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东北之旅，你能看到怎样的“满洲”？

【编者按】我们究竟该如何“深入东北，重回满洲”？端旅行邀请到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一起上路，带领大家一起用全新的眼光探索中国东北，认识真正的满洲。在这篇文章中，富察提纲挈领说明了这趟旅程中几个重要城市／景点的历史意义与可观性，然而更多精采的故事与体验，还是等待你亲身上路、亲眼验证。

旅顺与大连：有著几段婚约的女人

这是座政权更迭下、国际条约牵制下而成长的城市。蓦然回首时，灯火已阑珊。
是的，我说的是旅大。“深入东北，重回满洲”这趟历史文化之旅的起点。

旅顺大连在前中国的各块殖民地中，最不一样的大概就是她牵涉了好几个国家和政权，像有几段婚约的女人，从来和香港那么从一而终不同，所以如果论身世悲情和波澜壮阔，香港大概要输给她。其次是它被“回收”的时间仅次于1997年的香港，是在1955年。而前中国的其他租借地，大多是在蒋介石的北伐后（1927）或二战后（1945）“回收”。

如果香港有一个相对而言稳定富庶的包办婚姻，婚期是99年，外加离婚后的50年的制度和财产保护期（《中英联合声明》），那么旅大的婚姻可谓是风雨飘摇，完全无法自主。她是大清被迫出嫁的女儿，前后经历了几任婚姻伙伴（政权）如沙俄、日本、苏联、满洲国、中华民国（又分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她完全活在这几个政权或国家签署的合约下而维系自己的风华，而哪段“婚姻”最好呢？她自己心里或许是清楚明白的，我们也可以亲自到现场思考。

和旅大历史有关的条约大致有：

1、1893年，《旅大租地条约》及《续约》，婚期是25年，她不再属于父亲满洲帝国，而属于沙俄。

2、7年后（1900），因为义和团乱波及满洲，沙俄出兵占领了满洲全境。1902年，大清和俄国签《俄国撤兵条约》，但俄依旧不肯撤兵。

3、日本替大清打了一仗（1905，日俄战争），获得战利品旅大。旧的婚约被新的婚约替代，《朴茨茅斯合约》及相关的《满洲善后条约》把她转让给新的征服者。这二段婚约，尤其是新的婚姻，让她从朴素自然的农家村野女孩变成了一枝独秀的现代化妇人（关东州）。而她的满洲老父，也终于不敌历史的力量而退出舞台。

4、1912年，大清因革命而易新主（民国），而民国既然继承了大清的资产，就无法回避大清的负债。日本因此和北洋政府签约《21条》。大连在新条约的约束下，避开中国境内的战乱继续过著更加现代化的妇人生活。而婚期也延长到1997年。

5、1932年《日满议定书》，该协议使得旅大继续以关东州的名义，存在于满洲国之外。

6、1945年，苏军占领东北，苏联和中华民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再次继承了沙俄的旧权，获得新的婚期20年（到1965年）。而史达林的想法则希望婚约再多20年！该合约在1953年被跑到台北的流亡政府废除（不废除也没用啊）。

7、1949年，大连再次面临选择，她的婚约双方又一次发生改变。中共政权和史达林签署了新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名称不变，但主人偷梁换柱。双方维持了原本的协议，大连依旧是国际自由商港，而旅顺则是苏联独占的军港。

8、1952年，中苏签署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苏联继续驻军。1953年史达林去世，赫鲁晓夫需要中共支持，故承诺中共，驻军将在1955年结束。她离开了大清半个世纪，最终全然还给中国。

这里列出合约，只是想点出这座城市演变背后的法律框架，希望游客在参观那些巍峨颓败的历史遗存之际，想起背后那些更为复杂的历史力量而已。如果有人要和我辩论这些合约是武力逼迫之下签署的，因此是不平等条约，因此也应该以武力收复。我对这样的逻辑没意见。

我想大连也没意见。她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应该浑然无视于城头变幻的旗帜，就像我的外婆一样，知道谁对她好，谁不怎么样，安然于内心深处的岁月静好。

沈阳：一座城市与一个消失的时代

沈阳大致是从汉人或汉文化角度的命名，水北为阳，而这座城市正在沈水的北面。1634年，皇太极废除了她的汉名沈阳中卫，叫她Mukden（满语，中文意思是盛京或奉天），两年后，他自此登基，建立了大清帝国。

从此，这座城市的名字就在“沈阳”和“盛京/奉天”之间拉锯，随著政治势力的满汉消长。

1929年，此地土豪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把奉天改为沈阳，恢复了汉文化的视角。

1932年，满洲国成立，再次改名为奉天，这是满洲视角。

1949年，中共建政新中国，奉天又一次回到了明朝之前的名字沈阳，汉文化再次取得了胜利。

不过，西方世界投射到远东时，就采用了她的满洲名字Mukden（谋克敦），至今如此。

满洲人遗留给今日沈阳的，是巨大的宫殿、两座皇陵，以及坐落在四个方向的藏传佛寺和佛塔。宫殿的布局依旧维持著八旗的原始民主议事制度，及满洲传统的前殿后宫——和北京故宫正相反，沈阳故宫的后宫比前殿还高。

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大致有两股势力，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扎根于当地的土豪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前者以奉天驿为中心，建立了大型的放射型街区，覆盖了沈阳最现代化的地方。后者以传统的满清宫殿区为中心，借助于从满铁那里得到的关税，及从出售满洲皇室和旗人的庄园土地中的获利，成为中国军阀中势力最强大的一个。1927年以后，林立的军阀只剩下从日本势力中获益的奉系，及从苏联势力中获益的蒋介石，他们的联手，是南京政府得以成立、中国形式上得以统一的前提。

共产党继承了满洲的遗产。1980年代前期，即我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十年中，满洲时代的城市格局大致未改，日治时代的街景依旧，只是更加颓败。我每次从八旗驻军的乡下到沈阳城里，都要在奉天驿下车，转乘坐日本人留下的无轨电车——这条线路是从日本人修筑的车站到皇太极的巨大陵墓。那车声是张爱玲式的：“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我小时候的城市记忆也是电车的声音，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电车驶过。“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只是到了白天，这种乡愁和诗情立刻被豪放不羁的东北人扼杀掉了。

我还记得沈阳电车里那些粗鲁的驾驶员和售票员，她们因为不满前面的电车开的太慢，而在对方进站的时候，迅速下车，跑过去，麻利地把前一辆电车的“两条辫子”拉掉，后面的车加大油门，超了过去。而售票员再小跑追上她自己的电车，车内的乘客于是大声叫好。

这座城，在春天弥漫著蒙古草原刮来的风和味道，曾是一座超级粗糙的工业城市。在沈阳南站——满铁时代的奉天驿，和今天日本的东京驿是同一个设计师体系——的扇形街区里，各种殖民时代的红色巴洛克建筑一一铺陈著高耸矗立，但里面很少有卖美丽的衣服或精致的食品，而是各种轴承、电缆、机床、胶带及我不认识的工业产品。计划经济时代的销售员们一副懒洋洋、爱理不理你的样子，坐在椅子上抽烟打牌。半个世纪后，东方鲁尔的工业优势消耗殆尽，沈阳没有因为丰富的资源而转型为更大的都会，她反而被计划经济束缚了头脑和身体，以至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破产高潮来临时，那些手艺精湛的技术工人们，沦落到街头去做笨拙的小商贩。

90年代的沈阳系统地拆除了大量台北迪化街那样的二三层建筑，并把街道上的百年老杨树砍倒，栽种了新的市树（可怜的小松树）。等我后来再有机会回去的时候，她正在拙劣地模仿南方的新城。原本巨大的工业区变成巨大的房地产，新楼高楼林立，夜晚的霓虹灯无力地穿不透厚厚的尘埃。她也想召唤游客，于是修筑了文革时拆掉的部分城墙和城门，东施一样，不伦不类，跻身在若干栋丑陋的楼房之间。

安部公房、小泽征尔曾经写作、演奏、生活的地方，被历史意外地抛到了另外一条弧线。当然另外一种解释是，历史正确把她拯救出来，还给人民。两年前，我去台中拜访一位曾在满洲国时代生活在沈阳的台湾人（他的名字收录在许雪姬的《台湾人在满洲国》），那个老人竟然还会讲东北话，会唱三四种国歌，而且固执地认为，沈阳当年的“绿园道”比台中的还要好。

朋友，如果你跟随我去旅行，我一定带你去看看新沈阳版本的绿园道。在那些新建高楼的背后，你一定可以探访到那曾经消失的时代。

夜行火车：不一样的入关路线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沈阳和北京其实是在味道、语言、心理、文化和政治上始终同构的城市，至少从1636到1949年这三百年是如此。多尔衮和林彪都非常清楚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它们当然都是中心，但也是边界。在非汉文化的眼里，从来没有真正固定的中心；移动和游动是不变的主题。沈阳是满洲人和蒙古人的边界口岸。右边的山区是多雨的满洲地带，左边降雨稀少的草原则是蒙古人的世界；等满蒙结盟后，就以北京为满蒙和汉人社会的边界口岸。所以这两座城市，既是都城，也是边界。

从汉人的视角看，从沈阳到北京的旅程，是个入关的征服者故事；反之，则是个出关的底层移民励志故事。汉人生活在巨大（实体和心理）长城的保护之下，久之不知外面的浩瀚海洋和广袤天地。无论是出入，都一定是要经过山海关。袁崇焕和吴三桂要死守于此，毛泽东和林彪要攻克这里，1644和1948几乎没有不同。

但，那是个满洲人和蒙古人觉得无聊好笑的误解。谁说出入关指的是山海关呢？天下第一关，不过是生活在“天下”世界里的人，麻雀般视野所见而已。

我要领著大家走一趟真正的满洲人和蒙古人心目中的入关路线，充满了彪悍狂野，犹如你骑马穿行在野茫茫的大地，是一条直取汉地的海洋般的捷径。那就是一脚踏入沈阳西边的草原带，直接抵达燕山北面，再穿过燕山孔道古北口，北京城就在你的脚下。

由于这个行程需要花费1至2天的时间，而20世纪初期至今汉人农业开发过的大草原东缘，部分已经变成沙漠，就现代人的旅行习惯而言确实不适，所以我稍微变通如下：不骑马，改乘坐中国式绿皮卧舖火车，体验夜行慢车的隆隆声。火车卧舖车厢内，喝哈尔滨啤酒，谈古论今，不亦快哉。

火车完全不走汉人眼中，位于辽西走廊的京奉铁路（京奉，北京到奉天是也。南方军阀蒋介石北伐、北方军阀张学良易帜后，北京改为北平，奉天改为沈阳，所以这条路的名字也改了，叫北宁路），而是走沿著蒙古草原边线的地带，也就是当年满蒙骑兵最长走的路线。

从北京到东北，其实有三条铁路：
（1）最南部底端的一条从北京经过山海关、辽西走廊，到沈阳，是汉人比较熟知的路线。
（2）中间的一条，即沿著今日内蒙古和辽宁吉林边界所修筑的，也是我们的旅行团要体验的路线。
（3）北部线，是在内蒙古草原深处修筑的，（2）（3）线交汇在承德，然后穿过燕山山脉，到北京。

你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满蒙非汉眼光，北部和中间的铁路线，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修筑的，所以今天还偶尔可见日本式的火车驿。

汉人社会带给蒙古人的是什么呢？这也是蒙古人觉得自己的现代化受惠于日本、而非国共两党多的原因之一。我听得一个蒙古人教授和我说，日本人几乎修建了东蒙古的大部分学校，而汉人移民者就知道种地，然而降水稀少的草原，开发铁路、引进西式学堂，比底层汉人垦殖种地更合适她的自然环境。（有人要说，日本人为了侵略、掠夺满蒙资源而修筑铁路，悉听尊便。）

我们要走的中线，二分之一的行程将穿入燕山山脉的峡谷地带，沿著辽河的各条支流河水而行，一路上的寺庙大都是藏传佛寺和白塔。最后来到万山朝会之地，那就是热河。

可以说就是这条汉人永远无法理解、至今也理解不多的地理线，让满洲人和蒙古人真正征服、控制了中国几百年。山海关从来都只是让诗人歌咏的建筑形式而已，而怒发冲冠为红颜的圆圆曲，更是不知地缘政治的南方汉人的过时想像。

就这样，我们抵达了汉人官僚不可前往的圣地、一个只接见藏、疆、蒙、俄罗斯、英国使者的地方，一个满洲人在此磨砺自己满洲旧俗的地方，满洲人最终在这里和科尔沁蒙古人共治大清帝国。这条非汉的路线，是你理解满洲的钥匙和你的通关密语。

承德：历史的旋转门

承德之于北京，就是兴京之于沈阳，二者是对照的概念。

我们必须理解，承德（蒙古人的名字是热河，而承德是雍正起的具有儒家政治色彩的名字），他和北京的关系，就是沈阳和兴京（赫图阿拉老城）的关系。二者在地理上是对应的；在文化和心理上也是对应的。

地理上的对应，指的是满人习惯在山地和平原二种地理形态之间的游走。或许满洲人渴望平原，但也依恋山林。他死在平原，并在山林里复活。燕山山脉对于满洲人的意义，就是长白山的替代品。他追随著历史的惯性，不由自主地进入并生活在汉人的世界边缘，但一定要找回自己熟悉的空间和味道。所以满洲人在北京附近的西山，建立了游牧式的宫殿，颐和园、圆明园；在西北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让猎人兴奋的地方，兴建了陪都。

我们这趟行程的横贯入关之旅，其实是两段重复的深刻体验。第一段，就是从辽东长白山山岭的赫图阿拉老城为起点，走出山地，到沈阳。第二段，从燕山山脉的中心承德为起点，走出山地，到北京。

承德同时也是历史的一个旋转门。地理上，它是满蒙汉交汇的中心，政治上，它是满盟贵族同盟统治中国之地的中心。这也是清代后期，满清依赖汉人更多而疏离蒙古人，到1912年满洲帝国瓦解后，承德便慢慢衰颓的原因；也是1946年，中共为何在承德召开四三会议，瓦解东西蒙古政治结盟，使得蒙古变成中共的优秀民族自治区的地理和政治原因。

燕山山脉盘踞在蒙古、华北、辽西之间，承德就处在中央。它的西面，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旋转门张家口和大同——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异族入侵故事，几乎都和张家口、大同有关。它的西南方，就是北京：管理汉人的政治中心。它的东南方，就是著名的山海关，扼燕山和渤海。它的东北方，几乎和北京构成一条直线的，就是蒙古的赤峰，契丹人的上京，被中原更早的红山文化所在地（红山，就是赤峰）。

承德这个地方，对于满洲人而言，是一个乡愁的替代地；也是满蒙政治结盟的地理中心。所以，一般汉人不可进入，汉人官僚更是要止步。今天是汉人游客也多把它视为旅游景点而已，很难理解它的文化、地理和政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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