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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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名为赵皓阳的作者写了一篇题为《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的文章，在中国内地广为流传。作者在浸会大学读过一年制的研究生，他形容香港学生“幼稚病”、跟“用爱发电”的台湾人一样“蠢”，批评香港学生会“假民主”，港生不懂殖民历史，香港基础教育质量比不过内地，学生质素“不足以在一个大市场中与大陆青年竞争”。同时，他认为香港社运是民众被蛊惑，“受西方价值观冲击”，上街游行可以获得“虚伪的满足感”，其实是用肉身在供养资本家。他表示，除了他，香港无人意识到地产问题才是香港真正的威胁。

赵先生的文章，事实错误和知识漏洞之多，令人瞠目。要一一指出这篇文章的问题，体量大概可以出一本小书，于是，我们就把这本小书写出来了。

从文章看来，赵的知识体系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资本家吸血普通人”。如果要再复杂一点，那么不是“教育出了问题”，就是“年轻人太蠢被煽惑”，三板斧来回使用。而政治体制在他眼中有如不存在。

赵先生此文的问题不是他知识太匮乏，而是品性太差。用他的话来讲，他不是“蠢”，是“坏”。这种“坏”意在撩拨内地已有的“仇港”情绪，用虚构故事和错误事实制造中港矛盾。不仅如此，赵还在文章里流露出对精英阶层深深的向往（尽管他本人并不在列），和对普通人追求更好生活的鄙夷。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从源头上试图抹去普通人抗争及争取权利的合法性。用赵先生的理论来讲，他所做的事，是在替权力和资本压榨普通人。知识问题我们可以为他补上，品性问题还需要他自己努力。

一、香港年轻人很蠢、假民主，学生会都是逼人表态的吗？

“当时台湾太阳花那时候（彼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占中事件），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搞了各种乱七八糟的造势活动支持。然后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理事表示，每一位在座的学生会成员都要表态支持太阳花运动，说的特别高大上，如果不表态就不符合学生会的最高理想，就不符合学生会的立会理念。言下之意就是针对我们几位大陆学生。我们都觉得太阳花运动跟我们有毛关系，这种表态不是MDZZ么。当时有个大陆同学立马就急了，说你们凭什么逼我表态，我就是不支持，有种开除我啊。香港那边同学声音也高了八度，说我们是学生组织必须支持学虽动，这是原则。”

赵皓阳在文中提及的学生会经历，真实性存疑。赵皓阳曾在浸会大学就读一年制研究生课程，而浸会大学学生会会章明文写道：本会乃唯一代表全体香港浸会大学全日制学生（除研究生及退会者外）之组织。因此，他不可能是学生会普通会员，干事会成员就更不可能了。

香港学生会的竞选过程与大陆不同。学生们先组建内阁，再与其他团队竞选，这一过程称之为“上庄”。经过学生投票，成功“上庄”的内阁，整个团队会成为该届的学生会干事会，一胜俱胜。每个“庄”的名单都会留下纪录。

赵提到太阳花运动（2014年3月至4月）期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读书，而查阅2013年、2014年、2015年的浸会大学学生会干事会成员名单，都没有赵皓阳这一名字（事实上每一年的名单都没有）。学生会的职位有干事长，秘书长、干事，唯独没有他说的“理事”一职。内地学生参加学生会竞选，由于紧张的中港政治关系，会成为本地报章头条新闻，这几年来香港各间大学都没有内地生成为学生会干事会成员的先例。

退一步讲，如果赵文中提及的学生会会议，只是学生会召开的咨询会、研讨会，那么所有学生均可以参加。但是会上不大可能出现学生会成员逼人表态的情况，这毫无意义，不是学生会的运作方式。学生会对外的表态是由学生会干事会做出，不是在咨询会、研讨会上讨论得出的。

香港各间大学都有民主墙，学生想要公开表达意见并引发讨论，会在民主墙上贴海报，赵所描述的在会上逼人表态的做法，更像是内地学生会的经验。香港学生会并不是毫无问题，也一直遭受到本地学生的批评。但是赵的这段描述，只显示出他对香港的大学学生会架构和运作的无知。

实际上，香港大专学界学生会的历史可以追到1949年之前。在重大历史时刻发生的社会运动中——抗日、保钓、中文运动、六四、雨伞运动等等，学生会都深入参与了。当年一批一批的学生会成员，很多人后来也在不同的界别中继续推动社会改革。赵一句“幼稚病”的判断，不仅不成立，更显示出他对历史的陌生。

二、香港人留恋殖民地，但被人“biubiubiu地打”，连历史都搞不清？

“我发现他是真不懂，于是告诉他，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总督都是高贵的女王陛下直接指派的，你们一毛钱选举权都没有。在政府公务员体系内，香港人还要排在印度人后面，是妥妥的三等公民。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殖民压迫，香港人民在六十年代进行过一系列抗议运动，结果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拿枪biubiubiu地打你们香港人哎。”

作者处理六十年代香港的态度极度简化。事实上六十年代香港出现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但这并不只是一般的“香港人民争取自身权利”的故事，当中包括冷战时期中共驻港机构和当地左派在文革的影响下，不断升级武力（甚至用土制炸弹），希望中央收回香港而酿成的“六七暴动”。

回到六七暴动的历史现场，你会发现无法简单地用香港人、中国人、英国人这样的标签来分派别进行叙事。六七暴动的确可以称之为反抗港英政府管治的一场社会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并非凭空出现，在1960年代，以叶锡恩为首的改良派英籍议员，一直在支持本地人民争取更多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反对港英政府官员的腐败。同时，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和其他亲共人士，也参与策划和支持了六七暴动，但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个意外。

六七暴动的规模能不断扩大，跟大陆同一时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有关系。1949年之后，中共对香港的政策一直是实用主义的，对他们来说，保留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好好加以利用，比建造一个社会主义香港更有现实意义。周恩来就表示过，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因为可以借此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但是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央政府失控停摆，此时在香港的中共党员和其他左派人士，从《人民日报》嗅到风向，以为中央准备收回香港了，就推动、升级了行动。

赵皓阳在文章中提到六七暴动的结果是“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这种煽动种族情绪的用词没有说的真相是，其实很多警察是华人。而且他不知道，当时周恩来批评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对香港问题的“夸大”，也反对香港左派继续罢工和升级行动，要求尽快让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恢复平静。换言之，北京政府与英国当时的态度是相似的。

六七暴动之后，香港的社会运动没有停止，只是以一种更为和平的方式在进行。人们继续走上街，为自己的权益向殖民地政府施压，并成功促使港英政府开始检讨其管制架构、自我改革。1971年麦理浩港督上任，在随后的几年里推动受薪者享有带薪年假、创立廉政公署、兴建地铁、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和公共房屋计划，大幅改善了香港的居住环境。从1960年代到2019年，这样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像赵先生一样，许多内地朋友长期指责香港人怀念殖民时期。前文的叙述已经点出，战后大部分香港人未必真的很认同港英政府，而殖民政府也确实透过法律等手法打压港人的抗议运动（比如《公安条例》）。但讽刺的是，这些法律本来在九十年代因为不符合人权的标准而修改，但又被中央政府属意的临时立法会恢复，直到现在仍然箝制港人的政治参与。要说恋殖，要说怀念殖民政府的国家机器，中央政府才是当中的表表者。

现时，作为政治派别的“归英派”数量并不多，但是一部分普通市民“恋殖”的情绪的确存在，这种情绪出现的原因很简单，即对现任政府甚至九七后的整个特区制度的不满。为什么回归后的香港人民，会觉得当下的政府还比不上殖民地政府，这难道不是香港政府和中央应该反思的事情吗？

三、台湾人很蠢，民主也很肤浅，搞什么“用爱发电”？

“台湾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地区，二十一世纪初的几个夏天，都要经历上百次停电，于是当局提出了发展核电的计划，但遭到了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个环保组织在反核游行中打出了“用爱发电”的大旗；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更有许多政客为了获取民众支持都开始喊这个口号。”

作者的第一个事实性错误是“台湾经历过上百次停电，于是当局提出发展核电的计划”。稍有常识者皆应知悉，停电的原因非常多，动物或树木碰触电缆会造成区域性短暂停电；打雷、车辆碰撞电缆也会造成区域性停电；管线施工不慎、挖路或挖下水道误触电缆、变电所故障、电线电缆故障、变压器或开关设备故障等，都可能导致特定区域在特定时段的停电——赵先生所指“上百次停电”所指为何？如此简化停电原因和单一归因，不论是常识缺乏，或是一厢情愿，都是严重误导。

赵先生又将停电和缺电直接挂钩。事实上，“停电”跟“缺电”不见得有关，而根据台电公开资料限电纪录，21世纪初，台湾的限电次数仅为2次——就连2017年发生的“815”全台大停电，也是采分区轮流停电。

作者的第二个事实性的重大错误是，台湾并不是在21世纪初经历停电之后才发展核电的。台湾从1968年开始便发展核电，一开始发展核电是因为石油危机，跟缺电无关；而发展核电后，依然有缺电问题。

台湾的反核运动已有超过30年的历史。回顾台湾反核史，1980年核四的建设计划便遭反对，但当时主要是基于经费过高的考虑。但直至1987年，台湾实际上都处于国民党威权政府戒严时期，而反核的第一枪，是在1986年双十日，由党外人士在台电大楼门外打响的。可以说，1985至1988年是台湾反公害运动和环保运动快速兴起的时期，当时的环保和反核人士中也有不少是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因此环保及反核力量也被视为对威权政府的挑战。这些挑战国民党的“党外人士”在1986年组成“民进党”，环保和反核是为党纲。

作者所说的“台湾当局提出发展核电的说法”及“政客后来为争取选民支持喊出用爱发电的口号”脱离历史事实与脉络。反核是民进党立党主张之一，2000年台湾首次实现政党轮替，支持反核的民进党上台，便一度搁置核四的发展计划，不过，在立法院拥核立委的支持下，又在隔年宣布核四复工重建，令反核团体大为失望。后来，“核四重启与否”也成为台湾蓝绿的一个政纲争执点，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曾希望2016年前重启核四，但迫于民意反对未能成功。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蔡英文提出要在2025年将台湾建成“非核家园”。

台湾的反核历史悠久，在2011年福岛核灾之后，反核运动音量更涨，2013年开始民间团体每年发动“反核大游行”，“用爱发电”则出现在2015年的反核游行中。由公开资料可知，当时的游行分为5大队，分别是告别核电大队（当地居民）、用爱发电大队（亲子、教育团体）、节能减碳大队（市民、学生、艺文团体）、多元能源大队（社会团体）、能源民主大队（政党）。因此，“用爱发电”在当时只是一个游行方阵的队名及口号而已，原意是指希望能用对孩子的爱，来达成“非核家园”目标。

“用爱发电”近年成为台湾社会及政坛在讨论核电议题时会使用的词汇，是因为2017年台湾经历了“815”全台大停电，肇因于台湾中油对台电大潭发电厂的天然气供应管线意外停止运作，导致大潭发电厂6部机组全部跳停，进而造成全台电力备转容量不足，供电系统避免全面崩溃启动保护措施而分区停电。此事再次引爆台湾社会对能源使用的大讨论，对大停电感到愤怒的网民翻出“用爱发电”的旧词来讽刺“反核”，后来成为网络流行语，也在台湾的核电议题中，被不同立场人士拿出来调侃。

核电到底要不要发展、怎么发展、应该有什么样的限制，涉及科学应用、专业管理、国家安全等问题，本文不赘。但从这段简要梳理可知，“用爱发电”就像大陆地区网红的“文体两开花”一样，这词语有其产生、附著、演变的历史及背景，并不如作者将其视为一个单一事件那么简单。“用爱发电”只是一个口号，不是论述，事实上，台湾公民社会不断针对能源转型进行不同论述、攻防，并无台湾人如同赵文所述“相信真的用爱可以发电”。当赵文指出，“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时，其实台湾读者也很惊讶赵文有这种惊讶——这样理解一个口号，不是曲解，就是愚痴。

四、说大富豪垄断香港，已经触到香港问题的根源了吗？

“民众彻底被“愚”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没有人意识到打击高房价对于整个香港经济体的巨大作用”？

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的经济问题。

原文“香港的经济活力被地产资本所吞噬，而香港年轻人绝大多数劳动成果，都通过极高的房价被地产资本家变相剥削了。”此话不假。顺便要补充的是，香港大资本、大富豪的特点，正不仅仅在于只经营房地产，有一个词形容他们叫“地产霸权”，本文暂不论“霸权”这个词的使用是否恰当，但要指出这样一种地产集团的实力庞大到可以影响香港整个经济，包括零售、公共交通、电力供应等——港人的吃穿住用行几乎全被大财团包了。

但是接下来作者说，“他们从来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没有人意识到打击高房价对于整个香港经济体的巨大作用”，这就是严重的事实错误了。“这一点”如果说的是“地产霸权”，那么当作者2013-2014年来港读书时，“地产霸权”这个词已经流行了几年，曾任新鸿基地产集团创办人郭得胜的私人助理的潘慧娴，2007年已写书剖析地产霸权，2010年翻译成中文并重新修订。2011年，“地产霸权”更成为当年七一游行的关键词。香港“反地产霸权”的潮流，与此同时也已经展开，人们反对大财团、提倡支持社企、良心消费。

作者似乎想要更直接提出的是，“高房价下跌将会令香港经济体崩溃，而房价居高不下是香港政府的治理责任，主要始于董建华的八万五政策未能实行”。

“八万五”是香港房屋政策问题中的一个经典讨论，的确，20多年后的今天，香港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假如当年董建华的“八万五”——包括每年兴建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5万个、10年内全港70%家庭自置居所，以及轮候公屋平均缩短至3年等——能够顺利实施，香港就没有如今的房屋问题。然而回到“八万五”当年的背景，时逢金融危机，而八万五计划一推出，香港楼市即刻大跌，不少人变成“负资产”，负债破产。有人认为这一政策是九七年推跌楼市的元凶，但也有另有一派反驳，指亚洲金融风暴才是真凶，楼市崩溃跟八万五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无论如何，当年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香港经济遭遇极大打击，港人生活也受重创。而董建华在传媒追问下，一句“这个政策不再提了就等于没有这件事了”，也令他背上对问题视而不见的骂名，成为他最具争议性的政策。

房屋政策和楼市之间的互动是千丝万缕的，影响楼市价格的一定不会只有一种政策因素，经济、金融情况都会影响价格；历史也没有如果，很难说假如“八万五”一直继续下去，香港楼市是不是就可以在无风无浪的温室里稳定发展。后来也是出于挽救香港楼市的意图，2002年，时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推出“孙九招”，包括取消拍卖土地、暂停勾地、暂停两铁项目投标一年、终止出售公屋计划等，以减少土地供应及政府干预来稳定楼市，结果之后楼市一飞冲天。这也说明，无论政策意图如何，要评估其对香港经济的全面影响，都是复杂的。

“董八万”和“孙九招”都是董建华任内的事情，在他之后，曾荫权任内，因前任政府停止卖地、住宅供应量长期偏低，加上内地经济起飞，热钱流入，香港楼价便快速重拾升轨，甚至遭遇泡沫危机。曾荫权政府于2010年引入“印花税”抑制物业投机活动。在社会对复建居屋的强烈要求下，推出“新居屋”及“置安心”计划，以满足市场对中小型单位的诉求。作者所说的曾荫权任内房屋增量不及董建华，主要是因为前任政府留下的教训，令后来者不敢贸然重新启动卖地。

梁振英2012年7月上任后个多月内，就公布连串新招，例如“港人港地”、简称“白居二”的白表免补地价购买二手居屋计划、要求市建局“楼换楼”项目转作资助房屋（即后来的焕然壹居），以至将房委会工厦改建为公屋等。推出初期社会热烈反响，但到后来发现问题多多，直到他卸任，香港的房屋问题并未有多大改善。

林郑月娥上任后也推出一系列新政，“明日大屿”填海计划是如今最有争议性的土地房屋政策，在此不赘。

历数历届政府的土地房屋政策，是希望读者明白，首先，香港确实存在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激烈的人地矛盾，也是难解的顽疾，从官方机构、智库，到社会运动、民间团体都在关注，是官与民，及左右翼向来要辩论、争取的阵地。

香港地产霸权的问题来自殖民时代的政商结构，而中国在香港回归后仍拒绝改革香港的殖民地式官商勾结政经结构，特首选举制度、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的设计，都是维持这一结构的具体表现，商界向来偏建制、支持政府决策，垄断的庞大资本力量与政治权力结合，成为最难打破的天花板。

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四大家族，他们的发达也绝不是靠单纯的经济行为卖房子那么简单，大财团在港英时期、中共统治时期得到不同力度的支持，变得愈发庞大及雄厚，对本地经济影响举足轻重，但在政治天秤上却常常偏向深圳河以北，因此对港人来说，都是香港土地上成长的商人，怎么还会有“香港商人”及“中国商人”的区别。这也正是雨伞运动爆发的深层原因——当反对政治失效、香港政府日益变成一个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中央与香港关系日益紧张、而经济问题长期不得解决、民众失去对“我城”命运的把控⋯⋯社会便要求从根本上——政治制度的变革入手改变。

房地产问题当然是香港的真问题，但不是根本问题，或说只是根本问题的一半，而香港人为对抗地产霸权而发起的土地运动，至少也已经持续了近十年。

若作者是一个真左翼，言之凿凿要为香港政经问题把脉，那么理应不会把“房价居高不下”仅仅归咎为“香港政府的治理责任”、把一个复杂问题浓缩为香港孤岛般的地方治理行为，却刻意/选择性忽视了这背后不同管治者、包括中共的角色，以及更深刻的政经脉络。

更不要说，中国恰恰是香港“双轨”土地制度的学习者。和土地私有的地方不同，香港土地所有权归政府所有（港英遗留）。港府通过售卖​​土地在规定期限的“使用权”予土地开发者或使用者，也就是内地所熟悉的“卖地”。这一套“卖地生财”的玩法，完完全全是从香港学的，霍英东是第一位“老师”。由于内地也是土地归政府/集体所有，因此香港这一分割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玩法”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内地大受欢迎，原封不动学习过去，使得中港两地在土地制度上恰恰是“一国一制”。同一种制度，就会有同一套问题，建立在这种土地制度上的中国楼市，其实和香港楼市一样，也早已伤痕累累。

而于香港而言，中国国家权力对资本主义的垄断又何尝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呢？虽然中国没有“私人垄断”、也不可能出现，但从公有制上演变出来的国家对货币、市场、土地等的掌握，配合以国家官僚体制的控制，使得民众与国家之间的财富拉锯日益紧张。这几年大家遭遇的泡沫、危机、破产还少吗？香港今天的问题，在中国一线城市早露苗头，今后甚至可能因为体制问题而增加解决难度，从而变得更为严重。

赵还喜欢提澳门，说澳门政府会发钱，澳门好，香港不好。但2018年香港政府盈余183亿港元，给年满18岁、2017至2018年度无缴交薪俸税、在港无物业、无领取政府援助、持香港身分证且通常居港的人，发放了4000元津贴。其实港府财政最饱受批评的不是小气，而是公民难以决定公共财政方向，钱没有用到其所，花在不该花的地方。这才是有关政府财政分配的真问题。

五、香港基础教育出问题，除了精英，剩下全是愚民？

“我也通过香港的朋友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教材，发现相比于大陆的九年义务教育，真的是简单了几个维度，有些内容一笔带过，有些内容考试不考。”

首先要说明一下，姑勿论中港两地的教材差异，中小学教育究竟是不是要比拼谁学得深，谁做题比较厉害呢？这是不是就是对青年成长最有益的教育呢？基础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接下来再谈谈两地基础教育的对比。

（以下段落作者为在香港当中学老师的内地移民）

香港的中文和数学科目的必修部分，的确比内地高考要简单一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更难的延伸内容又单独设置了独立的选修科目，地位等同于物理、化学、地理等选修科。

例如，中文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选修中国文学科，英文同样有英国文学科。想要在大学修读理科、工科和商科的学生，在数学领域可以再选择修读数学延伸部分单元一或单元二，涉及很多高等数学微积分、统计的内容。

至于理科，以我做过香港的“高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简称DSE）各理科的试卷来看，理科的课程范围比内地高考课程更广，甚至更深。例如，当年我在内地学的高中化学，在反应速率、化学平衡那部分，课本没有涉及平衡常数的概念，只有一个定性的描述，而香港DSE课程必修平衡常数。生物相比内地生物课程深度和广度多得简直不是一星半点。只有物理，香港课程虽然涉及面更广，但题目确实更简单些。

另外，DSE的英文，词汇量、写作要求都比内地高考更严格。想更细致了解香港高中课程大纲，可以参考香港教育局中四至中六课程及评估指引。顺便说一句，作者提到内地九年义务教育是一项伟大创举，却选择性忽略了香港已经实施十二年免费教育，几乎所有人都是至少中六毕业。未来，甚至连幼稚园的三年，都有可能完全免费，已经由试点计划在进行中。

香港高中有四个核心必考科目，中、英、数和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科是内地所没有的。

（以下段落作者为香港流动学校老师）

现时中港两地基础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并非学科深浅，而在于教育培养的价值。自2009年起，香港把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通识科列为高中必修课，与中国大陆强调政治八股的思想政治课恰恰相反。

通识教育的课程，要求学生学会综合各持分者立场，分析利弊，抒发己见。考试题目时有要求考生回应具争议性的时事议题。笔者参与的义工团体曾与数间中学合作，为通识教育课程设计教材和户外考察活动。

记得一次活动，我们带队考察了香港一个备受争议的大规模发展项目，并与学生一起走访将被拆迁影响的村民、农户、老人和商户。考察过后，学生们分成小组，每组要代入其中一个持份者的角色（如政府、发展商、村民），综合考察和阅读材料所得，以论坛形式与其他同学辩论该发展项目的利弊。学习目标是希望同学在表达自己论点和理据之余，也要理解和代入他人的处境。类似这种鼓励同学独立批判思考的教学活动，并非通识课独有，而是广义公民教育的一部分。通识科带批判性的课程目标，曾被亲建制人士批评为“误人子弟”，要求取消其必修课的地位。

赵在文中提到香港的教育是为了“愚民”，如果“愚民教育”是为了培养听话的奴隶，训练批判性思考的教育就是为了培养公民。那么较之香港教育，大陆的思想政治课更适合称之为“愚民教育”。

在开放的社会，公民会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公民可以通过公开、自由的讨论，利用结社自由，联合起来影响公共政策。可是有效公共讨论需要一定的规则，基本的如要尊重他人，避免人身攻击；清楚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也要聆听和理解他人的观点；学会分辨信息是否可靠。所以成为一个公民需要经过教育，这种教育在开放的社会就像语文、数学一样基本。

顺便一提，赵先生对精英教育的想像实在太过一厢情愿和无知，在他的世界观里，只有底层人民才有危机，有钱人的世界一片美好。希望他能早日挤入他期待的精英阶层。

六、听说香港最近很乱，人们到底在反对什么？

最近几个月，香港市民很关心政府打算修订《逃犯条例》一事。争议从2019年2月政府推出修订草案就开始了，最初，争议集中在法律界、商界、不同政党议员的辩论之中，但争论持续几个月之后，政府丝毫没有打算听取各界意见的意思。在巨大争议声中，政府仅仅以20日进行公众咨询，随后在4月3日于立法会进行草案“首读”并通过，开始进入法案委员会讨论。

在法案委员会里，建制、民主派议员激烈争持不下，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随后宣布草案将绕过法案委员会，在6月12日直上立法会恢复二读。在香港法律界具公信力的大律师公会，分别于3月及4月两度就条例修订提出意见书，反对政府做法。

5月中开始，香港公民社会的各种团体和普通市民纷纷行动起来，以网络联署、街头派传单宣传的方式表达意见，不过政府依然不理会。6月6日，香港法律界发起黑衣大游行，近3000名法律工作者在街头静默游行，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到了6月9日，在民间人权阵线的组织下，103万市民走上港岛主干道的街头，和平游行表达意见。

在此之前，香港上一次百万人游行，已经是1989年了。当年5月28日，150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和群众。

岔开一句，无论回归前后，在香港，类似这样的游行都多不胜数，申请程序也简单。

根据《公安条例》，超过一定人数的集会、游行及聚集必须在举行的7日前以书面方式，到警署向警务处处长提出申请；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在72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申请。如果警务处处长不反对，就会最迟在游行前发出“不反对通知书”。6月9日的游行是获得“不反对通知书”的，实际上这是民阵发起的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第三次大游行，每一次都是合法游行，香港警方会派员在现场维持秩序，许多市民对维多利亚公园至政府总部的游行路线，也非常熟悉。

回到正题，为什么大家关心《逃犯条例》怎么改？其实，这个条例1996年就通过了，条例明确列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地区不适用于此条例”，就是说，香港和中国内地、澳门等地之间不能进行引渡，这个规定实施了23年。但到了2019年，港府突然提出彻底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地区不适用于此条例”的规定，并且同时取消引渡个案需要通过立法会审核的关键程序。

人们最担心的是，倘若新条例通过，以后香港居民被移交去中国内地受审和服刑的风险将大大提高，这也是反对修例者口号中的“送中”。

有人会说，你不犯法就可以了嘛！但试问，目前中国冤假错案、不公平审讯、非法刑拘等情况，不存在吗？退一步说，其实真正认为自己会成为“逃犯”的人或许不多，但这次修例唤起人们对中国内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和忧虑。

但无论市民怎么表达担忧，港府就是不为所动。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之后的晚上，市民都还没回家，政府就发了声明，重申立场：6月12日立法会开会二读草案。9日当晚，金钟立法会示威区附近爆发了警民冲突，警方最终出动胡椒喷雾及速龙小队强力清场。

12日，立法会就要按原订计划开大会了，政府没有丝毫回应市民诉求，市民于是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大早坐地铁坐巴士到金钟，早上8点就占领了几条主要干道。最初到场的是一批批年轻人，后来中年人也来支援，到了午饭时间，周边的白领也来了。在最初7个小时，金钟主干道上密密麻麻的所有人，就只是和平地站著，大家希望利用自己的存在，直接向政府表达不满。

虽然在这期间，立法会取消了原本议程，但政府没有任何表态。下午三点，部分站在警方防线前方的市民开始冲击，而警方也很快以大型武器（据警方消息，包括150枚催泪弹、20发布袋弹、数发橡胶子弹、胡椒球等）还击示威者。这场警民冲突引致81名市民受伤。

警方则说有20名警察受伤，在当日下午将冲突定性为“暴动”，并称警方行动“容忍”、“克制”。“暴动”定性引发市民更大愤怒，而不同团体均指出警方这次过度使用武力，无论是武器级别抑或数量，均为香港多年来处理大型示威活动之最。香港记者协会共收到26名记者对警方滥权的投诉，包括10宗涉及近距离向记者发射催泪物品，其中3宗直接击中记者头部；3宗涉及以警棍追打记者等。

基于以上种种，众多团体要求政府取消暴动定性、释放被捕人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612冲突、检讨多年来为人所诟病的监警会机制，以及撤回修例。

在612事件3日后，6月15日，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承认政府的解说和咨询工作有所不足。她没有道歉，亦坚持不会撤回条例。

翌日，6月16日，全港200万市民上街游行，人数破了一切本地记录，他们要求政府撤回条例。这一天同样是合法游行，但出于不明原因，警方在这天派出的人力很少。这天由于游行人数众多，密密麻麻的人塞满港岛主干道，但秩序井然，即使到了傍晚，金钟夏悫道等多条主干道再次被人潮和平占领，没有任何暴力冲突，市民有秩序地让路，让车辆逐一离开。晚上七时许，当一辆救护车经过金钟道时，人群自动以“摩西分红海”之态迅速让路，救护车毫无阻碍顺畅驶过。这一幕在社交媒体上被广传。

6月18日，林郑月娥再次召开记者会，向市民致歉，但对于市民要求取消暴动定性、释放被捕人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612冲突等要求，均未回应。目前，不同界别的市民仍然在组织发起各种不合作运动，或者更有创意的发声方式。

这是公民与政府之间一个复杂、多元的博弈过程。市民运用了民间宣传、网络联署、和平游行示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多元方式，一起向政府表达民意。当然，香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也助力不少，这次不少教会和牧师、专业组织、行业协会也参与其中，人们尝试用各种新的方式进行连结。这不是乱，是人们在互动、连结、组织、发声。

七、听说雨伞运动的学生绝食都是假的？

“当年一群香港脑残中学生为一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环闹绝食。这个绝食牛逼就牛逼在是“接力绝食”——这是绝对香港脑残中学生们的一大发明：先几个人“绝食”八小时，然后下场吃饭；换另外一拨人再“绝食”八小时，完了该回家回家，该睡觉睡觉，明天接着再来……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这八小时途中，他们还怕营养不良，不断地喝运动饮料……不规律饮食，久坐不动，高糖饮料，我感觉搞一波绝食之后那群香港中学生们还能都能胖一圈。”

赵皓阳嘲讽“接力绝食”，就跟他嘲讽“用爱发电”一样，明明一知半解却强发议论。2014年内地报纸《环球时报》也把“接力绝食”拿出来讲，说这是“饿不起又要表演的秀”。《环球时报》也持批评态度，但是连它都不敢像赵皓阳一样随口杜撰数字，原文是怎么写的：“黄之锋只饿了108个小时（中间喝过葡萄糖水），就撑不住了。”

当时发起绝食的几个年青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黄之锋在绝食108小时后，由于医生表示他健康状况恶化，结束绝食。吴文谦在绝食逾80小时，按医生建议，喝了一口电解质饮料；吴文谦及郑奕林绝食90小时后，出入均需轮椅协助。吴文谦在绝食120小时后身体不适，按医生建议结束；郑奕林最终绝食了142小时，她表示自己多日来只饮4、5杯宝矿力，是靠意志撑下去的。17岁的黄子悦在绝食超过118小时候，因电解质不足及脱水，须立即送院。

108个小时，整整4.5天，赵先生随手一抹，就把100个小时给去掉了，随手一写，就把“喝过电解质饮料”改成“不断喝运动饮料”，然后开始他的表演。“接力绝食”的接力是什么意思，是有香港市民看到一群十六、七岁的年青人以绝食的方式在向政府严肃表达抗议，为了表达支持，他们也加入了绝食的队伍，绝食的时间是28小时。这一幕是很令人悲伤的。社会运动是一项严肃的事情，赵先生不断为了滑稽化整个事件，不断地杜撰事实，随口扯谎，不知道是他“脑残”，还是他口中的香港学生“脑残”。

如果有人看到这里还是不屑一顾，大概是觉得这些绝食行动看上去都没有“出事”，绝食者依然“安全”。这么想的人，请扪心自问自己的良心和人性去了哪里。牺牲当然不是一件必然的事，任何人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牺牲，抗争是表达反对观点的形式，而不是满足变态看客的一场好戏。

最关键的是：赵先生所说的绝食为的“乱七八糟的破事”是什么？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决议，香港可以在2017年实行普选行政长官。香港人没法忘记中央给出的这个承诺。根据全国人大规定，普选方案需要由特区政府提出，立法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报全国人大批准。于是，2012年特首和立法会改选成了重要一环，因为当选的特首将带领特区政府提出2017年普选方案，而当选的立法会则对方案有直接表决权。

2010年，温和民主派在此关键时刻，选择了谈判，这是自1989年以来，他们首次愿意与北京官员在中联办闭门会谈。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2012年选举增加了立法会民主直选的议席，但2017年是否有真普选，北京不置可否。然而，温和民主派因接受谈判而受到各方攻击，最终在2012年只勉强保住三分之一议席，元气大伤。

与北京的博弈空间大幅减少之下，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戴耀廷于2013年1月16日在《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提出到争取真普选的最后时刻，要有一万人以上，“违法”、“非暴力”、“长期”地占领中环要道，以此迫使中央改变立场。以法达义，甘愿坐牢，这是他的“公民抗命”理念。

简而言之，“占中”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逼使北京重新回到真普选的谈判桌上。

在经过一年多的公共辩论、举办三次“商讨日”让公众共同制定2017普选方案后，前三名票数出线的方案都是“公民提名”。商讨日参与人数不高，方案争议极大，“占领中环”行动原定于2014年6月22日举行公投，本已做好失败打算（陈健民当时说，如果投票人数不够10万，占中三子将向社会道歉，承认没有领导力），谁料6月10日，国务院发布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强硬表态激起香港社会千层巨浪：“爱国爱港”的特首参选人要求，首次写入正式文件。

结果，公投四日左右，超过70万市民参与了投票。

面对香港要求真普选的汹涌民意，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2017年特首选举定下框架——一个比所有香港社会所提出过的30多种完整普选方案更为保守的结果。不仅提名委员会人数按照此前1200人的设定，特首候选人更必须“爱国爱港”。

“人大831”在香港被称为对普选的“落闸”。2014年9月22日开始，学联启动罢课，9月27日凌晨，学联及学民思潮呼吁人们冲入公民广场，大批市民响应号召。9月28日中午，大批市民涌入金钟声援示威者，占领夏悫道等多条干道，警方于傍晚向人群发射89枚催泪弹。激愤之下，市民不但没有撤退，反而继续占领金钟、旺角弥敦道、铜锣湾怡和街及轩尼诗道。

一场过百万人参与、长达79日的占领运动，就这样开始的。

这就是赵先生所说的“乱七八糟的破事”。

八、以前香港人都不能选港督，现在为什么要求这么多？

香港学者梁启智多年前已经一针见血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问题很常见，但也错得很离谱。下面我们全文引用他的回答。

首先，港英时代有大量针对港英政府管治的民间抗议活动。远的不说，“争取八八直选”运动就是这问题最好的反证。第二，港英政府其实一直有打算在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但是因为中国政府表明反对而没有推行。

早于1956年时，周恩来便向英国政府提出不容许港人治港的改革，当时英国政府为免给予借口让中国政府提早收回香港，才没有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近至90年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加快香港民主化，却被中方批为“千古罪人”。因此，如果你认为英国在九七前没有给予香港充分民主的话，请向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市民投诉。

顺带一提。从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中国如果要拿当年英国人的做法来把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逻辑上说不过去，从人民立场上说也未免有失尊严。

九、为什么赵文不值得传播？

从写法上，这篇文章确实具备如今内地舆论场上常见的爆款文特点：一个耸动的标题、“我有一个朋友”式难辨真伪的举例、东拼西凑的数据和口语化的语言。这些都和备受争议的“咪蒙体”如出一辙。文章的文字粗劣，经不起推敲，但能在第一时间把握住大众的情绪。

在赵文中，作者所传达的其中一个中心思想：香港问题的根源就是经济问题，和从占中期间风行至今的香港问题分析框架如出一辙，与墙内读者惯常接触到的观点一脉相承。作者伪装成一个曾经在香港生活、很了解香港的人士，再举出几个看似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例子，不过是这种脉络的新瓶装旧酒而已。内地大众本来就因为信息差无法了解到香港反送中游行的全貌，相关新闻只能在互联网的角落中流窜，在这样的时机，突然出现一篇洋洋洒洒几千字分析香港局势的文章，且作者传递的观点其实与自己曾接触过的观点相似，颇能给人一种恍然大悟之感，自然在墙内赚得了顶级流量。

有鉴于此，赵文已经很难称之为“观点”，而是谣言的集合和批量制造的文字垃圾。作者无疑是精明的，他早已预见到文章可能带来的巨大争议。在微信版本的文章中，他关闭了评论区。于此同时，文章所刻意忽略或曲解的内容，若想在墙内传播，必然面对被审查者绞杀的命运，因此反对声音很难有生存的空间，也就无力应对赵文支持者“你不同意你就要说个一二三出来”的质问。另外，由于文章的事实错误、逻辑谬误、诡辩之多，使很多人不屑于反驳，当然若不写上万字（如本文）也不足以透彻解释，因此错误的观念没能得到即时有效的回应，并错误地移植到了人们的观念里。

至此，赵文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可怕的闭环。这样的闭环，正是当下简体中文舆论场的生动写照。

香港和台湾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是，香港和台湾也有不能同理中国民众的言论，也确实有人不熟悉历史，也确实有人喜欢立场先行，有人喜欢贴标签、叫口号、发表经不起推敲的观点，自认为优越⋯⋯

有，都有——中国也有，全世界都有。

有趣的是，赵的两篇微信文章目前先后遭删除，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删除主体也不知是谁。于是可能有人要说“被删即有理”了。

我们无意猜测，但想在此指出“被删有理”的一个迷思：中国的公共讨论空间受到多种力量的形塑，除了政府，还包括新浪、腾讯等媒体公司，也包括发布者自己。他们可能会在内部进行自我审查，提前过滤——学界称之为“选择性审查”。批评高层领导人、公共危机事件、聚众集会号召等信息最容易受到审查，因为它们某种程度上最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造成对本地或中央政权的质疑。“选择性审查”给中国互联网讨论带来的影响，除了封锁民主自由言论及议程，但也同时可能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比如毫无必要地激化矛盾），而遏制某些不触及政权底线的言论的传播。

也即“被删有理”中的那个“理”，并不是“说了真相”的意思。

十、根源问题：肉食者立场、社会达尔文主义、伪左派

赵皓阳文中的事实错误和知识漏洞，我们已经一一指出，有心的读者可以对比阅读。我们认为赵先生的问题不是知识问题，而是品性问题。他虚构故事、杜撰数据，以此撩拨一种对香港的仇恨情绪，这一做法十分卑劣。知识问题我们可以为他补上，品性问题还需要他自己努力。

我们写这篇回应，为了反驳赵先生之余，更希望能够指出，赵的文章在大陆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的背后，是一种近年被有意建构起来的“仇港”集体情绪，和一套“肉食者立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观。

“肉食者立场”，是从政府、统治者立场看问题。不少人特别擅长分析“宏观局势”，指点天下江山，“吃著地沟油的命操著中南海的心”，从统治者的视角点评经纬谈笑风生。“从政府的角度思考”的危险之处，在于让人民内化政府的管治观念及管治手段，混淆“国家”、“政权”及“人民”的差异，党国民一体，言必论“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从而自己管束自己，自己审查自己，甚至自己做自己人的打手。由于这种自我审查，人们往往在需要关键表态的“正确”问题上异常敏感，却又在分析问题时刻意忽视掉政治结构的决定性地位。如此，“政治视角”变成口号的表演、站队的争夺，而缺乏反思及监督政权的观念及渠道——这才真正是一种疮痍满目的“景观”。

“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赵的世界里，大概就是精英与蠢材两个层次——有社会地位、有钱、有房有车有漂亮太太的就是“人生赢家”。在“资本崇拜”的基础上，你有钱，你就“不闹”，你就赢了；你没钱，你才什么都没有，才要出来游行集会抗议示威，管你是不是合法。比如赵在他的文章中每每提到他的港漂同学，住在小房子里，赚可怜巴巴的钱交高昂的房租；提到参与抗争的香港年轻人，反复讲香港的问题是高房价，并将所有的社会运动都简化为“年轻人买不起房”——这都有意刻画了一种赵心目中的 Loser 形象。

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路，所有问题都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却可以忽视掉真正的罪魁祸首，到底是那个不可挑战的单一权力，到底是那个积重难返的政经制度。

这同时是一种专横执政者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普遍接受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内地年轻人（任何地方的年轻人）想要上街争取合法权利，无须执法者动手阻拦，他们也很难获得普通市民的支持。过去两年，中国内地有外卖员为争取合同权益罢工，有尘肺病工友为获得医疗赔偿上街游行，有工人为五险一金组织工会被捕，同类事件数以千计，结果无一不是被执法者打压。这些行为，用赵先生的逻辑，是中了“西方价值观”的毒，是无理取“闹”。赵先生自称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却完全站在当权者与资本家的角度，替他们苦心钻营，从源头上“消灭”普通人的抗争合法性。

于是，在简体中文世界讨论问题，就会陷入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哪怕只是践行宪法所列明的公民权利，只要影响到执政者所追求的“稳定”，就可以被归类受蛊惑、被煽动，就可以把责任推给外国势力，推给西方价值观。

赵先生一直居高临下地指出香港人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是什么，以此来强化游行和集会只是胡闹、捣乱的印象。与他说的相反，每一次的游行，都有明确的诉求和口号。以最近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为例，最终的诉求是撤回修例草案，而每一次的游行和占领，都有一个或几个阶段性的诉求被明确提出。如果他有看过一点点正常的新闻，也不至于如此无知。

赵在文中数次极为鄙夷地提及“西方价值观”，觉得它对香港造成了坏的影响。《人民日报》在2015年《掀开西方“普世价值”的面纱》一文中提到，这几项西方价值观分别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并且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也与之一一对应。但是我们想赵先生并不是要跟《人民日报》对著干，他的意思其实是，经济发展是唯一的真问题，其他价值都毫无意义。这也是中国内地非常流行的一种思路。

顺著这一思路想，那我们怎么确保政府会尽力发展经济呢，或者当政府使错了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近期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其实是一个好的例子，如果修例通过，会严重打击香港的经济活力。面对政府如此的“倒行逆施”，香港年轻人奋而上街，阻止修例通过，某种程度为的也是香港的经济发展。但是，为什么要弄到这么大动静才能阻止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有的，就是让人民选出真正能代表他们意志的立法会和政府。这又是赵先生所鄙夷的“西方价值观”了，而我们想强调的恰恰是，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跟经济发展是无法割裂开的。中国文革结束后三十年经济能快速增长，跟接纳“西方价值观”（改革开放指的还是什么呢？）不无关系。

赵先生的思路既把经济发展列为重中之重，又堵死普通人选举、游行的权利，这与中国执政者的思路如出一辙。1989年之后，“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被宣扬的价值观，经济发展成了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按照这个思路，经济发展最后落到普通人身上，只剩下一个选项：努力赚钱。

努力赚钱当然没有错，但背景是赵先生所讲的房地产资本家吸血，这意味著如赵先生所说年轻人（无论是香港的还是内地的）再努力也买不起房。那么努力赚钱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给资本家打工。赵先生的这套思路和价值观绕了一圈，就是为了忽悠普通人。

他说香港年轻人“蠢”，我们只好明确讲出他的“坏”。

最后的最后，抛开经济发展，抛开执政者思路，抛开为资本家作伥不谈，我们想谈谈价值观。年轻人为了自己相信的价值，为了实现社会愿景而非一己私立，冒著被捕的危险上街游行。这样的情境，在赵先生和他的追随者看来，只剩下“可笑”和“蠢”可以形容。我们只想问一句：你们还相信纯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