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录：给这个时代宽衣解带的人

2017年10月29日，为期六天的柏林色情电影节在 Monarch 酒吧落下帷幕，最佳短片、纪录片、剧情长片三个奖项各有归属。热闹的电子音乐响起，嘉宾观众们把酒言欢中包含着颇多不舍，空气也弥漫着暧昧。我非常有幸作为参展导演亲历了这次电影节，也是电影节历史上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嘉宾。

“色情”这个字眼在当下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包含着各自的意涵，在有些国家它会是资本、商业的汩汩泉源，在另一些地方却可能招致祸患，当然在更多时候，它被当做社会污垢，被蔑视、不齿。

和大多数中国大陆的孩子一样，我其实很早接触色情资源。早期通过长辈们私藏的录像、光盘，后来又使用更为便捷的互联网。但真正看到色情作为艺术的陈列还是到了国外。

2007年开始，我拍摄的关于同志运动的纪录片受邀参加很多影展，我发现这些影展的手册上但凡标有“18禁”的影片很快就被售光。我心想“靠！我也得拍个18禁的！”

没等到我拍出来，我的片子就被“80禁”了（连80岁的观众也不能看。）2014年，我的纪录片《彩虹伴我心》被无缘无故从网络上下架，我打电话给视频网站，对方问我影片中有没有色情内容，我连忙解释说没有。挂电话之后，我不禁反思自己的回答：就算有又如何？作为公民连这点表达的自由都没有？

当然，这在依然缺乏网络信息分级制的国家，又何谈信息自由？正是这份对于色情的愧疚，让我更加坚定要为之添砖加瓦的决心。2016年，我终于有机会做了一部《胡同震动》（The Hutong Vibe），在北京的短租房里，建构起这个精巧的性爱故事。它不仅是关于色情，也更是关于沟通的话题。

这次的电影节，我在柏林见到影展创始人尤根·布鲁宁（Jürgen Brüning），他胖胖而柔软的身体与温柔的说话口吻非常协调，讲起关于色情、电影的东西眉飞色舞。

“因为你的片子是放在《拉拉色情短片》里，所以会放三遍”。我没太懂，拿到手册发现其余片子就放两遍，拉拉片放三遍是政治正确的特殊照顾？

等到开场的时候才感受到柏林之神奇：三场影片被第一时间卖光光，哪怕第一场被安排在周三中午，第二场则是周四午夜。而第二场甚至因为超售不得不临时加映。我不禁想起来航空公司的做法，登机之前突然告知你“抱歉您的航班因为超售，给您安排了下一班飞机”。还好主办方没有像美联航那样从影院里把观众拖拽出来。

三场交流都充溢着满满的热情。对于非常女权、非常酷儿、非常艺术的柏林来说，拉拉色情短片集简直就是为这座城市量身定做，我感觉自己下半辈子可以一直拍拉拉色情片在柏林放都不愁观众。

放映之外，影展还有各种周边活动：派对、工作坊、表演⋯⋯ 影展的大本营，Moviemento影院处于柏林目前最时髦先锋的新克尔恩区 (Neukölln)，中东人、酷儿、先锋艺术家融合在这里，影展的场地也集中于此。离影院不远的性爱俱乐部 Ficken 3000 自然成为影展官方的“休息室”。每夜观影的嘉宾、导演、观众在结束之后大都聚会于此，这里空间不大，楼上的酒吧可以豪饮狂舞，楼下的暗室则情欲涌动，不辜负一整天的活色生香。

在影展你总可以看到尤根·布鲁宁的身影，无论每天有多忙碌，他都会过来跟大家打招呼。组织影展的同时他也是一位资深制片人，仅在2017年的柏林电影节，就有他参与制作的三部长片入选，包括加拿大传奇导演布鲁斯·拉布鲁斯 (Bruce LaBruce) 的The Misandrists 和 Ulrike’s Brain，以及台裔导演郑淑丽的Fluidø。这些影片的先锋手法和超大尺度令人惊叹。可以说尤根是给我们这个时代宽衣解带的人，既要挣脱传统观念，又要与资本主义对抗，这是否一项艰难的工作？我们跟他聊了聊。

坡坡: 除了是电影节的创办人外，你也是电影制片人，你是怎样开始拍摄电影的？

尤根: 1980年代初，我在纽约拍摄第一部短片。而我的第一步正式电影是我在电影院工作时完成的。那时我想拍一些独立的另类电影，就和演员们在电影院讨论拍摄方向，然后一起制作。那时候没有数码拍摄技术，我们只能用最便宜的方法拍。圑队二十人先决定题材，那是关于国家、家乡的题材，德文称为 Ima, 每人还要用一段音乐来表现，毎段片六至十分钟，拍毕后组合在一起。我们把电影交给柏林电影节，并在1984年播放。

之后，我们想拍部更长的电影，尝试向德国电视台申请电影项目。他们很喜欢我们的计划书，问可否拍一段十分钟的片段作试片。试片成功，我们得到一笔十七万马克的资金，非常可观，1986年我们拍了一部长片。

后来，电视台说要签合约，他们说我有组织能力，于是我成为制作人。1988年我移居美国，住在水牛城，非常接近加拿大边境，经常去多伦多，接触一些有趣的制片人。我们打算跟三藩市、西雅图的电影人合作。三藩巿的朋友交给我一份计划书，我们给了他们一些资金开拍电影。我请了在柏林的朋友协助，并把电影送交伦敦电影节播放。后来纽约的朋友形容它是安迪华荷式电影。它在电影节播放，也在德国找到发行商。但当时，独立电影很难找到影院播放。那部片在1991年完成。

后来，因电视台限制太多，我决定停止跟电视台合作。我回到柏林，第三部电影在洛杉矶拍摄。资金一万五千马克，十二天内拍完。可以想像压力之大。电影拍完后，我获邀参加柏林电影节。电影非常成功，并在美国，法国和德国上映。此刻，我仍认为自己是制片人。我制作了多套电影、纪录片，越来越多人找我制作。我也去了日本，跟当地制片人倾谈一些实验性电影。

但我想制作色情电影。我在1995年开了一间色情电影公司。我有朋友在艺术学校修读，主修解构色情艺术。我们一起拍，一起选角。我们当时不知道如何发行色情片。就去柏林的地下会所，找色情片发行商。电影发行后非常成功，人们非常疯狂，认为这是很新鲜的尝试。我们紧接著讨论应否拍第二套？其后五年的时间，我们拍了很多色情片。

坡坡: 柏林色情电影节是如何开始的？

尤根: 2001年，我不再在电影公司工作。我计划开拍一部色情片。选角时，有好多人申请。我们还接受了柏林杂志访问，同时在同性恋博物馆举行男同性恋色情片的展览。这说明那时就有很多人关注这方面的知识。

2005年，我留意到越来越多人拍摄实验色情电影。我想不如把他们聚在一起。我跟电影院联络，又找色情片发行商。有间电影院叫 KANT , 他们愿意成为节目场地，所以笫一个色情电影节在 KANT 举行。但我不希望是酷儿电影节，我想做的是包含所有的性取向，所有的性倾向。刚开始时，是有好多主流色情片参加我们。因为这是人们第一次可在公共空间讨论性，讨论性幻想。虽然今天人们可在网上看色情片，但我仍想在公共空间讨论。有很多媒体注视着我，有些人说只有老年人会来我们的电影节。但现实是，很多年青人参加，很多女性参加。

坡坡: 哪类电影能被选在电影节播放？有何标准？

尤根: 标准就是我们喜欢的电影——我们比较主观，我们来决定哪一套有趣。选择的电影不一定很露骨，我们播不少纪录片，例如日本的性工作者，墨西哥的老年性工作者，为何在性行业工作，各种人的性欲，不同年代女性如何看待性的，等等等等。电影也不只是关于性爱。

坡坡: 那节目如何反映性别平衡，如何反咉社会议题？

尤根: 我之前为柏林电影节工作，很多人投诉柏林电影节播很少女性电影。的确，应该有更多女性拍摄电影，应该有很多电影讲跨性别，有色人种，性幻想，恋物等题材。事实上，这些题材也确实有越来越多人在拍摄。我们收到的投稿一直在增加。影片不限于欧洲，也有亚洲、拉丁美洲的电影。电影永远多元化，包含不同题材。例如，恋物系列，有吻高跟鞋的片，这是性别概念不能完全应用上的。但这并不重要，只要在电影里某种性欲获肯定，所有事都不成问题。

坡坡: 你入行以来整个色情电影行业有否改变？

尤根: 随着科投进步，很多大影院倒闭，人人在家看色情片，也导致影片质素下降。另外还有非法色情片公司提供免费色情片。这影响了整个行业，人们不再付费看色情片。

而在专家会议上，很多人指出色情片情节并不现实，人们想看真实生活中的性。即便小型色情片商愿意制作更多不同种类的影片，由于资金短缺，如何可持续运作公司，公司能否生存也令人担忧。我认为资本主义会把所有多元化的事物给停止。我们必须变得更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坡坡: 你怎様看亚洲的色情片发展？

尤根: 毎种文化都有自己表达性的方式，就像日本禁止在色情片显示性器官，就我而言，显示性器官及性高潮射精的一刻是有趣的。欧洲有法例禁止在片中展示体液，所以我们必须剪走这样片段。在当代中国的电影中，虽然不能显示插入的画面，但裸露却是允许的。我们拍色情片在选角时，会给申请人填问巻，了解他们对片种的喜好。申请人常常表达不愿跟亚洲人性爱。

（范坡坡，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酷儿导演，纪录片作品有《彩虹伴我心》、《来自阴道》等，曾获香港同志影展玲珑大奖。现居柏林准备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