士，或是让还未结业的护理学专业学生提前毕业，以便尽快投入工作。也有私人医院的医生投入了公共医院的防疫工作。

而且，零号患者仍未出现，当局仍无法迈出追踪所有可能感染、但尚未出现症状的潜在患者的关键性一步。这使得意大利此次的大爆发模型难以还原。

有一些新的发现。在2019年12月的最后一周，在此次疫情爆发的同一地区，已经出现了非典型的肺炎患者的高峰，这甚至在武汉疫情正式开始之前。既然从12月底就已经开始出现比往年更多的非典型肺炎病例，而第一个新冠肺炎的病例发生在峰值的几天之后，意大利病毒学家布奇（Enrico Bucci）推断说，病毒很可能当时已经存在，但只是在一个重症患者上被检测出来。

这是一个好消息：在这个可能性下，意大利并未立即出现大规模的爆发，意味着病毒的攻击性可能已经有所减弱，或是很多人已经感染并恢复。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

希望

米兰的步伐放慢了。街上不再拥挤，但许多商店还开着门。3月2日，就连部分博物馆也重新开放了，只是入馆参观的人数有限，人们小心地保持距离。而在远离疫情的意大利其他地区，人们正常地生活，似乎想要忘记地图上的那些警戒区域。

最早发现的来自中国的夫妇已经在2月26日痊愈出院。意大利第一位本地病例，38岁的马蒂亚，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他的情况已经危急。他很年轻，也没有其他慢性病，但他并没有康复。帕维亚市圣马特奥警察医院（San Matteo Policlinic）传染病科的负责人布鲁诺（Raffaele Bruno）告诉我说，“我们已经在他身上用了最好的治疗方法。”

布鲁诺职业性地说，当然每个病人都应当得到同等的照料，但他的确尤其希望看到马蒂亚的康复，“他是第一个受到感染的人，也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人之一。他的康复，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会是一个巨大的希望。”马蒂亚怀着孩子的妻子也病了，预产期就在一个月内，幸好她的情况并不严重。

在为端传媒写篇报导的这几天，我也有轻微的流感症状，科学记者的训练让我没有恐慌，我说服自己无需紧张：我不属于有高危并发症的人群，可能我过了几天就会痊愈。没人会来检测我是否携带病毒，不会有人将我列入统计数据。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像82岁的老人德塞尼一样，等待过几天，一切会回复安好。

“红区”的设置原本有一个14天的期限，也就是在3月7日这个周末截止。这个遏制措施真的有效吗？之后这个星期的病例增长情况将极为关键。如果病例持续增加，是否要增强管控的讨论也已经开始。

也许，我们终将无法回到没有这株病毒存在的日子。

（本次报道的合作记者为意大利科学记者，原文英文、中文发表，感谢实习生王筠琪的翻译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