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贵州：大数据反腐、云平台扶贫，经济穷省的“弯道逆袭”

走在贵阳市互联网金融特区的感觉，有点像走进电影《盗梦空间》（Inception）：四周都是簇新的、贴著镜面玻璃的高楼，却鲜少看见行人。偶尔，在巨型 LED 屏幕或喷泉广场后面，出现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像个一夜暴富的人不小心露出了破洞的袜子，提醒你眼前的一切都是刚刚建成。

“我2015年来的时候，这栋楼后面还是破破烂烂的，现在，你晚上走在街上已经分不清是在北京、上海还是贵阳。”今年1月，我到坐落在这个特区的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下称“贵交所”）参观，副总裁朱国辉对我说。

导航显然和我一样不熟悉这片新建的区域，在难以寻到行人问路的情况下，我逐一走过高楼林立的几条街道，途经名为“大数据区块链”的邮局，终于找到了“互联网金融特区大厦”。在层高惊人的大堂里，提示板上稀稀拉拉地贴著几个入驻的企业名字——显然没被租满。在贵州官方媒体工作的一位同行告诉我：“这些大楼平时都是空荡荡的，只有领导来视察时才最热闹。”

贵交所是贵州近年布局大数据战略的典型产物。它经贵州省政府批准，于2014年底成立。据其官网介绍，这是中国乃至全球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曾得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亲自批示：希望利用“大数据×”，形成“互联网+”的战略支持。这间高调的交易所从成立起就常常放出豪言壮语，执行总裁王叁寿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大数据将诞生一个万亿级别的交易市场，未来3到5年，贵交所的日交易量会达到100多亿元（人民币，下同）。不过，这一愿景后来被证明过于乐观了。截止2018年3月，其官网显示的累积交易额只有1.2亿元。

大数据立省：贵州的逆袭？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贵州的关键词可以概括为茅台、黄果树瀑布和脍炙人口的广告宣传语——“爽爽的贵阳”。贵州地处中国西南，省会贵阳。这个坐落在云贵高原的省份多山、闭塞且贫穷。2010年，贵州人均 GDP 位列全国倒数第一，有505万农村贫困人口，占中国贫困人口总数的15%。

但“贵州=贫困”形象于近几年被逆转。今年2月底，苹果公司将中国区用户的资料全部迁移到了由“云上贵州”运营的服务器上（根据去年实施的《网络安全法》规定，在中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在境内存储）。此外，苹果还将与“云上贵州”合作，在贵州兴建数据中心，预计将于2020年投入使用。

收到苹果数据迁移的通知时，不少人后知后觉：怎么会选在贵州？但实际上，贵州“大数据立省”的战略早已铺开。

2013年，贵州确立了“打造完整云计算产业链”的规划，从宣传、政策、资金、人才引进等各方面扶持云存储、大数据的发展。

除了上图所示的优势之外，大数据企业在贵州还享有各种优厚补贴。比如，贵州为入驻企业提供“三年免租两年减半”的办公场所，收取低廉的水、电、网络费用，并给予专业人才现金补贴，最高达到100万元。

在政策的扶持下，贵州的大数据企业从2013年的不足1000家增长至2017年的8900多家。中国三大通讯公司（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先后在贵州投资建设云计算项目，苹果数据中心、华为数据中心、腾讯数据中心亦都相继落户贵州。

2015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考察贵州大数据产业，习近平高度肯定了贵州以发展大数据作为突破口推动发展的探索，并表示“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

此后，贵州摇身一变成为媒体的“宠儿”：中国的大数据“硅谷”、大数据领跑在贵州、大数据时代的弄潮儿、贵州“大数据立省”……媒体热情洋溢地描述著这个落后省份凭互联网科技创造经济奇迹的故事。一个令贵州人满脸荣光的成绩是，2017 年贵州 GDP 增速位列全国第一。

“大数据就是贵州弯道取直、后发赶超的大战略、大引擎和大机遇。”2016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在一次大数据产业峰会上指出。

但事实上，早在2003年起，贵州就保持著每年10%以上的年均 GDP 增速，至今已延续14年。这一令人瞩目的速度远不能将积贫积弱的贵州送上经济强省的宝座。在2017年的中国 GDP 排行榜上，贵州排名倒数第七，倒数第一则是同样位列增速榜首的西藏。

无论如何，大数据给贵州人带来了希望。一位二十出头的滴滴司机无比笃定地告诉我：“我们贵阳以后不得了！”他庆幸自己去年在老城区买了一套房，因为以后越来越多的高材生到贵阳就业，“房价可不就要涨了。”

“我们都是‘贵漂’。”朱国辉说。“贵漂”指在贵州工作的外地人。2015年，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朱国辉加入贵交所，从此在北京、贵阳之间往返。曾有官媒以《“黔”景无限好，“贵漂”正当时》（“黔”为贵州简称）为题，报导有为青年们涌入这座西南小城、投身大数据产业的故事。

但现实远没有那么繁荣。《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贵阳有近15%的外来人口，逾68万。这个数字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37，而排名第一的上海则有近970万外来人口。《贵州都市报》亦在2017年底刊文指出：“全省大数据人才较为缺乏。”

朱国辉坦承，人才是贵交所当下的短板之一，“尤其是高科技的人才，我在北上广很容易招到，在贵阳就难。”

这个短板在我走进贵交所的瞬间便凸显出来——至少有四个教室大的公共办公区摆放了数排电脑，却只坐了零星几个人。朱国辉解释道，他们主要员工都在北京，贵阳团队还未组建好。

我首先被安排坐在一面和影院屏幕一样大的屏幕前，观看贵交所的宣传片。这部节奏明快、音效饱满的宣传片介绍了贵交所在贵州大数据浪潮中不断壮大的历程，并特别强调了习近平和李克强的重视。以“大”字开头（大数据、大产业、大发展）或以“千亿级市场”结尾的词汇——在贵州参观大数据产业时常遇到这些表达——像是要撑破整个屏幕似的迅速在我面前推近、变大，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特效粗暴有力、令人难忘。

大数据，大跃进

通过电话预约，我在一天下午参观了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这里展示著贵州省政府发展大数据的成果。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正在前台玩手机，看到我进来，其中一位女讲解员站起来，整了整衣服。虽然只有我一个来访者，她仍按既定程序将我引到一块屏幕前，观看了关于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宣传片——和贵交所的那部很像，特别强调了习近平、李克强的重视，还用了各种以“大”开头的字眼。

展示中心用玻璃地板、无处不在的大块屏幕和屏幕中不断变换的蓝色图表营造出些许未来感。讲解员尤其详细地介绍了“数据铁笼”项目。这是一套针对公职人员的监控系统，以交警为例，每位交警来到上班地点，都要登录 App，对著摄像头自拍一张，即打“脸卡”。此外，交警们还被要求写工作日志，系统要求每位交警每天打考勤、写工作日志，外勤交警则要随身佩戴摄像头，无间断地记录他执勤中的遭遇、行动路径。一旦交警不写日志，或出外勤时在室内时间过长，系统就会第一时间向交警本人推送预警消息，若三天内未修正，则会自动发送上级主管。这套系统生成的数据和每位交警的奖惩、晋升直接挂钩，打分并形成排名。据《贵阳晚报》报导，运行第一年后，“数据铁笼”已向当事人和各个管理层级发送了超过两万次预警。

“可以说，在这个平台上所有人都是透明的，并借此实现利用大数据手段管住人。”贵阳市交通管理局政治处副处长崔长胜曾对媒体表示。这大抵是贵州大数据战略中最为得意的产品之一，对于迫切希望在一党专政下解决腐败问题的当局来说，这无疑是提供了一剂良方。讲解员告诉我，很多城市都曾组织官员来参观学习“数据铁笼”，要在全国范围内构筑起“权力监督的‘防火墙’”。

此外，大数据还被这个贫困省用来“精准扶贫”——这一概念由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意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户的状况，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毫无疑问，大数据在其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贵州建成了“精准扶贫云”的平台，声称打通了公安、工商、交通、医疗、教育等部门的数据，可以识别“贫困户”是不是真贫困。比如，贫困户一旦买车、买房、或注册公司，扶贫干部就能立刻收到预警信息。

除了上述两个领域，大数据还在党建、物流、治安、维稳等各个领域“大展拳脚”。

近几年，“大数据”这一概念不仅在中国民间颇为流行，官方也很快将其纳入了话语体系内，并上升到了国家级战略的高度。2015年9月，经李克强签批，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系统地部署了大数据发展工作。201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更明确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大数据”——突然变成一面代表先进的小红旗，地方政府争著抢著要把这面红旗挂在自家办公大楼的墙上。到2017年初，全国已有近40个省市专门出台了大数据的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和指导意见等文件，并建成了20多个大数据交易所。

“（说明）市场是足够大了，大家为什么都去搞这些东西，因为看到了数据流通的价值。”朱国辉说。

这种一拥而上的场景难免令人生疑。曾有业内人士在问答平台“知乎”吐槽参观某县级政府大数据中心的经历：“所谓的大数据系统就是一个政务 OA（即 Office Automation，办公自动化），几台民用级服务器（就可以）搞定的项目，用的是大几百万的IBM或者富士通，而每年的服务和维护费用可以高达千万以上。”

这东西要不是造假的，我把这些数据涮火锅吃掉！

2015年底，电子科技大学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周涛揭露，贵交所发布的《2015年中国大数据交易白皮书》编造数据。《白皮书》分16个行业对大数据产业未来5年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周涛的团队研究时却发现，每个行业每年的增长率全部都一样。

所有人都将变成透明的？

朱国辉的办公室墙上挂著一幅以太空为背景的标语——我们坚信：终有一天，数据价值将超过土地价值！在贵交所的公共办公区和走廊，随处可见类似标语——大数据，推动世界变革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这里，就是革命的大本营！

贵交所确实拥有“革命血统”，其创始股东包括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代表贵州省国资委）、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九次方”）等。其中，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控股51%，获得绝对控股权。第二大股东九次方亦是国资背景，创立于2010年，主要做政府数据资产运营和政府数据的应用。和贵交所一样——九次方的创始人也是王叁寿。据官方媒体表述，国资控股是为了确保大数据安全。

不是谁都能和国资背景的数据平台做生意。

贵交所采用会员制，加入需要提交申请，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核通过方可加入。据其官网显示，目前有包括腾讯、京东、泰康人寿、宝武集团、中信银行等2000多名会员。朱国辉坦承：“我们现在有1000多家会员，可能只有500多家是活跃的，其他还在沉睡或观望。”

“血统不纯”是无法入会的。曾有外企提出购买几千万的个人行为数据，贵交所拒绝了。“诱惑还是挺大的，但我们想向更高一层次靠拢。”朱国辉说。

“更高一层”就是和政府合作。2016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上表示，中国超过80%的数据资源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尽管众多民营的大数据企业在技术和商业上都优于贵交所、九次方，但后两者坐拥得天独厚的优势——政府数据。他们的角色，就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乃至各个政府部门间架起数据交易通道。

“我们的交易平台是国家级的，”九次方首席数据科学家宋雨伦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九次方做的就是政府绝密数据跟公开数据之间的数据。”

“咱们是背靠政府，跟政府有数据接口，我们并不盯著贵阳的数据，我们做全国的业务。”朱国辉说，贵交所目前接触了60多个地方政府，并已在山西、汕头等11个省市设立了服务分中心。

贵交所和九次方都表示，不会存储任何数据，只提供交易平台和基于大数据得出的模型、结论、趋势等。比如，公安系统需要电信运营商的数据来进行监控、维稳、侦察；反过来，银行想要从政府那里获得居民公积金、社保的数据，用以推算一个人的收入，帮助银行完成信用卡审批、放款……这类数据交易都会通过平台来完成。

对于交易，有关部门是审慎的。贵交所需要面对各方审查：网信办、金融办、经信委……“一审就审半年，”朱国辉将手抬到半人高的位置，“我们准备的审查资料有这么多。”

“如果后续使用数据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会给国家，比如公安机关，提供一个很详细的数据流向。”宋雨伦说。

2015年，国务院提出要打通政府内部各部门数据壁垒，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到2017年底，已有超过20个不同级别的政府成立了大数据相关的智能部门。北京市政府提出，到2020年，政府部门公共数据开放单位将超过90%，数据开放率超过60%。但由于各部门间协调不畅，加之公检法系统涉及大量保密数据，甚至各地、各部门数据存储格式不同等原因，中央期盼的“数据大一统”的局面依然进展缓慢。

贵交所和九次方的角色之一，或许就是政府尝试公开数据、打通各部门数据的同时，试水数据运营的窗口。据九次方介绍，该公司已与广东、云南、甘肃、福建、新疆等62个省市的国有控股平台合资成立了大数据应用服务及政府数据资产运营管理公司。但是，在数据权利尚无明晰法条保护的情况下（详见报导《大数据权利之争：对不起，你的数据属于你，但我们有权使用》），这一趋势多少令人感到担忧。

采访结束前，贵交所向我演示他们的交易平台。在那个巨大的屏幕旁边，还摆著几台演示用的电脑——我内心感叹，贵阳这间办公室或许就是贵交所的“橱窗”吧。我在屏幕上看到了当地卫生部门拿来交易的数据，被磨掉名字和部分身份证号后，一位六旬老人的就医、用药记录被完整地展示出来，从某年某月某日补了一颗牙，到在哪里、由谁主刀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这时，我想起贵阳市交通管理局那位领导介绍“数据铁笼”的一句话——所有人都是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