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是我妈妈：为什么在香港，孩子都跟外佣长大？

星期六中午，印尼来港做家务工的Karmi（化名）第一次来到上环。在一家老旧商业大厦的房间里，Karmi 与其他20几位外佣一起，听菲律宾籍导师上8小时的“家庭教师计划” 课程。开此课程的幼儿升学公司在宣传文字里写：“一个让您小孩直入心仪学校的外佣姐姐”。

引子：外佣晋级家庭教师速成班？

“心仪学校”对香港家长来说是有莫大魔力的四个字。每年下半年是各大幼稚园招生面试时间，在香港，无论读幼稚园（k1-k3）还是幼稚园之前的两岁班（PN），都要对报名者提前半年或一年面试，有些孩子去参加PN班的面试时甚至不足一岁。入学竞争相当激烈，这家升学公司原主攻幼儿升学服务，开办“名幼精读班”、“幼稚园面试培训课程 ”，学生是一两岁多的幼儿，课程3-8小时，收费2000-5000港币。

外佣课是近几月才推出的，记者查询时，该课程负责人士电话里说：“课程是给0-3岁幼儿家庭准备PN班面试的。”课程将由外籍老师负责，“主要会教常见的幼稚园考试题目，这样父母不在家时，外佣也可为小孩复习。”

课程中，导师称呼各位外佣姐姐为“家庭教师”（family teacher），告诉学员要有“家庭教师”的自信。第一堂学唱游，导师说，唱歌要慢、清楚，用动作或道具来辅助教学，学生们唱了一首首儿歌，教孩子收拾玩具、吃饭、洗澡、做运动、认识身体部分。课程还教导读书讲故事技巧、儿童心理发展，如何在日常教会婴儿社交技巧、用缤纷玩具去提升婴儿认知能力、鼓励幼儿通过语言表达感受、训练其大小肌肉能力、启发想像力和批评思考能力⋯⋯8小时课后Karmi还要考试，考试片段会摄像发给雇主：“让家长知道外佣在课堂上学了什么。”

在香港最大的亲子讨论区Baby Kingdom里，也有家长留意到这个课程，猜测是否因幼儿升学业务竞争激烈，所以觊觎外佣培训。妈妈们讨论时说：“我不会指望工人（外佣的香港称呼）懂得如何教小孩，会跟小孩玩就很好了”、“姐姐是做家务的，教养是父母的责任”、“问题是姐姐不愿意做，而不是她们不懂得做”、“上完这个课，姐姐辞职另谋高就怎么办？”、“雇主也应该要上培训班，互相体谅就会减少断约的问题。”有人讨论，有人报名，文首这家公司的培训班已进行数轮招生，市面上还有其他幼儿升学公司想分一杯羹，脸书上也出现了亲子KOL为其他幼儿升学公司宣传外佣培训的课程，留言和查询的家长都为数不少。

“课程主要会教（外佣）常见的幼稚园考试题目，这样父母不在家时，外佣也可为小孩复习。”

外佣：是家务工，还是母亲？

上述潮流／现象，其实是香港儿童日常现实的反应。香港街头最常见的场景之一，即是小朋友牵著的不是自己父母或其他亲人的手，而是外佣姐姐的手。姐姐揹著婴儿喂奶和换片，姐姐送他们上学放学、来回补习班和才艺班，也去游乐场，而在许多家庭内部，也是姐姐负责小朋友吃饭、洗澡、起床，甚至睡前故事以及睡觉。据悉而今在港外籍佣工计36万（注1），立法会2017年研究简报显示，超过7成外佣受聘于育有子女的家庭，其中超过2/3的家庭含有就业女性。

香港生活成本高，常要父母两人外出工作来确保经济收入。与此同时，政府的幼儿福利支援也相当短缺，双职家庭找不到托育机构，只能请外佣来家。而如今父母普遍重视学前教育，声称具有开发幼儿潜能等功效的Playgroup（幼儿游戏组）遍地开花，成行成市，家长也自然会担心外佣照顾小朋友的方法是否合己心意。上述公司的“家庭教师计划”可谓正合这种市场需求。而菲律宾工会 PLUDW-HK （Progressive Labour Union of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助理秘书和教育组组长Ruth 说，“我认为照顾儿童是外佣的必须（工作），但要兼顾幼儿教育就会是很大的压力，她们已经全天候照顾幼儿和做家务，若还要处理‘教育’，工作量会很大。”

“我已如同一个母亲，如今还要成为老师？但我应征的工作是家务工。”

Ruth 来港四年，她的雇主同许多香港在职女性一样，十星期产假放完就重返职场，Ruth说：“我负责做所有的事情。”每天当全家还在睡梦中，Ruth要起身清洁家居，婴儿醒了便喂奶、换尿片、准备早餐，“就像是我的小孩一样，湿了要换片，饿了要吃，也要陪她玩，我所做的事和一个母亲是一样的。”照顾这孩子令她不时想起自己七岁的女儿，她第一次离开时女儿才一岁，如今由Ruth的姐姐照顾，女儿不想Ruth再回香港，但为了营生也无可奈何，“我有时会和雇主的小孩说，我不是你的妈妈，你有你自己的妈妈，我只是在妈妈不在的时候照顾你。”Ruth和每个照顾过的小孩都很亲密，新加坡的雇主甚至会笑说儿子是Ruth的，让Ruth带回菲律宾去养。 但Ruth终归是把亲职的界线划分清楚，会对她的雇主说不要把所有照顾责任放在她身上，“我从不跟他们出去吃饭、游玩，我会说这是你们的亲子时间，教小孩尊重和自理是父母的责任。”

普遍来讲，菲律宾和印尼家务工首次来港前，要接受两星期培训，包括幼儿幼儿照顾和家务。但职工盟组织干事刘嘉美坦言，这些培训质素参差，因为培训公司是谋利的，最后教的和他们声称的未必一样。Ruth觉得如果课程不是雇主强迫去上的话去一下也无妨，正如她空闲时也会教小孩英文，“但不要命令我一定要教，我也有家务要做。我们在国内做过培训，再做培训是压力。如果放假那天都要上课就太辛苦了。我已如同一个母亲，如今还要成为老师？但我应征的工作是家务工。”

据香港法例，外籍佣工不得在港从事家务劳动以外的工作，也就是说外佣照顾家中儿童事属本职，但“照顾”的边界可有限定？“教育”／“家庭教师”，是否也是外佣的“家务劳动”？劳工处面对这一查询回复：按照法例，理论上外佣承担教育工作是非法行为，雇主和外佣同为犯法（见注2）；但事实上，家居范围内的教养工作，很难界定是不是超出合约范围（如上述课程将外佣当作家庭教师来培训），以此在检控上有技术性困难。

母亲：生个孩子外佣带，可以吗？

“外佣在教养上只会方便自己，因除带小孩还要完成家务，便倾向安抚和纵容，无视父母为孩子定立的规矩。”

与Ruth的想法不同，Karmi却说愿意做雇主希望她做的任何事，包括额外进修。她也很高兴参与“家庭教师计划”，“因为可以学到教导小孩的方法。”Karmi的雇主Catherine是中学老师，夫妻皆全职，她坦言全职妈妈非其志向，怀孕后便决定要聘请外佣，如今女儿大多由Karmi照顾。但即便Karmi是一个熟练的照顾者，又愿参加幼儿教养培训，她和Catherine在照顾小孩时也会出现不少冲突，比如Catherine 希望女儿从六个月开始使用“baby lead weaning”的婴儿主导进食方式，即把食物在餐盘上准备好让小孩自由抓食，但Karmi时常因担心孩子吃不饱而自作主张喂食，她俩为此吵过无数架。

Catherine说：“外佣在教养上只会方便自己，因她除带小孩还要完成家务，便倾向安抚和纵容，无视父母为孩子定立的规矩。她们比较短视，未必会由管教和培养小孩未来的方向去思考。不过我也能理解，因为她们若要处理管教问题就会牺牲了做家务的时间。”始终不是亲身“上阵”，对于育儿理念的差异，Catherine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在母亲和外佣的各自角度之外，教养问题的主角——孩子——又需要怎样的照顾？0-3岁的幼儿处于“模仿敏感期”， 模仿成人动作、语言是其学习核心，照顾者的教养方法直接影响幼儿的成长发展。婴幼儿心理发展协会总监、注册心理学家程卫强先生表示：“从0岁开始，幼儿的学习便是透过和照顾者的互动和情感回应开始，可谓是照顾者的身教，但大部分的外佣只是满足小孩在起居饮食、生理上的需要，较为忽略心理层面的发展。”也就是说，外佣的一言一行、处事方式、与幼儿的互动模式，都切实影响著孩子日后的言行、思维及社交模式。

程卫强强调幼儿阶段互动的重要性，和小孩讲故事、玩游戏都属于互动的一种，“从某些外佣的角度来看，只要完成了工作项目便可，比如除了吃饭吃奶，其他时间长期开著电视给小朋友看，这可能会导致小朋友在语言发展上落后。”不过，这种情况也非外佣独有，在餐厅给小孩看手机作为“电子奶嘴”的父母也随街可见，这同样有可能造成发展迟缓，而归根究底还是照顾者和小孩的互动是否足够。程卫强说也有外佣做得很好，不只把照顾小孩当工作，还会和小朋友建立了情感。

外佣的一言一行、处事方式、与幼儿的互动模式，都切实影响著孩子日后的言行、思维及社交模式。

孩子：谁才是妈妈？

外佣照顾小朋友，还可能因更换外佣而破坏婴幼儿安全感的建立。程卫强说，小朋友能够和外佣亲密，代表二人之间建立了“依附”关系。幼儿自小会和照顾者产生依附关系，比如上厕所、肚饿、不舒服时是哪个人回应他们的需要，这个人便会是小孩安全感的来源。“依附关系的机制是在互动过程里发生，年纪愈小的小孩，就最好愈少变动，比如不要经常更换照顾者，不要时常搬屋，可以的话头两三年最好有稳定的照顾者，否则外佣一旦离开，对于小孩而言就等于失去他们的安全基地（security base） 。”不过程卫强直言，幼儿和照顾者的依附关系并非单一，可以是“一”对“很多”，“即是说除主要照顾者，小朋友也可和其他人建立依附关系，如果父母下班后给予孩子很多时间，或者祖父母与小孩关系密切，也可以建立依附关系 。”

另一角度来说，即使外佣和子女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很稳固的依附关系，这对家长来说，却常是说不清的滋味：一方面家长乐见外佣和小孩亲近，因为意味著外佣善待子女；但同时，这种被雇佣关系扭曲的亲密关系中又必然有许多拉扯，除了雇佣关系终结时对小孩造成的分离焦虑外，最典型的还比如母亲的妒忌 。

“当外佣由零岁开始是小孩世界的大部分，到了两岁，原来最信赖依靠的角色会消失，这是比失恋更严重的事。”

早前剧集《BB来了》很红，内里育儿艰辛和家庭矛盾引起不少观众共鸣，剧集编审Pinky Wong本身也是母亲，她和丈夫因为电视台的工作昏天暗地而雇用外佣Maria照顾女儿。Pinky说，“我有很妒忌Maria的时候。我每天都很牵挂女儿，有很多事可以仔细想像，因为我需要足够的睡眠去应付白天的工作，所以女儿和Maria一起睡， 我时常照顾到凌晨才不得已把女儿交给姐姐，我能想像Maria衣不解带整晚照顾，有时路过房门，看到女儿睡前摸著Maria的脸，眼中充满依恋的眼神，我会很难过。”

Pinky尽力在工余的时间照顾女儿，有一次女儿生病，Pinky在医院里寸步不离照顾，然而女儿一回到家就嚷著要Maria抱，“那次我很生气，我已经不眠不休地照顾她，又要上班，她回家居然第一个要Maria，我很崩溃地吼问她‘做咩事啫，依家边个系你阿妈？（什么事，现在谁是你的母亲？）’”我们别无他法请求外人为我们分担亲职的亲密工作，但小孩的情感是很直接的，谁人照顾自己的时间长，便会把情感依恋在谁的身上。

Maria原本答应了长期在Pinky家工作，因为Maria很爱锡孩子，所以即使Maria在家务上的表现让人不太满意，Pinky也愿意继续聘用，甚至自己负责了大部分的家务。然而Pinky发现Maria的工作态度愈来愈差，有一天Pinky发现女儿的玩具箱里全是饭粒，她因而大发雷霆，后来和Maria详谈过才发现，Maria的女儿十六岁，时时离家出走，Maria很想回家照顾她的女儿。“我也是别人的母亲，很明白她的心情，没有办法我只能放她回去。”

孩子：被外佣别离，痛苦可一世

在决定不再续约的前几个月，Pinky就开始跟女儿说，“一岁多的她竟然也听得明白，半夜乍醒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就哭著说‘Mimiia（Maria）走啦’。到Maria走的那天，女儿病了很早睡著，我也强行叫醒女儿和Maria道别，因为我不想女儿醒来就发现Maria丢下她。离开的时候我和Maria都哭成泪人。”对Pinky来说，Maria也是她新手妈妈路上的亲密战友，对于女儿来说，便是永远失去了一个在她生命开初的亲密照顾者。

Pinky觉得在Maria离开后，女儿对她怀有恨意，不单只拒绝新外佣的照顾，也异常黏著爸爸，时常说不要妈妈的说话。“直到有一天我们一起放狗，女儿耍脾气不肯走路，我牵著狗儿先行，远远看著女儿牵著爸爸走来，我想到这小小人儿承受了很多，那刻我的内心很内疚，走上前和女儿道歉，并说清楚不是妈妈赶走Maria的，女儿好像听得明白，抱著我安慰和亲吻我，之后就一日一日好转，现在慢慢接受新外佣。”

“当小朋友发现和人建立关系后，那个人是会离开的，这种痛苦的感觉会影响他们日后和其他人的关系，包括和爱侣的亲密关系都会受到影响。”

育儿和家长教育频道POPA Channel的创办人，身为两位小孩的父亲Harold认为，“一个人的世界观从0-6岁开始形成。小孩由零岁开始和父母、照顾者、环境建立关系， 小孩和照顾者的关系亲切，便有健康的基础去发展以后的每段关系。就算外佣很称职可以建立和小孩建立连系，但外佣不是一生一世的角色，外佣会有离开的一天。”Harold认为这种分离对小朋友的成长和心理发展有很长远的影响，“当外佣由零岁开始是小孩世界的大部分，到了两岁，原来最信赖依靠的角色会消失，这是比失恋更严重的事。直到下一个外佣出现，或者妈妈照顾，小孩也会面对如何建立信任的问题。小朋友的信念好像程序，当他们发现和人建立关系后，那个人是会离开的，这种痛苦的感觉会影响他们日后和其他人的关系，包括和爱侣的亲密关系都会受到影响。”

不请外佣没办法？托育政策似笑话

既然外佣照顾幼儿会引发诸多问题，为何在香港仍如此普遍？对新手父母来说，若非辞职做全职妈妈／爸爸，就必定要依赖祖父母或其他亲友协助，但并非每个家庭都有此选项，这种情况下，其他方法会是什么？

社工丘梓蕙怀孕时已决定聘请现时的外佣Susan为未来女儿的主要照顾者，原因是“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她的丈夫工作涉及幼儿政策研究，二人自开初已知香港托儿政策近乎“无”，所谓的“社区保母”更是笑话：一区只有十几个名额，不便宜，安排接送也很麻烦。至于政府提供的日托育婴园，0-2岁幼童的独立幼儿中心名额仅738个，而据2016年统计处数字，0-2岁的香港人口已超过16万。社署统计2016/17年度，黄大仙区的幼儿人口及幼儿中心名额比例为1:170，即使比例较佳的荃湾及葵青比例亦为1：99，即是99个0-2岁幼儿争一幼儿中心名额。笔者尝试以六个月婴儿母亲的身份向邻舍辅导会、香港圣公会、保良局、香港保护儿童会豁下的婴儿园查询，发现候补名单长达 200至500名，各园职员皆指“起码要等一年” 。丘梓蕙也说：“这种漠视托儿福利，把照顾责任外判给家庭内部的做法，是很疯狂的。”

于是，唯一的选项，似乎就是非外佣莫属了。现时日托育婴院分私人营运和政府资助，但所谓政府资助只占5%，家长要肩负大部分费用，月费由4300到6500港元不等，与聘请一名外佣（现时最低工资为4520港元）相差无几，甚至更贵。

政府日托育婴园，全港名额仅738个，加上私人幼儿中心，亦只有2400余个名额.而据2016年统计处数字，0-2岁的香港人口已超过16万，平均有80名幼儿争取1个托儿名额。

“全职妈妈很伟大，要放弃自己所有的其他事。如果由早到晚我都困在一间房子里对著女儿，连带著琐碎的家务，我想我会疯掉。”丘梓蕙特别喜欢社会学、女性主义与劳动研究著作《The second shift》（Arlie Russell Hochschild著）里所讲述的家务劳动结构，“很多男人觉得家事与自己无关，然后女人就会很生气，刚生完小孩是离婚高危期。男性因为生育而有的改变很少，他们真是没有经历过也体验不了，不是人人都很热衷于投入父亲的角色。”怀孕前她时常和伴侣因为家务劳动而争执，“如果我做全职妈妈会激化100倍，没有姐姐可能我们离了婚。”Susan的出现像一个家庭拯救者那样，做完所有她不想做的事。

丘梓蕙产假后回职场，她形容回家后女儿好像不认得她似的，让她无比伤心，有时眼见女儿哭闹时只有Susan能安抚，更非理性地觉得Susan抢走了她的小孩。此外，丘梓蕙也直言请外佣会牺牲掉私隐，她们家住两房一厅，Susan有自己的房间，但她仍很不习惯家里多了个人，“间中会想可不可以不请外佣，但都只能是幻想。”丘梓蕙认为除非政府有激进的政策改变：“比如要有至少20周产假，有双亲可共享的亲职假，有可负担的24小时托儿服务。我会知道有突发情况可以到哪里托儿。而且，母亲不是那么轻易可以信任人的，要放一个幼儿给别人照顾需要信心，所以育婴院质素很重要。同时要有家庭友善的职场政策，两年后重投劳动市场不用重头来过，又或者公司容许家长在家工作，那么或者我就可以自己照顾女儿。”

能解决吗？这是对整个社会的投资

香港政府在幼儿教育及照顾的资源投放，远低于其他国家。香港社会福利署于2016年底委托香港大学进行“本港幼儿照顾服务长远发展的顾问研究”，中期简报提及芬兰、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在学前教育的投放，于整体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皆远高于香港（见注3）。简报又将家庭分成三组需求，其中只有双职或单亲在职而又没有祖父母或家佣同住的家庭，被视为有幼儿服务需求。这样分类可谓完全没有检视社署的幼儿服务只“为支援一些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暂时未能照顾子女的父母”这个前设──不少家庭因为政府欠托儿福利而聘用外佣，然后便被归为没有托儿需求的家庭。

针对这种将幼儿照顾判给家庭内部及外佣的长久做法，.香港妇女中心协会总干事廖珮珊说，“在香港，幼儿工作者（Child care worker）资历是资历架构第四级（即高级文凭、副学士、专业文凭），和其他国家相比已算低学历（注4）。但与之相比，外佣几小时的幼儿照顾训练就足够了吗？家长要自行判断。” 廖珮珊分析，早年香港不重视托儿，觉得是家庭内部的问题，直到人口政策要释放妇女劳动力，加之社会气氛的改变，托儿才得到重视。“而且，政府不是承认幼儿的理念是‘教育—照顾’（Edu-care）吗？有些地方认为每一个家庭的小孩都需要被照顾，每一个小孩都有机会用到这些服务，而不是任由孩子全面依赖外佣。报告中所定的优先次序也是遭到批评，有外佣的家庭被界定为最后一批有托儿需要的家庭，报告建议政府在幼儿政策上要有‘Edu-Care’，但外佣就等于‘Edu-Care’吗？”

“在香港，幼儿工作者和其他国家相比已算低学历。但与之相比，外佣几小时的幼儿照顾训练就足够了吗？家长要自行判断。”

政府显然是知道托育名额不足，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网志里也有提到劳福局和社会福利署会努力“追落后”，但是如何追、在什么地方兴建独立幼儿中心仍是未知（注5）。香港妇女中心协会现开办的托儿服务里也有社署辖下的互助幼儿中心，但政府除了免除协会租金，并没有恒常资助，廖珮珊说协会做托儿服务是“蚀住做”（赔本来做）。但即使赔本，协会仍然坚持要有这部分，“我们是一个妇女团体，我们看到儿童照顾对于女人是不是有时间和空间去决定做什么有很大的关系，照顾的责任很多时候在女人身上，如果我们有服务承托就可以给妈妈空间去决定是不是去读书、去工作，就算全职妈妈也没可能‘廿四七’（一星期七天二十四小时），也需要休息，我们看到托儿服务是对女性一个很大的帮助。”

给香港现时托儿政策开药方，廖珮珊提出了四点：“首先政府要投入资源，兴建幼儿中心、增加资助。 其次是土地问题，政府时常推说缺乏土地，其实可以在规划的时候把幼儿中心计算其中，规划上不一定是公共屋邨或官地，卖地时候也可以加入条款──施政报告提及卖地条款加入育婴和哺乳、集乳的空间，这些可以加，为什么不可以加其他社会福利设施，不只是托儿，老人和残疾服务空间也应该加入。”

“就算全职妈妈也没可能‘廿四七’（一星期七天二十四小时），也需要休息，我们看到托儿服务是对女性一个很大的帮助。”

“第三是要加强性别平等的教育，托儿的责任不只是女性，我们要有家庭友善政策，增加产假侍产假，也要提供父母共用的亲职假，因为亲职不单是妈妈责任，爸爸都要负起一些角色。最后我们倡议儿童照顾者津贴，这是对整个社会的投资，就算有幼儿服务，但收费高昂基层也是无法使用，如果我们看成儿童发展是重要的投资，就很应该肯定照顾者的劳动，全职母亲不用每次问丈夫拿钱，对她们的心理健康有帮助，有了津贴， 家长可以把津贴去放在小孩身上，甚至让母亲去美容美发，母亲的情绪好转，也对小孩的发展有好处。法例上疏忽照顾去到16岁，照顾者津贴至少要到学前，三岁前是最后的让步。”

对照顾者津贴的金额廖珮珊以最低工资的六成计算，大约是每个月4200港元左右，这个数字听起来庞大，然而全面提供这类型的儿童福利并不是全然不可能的，加拿大由2016年开始推行俗称“牛奶金”的全民性儿童税务福利（Canada Child Benefit ,CCB），年收入三万加元以下家庭的0-6岁小孩可领每年6496加元全额牛奶金（相当于港币38000左右），6至17岁领每年5481加元，家庭收入三万元以上则按比例递减。除此之外还有怀孕津贴（Maternity Benefits ）与育儿津贴（Parental Benefits）。

当香港社会生活日益艰难，青年面对低收入高楼价物价的压力下，对养儿育女有所却步在所难免。就算是愿意生育的家庭，亦因为政府的缺乏承担，令育儿重担落在家庭之中：在此情况下，女性首当其冲，而社会一方面歌颂母职之伟大，另一方面只提供微乎其微的支援，令女性困守家庭的处境难以改善。政府声言重视幼儿早期教育，但落实无期，同时把幼儿福利外判给外籍家务工，以私人市场代替福利政策——由是滋生出这类培训外佣成为家庭教师的速成课程，这下，不仅孩子的生活，连带教养的问题，也仿佛可以外判解决了。

注1：1970年代始，香港本地的留宿家务工（即旧时的家佣）人数锐减，政府遂于1973年开放外佣输港，适逢菲律宾国内经济衰退，菲国放宽国人海外工作，大批菲律宾籍女性来港成为家务工，自此外佣成为香港家庭的常见成员。尔今在港外籍佣工36万，除菲律宾与印尼，还有印度、泰国、斯里兰卡及孟加拉等籍，政府亦正著手引入缅甸籍家务工。立法会2017年的研究简报显示，超过7成外佣受聘于育有子女的家庭，其中超过2/3的家庭其成员含有就业女性。

注2：劳工处表示，《标准雇佣合约》第4(a)条订明外佣只能根据合约附录的“住宿及家务安排”为雇主料理家务，而第4(b)条订明外佣不得受雇于任何其他人士从事任何其他职务（例如家庭教师等），雇主亦不得著令外佣受雇于任何其他人士从事任何其他职务。《标准雇佣合约》第4(a)及(b)条为施加于外佣逗留条件的一部分，违反该条可导致外佣及／或其教唆者遭受刑事检控。 至于外佣在休息日接受进修课程，并不违反其逗留条件。

注3：文中简报可见，如2013年，香港在幼儿教育的投放是0.19％GDP，芬兰则是1.12％（香港的5.9倍），澳大利亚是0.67％ （3.5倍），韩国是0.88％（4.6倍）。香港曾于2017年将学前教育投放增加为0.26%，但仍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而目前学前服务开支大多应用在学生资助处的幼稚园及幼儿中心学费减免计划，只有约21％开支投放在幼儿服务上。

注4：在芬兰，幼儿工作者需持有三年学士学位，幼稚园教师需持有五年硕士学位。比较邻近国家幼稚园教师的最低入职学历，韩国要求为学士毕业，而香港则仅要求香港中学会考 / 中学文凭考试五科合格。

注5：早在2014年劳福局局长张建宗就向儿童照顾者联席提出，政府拟在新发展的社区中新增10间独立幼儿中心，但至今只有石门落实兴建，其他独立幼儿中心依然兴建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