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队高层：撑“七子”，因为恐惧自己成为下一个

2月22日晚上，3.3万名现役、退休警员及家属，齐集在位于太子界限街警察体育游乐会，对法庭判处七警入狱两年表达不满。期间，数万人齐声大喊粗口，掌声与欢呼声随后此起彼落，响彻游乐会；更有警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容香港，自比“被逼害的犹太人”，引起激烈争议。

苏美珊也是这三万多人之一。外界形容集会有如黑社会“晒马”（展示实力），但她接受端传媒专访时说，当晚大家喊口号、唱歌，同事们聚旧、“集邮”（拍照），她觉得“有如一场嘉年华”。

苏美珊加入警队数年，现时隶属特遣队。她觉得，这场嘉年华背后更重要的意义，是“自己人撑自己人”，展现团结的力量：“他日touch wood（不走运）不小心被人拍到，也希望其他人撑自己。”

“三万多人去界限街，其实部分人只是羊群心理。”与端传媒谈及这场集会，警队高层陈永明一开口就这样说。

陈永明加入警队多年，近年多宗大型示威集会，以至警民冲突，他都有在前线处理，强调自己并非“坚离地”（不知民情）。他认为，这种“羊群心理”源于同袍效应：“警队内的brotherhood（兄弟情）已经植入了在身体内，觉得要不是自己人，就是外人。”

“老实说，七子做了什么，大家心里有数，只不过大家恐惧会成为下一个。”陈永明拍一拍自己胸口讲。不同于外界，陈永明提到七名涉事警员时，一直用上“七子”这个称呼。

“不去不行，感到要‘晒马’”

集会数天前，苏美珊在多个不同警察同袍的WhatsApp群组，接到同一则讯息，呼吁警员出席集会。

这时，苏美珊以为这是一个支持七警的“烛光晚会”，而且最初闻说集会是要商讨设立辱警罪，“我只是small potato（小人物），又未轮到自己出声，所以没打算要去”。

但后来，讯息铺天盖地传来：“兄弟你究竟要尊严定继续做死狗（哑忍），今铺（这次）你自己选择？”；“当人人都谈论的时候，原来自己无去，到时不要后悔”。看着多则图文并茂的讯息，苏美珊觉得“不去不行，感到要‘晒马’（展示实力）。”

大会最后公布参加人数逾3万人，比现时警队编制人数还要多。集会在坊间恶评如潮，有人质疑他们“非法集会”；有人批评他们“不顾形象，公然说粗口”；以色列和德国领事馆更严辞声明，指警员有关犹太人言论“不恰当”，对此表示遗憾。

尽管如此，集会过后，苏美珊仍感觉良好：“那晚回家后，大家把照片上载到facebook，写上‘团结就是力量’等字句，我觉得好感动”。

不过陈永明却认为，集会对警队形象造成一定伤害，在他看来，“激情过后，总会发现很多问题”。

他当晚没有出席，也没有阻止同事参与，因为“明白他们需要一个宣泄的平台”。他解释，近年社会气氛两极，警员执勤时往往要面对示威者指骂，要控制情绪并不容易。“大家都怕自己会爆（控制不了情绪），成了下一个七警，毕竟我们都是人，我也怕自己会爆。”他提高声调，指一指自己说。

在陈永明看来，这种忿懑积压已久，可追溯至2014年的雨伞运动。“雨伞运动对我们警察部很不公平，我们是唯一的政府部门需要出来面对群众”。

“我们知道自己是磨心”

雨伞运动期间，苏美珊曾在前线执勤，参与过金钟和铜锣湾占领区的清场行动，当“面对群众”的那一位。

她忆述，当时工作时间很长，试过有同袍连续当值24小时，但很多时只是“企喺度”（呆站）：“拿着武器又不能用，还要被人X老母。我们知道自己是磨心，示威者不是憎恨警察，是痛恨政府，但出来的却是警察，所以当时压力很大。但我们穿着制服，又不能爆粗‘回敬’他们。”

“占中已经违法，你还想怎样？是否拘捕了你，还是当你是上宾？”苏美珊气愤地说。

不过，说到最令她不满的，就非上级莫属：“前线很憎恨管理层和上级，他们未能果断下指令，拖了79天也没有清场；可能有人想明哲保身，怕背黑锅，却间接令我们要在现场被辱骂两个多月。”

那时候，警员与示威者冲突频繁，终于在10月15日酿成一宗震惊国际的七警案 —— 七名警员殴打示威者曾健超，被传媒全程拍下。

苏美珊还记得，当日在家中看到相关新闻报导后“火都嚟”（气上心头）。在她看来，“曾健超一定有挑衅警察，TVB片段一定有删剪。这一切，都对警察不公平。”

不过，法庭判决明确指出，新闻片段可信、没有删剪，最终七警各因“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被判监两年。苏美珊听闻裁决后，脑海涌上“司法不公”这四个字：“袭击罪很轻微，其他案都是判两、三个月，今次却以两年半起点，求情后才扣减到两年，判得好重。”

翻看近两年在大型示威集会中，被裁定袭警罪成的案件，大部份皆被判监七天至十个月不等。苏美珊激动地说：“我们警察被人掷砖，我们的命不是命吗？”

两伞运动中，同样有参与警方行动的陈永明说，自己当时也身在前线，明白压力所在，不过他抚心自问，法庭在“七警案”中判决合理：“重判两年可以说很痛，也很难接受，但根据法律基础原则，这始终都是fair enough（很公平）。第一，不认罪，等同对指控没有悔意；第二，从来执法者知法犯法，都是罪加一等 ；第三，案件更涉及滥用私刑，情况严重。在现时的法律基础原则下，我个人认为判刑没有什么可争拗。”

但与七警始终同属一团队，他说“道义上还是会支持他们”。

The worst decision is not to make a decision

陈永明和苏美珊对判刑的观点纵有不同，不过他们都有同一个矛头 —— 警务处处长卢伟聪。

近年，警民关系水火不容。相比起鹰派作风的前任处长曾伟雄，以及屡次向公众道歉的邓竟成，卢伟聪被外界称为“缩头班长”，嘲讽他在重要事刻未有代表警队说话。那他在警队内部的声望又如何呢？

“管理层只顾不要影响士气、手足要团结，令到近年有个情况：即使有警员做得不够好，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视而不见。”陈永明说，七警案就是一例，“‘一哥’在七警定罪时没有出来，判刑时又没有立刻出来。”

七警2月14日被定罪后，卢伟聪事隔一日方致函警队内部，指对裁决感到“非常难过”；2月17日，他才首次公开回应裁决，表示“心情沉重复杂”，但没有回应外界要求，代表警队向公众致歉。

多个警察协会，及后组织2月22日集会。此前，卢伟聪没有任何表示。

陈永明说：“由判刑2年到界限街集会，其实他（卢伟聪）有很多时间处理。我认同要给警员发泄的平台，但管理层应该跟协会事先沟通，有什么可以说、有什么不应说。”

然而警队一向服从上级指令，协会举办这样的集会，难道没有卢伟聪的认可吗？陈永明流露出不满，挥一挥手说：“没有认可、也没有反对，是视而不见，没有给大家任何方向，任由协会自己搞。”

结果，集会言论惹来广泛批评，连日来急速发酵。警务处事隔两天，在2月24日发声明指言论“不代表警方立场”，也不认同有关的“不恰当言论”。2月25日，《南华早报》引述警方消息指，警队高层计划约见以色列及德国驻港领事馆解释事件，更形容事件已失控，担心发酵成外交风波。

“以前学堂也有教，the worst decision is not to make a decision（最差的决定是不作决定）。他们不是危机管理做得差，而是没有危机管理。”

陈永明认为，卢伟聪在事件发酵前，就应该及时做决定，免得公众感觉香港警队不尊重判决：“其实法庭定罪那一刻，‘一哥’就应该在法庭上向司法制度道歉，那外面的人听了，观感会好一点，但要留意，这不等同是向曾健超那个‘仆街冚家铲’道歉，因为七子已经负了法律上的责任，而法律没有需要我们道歉。”陈永明说话时一直很注意用字，惟说到让七名同袍入狱的曾健超，他多次用上粗言。

在内，卢伟聪也要更早的安抚警队内部情绪：“他早就应该亲自写一封信为七子求情，客观陈述他们做了多少年，有什么功绩，接受过什么嘉许，好让内部的人感受到支持。”

由两年多前的七警伤人，到今日的集会，公众对警方信任似乎越来越低，陈永明相信，要重建警队形象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靠“前来捞政治资本”的撑警团体；真正需要的，是28000名警员的共同努力：

“我觉得事情很简单：不理你（警员）蓝丝、黄丝、是否支持一人一票选特首，只要你穿上制服，就是警察，要尽忠职守、公平公正，就是这样简单。而他们也需要大众给予信心和支持。”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苏美珊和陈永明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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